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一生_末代皇帝溥仪生平介绍

时间:2017-02-11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2918 次

溥仪的一生_末代皇帝溥仪生平介绍

爱新觉罗·溥仪(公元1906~1967年),清朝第十二代皇帝,也是清朝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醇亲王载沣的长子,其母为摄政王嫡福晋苏完瓜尔佳氏。公元1908即位,因其年号为宣统,历史上又称“宣统(帝)”,也称“逊帝”。1912年2月退位。1917年,张勋曾拥护他复辟,仅12天就失败了。1924年,被废除帝号逐出宫。溥仪的一生坎坷曲折,前半生是名义上唯我独尊的皇帝,事实上无异囚徒;后半生,由皇帝变公民,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为国家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著有《我的前半生》一书。

无人管束的“天子”顽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十四日,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个婴儿降生了,这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初九日,3岁的溥仪在太和殿登基,年号宣统,改明年为宣统元年,成为大清国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

虽然清朝有多位皇帝都是幼年登基,但溥仪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自顺治、康熙以来的皇帝,即位的年龄愈来愈小,同治帝是6岁,光绪4岁,而宣统只有3岁。

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溥仪入继大统,是和溥仪的家庭背景分不开的。道光皇帝是溥仪的曾祖父。当年,道光皇帝在9个皇子中选择了第四子奕泞继承皇位,这就是咸丰皇帝。咸丰只有一子载淳,成为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他就是同治帝。然而同治无子,继承大统的是载湉,即光绪皇帝。

载湉的父亲醇亲王奕img17有7个儿子,载沣是他的第五子。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是慈禧亲自指定的,是其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同时也是慈禧的养女。

荣禄,满洲正白旗人。他先被赏为主事,后升为户部管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罪,差点被肃顺处斩。侥幸逃生后,他花银买了个直隶候祉道的官位。咸丰逃难承德时,荣禄是巡防处的“总其事”,这成为他日后发迹的起点。从此他官路顺畅,一帆风顺。同治初,设神机营,荣禄充翼长,后来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

同治帝驾崩无后,荣禄便向慈禧太后进言,等嗣皇帝光绪有子,可承继同治为嗣,兼承光绪之祧。这样就捋顺了同治、光绪及光绪儿子三者之间难以处理的复杂关系,深得慈禧的喜欢。这样到光绪元年,荣禄兼步军统领,又从左都御史升至工部尚书。光绪二十年,授步军统领,并上疏建议由袁世凯负责统筹操练新军。随后,荣禄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4年后,荣禄晋大学士,任直隶总督,又为军机大臣。特别是在戊戌政变中,荣禄更是慈禧的智囊,他从袁世凯处获得机密情报,火速奏报慈禧太后,导致帝党失败。事后又受懿旨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荣禄作为慈禧的心腹留守京城,任办事大臣。慈禧太后回銮后,给荣禄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此时的荣禄更是身兼将相,权倾朝野。

慈禧爱屋及乌,经常召荣禄之女入宫陪伴,十分喜爱她,最终认其为养女,并将她指配给载沣,以“敦两家之睦谊”。当时载沣的庶母,也就是老亲王的世福晋刘佳氏,已经为载沣定了亲。但是,当他们将此事奏告给慈禧太后时,慈禧却一意孤行,坚持为载沣指婚,刘佳氏只有忍痛将其子已磕头之未婚福晋退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载沣与荣禄之女完婚,溥仪就是他们的长子。在处理慈禧与光绪的关系上更是小心谨慎,不要说对太后和皇帝,就是对荣禄与翁同龢这些太后、皇帝身边的近臣,也都小心相处。然而无论载沣如何超脱,他的命运注定随着溥仪的入宫而改变,他势必要卷入政治,成为一个写入历史的人物。

溥仪登基后,载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监国摄政王,担负起处理朝政的重担。而此时的溥仪还是一个喜欢玩耍的顽童。

溥仪贪玩、顽皮,读书极不用功,更严重的是目无师长,常常戏嬉逗耍他的老师。但是,由于溥仪是皇上,老师们拿他也无可奈何,任由溥仪胡作非为。

在人们百般逢迎和依顺的情形下长大的溥仪,行事乖张,没有约束,变成了一个以虐待他人来取乐的顽童。虽然老先生们孜孜不倦地讲解圣人的仁恕之道,但是溥仪的恶作剧仍是层出不穷。而服侍他的大小太监首当其冲成为他的玩物和寻开心的对象。

小时候的溥仪最喜欢让小太监趴在地上给他当马骑。这下可苦了小太监,既要爬得快,逗皇上开心,又要防止小皇帝摔下来,真可以说力神俱损。而溥仪只要玩得高兴就不会停止,骑在小太监的背上总也不下来,有时还要挥舞鞭子打“马”快跑。直到小太监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再也爬不动一步的时候,溥仪才兴犹未尽地下来,把鞭子一扔,转头就走。

喜好玩狗的溥仪在紫禁城内养了百余只各种各样的狗,专门供他玩耍。其中有两只受过专门训练的德国警犬,一只叫“佛格”,一只叫“台格”,它们行动机敏,凶悍异常。溥仪常常带着这两只狗吓唬太监。

有一次,一个姓周的太监给溥仪送西瓜吃,谁知道周太监刚走到养心殿前,溥仪突然唤出两只警犬向周太监扑去。周太监双手捧着西瓜,眼见两只来势凶猛的狗冲了过来,又不敢丢了西瓜独自逃跑,只能呆立在路上。两只狗冲到周太监跟前,用前爪使劲按住他的双肩,伸出血红的舌头,呲着白白的利齿。周太监吓得魂不附体,承受不住狗向下按的力道,终于连人带西瓜摔倒在地上,衣服被狗撕破了,腿也磕破了,西瓜水溅了满脸满身,狼狈不堪,但是两只狗仍然按着不放,直到溥仪唤住了两只警犬。看着周太监的样子,溥仪笑得前仰后合,随后吩咐身边的太监,赏给周一块大洋算是了事。

