中国地主阶级与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_木芹学术文选

时间:2019-07-06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1 次

中国地主阶级与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_木芹学术文选

一、问题的提起

自秦汉至鸦片战争爆发的两千多年里,我国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汉晋期间是它的确立时期,唐宋时它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明清间,它先是得到加强,尔后便衰落下去。因而我们也就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兴衰的过程,也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兴衰的全过程。

众所周知,“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1]。我国从秦始皇建立专制的封建集权国家到清王朝,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不管这些封建王朝采取何种手段,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和各阶级的统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也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2]。中国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及其他阶级的机器,是使农民等阶级受地主阶级控制的机器,也是毋庸置疑的。(www.guayunfan.com)恩格斯说:“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3]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是最强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国家,而地主阶级借助这个封建国家从而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并获得了镇压和剥削农民等阶级的一切手段。

封建国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加政权。”[4]中国封建国家实行的是君主制,由皇帝一人掌握政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表现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家长式的封建专制主义,这是占主导地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本质的方面。而侯国制(分封制)及羁縻制是封建集权下派生的两个支干。笔者以为中央集权、侯国制和羁縻制三位一体构成了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国家政体,换言之,大集权、小割据和多民族就是我国封建国家政体的特点,这又首先决定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有阶级属性。

本文试图从中央集权、侯国制和羁縻制三个方面阐述封建国家政体,并试图说明这个政体与地主阶级的特点是何等的密不可分。

分封、羁縻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也如同集权制一样,是贯穿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制度,是封建国家政体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只是不占主导地位罢了。

二、集权制是封建国家政体的核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集权制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秦兼并六国,统一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进行管理,由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将军、廷尉、治粟内史、少府、博士组成中央政权机关,由郡守、郡尉、监御史、县令长、三老、啬夫、游徼、亭长等组成郡、县、乡、亭等各级地方政权,最基层的就是保甲,实行连坐,形成了层层相统率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国家,皇帝是这部暴力机器的操纵者。地主阶级借助它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一系列措施,逐步改变了原来“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极大地加强了集权的统一国家。汉承秦制,在地主经济更大发展的基础上,全国分为13部,置刺史,下统有103郡、1314县[5],进行管理。封建国家对盐、铁、酒、铸钱实行垄断,思想文化领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完善并强化了中央集权,把封建国家集权制推向了第一个高峰。

隋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中央政权由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和尚书、门下、内史(中书)、秘书、内侍(宦官)五省,御史台、司隶台、谒者台三台,尚书省之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刑部)、度支(民部)、工部等六曹,分掌全国政务。至于地方政权,则简为郡县两级,全国190郡,1255县。这就比之汉晋以来的政权机构大大前进了一步,尤其突出的是全国官吏的任用权,县佐须任别郡人、地方官不得自用僚佐等制,大大加强了集权。而这一制度在唐代得到了充实和完善。唐制: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共议国事,行宰相职务。并置“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名,提高了效能。全国分15道(玄宗时),360个州和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两府),1557个县。并实行府兵、科举等制度,从而将封建集权推上了第二个高峰。

元、明、清为集权制的第三个时期。元代中央政权机构主要有管理全国行政事务的中书省,管理全国军政事物的枢密院,稽察官吏、政治得失的御史台。而地方设立行中书省,全国除西藏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管理,河北、山东、山西等腹里由中书省管辖外,其他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设立行中书省,其下设路、府、州、县,进行统治。明代大体相承,惟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管理民政财用,又设按察使司掌管刑法,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三司各自隶属中央,不相统属,加上遍行卫所制度,以及黄册、鱼鳞册、里甲等制度,于是集权获得了新的加强。清代大都因循明制,唯内阁没有多大实权,决策机关却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逐渐演变为军机处,加上二十余万八旗兵、六十余万绿营兵遍布全国要害处所,因此,集权制更得到了充实。至此,两千多年封建国家政体的核心——集权制专制主义体制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同时也是走向坟墓的开始,最后走到了尽头。

