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恢复经济

时间:2019-02-26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78 次

大力恢复经济

明朝末年到清朝入关,天灾人祸不断,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百姓困苦不堪。顺治帝统治期间,一边采取一些恢复经济的举措,一边又不断用兵彻底清除反清复明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很难得到彻底的恢复和发展。康熙亲政后的最初几年里,经济情况已经有了好转,不料又爆发了三藩之乱,不仅经济发展中断,更重要的是,全国人民再一次被卷入了战火,战后民生凋敝,荒凉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自古以来,每个政府要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必须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康熙也深知这一点,他曾不止一次对大臣说过类似“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的话。农业历来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国之大计在农”。康熙也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农业之本,则在土地,所以他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是相当用心的,首先就是下令永远禁止圈地。

满族贵族入关之初,为重建农奴制庄园,曾在北京周围方圆250平方公里内的各州县大规模地圈占土地。清顺治二年(1645),正式颁行圈地令,将所圈占的土地分给东来的八旗将士,开始了规模浩大的跑马圈地运动,什么是“跑马圈地”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每个八旗将士都骑着马绕着圈地跑,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多远就给多少地。这样的暴行把原来属于汉族农民的土地都霸占了,汉族农民没有地种,失去土地的农民为维持生计,又反过来被迫为清朝八旗贵族当包衣(类似于农奴)耕种土地。(www.nxxnyqc.cn)

满族人不善稼穑,不懂农事,再加上包衣们受着压迫,生产积极性不高,肥田很快变成瘠地。贵族们不说自己不会种地,又开始强制性地以坏地换好地。这样一来,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地不好随时换,所以对农事更加不用心;没被圈地的农民也不用心了,很简单,地种得越好,就越招“狼”,年年苦恨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说什么也不甘心啊。谁也没心思种地,生产力还怎么发展,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开始加剧。

针对这种情况,清康熙三年(1664),清政府曾下令停止圈地,但大权在握的权臣鳌拜不执行,并于1666年再次掀起大规模圈换土地事件。康熙帝处置鳖拜后,再次下令禁止圈地,至此,大规模的圈地活动终于被禁止,但零星的圈地事件还时有发生,因此1685年,顺天府尹张吉午上书请求皇帝下令“永免圈占”民间地庙。许多大臣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没必要管,但康熙“特旨允行”。此举照顾了汉族农民的利益,为缓和满汉矛盾、发展农业经济奠定了基础。

此时,广大农民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负担过重,再加上横征暴敛,农民无法维持生活。康熙在三藩平定后,首先取消了1674年以后所加的一切杂税,并停止田赋预征,对纳赋限期也逐渐放松,然后开始整理田赋制度。

明末清初之时,荒地很多,清朝入关后虽曾着手进行垦荒,但推行了20多年也没什么成效。御史徐旭龄指出了农民垦荒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所在,第一,国家过于急切地对垦荒的田地索取赋税,农民田多了反而负担加重;第二,垦荒需要一定资金购买农具、种子等,贫苦农民无力承担,国家号召垦荒,却不给他们资金助其垦荒,贫民田多了反而种不起;第三,政府没有严厉监督官员对垦荒的督促,他们就不以垦田作为当务之急。这三个原因,就是以往垦荒的“通病”。