此外,溥仪还喜欢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而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对百依百顺的太监们进行恶作剧。他经常心血来潮,用各种方法试探太监是否听话。一次,他随便指着一个太监,让他吃掉地上的一块脏东西。这个太监双膝跪地,捡起那块脏东西,面不改色,一声未响地吃了下去。溥仪对此十分满意,连连点头。

还有一次,溥仪正拿着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恰好看见前面走过一个年老的太监,他顿时兴致大发,拿着龙头冲着可怜的太监喷去。这老太监想跑又不敢跑,只得老老实实地跪在那里,任由冷水从头到脚把他淋成了落汤鸡,最终竟被冷水激死了过去,经过一阵抢救,才又活了过来。

溥仪不仅喜欢责打太监,虐待下人,还心性多疑,为了防止受过他责打的人怀恨在心,挟嫌报复,他总是在惩罚完太监后,就把他们赶走,就连总管太监张谦和也不能幸免。据说溥仪一直吃乳母王焦氏的奶,直到9岁。

有一次,总管太监张谦和因有急事,便未经通报,直接闯进了乳母的卧室,正好看见溥仪在吃奶。溥仪来不及躲避,羞得满脸通红,大声训斥让张谦和出去。这太监毫不知趣,倚老卖老,竟然还取笑皇上:“万岁爷都这么大了,还在‘进哺’。”闻听此话的溥仪,恼羞成怒,高声大骂张太监,并命人将他狠狠打了一颇,最终轰出宫去才算解气。

百依百顺、前呼后拥的环境,逐渐养成了溥仪唯我独尊、高人一等的心理。他发脾气的时候,拿太监解气;他无聊的时候,拿太监寻开心,完全不尊重他人。满腹“仁恕之道”的帝师和太妃都拿他没办法,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他为所欲为。而宫中唯一能阻止溥仪恶作剧行为的人,大概只有目不识丁,不懂什么大道理的乳母王焦氏。

王焦氏对溥仪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溥仪对王焦氏的感情也远远超过了4位太妃。孩童时期的溥仪,只要听说乳母来了,就放下所做的事情,像普通孩子一样扑到乳母身上撒娇,从乳母王焦氏身上找到了缺乏的母爱。这也是溥仪尊重王焦氏,最听她话的原因。

有一次,溥仪看太监李长安表演玩木偶戏,演出十分精彩,逗得溥仪大笑不止,连连喝彩。看完后,溥仪兴致勃勃地问李长安想要点什么。李长安哪里敢向皇上要东西,急忙趴在地上说:“万岁爷手边的什么都行。”溥仪环视四周,一下看到了一盆鸡蛋糕,就决定把蛋糕赏给他。但溥仪不放过任何一个捉弄人的机会,他从条桌上拿块蛋糕,不立即给李长安,而是东瞅瞅,西看看,最后撕开练腿功用的铁砂袋,掏出一些铁砂子,就要放入掰开的蛋糕内。

这时王焦氏恰好走过,她看到这一切,慌忙走到溥仪身旁,在他耳边说:“老爷子,那怎么行?铁砂子放在蛋糕里,还不崩坏他的牙。”溥仪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要看他崩了牙的模样。”王焦氏进一步劝导说:“崩了牙,他以后怎么吃东西呀?老爷子不吃东西能行吗?”溥仪仍不想放弃取乐,便好言好语央求乳母说:“就这一回,行吗?”王焦氏机智地说:“那就换绿豆,咬绿豆也挺逗乐的。”李长安得救了,他在咬绿豆蛋糕时故意怪相百出,果然逗得小皇上哈哈大笑,连身边的小太监也忍不住直乐。李长安则在心中对王焦氏千恩万谢,谢她免去了他的一次灾难。

溥仪兴致来了的时候,完全不顾他人的安危。一次,他玩气枪玩得兴起,便装上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子弹穿过纸糊的窗户,掉进太监的屋里,在窗户纸上留下一个个小洞。屋里的太监生怕打破了脑袋,都吓得趴在炕沿下,不敢站起来,心里却在不停地嘀咕:“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算个头呢?”王焦氏的出现救了他们。王焦氏不知怎么得了消息,远远地就冲着溥仪大喊:“老爷子,屋里有人哪!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这样溥仪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于是收起了气枪。

溥仪地位虽高,但毕竟年幼无知。乳母王焦氏告诉他很多别人不会和他说的道理,他有牙、别人也有牙;他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他要吃饭,别人也要吃饭;他有感觉,别人也有感觉,别人的皮肉被铅弹打了同样会痛。从乳母这些朴素的言语中,溥仪才逐渐体会到别人同他一样也是人。后来,溥仪回忆说:9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可是这点“人性”在9岁以后就消失殆尽了。

溥仪9岁那一年,王焦氏被太妃赶出了皇宫。尽管溥仪不断哭闹,宁愿不要太妃,也要嬷嬷,但最终于事无补。从此,他的行为更加没有约束。

被迫退位

公元1912年为民国元年。这一年的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随后,袁世凯与孙中山秘密协商,孙中山表示同意让位,由袁世凯继任大总统。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绵延了200多年的清朝统治从此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结束了。

隆裕太后授权袁世凯全权代表清廷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提出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随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了清廷提出的条件,并提出了清帝退位条件的修正案。袁世凯再次提出清帝退位条件。南京临时政府随即提出了清帝退位条件的最后修正案。袁世凯召集内阁各部大臣及宗室王公会议,讨论南京临时政府的最后修正案,并最终通过了该修正案。2月12日以宣统帝奉隆裕太皇懿旨的名义,颁布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宣统三年(1912年),隆裕太后偕同皇帝溥仪在乾清宫颁布了“退位诏书”。各位国务大臣在唐在礼、姚宝来、刘恩源、蔡成勋4个侍卫武官的护卫下,参加了接奉皇帝退位诏书的仪式。www.nxxnyqc.cn