所述,可以叫做大集权,另有小集权。

众所周知,两千多年封建国家的历程中,除上面所说的高度集权的统一国家之外,还出现过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等分裂的局面。就其局部来说,仍旧是集权,如曹魏、孙吴、蜀汉各自在所辖的区域内,毫无例外地都实行了集权制政体,其余亦复如是。另外,在这种分裂时期,同时存在的各个政权都谋求由自己来完成统一天下的事业,于是,互相间展开兼并战争,而这种战争,要么争战各方均被历史淘汰,被新的政治势力所统一;要么以其中的某一方完成统一天下的使命,二者必居其一,唯最后的结局必定是更大的集权,更高程度上的统一,人们公认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进程中统一是主流,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三、分封制度是封建国家政体的必要补充

刘邦做皇帝,建立了封建王朝——汉,封了曹参、周勃等文武功臣140多人为侯,大的食邑万户,小的也在五六百户;从军吏卒按功大小给予封赏,而第七级爵公大夫以上亦食邑。

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又分封了同姓王,如封刘肥为齐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交为楚王、刘濞为吴王等等。

不论同姓、异姓王,或被封侯的文武功臣,均有食邑,实际上在其封地内管土管民,多者连城百余,少者亦在三四十县[6],或者说“连城数十,地方千里”[7]。这些王侯,以“嫡嗣代”,即王侯之位及其食邑,子孙世代承袭,与其王国相始终。

另外,原七国时遗留下来的小国仍旧存在,如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广阳、甾川、胶东、高密、城阳、淮阳、梁东平、泗水、广陵、六安、长沙等等就是。

诸侯王在其封地中,“金玺韡绶,掌治其国”[8]。他们“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9]。所以,“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10]。俨然成了独立王国,实则客观上亦以国中之国而存在,中央政权对其“缓则骄奢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11]。

中央政权对诸侯王,或“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然而充其量也只减少其对中央的威胁,国中之国仍存。

中央集权曾以暴力手段消灭了一些诸侯王,然而仅占极少数,大都依然故我。为什么?众所周知,异姓、同姓王的分封,除了出于稳定政局,巩固统治之外,尚有利益分割,权力再分配的一面。总而言之,分封制决非一时权宜之计,它是作为巩固封建国家统治而实行的制度,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隋唐废九品中正而实行科举,所以异姓几乎不分封。唐太宗时,以宗室和大臣为核心,为逐步形成新的士族集团以便其统治,故撰《士族志》,分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加强了集权。但是,作为新士族集团核心的诸王及公主,又成了大大小小的又一种天地。唐制,爵有九等,其中,有食邑万户的王,食邑5000户的嗣王及郡王,食邑3000户的国公,食邑2000户的开国郡公,食邑1500户的开国县公。皇兄弟、皇子皆封国为亲王,皇太子之子为郡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诸子为郡公,以恩进者封郡王;袭嗣郡王、嗣王的封国公。另外,就是公主:皇姑为大长公主,姊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皇太子女为郡主;亲王女为县主。

唐制,大凡封户三丁以上称率,所收岁租的1/3要上交给中央;食邑封者得真户,而分食于诸州;皇后、诸王、公主食邑,皆有课户[12]。

由上可见,唐代分封制在范围和深度上比之汉晋小了,轻了,然而仍以用来巩固封建国家和权力分配的重要制度而存在着。

到了元、明、清时期,情况有了许多变化,但分封制仍旧延续下来,我们就以明代来说,关于分封制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功臣及外戚的分封,有公、侯、伯三等,“皆有流,有世”,功臣授予铁券,其封号凡四等,即佐太祖定天下的叫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的叫奉天靖难推诚;第三为奉天翊运推诚;第四称奉天翊卫推诚。武臣称宣力武臣,文臣叫守正文臣,其岁禄,则以功论差。封后又立功的,仍爵或晋爵增禄。高者、贤者可充京总督、五军都督府掌佥书,南京守备等职,或出充镇守总兵官。嘉靖八年(1529年)规定,外戚封爵则不许世袭[13]。这样,对异姓的分封只有头衔,实同中央集权官吏融为一体,换言之。异姓分封名存实亡。

