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布德守法修美政

时间:2019-03-15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55 次

蜀汉:布德守法修美政

第四章 蜀汉:布德守法修美政

初看起来,历史似乎都是由偶然性碎片构成的,然而,经历了沉淀之后,还是不难发现背后的草蛇灰线。那些始终照亮黑夜的灯光,或许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必然性动力。在三国纷争的时代,蜀汉(221—263)先主刘备从社会底层到最终割据一方,若不是依靠这些亘古不变的政治法则,又何以能做得到呢?

刘备自称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这个身世一直受到怀疑,更何况当时掌握地方政权的宗室子弟大有人在,例如荆州(湖北)刘表、益州(四川成都)刘璋。而刘备出身贫寒,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以贩履织席为业,称得上是穷困潦倒,若不是后来声名鹊起,恐怕皇室宗亲的身份只是自说自话。也就是说,刘备并没有先天的政治资本,虽然通过参加剿灭黄巾起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当时功勋名望远在他之上的人多得数不胜数,而且他似乎并不善于用兵,经常打败仗,长期只能在诸侯争霸的夹缝中不时依附强者。可以说,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以前,刘备势单力薄,几乎快到没有立锥之地的边缘,然而即便如此,建安四年(199)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刘备仍然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袁绍之流是不能算数的。这固然是在试探刘备,但以曹操当时的身份和功业,泛泛之辈恐怕确实难入他的法眼,能被试探并受到如此推重,或多或少能说明问题。

那么,刘备到底凭什么让曹操及世人对他另眼相看呢?建安十六年(211),刘璋派法正到荆州迎接刘备入川以讨伐汉中(陕西)张鲁,法正和庞统力主趁机夺取益州作为资本以成就大业,刘备说了番推心置腹的话,现今只跟曹操势同水火,此人严厉、凶暴、诡诈,自己则宽厚、仁慈、忠信,只有跟他背道而驰,事情才能成功,要是贪图小利而失去信义,恐怕得不偿失。这确实是刘备的秘密武器和政治底线。不过,庞统另有一套见解:天下大乱,本来就不是靠一种方法可以平定的,兼并弱小,进攻愚昧,用不合礼义的方法取得,再用合乎礼义的方法加以治理,也是古人所崇尚的。只要事成之后给刘璋广阔的封地,就不算违背信义,今若不取,终必落入他人之手。刘备这才同意。这份总结比照曹操而作的自我总结虽然简单,但是一语中的,切中要害,换句话说,刘备的政治基础和优势均在于仁德而非其他。

刘备广布仁德,即使在危难关头,也不例外。建安十三年(208),刘琮投降曹操,过后很久才告知刘备,此时曹军已逼近。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有人主张进攻刘琮夺取荆州,刘备否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刘表临死之前以儿子相托,不能只顾私利而背信弃义,否则将来有何脸面相见于九泉之下呢?于是率部撤离。谁知民众纷纷跟随,到达当阳(湖北宜昌)时已达十多万人,使得行军速度极慢。又有人提议,如今人数虽多,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很少,倘若曹军追到,无法抵挡,所以应当率部火速前进,保守江陵(现属湖北荆州),不然的话,会被百姓拖累。刘备指出,凡欲成就大业者,必以人民为本,他们前来归附,怎能忍心丢下不管呢?(www.nxxnyqc.cn)东晋习凿齿深情赞颂了这种处于道德制高点的言行,虽然处在颠沛流离和危险艰难之中,刘备坚守信义没有丝毫动摇;尽管形势极为不利,乃至事态万分紧急,仍然处处都不违背道德。因为追念刘表昔日的恩情,三军无不为之感动,眷恋追随的百姓,也都心甘情愿与之患难与共。刘备之所以能建功立业,有道德力量的必然性,绝不是偶然性所致。