接受退位诏书那天,袁世凯并没有进宫,而是由胡惟德代替他带领各国务大臣入宫。这是因为袁世凯在东华门发生遇炸事件,此后他就称病在家办公,暂不入朝,任何需入朝办理的事务,均由外务大臣胡惟德代表。

2月12日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各位大臣就聚集在乾清宫宫内东南角上的廊子里。过去大臣们就在这个廊子里候旨,廊子相当大,有几间屋那么长。这天,整个紫禁城戒备森严,奉命进宫的大臣们都担心闯出几个宗社党人来拼命。这些历经政治风云的大臣们不禁感叹道,诏书一下,清朝的天下就只限于紫禁城里了。大臣们进宫后,就坐在廊子里等候,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表面上和往常一样,但内心中却忐忑不安,感叹很多。不久,有人通知太后就要上殿了,请各位大臣上殿。胡惟德马上带领众大臣向殿里走去。胡惟德在距宝座约一丈远的地方站住,其他几位国务大臣按秩序在胡惟德的左右排成一列,面向宝座站定。另外4名武官站在大臣们的身后。此外,还有4名太监站在两旁侍候。

随后,有两个太监从后面走出来,分站在两边,走在后面的是隆裕太后,溥仪走在最后。胡惟德领着全体大臣向皇帝、太后行礼,但不是跪拜礼,而是连鞠了三个躬。隆裕太后则以点头作为还礼。礼毕,又有几个随扈的太监从后面走出。隆裕落座在正中宝座上,溥仪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胡惟德先开口解释袁世凯未能出席的原因。

隆裕太后点头称“是”,接着说道:“为了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过上没有战争的太平日子,我和皇上决心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给袁世凯,由他来筹备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宣告退位,也可以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为天下的安宁做些事情。”

说完后,慢慢站了起来,把预先写好的诏书拿在手里,慢慢递给了胡惟德:“你把这道诏书交给袁世凯吧,务必要把我的意思转告他。”胡惟德连忙走到隆裕座前,毕恭毕敬地鞠着躬,伸出双手把诏书接了过来,并说:“太后睿明鉴远,顾全皇室的体面和百姓的安危。太后的这份苦心,袁世凯和各位大臣、世间百姓没有不知道的,绝不会辜负太后的一番慈衷善意的。况且优待条件已经确定,今后必然做到五族共和。如今大局已定,今后的天下就是太平的天下了。敬祈太后保重,太后放心。”胡惟德说完话后,太后脸上露出凄惨的神情,溥仪冷冷地呆在旁边,现场气氛肃穆。

隆裕太后不想多待,草草地就退朝了。胡惟德又领着大臣们走出乾清宫。一路上,大臣们都无话可说。走出宫门,胡惟德坐着车直奔袁世凯居住的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向袁世凯报告去了。

短暂复辟

袁世凯坐上大总统宝座之后,在私下,不时对满族贵族表示溥仪不能离开皇宫和太庙。这些做法给紫禁城里的人和遗老旧臣带来了不少虚幻的希望。

京城不断传出复辟的消息,复辟之风越刮越烈,仿佛复辟唾手可得。公元1914年被人们称为“复辟年”。可是到了年底,北京城里的风向转了,有官员提出要追查复辟传闻的来源。袁世凯乘机把这一提议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曾经几次在公开场合演讲,要求还政于清的宋育仁遭到处分,被步军统领衙门递解回籍。许多四处鼓吹复辟的人开始惶恐不安了。但是,袁世凯在民政部关于查办复辟的呈文上指示既要严禁复辟谣言,也要做到既往不咎。更令人不解的是,袁世凯居然送给被递解回籍的宋育仁三千块大洋。而宋育仁在递解回家的沿途,受到各州县衙门的酒宴迎送,简直不知是惩罚还是奖励!

直至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紧锣密鼓地筹划称帝的时候,这其中的蹊跷方才被揭开。

随着袁世凯准备称帝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紫禁城里的气氛起了急剧的变化。为了准备袁世凯的登基,在养心殿的台阶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乾清门外三大殿的油缮工程。袁世凯也不再掩饰,吃饭的时候也奏乐,讲究“钟鸣鼎食”,简直是皇帝的气派。居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时时能听到来自中南海的演奏声。太监总管张谦和也会给溥仪讲袁世凯的气派,说袁世凯吃饭时摆在面前的菜肴比太后还要多,有成群的人伺候在他的左右。这些刺激使少年溥仪陷入了深深的耻辱和愤怒之中。

溥仪虽然年龄还小,但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他已熟读了历朝的兴衰史,他深深懂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道理。溥仪心中清楚,如果袁世凯做了皇帝,就不可能让一个多余的自己存在。

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世凯逝世的消息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碰上了大喜事,紫禁城里的气候好像也变了,大有拨云见日、春暖花开之势。而溥仪听多了师傅们说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之类的话,逐渐产生了复辟的梦想。

在宫外,还有一批以徐世昌为首的忠于清室的老臣。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军师,徐世昌曾一度出任国务卿,后因反对袁世凯“僭越”称帝而引退。他曾用密电和张勋、倪嗣冲商议:“民党煎迫至些,不如以大政归还清室,项城(袁世凯字)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这个主意自然得到了张勋、倪嗣冲这些早有此心的旧日同僚的赞同,但由于得不到各国公使的支持,因而没敢及时采取行动。

袁世凯死后,这伙人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又开始活动了。他们先后在徐州、南京召开了北洋系军人首脑会议。后来又乘北洋系的首脑、督军们齐往彰德祭奠袁世凯的机会,再次召开了首脑会议,由徐世昌主持。这次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复辟。达成共识之后,复辟的活动分成徐州的张勋和天津的徐世昌两个中心。从彰德回来不久,张勋又在徐州邀集各位督军,召开了所谓第二次徐州会议。