二是亲王,即同姓王的分封。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王府设置官属,并有护卫甲士,少者3000,多至19000,唯隶籍兵部。亲王岁禄万石,冠服车旗宅第,仅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十岁授册,立为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同一品;诸子十岁,亦授册,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长孙,冠服同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禄之终身,丧葬予费”[14]。与唐相比,食邑变成岁禄,从而诸王权势大为减弱,但从岁禄、王府、仪仗、护卫、世袭诸端来看,仍未失其分封制的实质。

三是公主之分封。明制:皇姑为大长公主,皇姊妹为长公主,皇女为公主,均授金册,岁禄2000石。又亲王女称郡主,岁禄800石,郡王女称县主,孙女称郡君,曾孙女叫县君,玄孙女叫乡君,岁禄各有差[15]。与此相关联的是驸马都尉,大凡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并叫驸马都尉,其爵位在伯之上。而尚郡主、郡君、县君、乡君的称仪宾,各有岁禄,但不得参与政事[16]。尽管只领岁禄,其作为分封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明显的。

分封制的基础是宗法制,自汉至清,分封制经历了从强到弱的三个阶段,它与集权制相始终,同样,也走到了它的末日。不同的是集权制从弱到强,分封制却从强到弱,唯二者殊途同归。

四、羁縻制度也是封建国家政体的重要特征

羁縻,《史记·司马相如传》司马贞《索隐》谓:“羁,马络头也。縻,牛也。《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按字义,从《说文解字》縻为牛辔、羁为马络之说,又引申为怀柔,实含有恩赐、抚绥之意。又有论者谓“驭蛮之法,仅在羁縻,彼其大姓相擅,世积威约,我于其间折,使之奔走唯命,……其要在于抚绥之得人”[17]。羁縻仅作为一种手段,成败系之于“得人”,从含义讲则不妥,刘文言:“施羁縻于夷狄,非络首穿鼻之术,盖授之爵,尝被之章服,俾自为治而用夏之变与焉。”[18]。所论已近是,唯《纲鉴易知录》点校者施意周的解释是可取的,即“羁縻,犹言维系也”[19]。因为所谓羁縻制度,也就是封建国家维系边疆少数民族的制度,是封建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行使主权的制度,即维护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根本制度。

当然,在秦建立统一封建国家以前就有羁縻,唯含义与秦汉之后作为政体中的一个制度则不同。《汉书·匈奴传赞》说,夷狄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所以“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可见,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态度,即“接之以礼,示之以信,濡之以惠泽,耸之威德,羁縻勿绝而已”[20]。也就是说,没有把少数民族视为“臣民”,保持若即若离,即“正朔不加”“夷夏大防”的状况。

然而自春秋末,特别是战国以后,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并占据统治地位,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之后,中原与边疆、华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肠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助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惨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21]。则将“华夏”与“四夷”看作一个整体,边疆少数民族视为“臣民”,政教所及,正朔所加。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反映了统一封建专制国家的民族观,也就是地主阶级的民族观。

羁縻制度同秦汉至清两千多年的封建国家相始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它大体经历了边郡制、边州制和土司制三个阶段。

第一,边郡时期。

汉晋间是边郡制。所谓边郡,就是封建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将郡县置于边地,故称边郡;有的称初郡,因为是初置的;有的叫新郡,是因新设的缘故。唯新郡、初郡仅有初置、新设之意,而称边郡,则名副其实,是合适的。

汉武帝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而政治力量亦空前增强,于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设了许多郡,如西北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上郡、朔方等;西南的广汉、武都、汶山、越辒、柯、益州等郡;南方的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九真、日南等郡,在辽东外亦新设了郡。

开设边郡的同时,在中央政权中设立了一些管理机构和制度,如执掌“归义”少数民族的大鸿胪,其属官有行人(大行令)、译官、别火三令丞、郡邸长丞、主客、大鸿胪文学、大行治礼、大行治礼丞、大行卒吏等,又有掌管“来降”少数民族的典属国,朝议边事为常例,王侯四夷君长成为定制,也专门制定了接待有关边地少数民族的礼仪等等。

