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予思宗终殉国的故事

时间:2017-02-19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781 次

第十八章 天不予思宗终殉国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二,从大同一路杀来的起义军逼近宣府。

宣府距北京百多公里,是屏护京城的西北门户,如果一旦失守,京城将暴露在李自成的直接打击之下。

巡抚朱之冯誓师,号召军民誓死守城。

令他想不到的是,强敌压境,居然满城喜气,有的百姓公然焚香点蜡,悬红挂彩,准备迎接李自成。人心浮动,人心思变,民心向背,看来大势已去。

镇守太监杜勋和他商量弃城投降,朱之冯当然不答应。杜勋冷笑一声说“糊涂吧你”,带起人马出城30里外,去欢迎李自成了。

李自成的队伍到了城下,摆开了阵势,同时,劝降书和战书射进城里,朱之冯没有选择,他也别无选择,登上城楼,命令左右发炮轰击。

命令下去了,大炮却不响。朱之冯这时才发觉,身边的兵将,一个个不做声,不动手。拒战吗?朱之冯跳下指挥台,他要身先士卒,亲自点火放炮。亲兵们死死抱住他。定睛再看,点燃大炮的引线孔早已被人用铁钉统统钉死了。

朱之冯仰天大哭,被人扶到后头,随后上吊自杀,死前给崇祯写了一封遗书,劝皇上收拾人心。

不过,一切都晚了,七天之后,他忠于的崇祯皇帝选择了同样的死法,吊死在煤山;他忠于的朝廷,也在起义军的凯歌声中,无声地垮掉了。

模范皇帝朱由检

天启七年(1627)八月,“木匠皇帝”熹宗病危,由于他没有子嗣,召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入宫接受遗命。不久,熹宗去世,17岁的朱由检继位当了皇帝,大赦天下,次年改为崇祯元年(1628),民间习惯称明思宗朱由检为崇祯皇帝。

思宗13岁被封为信王,在王府中蓄势待发,登基后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将魏忠贤党羽各个击破,最后矛头直指魏忠贤。

明朝有一种酷刑叫凌迟,崇祯对付“魏党”,使用的就是凌迟。历史学家认为17岁的崇祯具备政治铁腕,深谋远虑。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崇祯对付“魏党”,使用的是全套的凌迟工艺学。

这个“魏党”好比一个人,魏忠贤是当然的核心,那些党羽,什么“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等遍布朝野的爪牙,就是四肢百骸。

崇祯并没有先诛其心,而是从他的爪牙开始。不过,崇祯并没有这么从容淡定,他继位之初,就防意如城,白天不敢吃宫中的食物,生怕不明不白地被人毒死;晚上则令宫中彻夜燃烛,以提防刺客。

如果说崇祯不怕魏忠贤,那一定是假话,否则他就不用那么小心谨慎,直接下一道诏书,统统杀了了事。事情要是这么简单,“木匠皇帝”自己就拿锤子敲死魏忠贤了。

“魏党”在熹宗手里已经坐大,已经在朝野蔓延,所以,即使日夜危机,还是要讲究剪除之法。

崇祯不露声色,表现了极大的克制,还依然如天启朝一般重用魏忠贤及其党羽。他只是适时地批准魏忠贤的爪牙李朝钦、裴有声、吴光成等退休,并遣散一批旧宦官,选一些新宦官入内侍奉,以逐步孤立魏忠贤。

这是第一步,很温柔的摘除手术。

魏忠贤一点没感觉吗?肯定有。

不过,他只感觉到手术器械的冰凉,因为崇祯给他施展了麻醉术。

天启七年九月,熹宗去世还不到一个月,魏忠贤请求辞职,这不仅是因为他依靠的熹宗这座靠山大势已去,他还预感到大难临头,气氛有些不对了,所以用请辞来试探崇祯之态度。

崇祯没有批准。

这相当于挽留,一招很绵的云手,拉住魏忠贤。

十月,“五虎”之一兵部尚书崔呈秀父亲去世,崔呈秀被迫回籍守制,丁忧三年。崔呈秀是魏忠贤的一条臂膀,现在猛然离职,崇祯开始收捕魏忠贤及其党羽。

凌迟的最后是诛心。这个时候,一个叫钱嘉徵的浙江贡生,给了崇祯一把锋利的尖刀。

这尖刀,就是钱嘉徵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的《劾逆珰疏》,对崇祯而言,关键时刻拿到的这样称手的武器,简直就是天假其便。而对于魏忠贤来说,正好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逃”。注意这个“珰”字,本意是珰珠,汉代宦官帽子上的缀饰,后来就借指宦官。这里的“逆珰”,就是指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当然包括朝野那些依附于他的“魏党”。