在执政过程中,刘备更是着力推行仁政。建安十九年(214)占领益州后,有人建议把成都的肥田沃土和住宅分给将领,赵云坚决反对,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从内部来说,西汉霍去病认为匈奴尚未消灭,不应考虑成家,今世国贼远非匈奴可比,更不能贪图享乐。二是从外部来说,益州民众刚刚遭受兵灾战祸,田地住宅理应归还原来的主人,使之恢复生产,安居乐业,然后才能征发兵役、收取租税而获得他们的好感,不应夺取他们的财物来宠爱自己的将领。

刘备赞许他的见解。由于仁义著于四海,有志之士无不争相努力尽职,益州人民也非常和睦。

刘备以仁德著称,诸葛亮则以守法见长,两人如鱼得水,配合得天衣无缝,成为明君贤相的典范。诸葛亮在治理蜀地初期就因时因地推行法治,但蜀人很不习惯,颇有怨恨之声。刘备手下第一谋士法正就此提出:从历史经验来看,汉高祖进入关中(陕西),约法三章而已,秦朝百姓感恩戴德,现今新得益州,没有布恩抚慰,反而用法从严;从主客关系来看,外来者也应降低姿态,所以最好放宽刑法,顺从当地人的意愿。诸葛亮以清晰的治国思路回应了这种颇具代表性的论调,秦朝暴虐无道,民怨四起,故而一介草民振臂一呼,天下顷刻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汉高祖可以通过宽简的政策获得成功。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此前刘焉和刘璋父子只知道滥施恩惠,结果官员专权而为所欲为,上下关系全靠典章礼仪维系,名位不被看重,刑罚没有威信,德政无法实行,君臣之道遭到严重破坏,这正是蜀地政治败坏的主要原因。为此,只有树立法令的威严,区分官员的地位,人们才会感受到上面的恩德,珍惜爵位的荣耀,上下之间才能规矩合度,这才是符合实际的治国之道。

不过,诸葛亮并非法家式的严刑峻法,而是恩威并用,坚守原则,有两件事情最为典型:一是大义释孟获,以德服人。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孟获在南中叛乱,因为他深得当地人心,所以诸葛亮七次生擒他,又七次放回,最后孟获不仅主动留下来,而且表示永不反叛。二是挥泪斩马谡,守法如山。魏明帝太和二年(228),诸葛亮出兵祁山(甘肃礼县),先锋马谡驻守街亭(甘肃秦安),擅自违背指挥调度,放弃水源和山下的城邑而上山驻扎,为魏将张郃所败,蜀军前后失据,只得退回汉中。处斩马谡后,诸葛亮亲自吊丧,为之痛哭流涕,并善待其家属。蒋琬提出疑问,春秋时期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令尹子玉自尽,晋文公喜形于色,时下国家动荡不安,杀了智谋之士,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流着眼泪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取胜,关键在于用法严明;晋悼公的弟弟杨干(或作扬干)犯法,魏绛杀了给他驾车的人。方今天下分裂,战争刚刚开始,若是废弃军法,又怎能讨伐敌人呢?

赵云在这次战役中也败于箕谷,只是损失不大,尚有不少军需物资和剩余绢帛,诸葛亮让他分给将士。赵云认为,军事上没有取胜则不应赏赐,而应把这些东西存入府库,用作冬季的犒劳品。诸葛亮非常赞同,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对有功之臣微小的功劳也不遗漏,同时引咎自责,公开宣布自己的过失。一时士气大振,大家很快都忘记兵败之事。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丞相长史(首席助理)张裔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他的治国理念,即行赏不遗忘疏远的人,处罚不宽恕亲近的人,封爵不许无功而得,刑责不因权贵而免,这就是贤者和常人都能忘身报国的原因所在。

