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晚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向_英国的历史

时间:2019-06-18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9 次

中古晚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向_英国的历史

在后瘟疫时代,在人口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我们也应看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虽规模变小,流动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和特点。在14世纪早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持续而平稳,尚未有流动规模和速度的显著变化,而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爆发后的一段时期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情形骤然转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短期内陡然加速了。由于城市原有居民锐减——至少1/3城市人口死于瘟疫,个别城市还要高于此数字,导致城市人均财富和消费水平迅速升高,中下层群众疯狂地超前过度消费。显然,在短期内,城市空缺就业机会和无主财产刺激了农村贫穷人口向城市迁移,乡村的劳工和贫民蜂拥而至。看来,虽然城市人口在瘟疫中损失很大,死亡率甚高,但暂时并未阻挡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步伐,相反,由于原有居民死亡而造成的大量剩余土地和财富在某种程度上还刺激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死者的土地、房屋乃至动产很快被农村新来者占据。

研究中世纪晚期城市经济的斯汪森教授(Swanson)发现,许多城市里的房屋不仅没有荒弃,而且被“改建和重新装修”,厨房里“添置了更多金属餐具”,居民肉类消费增加、穿破的鞋子很快被弃置,等等。[43]显而易见,来自农村的迁移者同幸存的城镇市民一起分享死者留下的资本、土地和就业机会,从中受益不浅。当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转移只是一种变异和暂时现象,不能作过高的估计和不切实际的评价。从14世纪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已经在整体上放慢步伐,尤其在1420年后,大量城镇“无论老城还是新镇,此后便下降或停止发展了”[44]。

移民和流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也是黑死病后城市化的一个新特点。大瘟疫后,农村普通居民成为移民大军的主要成分,而在1100~1300年间,迁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大多是技术型劳动力,他们或逃亡、或通过“学徒制”等方式移民城市,而后成为帮工、工匠,最后加入行会融入城市。但瘟疫发生后,移民成分出现较大变化,即普通、无技能劳动力占据主流,而且数量剧增,农村人口一度加快向城市移民步伐,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加速了。这样许多城镇尤其是一些较大的城市中心,像约克、纽卡斯尔、诺里奇、波斯顿、林恩(Lynn)、考文垂、南安普敦和布里斯托尔等在黑死病后很快显示出复苏迹象,其中南安普敦的繁荣主要依赖于海外贸易,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成为伦敦对意大利出口贸易的外港或输出港(outport),长期分享首都从事呢绒和羊毛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地中海地区的染料、香料、甜葡萄酒和其他奢侈品也由南安普敦转运到伦敦和国内其他地区。[45]此外,在英格兰中部地区西部,农村人口也没有停止向城市迁移的步伐。伍斯特是在鼠疫之后成长起来的郡镇,其他繁荣小城镇有利奇菲尔德(Lichfield)、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和沃里克等,更小的市场小镇星罗棋布,难以数计。

因此,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地域上也呈现出不均衡的新趋向。虽然英格兰城镇人口和经济整体衰落,不过相对说来,英国西南部经济衰退没有中部和东部地区那样严重,尤其是一些较大的修道院抑制了农业生产下滑,通过发展畜牧业、锡矿业、渔业等非农行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农业种植业衰落的不利后果[46],个别城镇还为英格兰衰退的城镇经济增添了些许亮点。在14、15世纪时,农村劳动力向乡村纺织工业转移刺激了许多村庄发展成为兴旺小城镇。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现象,农村劳动力内部行业流动与外部流动(城市化)达到统一。在西南地区,这样的例子有托特尼斯(Totnes)、蒂弗顿(Tiverton),在萨福克郡和北埃塞克斯有哈德利(Hadleigh)、马尔登(Maldon)、拉文纳姆(Lavenham)、内兰德(Nayland)、隆梅尔福德(Long Melford)、萨德伯里(Sudbury)和科吉舍尔(Coggeshall),在西区有利兹(Leeds)、布拉福德(Bradford)、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在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区有卡斯尔卡姆(Castlecome)、斯特劳德瓦特(Stroudwater)。[47]一些金属行业也发展迅猛,其中满足绅士、市民和富裕农民时尚欲望的白镴生产,是城市工业为数不多的、几个迅速扩张的行业之一。同时,斯塔福德郡南部和伍斯特郡北部乡村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伯明翰及周围地区发展。因而,在14世纪晚期15世纪的英格兰,虽然大多数城市衰落,农村劳动力向某些城市流动依然活跃,城市化呈现一种“接力跑”(relay-race)现象,老城镇衰落了,新兴小城镇继之而起,这大概是中古晚期城市化发展的另一个新特点。