崇祯马上召见魏忠贤,让内侍当着他的面朗读,内侍读一句,崇祯就厉声质问一句魏忠贤,弹劾的是哪件事?是不是属实?魏忠贤哪里还敢辩解,只能伏地叩首。

魏忠贤知道大难临头了,请求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向崇祯求情,徐应元仗着是崇祯手下的旧人,不料刚提起话头,就被崇祯骂回去了。十一月,崇祯将魏忠贤贬往凤阳,四日后,又下令逮捕。魏忠贤行进到阜城时,获知逮捕令已下之消息,便在夜晚自缢而死。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忠贤虽然已死,遗党大部分仍在朝中,内阁、六部基本上仍由他们控制。崇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魏党依然大加打击,共处置200多人。崇祯还将各处镇守内臣全都撤回,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正月,又下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严格限制内臣的行动,不给其以可乘之机,这就大大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此举不禁让人想起了朱元璋钉在内宫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崇祯整治内宦的强硬态度,赢得了朝野人士的拥护。他的果敢之作风,令朝野刮目相看,一时呼为“明主”。百官从这位17岁的少年天子身上看到了大明朝新的希望。

朱由检接手的明朝,已经行至山穷水尽之处,他面临的是一种风雨飘摇的局面,好在他年轻,精力旺盛,他似乎有一种冲动,他想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直接注入衰朽的王朝,他想让一个长满尸斑的王朝,重新焕发出红润的生机。

崇祯登基之后,惩处贪腐之风,大力改革,免征税收,并允许民间百姓结社,议论朝政,官府不得侵占百姓私有财产,甚至制定了百姓拥有隐私权等超时代的法律。对外全面开放海外贸易,并在江南等地开设管办织造局,织出的丝绸经过海上贸易通往南洋各国,换取高额贸易来补充财政,实现了不征百姓税收,自产自足。

孔子说:“为政以德。”朱由检治国的诚意,堪称为历代少有的模范皇帝,他崇尚节俭,衣食简朴,不贪女色,打理朝政不知疲倦,夜以继日,不到20岁头发就全白了。

万历以来,官吏腐败,财政空虚,朝政积弊,东北的后金日益壮大,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辽饷则不断加派,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如此内忧外患日益紧迫之际,崇祯苦苦支撑,一边清除阉党,一边选用贤臣,选用干练之臣督师辽东,抑制后金之发展,随时准备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实现其“中兴”之梦。

崇祯元年(1628)正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询问士子如何治理天下,力图希望起用那些有真才实学、精明强干之士。崇祯亲自征点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尚书来宗道、礼部侍郎李标、杨景辰、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后又征韩爌、成基命、周延儒、钱象坤等入阁。这些人中,大多是东林党人,他们一般皆能谨慎办事。

崇祯元年二月,首次开经筵,经筵讲官多为大学士,他们皆尽心劝讲,崇祯亦尽心倾听,并向讲官提出许多问题,以求治国良策。只要是人才,就常破格提拔,例如将四川人刘之伦由庶吉士一下子提拔为兵部右侍郎;游方僧人申甫因人推荐,破格提拔为副总兵。为了整顿边政,他起用了天启年间战功赫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

天不我予

从登基头一天开始,崇祯皇帝就勤政治国,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一日三餐吃素菜,他有好皇帝的优点,但是,他的运气实在不好,辽东边界后金崛起,屡屡进犯边关,李自成农民起义势如水火,全国各地灾荒不断,鼠疫不绝,并且碰上小冰河时期,连年雪灾。真正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接二连三,积重难返。如果说崇祯还想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千疮百孔的江山,危在旦夕的时局,对于这位17岁的皇帝,已经到了天不我予的地步了。

为了整顿边政,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七月,他在平台亲自召见袁崇焕,询问安定辽东之方略。袁崇焕细陈自己之策略,并说如果户部提供充足的兵饷,工部给予足够的器械,吏部不干涉其用人,兵部不限制其调兵遣将,朝廷亦能将全权下放给他,五年之内他就可以恢复辽东。

崇祯听了十分振奋,一口答应了袁崇焕的要求,并赐他一把尚方宝剑。袁崇焕身负重任,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策略,积极布防,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成效。同时崇祯帝又命杨鹤为兵部右(www.nxxnyqc.cn)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崇祯初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明朝的内政外交有了新的转机。