所设边郡,开始时,一是数量较少,且不完备,随着历史的前进,逐步增加和完善,汉魏间大体如此,而自东晋起到南北朝时,由于中原持续的战乱,边疆地方势力的增长,边郡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边郡有如下几个特征,大体同某一族属(或为主要)的部落联盟或部族所联系的地域相当,并与畜牧业、农业或半农半牧的区域经济大体吻合,这是与内郡显著不同之点,但是,设在边疆地区的郡县也是以封建国家中的一级地方政权而存在的,这又是与内郡的共同点,也是其本质的方面。

其次,边郡除任命太守、令、长掌治外,由于特殊需要而设有属国都尉、障塞尉等,与内郡职官基本相同而自有特点。与太守、令、长并行的则封土酋为王、侯和邑长,国家颁以金、银、铜印,太守等与王侯邑长联系,于是前者为流官系统,后者土长系统,二者并行。流官与中央既为上下级,又是君臣关系,而土长却重于君臣关系。

再次,就是边郡出赋,土长纳贡。设置边郡,郡县城池、堡垒、障塞、屯田,星星点点散落在广大民族地区,逐步形成封建统治据点,为长治久安计,还进行编户,并征收没有定额的赋税,这由太守、县令进行,这就是边郡对中央政权所尽的义务。另有土贡,则由土官解纳,而多是土特产品,就其经济意义并不重要,主要还在于政治意义上,即是臣(王、侯、邑长)与君关系的一种象征。

边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太守主兵,兵由内郡遣戍。大凡边郡,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下有屯[22],与屯田结合起来,农闲训练,有事出军,而由太守统率。郡兵的来源均从内郡遣戍,为了使被遣者有常居之心,故用屯田以安,备给家室田作器具,高城深堑,自成邑落,并按里邑编制,田作之暇,教民以武,兵民相兼,形成移民实边之策。

总之,边郡作为封建国家一级地方政权,与内郡无异,却也深深地打上了边疆少数民族和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等烙印。

唐宋时期,情况有许多变化。众所周知,隋至唐初,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新的势头,北方和西北方出现了如突厥、回纥那样较大的政治势力,逐渐把分散的西北部落和互不相辖的小地区统一起来;西边出现了辖地广大,拥兵数十万的吐蕃。这是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分散到局部统一的势头有增无减,南诏、大理、辽、西夏、金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一直延续到13世纪中叶。封建国家面对这一事实,沿用边郡制已不可能,如“隋室恃其强盛,却狼狈于青海”[23]。这就是没处理好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而造成的,而唐封建统治者在坚持“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的大前提下,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24],舍弃了“震耀威武,征讨四夷”的暴力政策,具体讲就是实行羁縻州制,这样就完成了从边郡制到边州制的历史过渡。

《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所置边州,隶于关内道的有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地所置29府90州;突厥别部和奚、契丹、、降胡隶河北的置14府(即都督府或都护府)46州;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以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16国隶陇右的置51府198州;隶剑南的羌蛮地置261州;隶江南的置51州,隶岭南的置92州。加上不知所隶的党项地所置24州,全国共有850府州成为羁縻州。

又于边境置节度使、经略使,“式遏”羁縻州,据《旧唐书·地理志》所载,有如“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的安西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的北庭节度;隔断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冠、玉门、墨豆卢、新泉等八军和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的河西节度;“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东、西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的朔方节度;犄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以及忻、代、岚三州和云中守捉的河东节度;临置奚、契丹……的范阳节度;镇抚室韦、……的榆关守捉、安东府的平卢军节度;“备羌胡”的陇右节度;西制吐蕃、南抚蛮僚的剑南节度,“绥静”夷僚的岭南五府经略使等。

可见,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近千个羁縻州,其上有都督府或都护府统领,又分别受制于各节度使或经略使,节度使、经略使则受命于中央政权,自成一个系统。

边州有如下特点:

其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分设羁縻州的“顺其土俗”,并选择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突厥来归,于是“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地为四州,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云中二都督府以统其众,以突利为顺州(今辽宁朝阳县南)都督……以颉利为右卫大将军,苏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余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25]。

其二,边州地区已形成局部统一民族政权的则承认既成事实,封其王号,如吐蕃赞普,突厥、回纥可汗、云南王等。对这些“朝中之国”的内部制度、事务则自行其是,不加过问,容其世袭,唯授唐历作为奉正朔的象征。

