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历史之痛几人知_缅怀翻译家杨静远女士_穿越洞庭,翻阅大书

时间:2019-04-29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27 次

珞珈山,历史之痛几人知_缅怀翻译家杨静远女士_穿越洞庭,翻阅大书

第一次走进位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是在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去看望三十年代老诗人毕奂午先生。毕先生住在珞珈山二区宿舍一幢两层联排的老房子。闲谈中,老人说,三十年代武汉大学有著名的“珞珈三杰”:凌叔华、苏雪林、袁昌英。他还说,袁昌英五十年代曾住过这排房子。“珞珈三杰”,不陌生,阅读现代文学不能跳过的女作家。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在一次《读书》沙龙聚会上,我结识了杨静远女士,原来她是袁昌英的女儿。谈及“珞珈三杰”,谈及母亲,杨静远无限感慨。

杨静远曾想成为母亲一样的作家,虽未实现,不过翻译最终让她找到另外一种途径与这一梦想衔接。

读过杨静远翻译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体味之深,译笔之美,只有感情细腻、文字圆润的女性,才能营造如此境界。果然,走进杨静远家里,我翻阅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之间写给恋人顾耕的情书,觉得夏洛蒂·勃朗特可谓有幸,遇到一位极为契合的中文译者。受作家母亲的影响,杨静远曾一度抱有文学愿望,后来虽未成为作家,但情书却写得真挚、浪漫而优美,因有这种文学才能,她才可以呈现勃朗特的书信之美。

巧的是,杨静远的家就在我家对面一个小胡同里。我不时去她家,与他们夫妇聊天。一天,她谈到这些情书,并拿出给我看。阅读情书中那位年轻女大学生的浪漫爱情与家国情怀,听她讲自己和母亲后来的故事,令人感触最深的则是历史的无奈。此时我正在为河南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沧桑文丛”,在总序中我这样写道:“沧桑文丛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地位、职业的限制,题材不受大小重轻的限制,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她的这些情书,显然与之极为吻合,我便建议她整理出版。一九九九年二月,《写给恋人》出版,这是我为杨静远出版的第一本书。

交稿时,杨静远寄来一份个人简介:(www.nxxnyqc.cn)杨静远,女,一九二三年生。一九四五年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八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硕士。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武汉大学外文系讲师。一九五〇——一九五二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编辑。一九五二——一九七九年人民出版社编辑。一九七九——一九八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二届理事,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译作有《马克思传》《马恩传》等四种(合译),《勃朗特姐妹研究》《夏洛蒂·勃朗特书信》等三种,著作有《炼人学校——五七干校一千日》,以及短篇译作、文论、散文、回忆文等多篇。

其实,她的翻译,还应该加上《彼得·潘》《勃朗特姐妹全集》等重要代表译著。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大致经历。

看似简单的经历,其间包含多少复杂坎坷、难以言说的生活体验。父亲杨端六、母亲袁昌英都是在英国留学,杨端六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金融财会,袁昌英就读于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系,后来又到法国留学。由杨静远的外公做主,他们二人订婚,从此结伴风雨同舟。

杨静远回忆过父亲的一段往事: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慕名请他去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他以自己不是军人推辞,但蒋执意要一位学者去替他装点门面。父亲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不离学校,二不离讲台(照样教课),三不穿军装。蒋全都接受了,授予他上将军衔。于是一连三四个暑假,一位从没穿过军装的“上将”就出现在蒋介石的军人政府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陪伴父亲去南京大火炉“上任”,惹得李四光先生玩笑地说她“趋炎附势”去了。

(《母亲袁昌英》)

父亲的这一经历,无疑会给这个家庭后来的命运,笼罩浓重的阴影。

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文革”红色风暴肆虐珞珈山。即便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躺在病榻上,也未能逃脱被拖起来批斗而凌辱,直至摧残而死。在此情形下,杨端六的恐惧可以想象。他仿佛已有预感,提前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告别家人的方式。多年之后,杨静远用这种表述谈父亲的死:“当我得知父亲赶在群众性批斗之前就自行告别人世时,倒松了一口气。”她以悲凉感与悔恨,写下当时的情形与心境: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我的日记上记着:“父病故。”三个冷冰冰毫无感情色彩的字,前后再无其他记述。

一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在中国人意识里,父母恩重如山,父母的亡故是人生大不幸之一。作为女儿,我为什么这样冷漠地看待父亲杨端六的死?当时的心境,现已很难追忆,但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一是处处设防,不敢在日记里多留下一个流露亲情的字,以免被抓住把柄,扣上什么孝子贤孙的帽子。另一方面,我的心已经结了一层厚硬的壳,大有刀枪不入之势。听到父淮南卫生学校亲逝世的噩耗,非但没有悲痛,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这不是悖情逆理,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是那个怪异反常的时代怪异而又并不怪异的现象——一种被扭曲而变得畸形的心态。

(《母亲袁昌英》)

一九四八年,杨静远与顾耕在珞珈山

当年满腔热忱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杨静远,曾对父亲的政治消沉颇为不解,甚至有所鄙视。她没有想到,未来的日子远非自己想象与期待的那么简单。