在第二次徐州会议上,张勋决定先争取外国人的支持。通过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张勋和驻屯天津的一个日本少将取得联系,并得到了他的支持。随后,又通过这个日本少将,张勋与活动在满蒙地区的善耆、蒙古匪首巴布扎布、天津的雷震春等势力取得联系。他们约定,等到巴布扎布的军队打到张家口,便共同行事,完成复辟大业。但是,这个计划因为张作霖的奉军击溃了巴布扎布的军队而流产。

另一边,徐世昌在彰德主持了北洋系军人首脑、督军们会议后,返回了天津,成为复辟的又一个中心。他也希望得到外国的支持。因此,他先派陆宗舆东渡日本试探日本政界的态度。陆宗舆在去日本之前,曾先到徐州访问了张勋,并给张勋看了徐世昌答应日本方面协商的承诺条件,想先得到他的支持。可是,张勋没有对徐世昌向日本的承诺条件发表任何评论,反而对徐世昌请求日方谅解,并要求日方支持他当“议政王”的提议,大发雷霆。张勋对陆宗舆说:“难道复辟清朝只是为了成全徐世昌,难道我张某就不配做个议政王吗?”猜忌既生,两个复辟中心分道扬镳。陆宗舆到日本后,发现日本的内阁与军部的意见不一致,内阁对天津驻屯军那位少将的活动不感兴趣。最终,陆宗舆无功而返,国内清室遗老旧臣对这个结果十分不满。他们把矛头指向徐世昌,认为是他用人失当而导致失败。

而后,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终于为复辟派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打了3年,协约国急需各方力量的支援。徐世昌以参战可换得协约国的支持、巩固北洋系岌岌可危的地位为借口,竭力怂恿段祺瑞参战。野心勃勃的段祺瑞早就想以武力统一全国,他打算通过参战换得日本的贷款,以补充内战经费,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段祺瑞向国会提交了参战建议。

而大总统黎元洪,为了打击段祺瑞,夺取实权,则同不愿参战的国会议员联合起来。这场表面上是是否参战的交锋,实际上反映的是一场白热化的权势争夺战。人们又把这场斗争称为“府院之争”。一时间,黎元洪占了上风,段祺瑞被罢免国务总理的职位。但段祺瑞并不甘心失败,他在天津策动北洋系的督军们向黎元洪的中央闹独立,要求解散国会,甚至还发兵威胁京师,战争一触即发。张勋看出时机已到,便以应黎元洪邀请出面调解为由来到北京。

6月下旬,张勋在率“辫子军”北上的过程中,迫使黎元洪答应他提出的解散国会的要求。在路过天津的时候,张勋会见了段祺瑞,确认了段祺瑞的态度。张勋认为在徐州召开督军会议时,冯国璋和段祺瑞这些北洋系元老都曾表示同意复辟计划。因而,张勋认为段祺瑞等人都已无问题。因此,张勋把重点放在了态度不明的王士珍身上。他到北京后,很快把王士珍接到了北京。张勋据此认为复辟一事已是万事皆备了。随即,张勋进宫向溥仪请安,表示心意。

这一年,溥仪12岁。但是在汉文师傅们的思想灌输下,溥仪非常崇仰祖宗的德功,日日企盼着能恢复祖业。当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入宫中时,溥仪更是悲愤失望到了极点。此时传来的张勋进宫请安的消息,怎么能不令溥仪喜出望外呢?一时间,北京城内翎顶袍褂死灰复燃,“还政于清”的声音,不绝于耳。师傅们仿佛也重新唤起了活力,他们忙于教导溥仪接见、应对张勋的礼仪。

张勋来到养心殿的时候,溥仪早已端坐在宝座上了。张勋向溥仪行跪拜礼请安。溥仪指着旁边的椅子赐座,张勋再次磕头谢恩,才肯坐下。溥仪按照师傅们预先的指示,问徐兖地方军队的情况,但却没有用心去听张勋回答了什么,而是注意起这位“忠臣辫帅”的仪表服饰来了。只见张勋身穿袍褂,胖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威武,脸膛黑红,眉毛很重,脖子粗短,如果没有胡子,不像个军人,反倒像个御膳房的太监。溥仪不禁有些失望。

半个月后,陈宝琛、梁鼎芬、朱益潘三位师傅面色庄严地一齐出现在毓庆宫。陈宝琛率先开口,向溥仪禀告道:“张勋一早就来了……”听闻此话,溥仪满不在乎地问:“他又请安来啦?”这时,陈宝琛严肃地回答:“这次不是来请安的。而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的。大清王朝要复辟啦!”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溥仪先是一呆,不禁有些昏昏然,茫然无措地望着几位师傅。陈宝琛说:“皇上是势必要答应张勋的,这是为民请命,天命所归。但是,不要立刻答应,要先推辞几句,然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于是,溥仪在养心殿召见了张勋。

张勋向溥仪念了一遍他的复辟奏文。奏文中写到,隆裕皇太后心怀仁慈,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贻害百姓,才下诏同意共和。谁知共和反而害得民不聊生,共和不适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他念完了。溥仪就按师傅的教诲,假意说道:“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就和上次会面一样,再次以康熙6岁做皇帝为例子,盛赞溥仪。这时,溥仪又问道:“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也要给他优待么?”对这个问题,张勋回答说:“黎元洪自会奏请自行退位,皇上只要准其奏即可。”说到这里,溥仪才表示接受张勋的提议,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就这样,“大清帝国”复辟了。

在张勋奏请复辟之后,作为黎元洪亲家的梁鼎芬师傅自告奋勇地去总统府劝黎元洪退位。很自然地,黎元洪拒绝了这个要求。听了这个消息,陈宝琛和梁鼎芬、朱益藩再次来到毓庆宫要求溥仪说:“黎元洪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听到这么严厉的话,年幼的溥仪感到很吃惊,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怎么能刚一复位就赐死黎元洪呢,民国不是还优待过清室吗?对此,溥仪当即表示不同意。陈宝琛没想到事事听他的弟子竟会公开反驳他的建议,气呼呼地说:“黎元洪非但不退位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溥仪见师傅们态度坚决就不好再坚持,便让梁鼎芬再去一次总统府。然而,梁鼎芬还没出发,就听说黎元洪抱着大总统的印玺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去了。

