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书业对藏书文化的促进

时间:2019-04-12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34 次

佣书业对藏书文化的促进

第三节 佣书业对藏书文化的促进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发展得如此迅速,逐渐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私藏文化,它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仅就当时能够大量生产书籍,满足社会各方需要,使其有书可藏可用,谈谈我们的观点。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41]那的确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烽火连绵,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的确是一个“最混乱”的时代,龙争虎斗,割据称雄,四方扰攘;那的确是一个“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玄风劲吹,道教炽烈,佛学日盛;那也确是一个最富智慧和热情的时代,奇谋妙计、名篇佳作,频出屡现;那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英杰俊彦,各展风采:有谋略的,鞠躬尽瘁,投死为国;有思想的,奋笔疾书,鞭弊伐腐;有技艺(此处之“技艺”,指书法、绘画、医药、天文等)的,尽献才华,传艺弘道,正史风云际会,群雄辐辏。

魏晋南北朝持续的战乱,削弱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者迫于战争,加上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暇顾及思想界的统一,秦汉以来封建政权对于学术文化的控制有所放松;又由于当时民族的冲突,阶级的交锋,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境遇,佛、道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碰撞等等,这些现实问题使众多仁人志士,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独立思考,以寻求解决方案。尤其广大士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天职,当社会、民族、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此时,一批有责任感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高僧、道士各骋胸臆,纷纷著书立说,针对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阐述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即使避世隐士,也著书授徒,传播着各种学说和技艺)。激烈的论争,深入的探讨,相互的吸纳,勤奋的笔耕,促使各种学科蓬勃发展,进而硕果累累,佳作迭出。当时的学术界空前活跃,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的自由和解放带来了著述的丰富,而著述的丰富是书籍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

随着社会各方面对书籍的需求,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和文字载体的革命,生产书籍的佣书业十分兴隆,佣书业在这场社会巨变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迅速生产出大量书籍,快速传播了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和作品,而且也促进了藏书文化事业的发展。(www.guayunfan.com)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书籍文献全靠手抄笔录生产传播。所谓佣书业是指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是以社会上一个贫穷的、有文化的群体为主力军,受雇为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抄书,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它肇始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随着雕印书籍的发明而逐渐衰落。

汉代的长期安定,使政府积蓄了大量典籍。在简帛为知识载体的写本时代,初编典籍难以大量生产,为了不同需要和防止散佚,于是政府出资,将其重要部分雇人抄写复制,分藏各处,这就是佣书业的开始。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42],这个“写书官”就是负责管理佣书的官员。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后,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人。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班超传》记载:班超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范晔著《后汉书》据此改写为“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关于佣书的最早记载。又《太平御览》卷四二六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亦载:盖晋,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遍阅现存汉代典籍,偶尔见到此类记述。从内容上看,早期的佣书,仅局限于封建官府中,未见社会其他层面有此现象,这说明当时佣书尚未形成市场机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佣书在社会上全方位展开。《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等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而阚泽是“为人佣书”,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佣书已从封建官府扩展到有钱人家,这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佣书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佣书业越来越红火,佣书人也大量产生。前面述过的藏书家张缵,其晚年雇人抄书“数万卷”便是例证。又《北齐书·祖珽传》记载:“扬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多集书人”,究竟是多少,史文未载,但由此可知,当时社会上佣书人众多,极易招雇。《华林遍略》是萧梁编辑的一部七百卷的类书,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一昼夜抄毕,是需要很多佣书人的。可见,此时佣书业已很有市场。

为了不同需要,当时政府设有负责抄书的胥吏,一些高官和贵族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记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记载:景仁因“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记载: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亦备受青睐。

随着社会各方对书籍的需求,佣书业遍布大江南北。梁释慧皎所撰《高僧传·释慧果传》记载:刘宋时,京师瓦官寺僧释慧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由是而知,当时雇人抄一部《法华》佛经需花三千文。同书《释慧进传》又记:慧进发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钱一千六百,时有劫来,问进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经钱在佛处’。群劫闻之,赧然而去,于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经,满足百部。”《魏书·刘芳传》记载:“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刘芳因书法佳美而获高额报酬,且为寺院抄书“数十年”。道籍《云笈七》卷一○七《纪传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亦载:刘宋陶贞宝,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又《陈书·徐孝克传》记载:“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可见,当时雇人抄写佛经、道典及其普遍,并且出资巨大。《江南通志·常州志》亦载:刘宋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少有孝行,佣书以养。”《南齐书·周山图传》记载:山图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少贫微,佣书自业。”《梁书·王僧孺传》记载:僧孺东海郯地(今山东郯城北)人,少时“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同书《沈崇亻素传》记载:崇亻素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及长,佣书以养母焉。”又《南史·朱异传》记载:朱异吴郡钱塘(今浙江钱塘)人,“居贫,以佣书自业。”同书《庾震传》记载:庾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双亲病故,无钱安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这里的“赁书”就是佣书。