坦率地说,我无法将我眼前的晚年杨静远,与情书里所呈现的那位留学美国的杨静远联系起来。当年的她,活泼而兴趣广泛,爱唱歌,爱弹钢琴,爱在情书里抒情赋诗。可以想象,与父亲杨端六、母亲袁昌英一起生活在珞珈山上,杨静远自儿时起,一直淮南卫生学校接受着文学、礼仪、时尚的熏陶。看她当年在美国与同学的合影,看她与顾耕一九四八年在武汉珞珈山的合影,她衣着时髦,仪态典雅,脸上的微笑难以掩饰内心的快乐。晚年的她留给我的则是迥然不同的印象。许多场合,她爱穿一件皱巴巴的蓝色外套,谈吐平凡,普通得如一位乡村老太太,或者如戴着红袖章四处徜徉的一个街道老大妈,哪里像情书里那个文采飞扬的浪漫学生?哪里像是留学美国归来的翻译家?岁月无情磨砺,政治运动反复折腾,父母后半生的命运多舛,早让她把浪漫打磨殆尽,将时尚摒弃。

读她的简介,得知她曾在台湾出版过《炼人淮南卫生学校学校》一书,帮忙她推荐出版此书的,正是母亲的好朋友、“珞珈三杰”之一苏雪林。这本书,是杨静远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亲历记。看来她真的与我的家乡湖北有缘,一千天的干校生活刻骨铭心,多年之后,她拿起笔,如作家一样,详细描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此时,我开始为长江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历史备忘书系”,总序中写道:“历史备忘书系将更强调民间档案的特点,作者来自各界各地,名气无大小之分,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大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因之各种作者均有择选的必要与价值。形式也可多种多样,日记、信件、交代、采访实录、回忆录,视内容而定。而且我相信,原本不起眼的个人记录,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杨静远的关于“五七干校”的亲历记,显然非常适合入选。杨静远很快同意将这本书纳入“历史备忘书系”,其他几种还有林昭的姑淮南卫生学校父许觉民先生编选的《林昭不能忘记》、恩师贾植芳的《解冻时节》等。

那些日子里,听杨静远讲得最多的,是母亲袁昌英后半生的坎坷、磨难。我不断建议她好好写写母亲:“你讲的这些事,如果你不写,就没有人知道,很快就会淹没在时光里,无影无踪。你应该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来写她。”她最终接受这一建议,写了一篇将近三万字的长文《母亲袁昌英》。《炼人学校》再版时,改名为《咸宁干校一千天》,并增加了这篇长文及另外几篇回忆丈夫顾耕等人的新作。对于了解和研究“五七干校”历史的人来说,这本书,不能错过。

杨静远之母——袁昌英

在杨静远的回忆文章中,这篇《母亲袁昌英》写得最动情,也最令人触动。她在文章开篇写道:“然而在那座记忆库里,却有一角,我不敢也不愿去触动。一支深深扎入心房的利箭,矢镞的锋尖,从来也没有被岁月磨秃。那是一处不愈合的伤口,永远露着粉红的嫩肉,渗着血丝和淋巴液。那个回忆的禁区,是母亲的不幸遭遇。”

感到荣幸,杨静远在文章中写到我的催促:“是李辉先生的诚恳执着打动了我。……如此深切地关注着一位素昧平生的过去时代的作家,一个在历史退潮中淡去远去的名字,这本身是感人而难以推却的。它说明,这个名字并没有被新崛起的一代人遗忘。中国文坛上,还要续上这道香火。这个名字也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它属于全社会。我无权把它埋藏心底。我必须咬牙忍痛,去剜这个伤口。”

“我准备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来写母亲袁昌英。”于是,杨静远拿起笔,开始写她最不敢回忆的那些往事。这一次,她不再是一个寻章摘句的追求“信达雅”的翻译家,也不是如她过去写母亲时只是侧重“出自理性的实录”,而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深深思念,含着热泪对母爱的感恩,乃至因无法陪伴孤独凄凉的母亲的悔恨。

从一九二九年起,袁昌英一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整整长达四十年,直到一九六九年,独自一人返回湖南家乡。杨静远在《母亲袁昌英》一文结束时是这样写的:“关于母亲,我不想再说什么,最后让我用这份冷冰冰的文件作为结束。”她所说的文件,是一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内容则是为袁昌英平反。判决书第一段和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袁昌英,女,生于一八九四年,家庭出身官僚地主,本人成分教员。湖南省醴陵县人,原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因反革命一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经本院判处管制二年。已于一九七四(三)年病故。

……

根据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袁昌英的历史问题肃反前已作交代,右派已经改正,故对其再以反革命判处管制不当,据此,特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对袁昌英判处管制二年的刑事判决。对袁昌英不追究刑事责任。

读这样的平反性质的“判决书”,难怪杨静远会用“冷冰冰”这个词。

杨静远最后一次接到的母亲来信,是袁昌英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九日写好寄出的。此时,袁昌英孤独一人在家乡凄凉度日,她多么希望能早一天到北京与女儿一家团聚。母亲过去的许多信,杨静远都没有保留,唯独这封信她却保留至今:

我来农村已有三年多了。目前我患腰痛病,一来由于我住农村不习惯,二来我在侄儿家已麻烦多年了,我一定想来京和你们一起过生活,不过要请你们向北京市公安机关领取接受证,迅即寄来,再由醴陵公安局拨迁移证方可。但是你办手续来不及,那我就叫侄儿先送我来你处也可。事不多写,来京面谈。信到请回音或回电,否则我就先来亦可。

母 昌英

期盼与女儿见面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可是,还没来得及办理相关手续,四月二十九日杨静远接到电报:“母故速来醴。”

对于杨静远,再痛切的悔恨,也无法弥补一切。二十几年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写下感人至深的《母亲袁昌英》,她愿意倾吐心中之痛作为对母亲的些许补偿。因有《写给恋人》《咸宁干校一千天》等作品,杨静远不再只是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她以真情、勇气为历史存照的写作,为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力作。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九十二岁的杨静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久别之后,受尽悔恨折磨的女儿,与母亲袁昌英终于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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