康熙认为这番分析很对,就针对这三个问题解决垦荒的问题。他把垦荒起科年限从原定三年逐次放宽,先放宽到四年后交纳田赋,又到六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政府宣布:“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在十年之内,垦荒者自种自用,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实在是再优厚不过的了。可惜,没等这项重要的政策在全国实行,三藩之乱就爆发了。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清军平叛胜利在握,康熙便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将原定十年起科的年限改为六年,因战乱而流徙在荒远地区(如四川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如本人(家)愿意留在此地垦荒居住,则其所垦“地亩永给为业”,永远不用交田赋了。针对农民开了荒却种不起的问题,朝廷给予相应的资助。一般是由各级官府发放无息借贷,规定若干年后还本。对于官员,则赏罚分明,限以几年招复户口,几年修举水利,几年垦完荒地,有功的就提升,无垦荒功的就罢免,这种措施对官员督劝垦田起了重要作用。以上种种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在恢复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康熙在亲政后所处理的明藩土地也是一件大事情。在垦荒田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原明藩王的田产,以及皇庄与勋戚庄田,清初统称“废藩”庄田。据统计,这批田产约有60多万顷,分布在近十个省区内,多属肥沃之地。当时户部企图把这项土地变卖,作为一笔特别的收入,并且已经卖出了一部分。康熙则下令马上停止出卖,让原来耕种的农民继续耕种,交纳租粮即可,对无人耕种的剩余土地,则“召民开垦”,其所有权转入民户,“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此类田地称为“更名田”。这样一来,农民变成了这些土地的自耕农,既不再遭受像明朝时的“渔敛惨毒”、“多方掊克攘夺”的虐待,又把王府自置地“输粮之外,又纳租银”的负担也去掉了,生产的积极性大提高。

康熙对这项土地的处理,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他所以如此大方地来处理,并不是出于一种“恩赐”的初衷,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迅速把农业发展起来,尽快国富民强。

农业生产的众多举措中,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就是不定期的蠲免赋役,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皇帝,以后蠲免钱粮逐渐成为清朝一贯的政策。康熙皇帝即位后,蠲免钱粮不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每一次都数量巨大。“有一年蠲及数省者”或“一省连蠲数年者”,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

蠲免钱粮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次是为了表示对百姓的关心,确实使百姓得到了很大的实惠,自是多多益善;第三个原因就是灾害,百姓受灾,没有收成,政府再强行索税的话,就要引起暴动和起义了,为了巩固统治,蠲免钱粮的措施是必需的。据统计,1691年、1703年、1711年、1716年、1721年,清政府免除天下赋税的数量都在白银2800万两左右。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总计1.5亿万两,康熙说得好,“欲使民被实惠,莫如蠲免钱粮”,“欲使群生乐利,比户丰盈,惟频减赋蠲租……庶万姓得沾实惠”,这种蠲免的措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康熙在繁荣经济、改革税制的同时,还着力惩罚贪官污吏,并且从严治税,对税收征管中贪污舞弊的官员处罚极严,从不手软。四川官员卡永式在征收国家税收时,每征收200两白银自己私自加收12两,除贿赂给四川巡抚能泰等官员2万两白银外,自己共贪污白银1.7万两,按律法本应处死,但因其不久病死故未追究,能泰则因受贿被处死。山西太原知府赵凤诏,私自设立税种名目,强行征收并私吞白银1.8万两,也被处死。

除了对官员的贪污行为绝不饶恕之外,康熙也严厉惩治漏税行为,有一段时期,苏州一带士绅逃税之风甚烈,严查之下,涉及万余人。康熙帝下令将这些士绅的功名一律取消,其中3000人交刑部处置。顺治年间的探花昆山名士叶子蔼,欠了一两银子的税,他觉得数目比较少,就给康熙写信为自己求情。但是康熙为了以儆效尤,没有留情,还是照样除了叶子蔼的功名。这件事在江南一带成了一首民谣:

康熙查税情,探花慌了神;

一厘还一文,照样丢功名;

民谣警后人,看你值几文?

种种私设税种的行为,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漏税之风盛行,也影响了国库的积蓄,康熙从严治税,杀鸡儆猴,为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国库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康熙又颁发了谕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

这就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意思是将清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国人丁应征的235万两白银的丁钱,作为今后每年征收的丁钱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人丁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再征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全国许多城、镇开始热闹起来了,呈现出了一片盛世景象,著名的工商业城市苏州“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大的市镇如汉口是“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三藩之乱中被破坏的最严重的景德镇,这时也恢复成为“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等”。北方的城市中,不仅北京“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无空隙”,进京孔道涿州也是“往来者林林总总,阛阓喧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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