崇祯一心求治,急于重建太平天下,未免性情急躁,处理政事急于求成,操之过急,常采用急功近利的做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加上其刚愎自用,虚荣心极强,而性情又多疑,常迁怒于文武百官,责备他们不能尽职尽责,致使崇祯初政之成效一点点丧失。崇祯还总是感到群臣容易结党营私,不可信任。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精兵十万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占遵化。袁崇焕闻信,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之前赶到通州。袁崇焕突然出现在通州,后金军担心失败,于是避开袁崇焕西犯京师。袁崇焕不顾兵马疲劳,迅速驰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军交战,并将其打败,保住了北京。

后金深感若不除掉袁崇焕,难以制胜,于是用反间计,声称与袁崇焕早有密约,为城下之盟,崇祯竟信以为真,以“叛变投敌”“谋反朝廷”之罪,将袁崇焕处死,而且慨叹边臣不值得信任。

崇祯的褊狭与多疑的性格,终于使他自毁长城。

崇祯九年(1636)七月,清兵又一次南下,崇祯一看形势不妙,马上又起用宦官,此后直到明朝政府灭亡,宦官一直被派出,或为监军,或为总监,或征茶马,或督漕运。在是否重用宦官的问题上,崇祯亦有过反复,罢了又用,用后又撤,最后还是倚为心腹,他时常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这是他多疑、性情反复无常的一种表现。他对朝臣固然已失去信任,重用宦官,国事又越来越糟,他就在这样一种反反复复、忙忙碌碌、焦躁不安中度日。

崇祯八年(1635),起义军攻下凤阳,并放火烧了皇陵宫殿和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这对崇祯是个极大的打击。辽东的后金亦日益壮大,自袁崇焕被杀后,再也难以找到一个得力的边将来抗击后金的侵扰。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其兵马强壮,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深入内地。这两大忧患,令崇祯寝食不安,却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面对国事每况愈下的局面,崇祯求治之心日切,可是朝臣每每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就迁怒于臣下,以严刑酷法整治大臣,动辄加以杀戮。早在崇祯三年(1630),刘宗周就上疏指责崇祯:逆党中有被杀的,封疆失事者有被杀的,凡是有过错的人,重者被杖死,轻者加贬谪。一朝之中竟有半数以上的被处罚。

战事日繁,将才奇缺,可他却杀了7位总督,还杀了11位巡抚,甚至还杀了两位内阁大学士和兵部尚书等。在这些被杀的人中,除极个别的是罪有应得外,不少是含冤而死的,有的则是崇祯帝意气用事,量刑失当,由于其褊狭、刻薄的性格,只管杀掉了事。

丧钟为谁而鸣

袁崇焕事件,让崇祯形成了错误的观念,从此对朝臣与边臣皆心存疑忌,不敢重用。同时,一旦朝臣有所过失,皆严惩不贷。于是,崇祯初年被踢翻在地的宦官再次翻身,受到崇祯重用,几乎有取代朝臣之势。

崇祯派了许多太监到军队里当监军,监军督饷,还派宦官去督察钱粮税务、茶马、司法等政务,里里外外,事无巨细,都把宦官倚为心腹。而且,凡朝臣与宦官发生冲突,崇祯总偏袒宦官。

不过,崇祯对宦官也并非完全信而不疑。有魏忠贤乱政的前车之鉴,对宦官他也总是有所提防。他认为自己重用宦官是迫不得已。他还觉得,只要皇帝英明,重用宦官不致乱政,以自己的英明才干,是完全可以使宦官为其所用的。为了防范宦官,他亦费尽了心机,其手段之一,就是时不时地大规模地撤回在外的宦官。

崇祯七年(1634)六月,崇祯撤回了总理、监视各道太监,他说以前之所以派宦官监理,只是因为诸臣或假公济私,或迂腐无用,故撤朝臣,委政内臣。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在辽东,自袁崇焕被杀后,军纪涣散,人人自危;在陕西,虽然农民起义军一时处于低潮,但并未被完全镇压下去,太监监军亦未能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因此,他从内心深处势必有种失望感,于是又委派朝臣做事,一直到崇祯九年(1636)六月,都未派太监出镇。