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据《魏书·崔光传》记载:崔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记载:崔亮徙于桑乾(今山西山阴东),“居家贫,佣书自业。”又《刘芳传》记载:刘芳因战乱流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处穷窘之中……昼则佣书以自资给。”《蒋少游传》亦载:少游“见俘入于平城……以佣写书为业。”《北史·房景伯传》载:景伯生于桑乾,“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

西部长安,也出现了佣书行业。据《高僧传·僧肇传》记载:东晋张肇,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年少家贫,“以佣书为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记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同书《虞世基传》记载:“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

不仅如此,此时的文学作品中对佣书也有描述。东晋王嘉小说集《拾遗记》卷六《后汉》记载: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这是晋人王嘉借王溥事迹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情况。佣书业在此时已完全市场化,形成一种传播书籍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产业。

我们引用这么多史料,目的是想说明,此时的佣书的确形成一个行业,这个行业不仅十分兴旺,而且从事者还收入不菲。

我们叙述佣书业,不能不提它的主力军—佣书人。在我国古籍中,佣书人有不同的称谓,或称“书人”,或谓“书手”,或云“书工”,他们最初都是贫民,因为被雇抄书,所以统称书佣。这些人有文化,书法好,凭此一技之长养家糊口。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工作者,是他们,使许多书籍化一为百,化百为千;是他们,传播了祖国的典籍与文化。从文献记载看,当时书佣较易寻到雇主,并且收入不菲。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书佣们将最新信息和作品以最快的迅速进行传播,例如《梁书·刘孝绰传》中记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同书《萧秀传》亦载:刘孝标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又《陈书·徐陵传》记载: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在这一过程中,书佣们既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亦嘉惠了士子学人,同时,一些好学者,在佣书中也饱览了各种书籍,增长了知识,日积月累,满腹经纶,日后或成为名儒硕学,或成为政府官员,或成为大德高僧。如梁朝的王僧孺,便是“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43],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再如北魏的刘芳、蒋少游,早年贫困卑微,因为佣书自修,后来终于“博通洽识,为世儒宗”[44];还有崔光、崔亮、房景伯诸人的佣书经历,为他们日后成为庙堂吏员准备了条件;再有东晋的张肇,少年时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45],嗣后成为有名的学问僧,他们在学术上亦有所建树,皆有著作流行于世。

书佣们所以能够迅速传播信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书写材料的革命。东汉以降,随着造纸技术的革新和原材料的扩大,纸业得到快速发展,它足能承担起社会需要。由于纸易得易写,有诸多方便,所以纸写书逐渐代替了简帛图书。纸的广泛使用,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非常便利,它对于佣书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书写材料的革命,成就了书佣的历史使命。

在当时战乱状态下,这些贫穷的书佣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大多是由私学培养出来的。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因战乱时兴时废,不绝若线,而私学却兴旺发达。在记录魏晋南北朝史事的史传中,许多文人、隐士、高僧开门授徒,屡见不鲜,而且规模不逊官学。据《晋书·刘兆传》记载:刘兆“博学洽闻,从受业者数千人”;同书《杜夷传》亦载:杜夷“闭门教授,生徒千人。”又《魏书·高允传》记载:高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北齐书·张买奴传》记载: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梁书·太史叔明传》还载:叔明精三玄,“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高僧传·释道融传》再载:道融“常讲说相续,问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以上数例,足见其盛况。另外,史传中也频繁出现一些人“负笈从师”、“负笈游学”的记载,可见当时私学繁荣发达的景象。此时的私学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种类上、传授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私学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后来既有从政者,也有治学者。正如罗佐才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安,但私学一直存在。尤其南北朝时期,不仅有儒家的私学,还出现了佛家私学、道家私学和儒、佛、道、玄各家兼综的私学。私学的昌盛,繁荣了学术思想,推动了儒、佛、道、玄各家思想的合流,扩大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汉族文化的传播,加速了少数民族汉化和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名流学者和从政人员。”[46]大量的社会问题,为精英们思考、出策、阐发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抒怀命笔,撰成著作,书佣、书商们进而传抄售卖,最后由官府、私家和寺观承担了庋藏和传承这些精神产品的任务。