随着老城市衰落和新兴工业小城镇崛起,我们可以看到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人口和财富的地区分配发生了深刻变化。比较1334年和1515年各郡可征税财产分布状况,我们发现从塞汶河入海口到威尔士地区,该线以南各郡地位较之北部诸郡明显提高了。其中康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和伦敦附近诸郡,即米德塞克斯、萨利、肯特和赫特福德郡、埃塞克斯和萨福克数郡的纺织业发展最为令人瞩目。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开始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和不均衡特点,譬如伦敦城市化发展迅速,这一特征在近代早期得到充分展示。当然,迁移到首都的移民许多都是富有的商人、工匠,还包括许多原先居住在乡村的贵族领主。据记载,当1381年农民起义发生时,肯特、萨福克和诺福克以及埃塞克斯郡“乡村所有的大领主和其他显贵”都逃往伦敦和其他安全所在。[48]对于英王理查二世在14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显示出,他频繁出行巡游的程度每年在一次以上,很可能推动了城镇的经济发展,如坎特伯雷、罗切斯特、格洛斯特、伍斯特、诺丁汉、北安普顿、庞蒂弗拉克特(Pontefract)和约克,至少有50个城镇在这十年之中招待过国王,而王室本身消费也慷慨大方,大肆采购各种物品,其中1392~1395年间在伦敦购物消费了12000英镑。[49]这些人当然算不得农村劳动力,不过他们给城市带来了相应的社会需求,带动了相应的手工业、奢侈品以及其他服务业发展,无疑也为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创造了条件。许多城市至少有1/3甚至一半以上的劳动人手从事衣食住行等各项服务行业,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www.nxxnyqc.cn)总之,西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吸引英格兰各地大量移民,人口日渐稠密,逐渐成为英格兰人口和财富最集中地区,同时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水平最高地区,譬如中世纪晚期人口在6000人以上的十个主要城市绝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依次为伦敦、诺里奇、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索尔兹伯里、约克、坎特伯雷、泰恩河上的纽卡斯尔、考文垂和科尔切斯特[50],其地位大体上一直保持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此外,我们通过对1377年人头税册和都铎时期(1525年)补助金税簿以及征兵册进行比较研究,也可以看出,伴随着财富分配变化,英国人口社会构成也出现了重新分布。

中西部和北部地区相对说来,在中古晚期成为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发展缓慢地区,尽管此时上述地区自由农数量众多,如在沃里克郡的坦沃思(Tanworth)、哈斯雷(Haseley)、宾塞尔(Beansale)、克莱弗登(Cleverdon)和萨顿·科菲尔德(Sutton Coldfield)等阿尔丁(Arden)庄园,自由佃户租税额远远超过农奴佃户,比例从2∶1到4∶1不等,在坦沃思和厄丁顿(Erdington)的地租簿里,前者的69个佃户中有53人是自由持有者,后者记载了75份保有地(tenements),有28人是自由持有,只有1人确切无疑是按惯例(customary)保有[51],显而易见,其余都是程度不等的半自由农,可是该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迟缓,城市化水平远低于南部。

由此看来,在中古晚期,自由身份并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充要条件。在农奴制日益瓦解的中古晚期,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等因素正对农村居民产生越来越多的吸引力,像追求自由、摆脱低贱身份这样的政治因素则愈益失去市场,尽管在中古早期这曾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动力。从追求自由的政治诉求到追求收入的经济欲望,充分表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动力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标明中古社会的变迁,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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