其三,这些割据或半割据的地方政权,与中央联系各有情况,有甥与舅、君与臣、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等,一般情况下,被封为王、都督、刺史、大将军等名号的边地少数民族酋长,必须本人“带刀宿卫”则袭衣冠,或选“使入宿卫”[26]所谓宿卫,实则作人质。

其四,边州地区,“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27],实际上赋已不存,仅纳土贡而已。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28]。

《新唐书·回纥传》载郭子仪语:“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如之。”所谓边州制或羁縻州制,其核心是中央政权为大王,边州政权为小王,小王共奉唐王为天可汗,而天可汗容许其下边疆割据的众小王。即处于“大唐天子万万岁,(边地)可汗万万岁,双方将相亦万岁”的局面,强制的成分少些,和睦亲近的浓度却增加了。

元统一全国,唐宋时期所形成的边疆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一一被消除,除少数地区(如西藏等)外,实行行省制,中央集权空前加强,明清相依,并完善、加强了行省制度。同时地主阶级的认识,又有所深化,如弘治十六年(1503年),云南地震昼晦,席书就此上书议论:“灾异系朝廷不系云南,如人元气损,然后疮疡发四肢。朝廷元气也,云南四肢也。岂可舍致毒之源,专治四肢之末?”[29]但是,有一部分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仍很落后,集权还不可能,依照唐宋边州制,亦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于是乎土司制应运而生。土司衔号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及长官司。据《明史·地理志》所载,全国有十一宣慰司,十宣抚司,二十二安抚司,一招讨司,一百七十四长官司,大都在西南。

土司制是羁縻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全国范围来讲,比之唐宋时期那小得多了。就在元、明、清时期一个边疆行省的范围来讲,土司只占少数,从政治上讲,起决定作用的、主导作用的是集权,土司制居于次要地位,这同边郡、边州相比,是一种发展变化。

土司制的特点:一是土司的继承权牢牢掌握在中央,即“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二是土司在地方隶于都指挥使司,有别于一般之府、州、县。三是土司在其辖区“管土管民”,又有一套自身的制度,这以各地民族社会经济制度不同而异。四是土司对封建国家应尽供输差发以及奉征调的义务。

这里还需提出来是关于府、州、县中的土官问题,据《明史·土司传》及《土官底簿》的记载,土官任知府、知州、知县到巡检的仅在云南就达149家之多,其数量可不少,其中,多数是云南当地的汉人,笔者以为这部分土职不宜与土司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他们所任职的府、州、县,大抵是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之区,流官既多而且基本上占了主导地位;这些土职也不世袭,或还不世袭,如果要承袭的话,除有布、按、都三司的保奏,还得有四邻土职的俱保;大都是土巡检,权亦不大,却应“管束夷民,巡捕盗贼”[30]。可见,它仅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流官集权统治中的一种补充,当然这是当地传统习惯、地主经济以前各形态还留有尾巴所致。

五、地主阶级的特点规定了集权、分封、羁縻制三位一体的封建国家政体

专制集权制分封制和羁縻制构成了中国封建国家体制的特点,即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专制国家。政体的这种属性,笔者以为主要是由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特点所规定的。中国地主阶级除了具备占有大量土地、掌握国家机器、剥削压迫农民等劳动阶级的阶级属性之外,同封建农奴主阶级相比较,尚有几个突出的方面。

第一,地主阶级是政治上开放与闭塞的矛盾综合体,即一方面政治界限不受地域及民族的界限限制,只要有微小的可能性,就要冲破原有界限,当处于上升期间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又有因循守旧、闭关自守的保守落后的一面,处于逆境时,显得更加顽固。这就导致了集权、分封、羁縻三位一体的体制,将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捏合在一起。

第二,中国地主阶级具有局部自我更新的能力,从而延缓了地主阶级僵化的过程。其更新的途径主要有不仕而富,以新的成分融入地主阶级,如商贾大获其利后,买田置地而成为地主阶级中的新成员,即“以末致财,用本守之”[31]者;有以铸钱、冶铁、煮盐致富而置田宅者;有以从事畜牧繁殖致福,购置家业者;……有边疆少数民族上层入主中原而成为地主者,如北魏鲜卑上层,元代蒙古族上层,清代满族上层等就是;有农民起义战争中领导人转化而成者。隋唐之后,还有由科举途径进入的等等。作为整个阶级来讲,是世代承袭的,但又有局部的更新,这是地主阶级之所以能牢牢掌握并发展封建国家政体的症结所在。