同时,为了抵御逼进北京城的讨逆军,几位议政大臣在商议之后,拟定一道上谕:“授予奉天督军兼巡抚张作霖以东三省总督之职,命他火速进京勤王。”上谕写好后,因为锁着“御宝”的印盒钥匙还在醇亲王载沣手里,出于时间上的考虑,陈宝琛当机立断,命人砸开印盒锁头,取出“法天立道”的御宝。但是,这道上谕还是因为在半路被拦截,而未能送到张作霖手里。

软禁生活

张勋的复辟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很快就失败了。虽然太妃还留在紫禁城里,但代表封建王朝的皇上被冯玉祥逐出宫来了。溥仪出宫后,被安顿在醇王府的树滋堂里,他所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自己究竟面临着多大的危险。此时的溥仪孤立无援,在出宫以前,他曾叫人送信给宫外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设法营救他逃出国民军的掌握,但是却没有得到一点回复的消息。

可怜的溥仪,非但没有人可以商量事情,甚至没人对他说几句宽心的话。自从溥仪回了王府,他的父亲载沣就惶惶不可终日,也没有好好地站过一会儿,王府里的气氛十分紧张。载沣、载涛、载泽和荣源等人和溥仪一样进了醇王府后,就再也没能出去。

一天,趁鹿钟麟和张璧向溥仪索要玉玺时,溥仪等人向他们提出了诸多请求,如“能否允许本族人和师傅们来这里和溥仪见面”,“可否把屋门外的岗哨撤去”等。第二天,他们便得到了鹿钟麟的答复:大体同意他们所提的各项要求,有的事情即刻可以着手办理。

门禁放宽的消息传出之后,王府里又热闹了起来,昔日的王公旧臣纷至沓来。

紧跟着,段祺瑞通电全国,反对冯玉祥“逼宫”。同时,从日本兵营转来了段祺瑞的密电,上面写着:“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随后,奉军要和冯军火并,外国公使拒绝接受国民军所支持的黄郛内阁宴请的消息随之而来,给溥仪和遗老遗少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当段祺瑞和张作霖相继来到北京的时候,载涛、载泽和郑孝胥代表昔日的王公大臣前去欢迎。紧接着兵分两路,由郑孝胥去联络段祺瑞,王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兄张作霖,商谈各项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回来后都带来了好消息:段祺瑞和张作霖也不同意冯玉祥所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很可能要恢复履行原来的优待条件。这个消息令王公大臣们喜形于色。

张作霖还托张文治去邀请庄士敦,想通过庄士敦来打探东交民巷方面的口风。正好王府方面也想通过庄士敦来摸一摸张作霖对溥仪的态度。因此溥仪让庄士敦带了一张他的签名照片和一个大钻石戒指前去拜访张作霖。张作霖明白了溥仪的用意,留下了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对溥仪的同情。

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冯玉祥,不久他通电全国辞职。王府大门口的国民军也跟着冯玉祥撤走了。清室趁此时机向民国政府发动了“反攻”。从王府向民国内务部发出了一份由内务府署名的公函。公函上宣称冯玉祥修改的优待条件无效。同时,王府还频频向外国公使们发出呼吁支援的公函。

但是,敏感的溥仪仍然觉得不能完全依靠段祺瑞。出于稳妥考虑,溥仪在积极准备出洋留学。他同溥佳及两三名随侍,把从宫中带出来的珠宝等贵重物品整理到一个手提箱内,随时准备出行。

就在溥仪做好一切准备,马上就要出国留洋的时候,郑孝胥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天,郑孝胥拿着《顺天时报》请溥仪过目,并指着一条消息说,冯玉祥的军队入京以后,“赤化主义”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溥仪越看越心惊,越看越害怕。正当他手足无措的时候,庄士敦又带来了一大沓外国报纸,上面的消息更令溥仪慌张。庄士敦告诉溥仪北京的形势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化,“共产党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攻击西方各国,声称要彻底反帝反封建。冯玉祥的部队又蠢蠢欲动,准备围攻京城。

皇上如果继续住在这里,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此时的溥仪最怕听到“冯玉祥”三个字,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主张。他紧锁眉头,直愣愣地瞅着庄士敦,投以求救的目光,问道:“庄老师,现在应该如何是好呀?”还没等庄士敦回答,罗振玉和陈宝琛就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范,他们顾不得什么“君臣礼仪”,连忙向溥仪禀告说:“皇上,大事不好了,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情报说,冯军已占领了颐和园,不出两三天就要围攻北京了。”

庄士敦见大家已经完全乱了阵脚,就发表意见道:“目前,国内时局动乱不定。我看唯一的办法就是陛下抢在冯玉祥进攻北京城之前,设法离开王府。只要能潜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域内,陛下的安全就能得到保证。”庄士敦犹如一根救命稻草。溥仪急不可待地同意了:“庄先生的主张正合朕意。冯玉祥的部队已兵临城外,现在也只有走这条路了。”郑孝胥、庄士敦、陈宝琛、罗振玉等人秘密议定了溥仪潜出王府的计划。

第二天一早,溥仪就把随侍李国雄叫到跟前,吩咐说:“一会儿,庄士敦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去裱褙胡同看一所租用的房屋,如果王爷问起来,你就这样告诉他。”话音刚落,庄士敦就到了。溥仪又转过头向李国雄叮嘱了一番,便带着童侍李体育,随庄士敦离开了王府。但是溥仪的汽车刚刚走出王府,就有一辆黑色的轿车紧紧尾随其后。在鼓楼附近,溥仪命司机在拐弯处减速,他自己从后车窗窥望跟踪他的汽车。这一看,他才知道驾驶汽车的是醇王府的大管家张文治。原来是王爷不放心,专门派大管家来监视溥仪。