崇祯在位的17个年头,刑部尚书换了17人,兵部尚书换了14人。随意更换大臣之事,大臣噤若寒蝉,哪怕是逆耳的忠言,崇祯也容不下,这些人轻则被贬,重则下狱,甚至被处死。内阁大学士,整个明代276年,拢共不过160余人,崇祯一朝则有50人之多,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弱,先后担任首辅的就有十几人,各部大臣就像走马灯一样地上上下下,可是阉党余孽温体仁却在内阁一呆就是八年,给朝政造成极坏的影响。

崇祯倚重宦官,宦官多不行好事。奸佞之辈得势,正直的朝臣或杀或贬,朝政焉能不坏?崇祯在位17年,一直勤于政事,事必躬亲,毫不懈怠,但他多疑任性与刚愎自用的性格,只能让他的努力和结果背道而驰。清兵依然威胁着京城的安全,财政依然拮据依然令他为难,他一再向百姓加派,采纳阁臣的建议,号召朝廷百官助饷,甚至把万历时宫中积留下来的上好人参拿出去变卖,最后甚至又向皇亲筹借银两。

对于狼烟四起的老大帝国来说,这些办法除了可怜,就是可笑,只能说是竭泽而渔加杯水车薪而已。

清兵和农民起义军越来越壮大,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清兵攻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也因为锦州之败害怕朝廷治罪,投降了清军。

崇祯十五年九月,李自成攻克开封城,次年(1643)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以陕西为根据地对明发起了最后总攻。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李自成的大顺军围攻北京城。

夺命之剑直指崇祯的面门。

三月十七,崇祯还和廷臣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变之策,可惜能战之将和敢言之臣基本被他斩杀殆尽,此时的大臣,除了顾惜自家性命,均无言以对,唯有假惺惺地相对哭泣。

十八日,大顺军在西直门、平则门(今阜成门)、彰义门(今广安门)外架起云梯,发起猛攻,又派了宣化投降的太监杜勋和在昌平投降的守陵太监申芝秀入城,替大顺军当说客,与崇祯谈判。杜勋与申芝秀称大顺军锐不可当,劝崇祯“避位”,崇祯不肯接受。

崇祯拒绝谈判,手下的太监曹化淳索性自作主张,打开彰义门迎降,外城于是被破。

很快,内城也被攻破。

当晚,崇祯强打精神,给全家安排了一个最后的晚餐,他尽量用平静的声音重温太祖创立基业的故事,他尽量用从容不迫的语气驱散外面传来的恐怖的厮杀声。

家宴结束,崇祯帝马上命人将16岁的太子朱慈烺及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送到皇宫外躲藏。随后,贤德一生的周皇后在坤宁宫自缢。15岁的长平公主眼见国破家亡,伤心哭泣,崇祯帝硬了心肠发狠道:“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里!”然后挥剑砍去,长平公主抬起胳膊去挡,被砍断右臂,当即倒地昏死。崇祯害怕自家妇孺落入敌手后遭受侮辱,只能亲自持剑砍杀妻妾,昭仁公主就没姐姐那么幸运,她死在自己的皇父剑下,年仅六岁。

处理了这一切,崇祯带领司礼太监王承恩等十几个宦官,试图出城,未能如愿,只得又返回皇宫。

十九日凌晨,崇祯帝在宫中亲自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前来应召,大营兵将也皆逃散,只有王承恩立于身旁。崇祯见大势已去,趁了微明的天色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万寿山(俗称煤山,今景山),在寿皇亭旁的一株老槐树上自缢身亡,时年34岁。王承恩亦自缢于旁边的一棵树下。

崇祯死时“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有人以为可见狼狈迫促之状,实际上是因为身体悬空之后由于窒息而本能挣扎蹬脱。其情可哀。

崇祯死前咬破指头,用血指在衣襟上写下:“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这是崇祯帝最后一次罪己诏,他在位17年,六下罪己诏,最后这一次,是用自己的鲜血书写在自己的身上。

得知崇祯死讯,大学士范景文等20多个大臣随后自杀。“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这20多个人作为亡国之臣,履行了他们的最后职责。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这一天是公元1644年,岁在甲申,史称“甲申之变”。这天是大明王朝的亡国祭日,之后若干年内,年逢此日,明的遗民必沐浴更衣、面向北方、焚香叩首、放声恸哭。

崇祯皇帝在民间一直广受同情,他死国的刚烈,他死难的心情,一直得到普通百姓的体贴和体谅,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外地游人登临万寿山,在寿皇亭旁驻足,面向那块刻有“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久久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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