第三,地主阶级具有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调节各种关系的能力,即运用封建国家机器,以阶级战争、国内统一战争、国内民族战争,不断调整着各种关系,诸如阶级与阶级、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统治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等一系列关系,矛盾斗争有张有弛,于是封建制得以延续达两千多年之久。

大家知道,土地的兼并,使阶级矛盾斗争大起大伏,即土地的剧烈兼并使得小农接二连三地破产,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矛盾激化,爆发大规模持续很久的农民战争,其结果往往是原专制政权(旧王朝)的覆灭,新专制政权(新王朝)的建立。在起义中幸存下来的农民,从各种不同途径新获得一份或多或少的土地,又安心地重操旧业,从而阶级矛盾又大大地缓和下来,全部社会关系不同程度地得到调整。另外,还用统一战争调整地主阶级同诸王或几个分裂政权间的关系,用民族战争调节同边地少数民族的关系。

中国地主阶级的上述特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我国早在春秋末,地主经济就产生了,战国时获得重大发展,有的地方占了主导地位,如在秦国。秦汉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标志着地主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统治地位。地主经济的特殊之点在于土地自由买卖、兼并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二者合而为一。

土地的自由买卖,刺激了人们企图拥有更多土地的追求,特别是导致了地主阶级对土地占有欲的膨胀,直至冲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如南北及民族界限被冲破,“胡人见麻不知其可以为布,越人见毳不知其可以为旃”[32]及“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33]的情景,都已成为过去,而“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内地“精金良铁”源源流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正如恩格斯所说:“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34]经济上尤其是对土地的这种占有欲,反映到政治上,即导致了封建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

另一方面,土地的自由买卖,也给个体农民或其他劳动者带来了一线希望,若无其他变故,那可以一亩两亩地增长,跨入富有阶层中去不是不可能的。于是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保持一定的生产兴趣,从而维持了生产力缓慢的增长。当然,犹如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的存在,说明封建地主经济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不可忽视性,尤其是由它(自然经济)所造成的因循守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更不能无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地主制下的自然经济和领主制下的自然经济有所差别,至少在程度上如此。《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交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可见,二者在范围上、程度上均有不同,尽管如此,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样对分封制羁縻制作为国家政体重要组成部分,就不难理解了,对几次在全国范围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也就找到了原因,即这是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

总之,地主经济既是统一集权制的基础,同时亦为分裂割据、分封制、羁縻制的根源。

综合上述,地主经济所包含的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这两个方面,导致了地主经济的三个特点,而地主阶级的特点又规定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政体这一形式和内容。

(原载李埏主编《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

[1]列宁:《论国家》,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2]同上书,第49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4]列宁:《论国家》,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5]《汉书·地理志》。

[6]《汉书·贾谊传》。

[7]《汉书·主父偃传》。

[8]《汉书·百官表》。

[9]《汉书·贾谊传》。

[10]同上。

[11]《汉书·主父偃传》。

[12]《新唐书·百官志》。

[13]《明史·职官志》。

[14]《明史·诸王传》。

[15]《明史·公主传》。

[16]《明史·职官表》。

[17]王鸿绪:《明史稿·土司传》。

[18]《天启滇志》

[19]《纲鉴易知录·唐纪·贞观四年》。

[20]《册府元龟·外臣·褒异》。

[21]桓宽:《盐铁论·诛秦》。

[22]《后汉书·百官志》。

[23]魏:《西戎论》。

[24]《纲鉴易知录·唐纪·贞观四年》。

[25]《纲鉴易知录·唐纪》。

[26]同上。

[27]《新唐书·地理志》。

[28]《纲鉴易知录·唐纪》。

[29]《明史稿·席书传》。

[30]《土官底簿》。

[31]《史记·货殖列传》。

[32]《淮南子·齐俗训》,《太平御览》卷708“旃”作“毡”。

[33]《颜氏家训·归心》。

[3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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