溥仪看明白以后,不禁皱起眉头,非常生气。庄士敦也看出他们被人跟踪了,于是他叫司机停车,和溥仪一起下车,围着一幢漂亮的宅院兜了一圈,摆出看房屋的样子。张文治的车则停在距南池子不远的街口,远远地看着。

为了把张文治甩掉,庄士敦示意司机坐在后面,由他自己亲自驾车向东交民巷方向疾驰而去。不一会儿,汽车在东交民巷西口的乌利文洋行前停下,庄士敦与溥仪再次下车,走进了洋行,溥仪在这里买了一块法国金壳怀表。可出来一看,张文治还等在外面。这时,庄士敦又想出了一个甩掉张文治的办法。他让溥仪假装不舒服,用手捂住肚子大叫。庄士敦也装出很着急的样子,连忙命李体育将溥仪扶上汽车,驾车向德国医院开去。尾随紧跟的张文治,见溥仪等人进了医院,知道无法再监视,于是不得不回王府报告去了。

庄士敦把溥仪安排在德国医院的二楼休息,让溥仪在这里等候,自己则赶去和英国使馆交涉。但是,庄士敦走后久久不见回来,溥仪不免心中焦躁,生出许多不安的想法来。这时,陈宝琛、郑孝胥相继来到医院。郑孝胥趁庄士敦一去不归、溥仪没有主张的时候,向溥仪进言:“事关皇上之安危,不容敷衍拖延,皇上莫急,请在此静候,臣去去就来。”不出半个小时,郑孝胥就神采飞扬地回到医院,等他一进门,就向溥仪“报喜”说:“皇上,臣去日本兵营,竹下大佐已慨然应允,请皇上即刻起驾前往。”就这样,在这场争夺溥仪的斗争中,代表英国利益的庄士敦败给了代表日本利益的郑孝胥,而溥仪投向了日本。

对此,庄士敦曾心情复杂地说:“我被郑孝胥欺骗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郑孝胥与日本使馆早有勾结,更不会提防郑孝胥,他本来打算先把溥仪接入德国医院,再由他去向英国或荷兰使馆交涉。但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等他联系使馆之后,溥仪已被郑孝胥接到日本使馆去了。不久以后,庄士敦便回英国去了。

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日本公使芳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先是为溥仪安排住宿房屋,又派池部书记官同中国外交部的沈次长见面,请沈次长把日方的意见转达给新任执政段祺瑞,以免两国生出误会。陆军中将曲同丰代表段祺瑞执政府亲自前往日本兵营会见竹本大佐,表示段祺瑞执政府的意见,他们表示“愿意尊重逊帝溥仪的自由意志,并于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的安全”。至此,溥仪感到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有了保障,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一切安排就绪后,溥仪又派人去王府接他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绣。但是,这件事因为王府方面的阻拦而没有成功。后来,日本使馆还派了一名书记官前去交涉,也没成功。最终,还是日本公使芳泽亲自去找了段祺瑞,才把婉容和文绣连同她们的太监、宫女接到了日本使馆。

起初,日本使馆给溥仪安排了三间房子居住。但是,随着婉容、文绣和随从们的到来,原先居住的屋子显然住不下了。为解决住房紧张问题,日本方面腾出一所楼房,专供溥仪使用。日本公使馆还全套恢复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制度。对此,溥仪非常感激,他曾表示:“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不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但是,他太天真了,随后的事情恐怕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

溥仪进了日本使馆,并不意味着自由,从此他被两个亲日派大臣郑孝胥和罗振玉控制住了。而另一方面,以载沣为首的王公们来到日本使馆,希望能劝溥仪回心转意,回王府居住。他们告诉溥仪,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向他们做了保证,只要他们在,国民军肯定不能任意行事,现在王府已经很安全了。但是,此时的溥仪已经完全相信罗振玉所说的,段祺瑞和张作霖是见他已进入了使馆才作的保证,如果他回到王府,国民军还在北京,那结果就很难说了。所以,他甘心作日本人的禁脔,拒绝了王公们的要求。

为了留住溥仪,争取他的欢心与信赖,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真是费劲了心机。他甚至不顾身份,让自己的夫人亲自伺奉溥仪。芳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日本政府的利益。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他们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从溥仪身上捞取从袁世凯和张作霖那儿欲取而尚未取到的东西。

清朝的遗老遗少、王公旧臣们对日本使馆优待溥仪的行为十分兴奋,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又活跃了起来。他们有的给段祺瑞执政府打电报,要求恢复对清室的优待条件;有的向溥仪进奉银钱供他使用;甚至还有人专门从外地跑来给溥仪请安,谋划复辟大事。

种种迹象表明,在日本的扶植下,那个被逐出紫禁城的“小朝廷”似乎又显出了“中兴”的势态。溥仪更是全心全意地相信日本人是自己在危难关头的“救命恩人”,将来则是支持和帮助自己“恢复祖业”的“贵人”。

不幸的婚姻生活

溥仪的婚姻生活充满了不幸。先后几个女子成为清朝亡魂的殉葬品。1922年,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这就是婉容和文绣。

围绕这场大婚发生了一场复杂的权力斗争。“皇后”郭布罗·婉容,字慕鸿,与溥仪同年,年方十七,风姿绰约,是旗人中有名的美女。她出生在高贵的皇族家庭。其父荣源,其母是皇族贝勒毓朗的次女爱新觉罗·恒馨。文绣年龄更小,只有12岁,其父端恭。

1921年,溥仪16岁的时候,王公大臣们认为“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在取得溥仪和太妃的同意后,开始着手进行选后活动。虽然皇族已走到了末日,但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很多人家还是愿意献出自己的女儿。各方女子的玉照像雪片一样飞来,经过几番淘汰,最后剩下了荣源和端恭两家。荣源的女儿婉容得到载涛的推荐和端康太妃的支持,端恭的女儿文绣得到载洵的推荐和敬懿太后的支持。双方势均力敌,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仍然没有结论,见此情况只好请溥仪“圣裁”。鉴于其中复杂而微妙权力关系,溥仪也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立婉容为后,文绣为妃。

