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百日维新

时间:2017-02-17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789 次

光绪帝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三日(公元1898年1月)这天,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西花厅上,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桓、张荫梧五位大臣正襟危坐,听康有为陈述变法维新主张。

康有为在西花厅上慷慨陈词,爱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但他的变法主张触及了皇族的利益,使荣禄、李鸿章等顽固派十分气恼。慈禧的亲信大臣荣禄首先跳出来责难,说:“大清祖宗之法,难道可以变更么?”康有为语气温和措辞激烈地反驳道:“现在祖宗留下的国土都要保不住了,死守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又譬如,这总理衙门,原先祖宗并没有设置嘛,可见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荣禄无言以对,顿时涨红了脸。接着,李鸿章、廖寿桓等人轮番向康有为提出责疑,康有为对答如流,使这次“问话”,变成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辩论会。

第二天,翁同龢将“舌战”经过向光绪汇报。光绪听后,变法决心更为坚定起来,又想召见康有为,再次被恭亲王奕阻挠。光绪无法,只得传话叫康有为书面条陈上来,并严厉降旨:“以后对康有为的条陈、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这一日,光绪皇帝正在披读康有为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每看到精彩之处,禁不住拍手叫好,想想自己眼下的处境,忍不住眼角流泪,发出深深的叹息。

光绪皇帝原是醇亲王奕譞(xuān)之子,名叫载湉,又是西太后慈禧的侄儿和外甥,十九岁的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太后为了能再次“垂帘听政”,便将四岁的载湉立为皇帝。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十六岁的光绪到了“亲政”的年龄,慈禧仍要“训政”,将光绪处于傀儡皇帝的地位。两年后,慈禧把自己的侄女隆裕许配给光绪。光绪心里实在不喜欢这位慈禧“奸细”般的皇后,将宠爱倾注于同他志同道合的珍妃身上。

珍妃见皇上整日埋头阅卷,为变法事操劳,虽碍着“后宫不得干涉朝政”的祖训,不便多言,但总是日夜守候着光绪,鼓励他善为进取;光绪行文下诏,她总是在一旁研墨,汗巾香茗,每每亲自侍俸。皇后隆裕和太后慈禧都将她看作眼中钉。

此时,光绪伏在御案上正读到兴致之处,康有为应他所写《应诏统筹全局折》送到宫中。光绪帝大喜,连忙拿起来看,看到激动之处免不了要大声念给珍妃听,“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变革,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那康有为力主皇帝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推行新政,发愤图强。这个“统筹全局”的奏折正是康梁变法的施政纲领。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终于接受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向全国宣布变法。诏书指责一些顽固官僚表面上“志成忧国”,实质上“空言无补”,号召朝野“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

光绪皇帝为了启用维新人物,推行新政,于二十八日(6月16日)以非正式的方式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光绪皇帝等他礼毕,便急问自强之策。康有为便陈述三大策:一是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二为采取西法,以定国是;三是改良法制,为变法之要。其他如废科举、兴学校、译西书、修铁路、发行纸币,设立银行……种种陈述,滔滔不绝,真是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把光绪皇帝说得点头不止。康有为又说:“我研究过各国变法情形,西方各国近二百年才富强起来,日本搞维新三十年也强了,中国如好好变法,三年就能有起色。”光绪十分高兴,说:“你的《统筹全局折》对于变法写得很详尽,我看可以试行。”康有为压低声音道:“皇上既然决心变法,为什么不能果断行事?”光绪叹了口气,向门外瞥了一眼,低声说:“一言难尽。”康有为理解光绪苦衷,便说:“皇上靠守旧的大臣是决不可能推行新法的,但也不必将旧衙门撤除,只须添设新机关,提拔维新人士办新政。至于旧大臣,可以保留他们的高官厚禄,把他们养起来,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反对新政了。”光绪听了,连连称好,说:“你这办法稳妥、稳妥!那我先委任你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委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并主持译书局事宜。变法诏书由你起草颁布。”康有为感激涕零,连忙跪下叩头谢恩:“皇上放心,臣效忠皇上变法,万死不辞!”

维新变法终于推行了!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因而这次变法又被人称为“戊戌变法”。维新人物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章、起草诏书的工作。康有为等人今天一个奏折,明天一个条陈,流水般的传到皇宫里由光绪变成上谕、诏书,一件件再从京城飞向全国。在变法的三个多月中,颁发的诏书、上谕有一百多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有广开言路,提倡实业,裁减冗兵、开办学堂等等。但光绪皇帝并不敢采纳康有为改革官制这最紧要的一点,也不敢触动从中央到地方的旧有官僚机构,那顽固守旧势力的总后台慈禧仍然凌驾于皇帝之上。即使这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也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地方上的大员除了湖南的巡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以外,其他地方官大都是阳奉阴违,甚至置之不理。尽管如此,光绪下诏变法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旧的封建体制不改不行了,皇帝启用康有为等维新人物,意味着维新派的改革主张成为合法,于是朝野.官场和士界高谈变革、议政参政,一时蔚然成风。

面对抗拒新政的严重“抗上”现象,光绪皇帝大为震怒,在下诏书表彰和奖励陈宝箴的同时,他严斥了办理新政不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但光绪的诏书对于这些老奸巨滑的地方高官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有的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有的装聋作哑,有的干脆就告到慈禧太后那里,倒打光绪皇帝一耙。

在顽固派官僚阻挠变法的严峻形势面前,康有为只能抓住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和少数几个帝党官僚;光绪皇帝也只能依靠康、梁、谭等少数几个卖力的维新人物,为了增强光绪的变法决心和恒心,康有为又先后给他呈上自己写的《突厥削弱记》《波兰分割记》《法国革命记》等书,备书都有序文和按语。书中大声疾呼,要挽救王朝的危亡,就非得坚决果断地推行维新变法不可。

看了这些书,光绪受到极大的震动。于是,他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六月中旬下诏裁撤詹事司、通政司、光禄寺等无所事事的衙门。并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这三省既有巡抚,又有总督,机构重叠。他又继续重用了一批维新派人物。

光绪厉行新政,惹怒了许应睽、怀塔布、刚毅等一班顽固派大臣。他们天天在那里寻维新派的岔子,好到慈禧太后面前去挑唆。一天,礼部主事王照上了一个奏本,被礼部尚书怀塔布扣住,塞在袖子里,以便进呈太后。不想,此事让御史杨深秀得知,立即奏闻光绪。光绪听了大怒,立即下令给礼部尚书许应骙,要他核实此事。不想许应骙在回奏中趁机对康、梁等人大肆攻击,并要求光绪帝罢黜康有为等人。御史文悌更是找上门来,跪在光绪面前“控诉”康有为和杨深秀等维新人物的“罪行”。光绪深知,这些大臣都是仗着慈禧的权势,才敢如此作难。他决心煞一煞他们的威风,排除变法中的重重阻力,便于九月四日,横下心来下了一道谕旨。谕旨说,他屡次降旨,广开言路,各堂官不得“稍有阻格”,而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竟居然抗旨。故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均著即行革职。”对于王照,光绪则嘉奖他“不畏强暴,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

“罢黜六常官”事件轰动了整个北京,躲在颐和园策划阴谋的慈禧太后再也忍不住了。原先,她并不十分反对变法,是因为颁布的变法诏书中的许多内容,与洋务派的主张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现在,光绪变法居然变到自己头上,向自己的党羽开了刀,她岂能容忍。于是,她阴谋发动了一场政变,终于使维新变法运动夭折。若从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到“戊戌政变”,变法被中止,前后仅仅一百零三天,因此,这次变法运动也被人称作“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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