私家藏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够蓬勃发展,政治宽松是保证,著述丰富是条件,佣书业起了促进作用,它使不同目的的藏书者梦想成真,这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反过来,私家藏书活动又繁荣了学术研究,促进了社会文明,使佣书业更加发达。通过这样的循环,带动了社会进步,它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通过以上叙述,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文化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私藏家利用所藏,培养出了大批的贫穷士人,嘉惠了全民族,其功甚伟,其事应书。其次,保存和繁衍了中华典籍,传承了华夏文明。流传至今的先唐古籍,肯定有一部分经历了他们的庋藏和整理,使我们今天得以利用。最后,他们发展了诸多学科,如历史学、目录学、校勘学、家谱学、地理学等等,创造了繁多的新体制的书籍。私藏文化这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实在应当好好继承和研究。

【注释】

[1]明朝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中说:“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胡氏失察,所言非是。

[2]这个数字并不准确,详见拙著《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一书。

[3]《三国志集解》卷二八《钟会传集解》,第656页。

[4]《魏书》卷八四《李兴业传》,第1865页。

[5]《众家编年体晋史》三《续晋阳秋》,第263页和291页;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第527页。

[6]《晋书》卷九一《范平传》附《范蔚传》,第2347页。

[7]《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第522页。

[8](唐)李延寿撰:《北史》卷八一《刘昼传》,第272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9]《魏书》卷九○《李谧传》,第1938页。

[10]《三国志》卷四一《蜀书·向朗传》,第1010页。

[11]《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4页。

[12]《北史》卷一五《元晏传》,第565页。

[13]《魏书》卷六二《李彪传》,第1381页。

[14]《魏书》卷六六《崔亮传》,第1476页。

[15]《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436页。

[16]《梁书》卷二二《萧机传》,第345页。

[17]梁书》卷二二《萧静传》,第350页。

[18](唐)姚思廉撰:《陈书》卷六九《傅縡传》,第40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19]《众家编年体晋史》三《续晋阳秋》,第276页;《北齐书》卷四五《樊逊传》,第614页。

[20](宋)李窻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五三《谈薮》记载:“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中华书局1961年版。《北史》卷二四记载:崔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又《北齐书》卷二三《崔传》记载:“赵郡李浑尝宴聚名辈,诗酒正欢哗,到,一坐无复谈话者。郑伯猷叹曰:‘身长八尺,面如刻画,謦縕为洪钟响,胸中贮千卷书,使人那得不畏服!’”

[21]参见梁元帝撰:《金楼子》卷二《聚书第六》,该篇颇能反映当时藏书、聚书、读书的一些情况。

[22]据《隋书·食货志》记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

[23]皇帝赐朝臣书籍,始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愈加盛行。《众家编年体晋史》三《续晋阳秋》记载:“诏赐会稽王秘阁书八千卷。”《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齐春秋》记载:“萧晋字元卿,兰陵人也。家有赐书,志学不倦。”《陈书》卷二八《始兴王伯茂传》记载:“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书)赐之。”

[24]关于魏晋南北朝藏书家的藏书状况,请见“附录”表一:魏晋南朝藏书家一览表;表二:十六国北朝藏书家一览表。

[25]《古典目录学》,第135页。

[26]《古典目录学》,第138页。

[27]《广弘明集》,第113页。

[28]《梁书·王筠传》记载:“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

[29]《陈书·孔奂传》记载:“沛国刘显时称学府,每共奂讨论,深相叹服,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与相付。”

[30]《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总序》,第906页。

[31]《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第1461页。

[32]《梁书》卷二一《王泰传》,第324页。

[33]《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964页。

[34]《宋书·殷淳传》载:“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又《梁书·臧严传》载:“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严自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并作者姓名,遂无遗失,其博洽如此。”

[35]《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总序》,第906页。

[36]《全梁文》卷四二《任窻<为梁武帝集坟籍令>》,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第3192页。

[37]《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总序》,第907页。

[38]《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第3488页。

[39]《隋书》卷四九《牛弘传》,第1300页。

[40]《众家编年体晋史》,第276页。

[41]宗白华撰:《美学散步》,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2]《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1页。

[43]《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第470页。

[44]《魏书》卷五五《刘芳传》史臣曰,第1233页。

[45](梁)释慧皎撰:《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版,第249页。

[46]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第35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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