令人疑惑的是,大婚后,溥仪的行为变得有些乖张,不守祖制,没有约束。王公大臣们时时担心“皇上”又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出逃失败后,溥仪接受庄士敦的建议,要“励精图治”,还心血来潮地下令整顿小朝廷内部,清查财务。这一举动,更使大臣们胆战心惊。

溥仪投靠日本人后,皇后婉容也跟他来到了伪满。1933年秋末,婉容经常觉得身体不舒服,时时欲呕,而且特别想吃酸味水果。专门伺候婉容的太监孙寿、赵荣升在每天例行向溥仪汇报“皇后”的衣、食、住、行情况时,向溥仪通报了这个情况。

溥仪对“皇后”的反常十分奇怪,就向奶妈王焦氏询问,向她描述了婉容的种种不适。听到溥仪的叙述,阅历丰富的奶妈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打断了溥仪的话,跪拜在地上向溥仪祝贺道:“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皇后这是有喜了,愿上天降一皇子,以继承……”

“继承个屁!”溥仪怒不可遏地打断了平日敬爱有加的乳母的话。溥仪反常,使得这位含辛茹苦哺育他长大成人的奶妈非常吃惊。她怎么也不明白,同治和光绪两代均没有后嗣,如今“皇上”在年近30岁的时候,听到“皇后”有喜的事,为什么会如此动怒呢?乳母忍不住又试探着说:“皇上,皇后周身不适、呕吐、想吃酸的,这些都是喜兆。”听此,溥仪更加生气:“住嘴!朕不信这些鬼话!这件事只有你知道,不许对任何人讲,不许张扬,听见了吗?”听完这些,乳母隐隐约约地感到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难言之苦。而溥仪只是不停地在屋内踱来踱去,犹如一只困兽。

就是连奶妈这样溥仪最贴身的侍人也不知道,自幼寄身于腐烂的宫闱之内,溥仪早已伤了身体,构成男性生理缺陷。即使他曾长期注射男性激素,也无法补救。

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溥仪以“朕”是“天子”,不过凡人生活,非到时日而不能轻动为托词,避免和婉容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这也是造成婉容心情苦闷的最直接原因。久而久之,婉容便与从十几岁起便一直跟随在她和溥仪身边的随侍祁继忠和李体育发生了暧昧关系。

溥仪在暴怒之下,亲自打电报给留守在天津办事处的溥修,让他请来天津德国医院的白大夫。白大夫对婉容进行了全面的诊察,果然发现她怀有身孕。事情败露后,婉容呵退左右侍女,不惜双膝跪在地上哀求白大夫为她严守秘密,保住腹中的胎儿。但是,白大夫怎么敢对溥仪隐瞒真情呢?他如实向溥仪作了报告。

在溥仪的严厉逼问下,婉容吐露了她与人私通的真情。真相大白后,溥仪赶走了李体育,开除了已送去日本留学的祁继忠。就连陪伴婉容的傅妈和侍女张春英都遭到了责罚。最后,他计划秘密“废后”,以携带婉容去旅顺避寒为借口,把她甩到外地去。但是,终因婉容坚决不去而使计划告吹。

但是,溥仪心中的一股怒气难以消弭。他令司房总管严桐江用一块屏风将他的“寝宫”与婉容的“寝宫”分成两部分。除了伺候婉容的太监、仆妇、侍女外,任何人不经溥仪的批准,不能与婉容会面。为了泄愤,溥仪还提出要与婉容离婚,废掉婉容的“皇后”封号,后因日本人的干涉而未能实现。

为了肚子里那个即将问世的无罪婴儿,婉容也曾泪流满面地跪在溥仪面前,哀求他宽恕,请求他的承认。但是,溥仪这个高高在上的“天子”怎么能承认凡人之身是他的“龙种”呢?最后,溥仪勉强同意孩子生下后,送到宫外,由婉容的哥哥润良负责雇佣保姆抚养。可是,当婉容满怀欣喜地生下一个女孩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存在了还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残忍地送到内廷东侧的锅炉房焚烧了。

始终没有人告诉可怜的婉容事情的真相。她还每月按时向哥哥支付着女儿的抚养费。但是,这种爱女被夺走、丈夫虽然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边,亲人们同在一城却难得相见的不堪忍受的“囚禁”生活,最终把婉容逼疯了。

后来,当婉容从润良那里得知孩子已经死了的消息时,她再也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精神彻底崩溃了。从这天起,她时哭时笑,时骂时闹,不梳头、不洗脸、不更衣、不沐浴。偶尔精神有好转的时候,就坐在卧室中,神情呆滞地摆弄当年溥仪赏赐给她的银烟盒、方形银珐螂抽屉盒、银质日月瓶等物品。余下的时间,就是吸鸦片。渐渐的,她的眼睛凹陷了,牙齿变黑了,脸色蜡黄,躬腰驼背……昔日那个明眸皓齿,活泼好动的小女孩就这样凋零了。

为填补空虚的心灵,溥仪于1937年又增添了一位后宫的摆设,这就是谭玉龄,她被封为“庆贵人”。

谭玉龄也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原姓他他拉氏,后改汉姓“谭”。17岁,当她在北京的一所中学读书的时候,被溥仪看中,进入了这个伪满后宫。

1937年,严桐江把谭玉龄带到了溥仪的面前。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溥仪正式为谭玉龄举行了“册封”仪式。这天一大早,溥仪召谭玉龄到“无逸斋”,亲自授给她一柄带有“祥”字的三镶玉雕龙风如意,然后带她来到位于勤民楼二楼的奉先殿,叩拜列祖列宗,正式“册封”她为“庆贵人”。从此,又一只小鸟儿被困在了这个小天地里。

宫中所有的人都认为溥仪对“庆贵人”的宠爱远非婉容和文绣所能比的。在这个宫里,溥仪的“寝宫”在楼上,谭玉龄的“寝宫”在相对的楼下,中间设有一个可供单人上下的楼梯通道。溥仪有时候也在谭玉龄的房中过夜,但尽管如此,谭玉龄也未能与溥仪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后来,极度郁闷的谭玉龄不幸病逝,这给溥仪的打击很大。为了表达对谭玉龄的追思,溥仪亲书“谕旨”,追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并为谭玉龄举行隆重的祭奠和葬礼。

谭玉龄死后不久,吉冈便建议溥仪娶一个日本妻子,甚至还带来了早就准备好的数十张日本姑娘的照片让溥仪挑选。溥仪本就怀疑谭玉龄的死因,心情十分不好,根本没有心思纳妾,如今吉冈如此急迫地叫他娶一个日本姑娘,无疑是要在他身边安插一个监视的耳目。溥仪不敢公然拒绝日本人的要求,便提出了以“谭贵妃尸骨未寒,无心谈及”为挡箭牌。吉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拿出一些在旅顺的日本学校读书的中国女学生的照片让溥仪挑选。这些学生虽然是中国人,但是溥仪担心这些女学生是日本人训练好的,是为日本人服务的,因此他再次找借口婉言谢绝了。可吉冈仍不死心,又拿来数十张在长春读书的女学生的照片,让溥仪挑选,每张照片的后面还贴着一张写有该人简历的卡片,可谓用心良苦。

溥仪实在没有办法推托,就叫来了几名亲近宗室的宫廷学生到他的书斋翻看这些照片,帮他拿主意。溥仪希望挑一个看起来天真、单纯、幼稚、忠厚老实的姑娘,以便于他将来训练和掌握。经过反复斟酌,他选定了南岭小学一名15岁的少女。这就是李玉琴,她的父亲是一家小饭馆的厨师。

李玉琴第一次进宫,就被“请”到司房中里里外外彻底地消毒了一番。这番阵势着实把她吓了一跳。后来才有人向她解释,这是因为溥仪有怪癖的缘故,任何进入内廷的人都要先行消毒,就连外边送进来的书报,也必须经过消毒后才能呈送溥仪阅看。

李玉琴进宫一个月后,溥仪挑了一个良辰吉日给她行“册封”礼。当时,在“册封”谭玉龄时,溥仪封她为“庆贵人”,希望能给他带来吉庆。如今该给李玉琴“册封”什么呢?略一思索,他对胖乎乎的李玉琴说:“你的样子是很有福气的,就叫‘福贵人’吧,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以克住了。”

随后,“福贵人”被安排在同德殿二楼间道南侧的几个房间里居住。李玉琴住的房子十分宽敞,内中摆设也非常豪华,分为客厅、梳妆室和卧室三间。

年幼无知的李玉琴十分相信溥仪的话,特别是经过溥仪的“训教”后,更是对溥仪言听计从。甚至连溥仪对她说的“皇上”、“贵人”都不是凡人,不能像人间夫妻那样生活,只能是说说笑笑,谈谈心,解解闷这样的荒唐的话语她都信以为真。

有一次,远房侄辈毓嵣的额娘在进宫陪伴“贵人”闲聊的时候,谈起了男女结婚和生孩子的事情。李玉琴对这些话感到十分新鲜,当天晚上她就把这些听来的话告诉了溥仪。第二天,溥仪就怒气冲冲地传来毓嵣,责令他转告他的额娘,不许和“贵人”扯东道西,更不准说男女之间的事情。

末代皇帝溥仪一生充满了不幸,他不仅婚姻生活不幸福,甚至连做个普通人的资格也被剥夺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

重新做人

溥仪被押往苏联后,先在赤塔一处疗养院住了两个月,而后便与相继押送到这里的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转移到了离中国不远的一个收容所,在那里度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

1950年7月,苏联政府将溥仪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9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9年的改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之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

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立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要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又回到抚顺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苏联的5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

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和他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管理所故意要他难看,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于人后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这些过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见面,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这位清末的“涛贝勒”、“军谘大臣”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12月9日,离开出生地整整35年的溥仪终于回到北京,从此一个新颖、奇特,但又充满幻想的公民生活,开始展现在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面前。

溥仪真诚而坦率地告诉亲人们说,他想见见周恩来,也想见见毛泽东,他要把获得特赦的喜悦心情告诉两位恩人。但他知道这事恐怕实现不了,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哪有工夫见他这样的普通公民?何况又是历史罪人。

当天晚上,溥仪辗转于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上午,溥仪由住在同院的同族六弟溥俭陪同来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他终于成为在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普通市民了。下午,溥仪让五妹韫馨陪着上街,溥俭也一块儿去了。他们先来到民族文化宫,在高高的塔楼前照了一张相。溥仪说:“我这个满族人,曾给国家造成灾难,只有人民政府才能给少数民族带来幸福生活,这样宏伟的民族文化宫正是一个象征。”他们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背衬天安门城楼西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水桥边又照了一张相。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两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其实,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毁坏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治疗,使他减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开了随后刮起的“文化大革命”旋风的袭击,但他最终没有逃过病魔的袭击,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走完了他那艰辛的人生。

溥仪3岁即位,在位却只有3年,尔后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下居无定所,终日惶恐不安,甚至曾被日本人囚禁起来,在“文革”中又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其实,溥仪的不幸在1908年那个完全没有过去大典时庄严、肃穆、喜庆气氛的登基典礼中就已注定。那时,各地革命党人屡扑屡起,大清江山岌岌可危。年仅3岁的溥仪怎能扭转时局?在懦弱无能的摄政王的辅助下又如何使祖业发扬光大?等待溥仪的不是荣华富贵和辉煌的前程,而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他注定要为自己的这一特殊身份付出惨重的代价。他的人生败局也是清朝腐朽没落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