西晋陈寿具体分析了诸葛亮的法治准则,即建立公正的制度并安抚百姓,严格执法以限制官员的职权,开诚布公,坦白无私,对于勤于王事和尽忠报国之人,即使仇人也必加重赏;对于玩忽职守和违法乱纪之人,即使亲属也必定处分;对于真心诚意悔过自新之人,罪行较重也给予释放;对于花言巧语企图掩饰之人,罪行较轻也要诛杀;再小的善行也予以表彰,再小的恶行也施行贬责。由于本着名实相符的原则,厌恶虚伪狡诈,再加上精熟各种事物,能从源头上进行梳理,故而蜀国上下对他怀着敬畏爱戴之情。刑法虽然严苛,但是没有怨恨,因为他是出于公心,而且赏罚分明。可以说,诸葛亮是懂得治国正道的卓越人才,完全能与齐国管仲和汉代萧何相等贤相并驾齐驱。

诸葛亮逝世后的两件事情颇能说明问题。长水校尉廖立自认为才气名声适合担任丞相副手,未能如愿而抱怨诽谤,被免为平民,放逐到汶山(四川茂汶),得到消息后痛哭不止。中都护李严(后名李平)在诸葛亮出兵祁山时为掩盖督运粮草不力之过,编造谎言迫使北伐中止,还恶人先告状,诬陷诸葛亮,被废为庶人,得知消息后发病而死。他一直希望诸葛亮能重新起用自己以弥补过失,但也知道以后的当权者绝不可能这样做。

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更为深入地探究了诸葛亮的法治精神。他说,春秋时期齐国伯氏因任用奸佞管理封邑而弄得民怨沸腾,被相国管仲收归国有,虽然后来只能吃粗粮度日,但终生没有怨言,就连孔子也觉得是件难以办到的事情。诸葛亮去世后,受过处罚的廖立为之哭泣,李严更是因而亡故,又岂止是没有怨言而已。世间大概水面最为平正,倾斜的物体都会以此为基准;镜子最为明亮,丑陋之人也不会因此发怒,之所以能使万物原形毕露而不招致怨恨,原因就在于无私二字,水面和镜子以无私而免遭诽谤,假设居上位者心怀怜惜众生的爱心,广布体恤宽恕的恩德,刑法只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并且执法公允适度,不以个人意志进行诛杀,还有谁不心服口服呢?

若是蜀汉君臣能坚持刘备和诸葛亮的为政方针,逐鹿中原或许还有希望,但事实正好相反,随着开国重臣相继谢世,朝政日渐紊乱,每况愈下,最显著的表现莫过于后主刘禅非但不推行德政,反倒亲小人而远贤臣,上下逐渐离心离德。尤其是宦官黄皓,此人花言巧语,逢迎献媚,深得宠爱。尚书令(总揽事权)董允正直无私,忠心耿耿,多次直言进谏,对上规劝刘禅,对下指责黄皓。刘禅对董允十分敬畏,黄皓也不敢胡作非为。董允辞世后,陈祗被提拔为侍中(顾问应对),此人表面端正威严,实则工于心计,与黄皓内外勾结,不仅使刘禅对董允的怨恨日益加深,而且让黄皓得以参与政事,升迁至中常侍(掌权的宦官),操弄权柄,最终断送了国家。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姜维奏报,钟会在关中整治军队,图谋进攻,应派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和廖化分守阳安(陕西宁强)关口和阴平郡(甘肃文县)桥头,以防患于未然。黄皓相信鬼神巫术,认为敌人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竟让刘禅绝口不提此事,以致群臣无人知晓,亡国也尽在情理之中了。

刘禅的失德还表现在不勤于政事,而经常外出玩乐,增加乐工歌妓的数量。作风随之败坏,国政也可想而知了。太子家令(东宫总管)谯周用光武帝的事例激切劝谏。当年王莽失败之时,天下豪杰群起争夺帝位,促使才智之士归附的,未必是势力的大小,更主要的是仁德的厚薄。虽然刘玄和公孙述的势力一度比较强大,但他们尽情享乐纵欲无度,不愿为人民多做善事,终至败亡。光武帝初到河北,冯异等人劝他多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尽心治理冤狱,崇尚节俭,北部州县到处为之歌功颂德,名声很快传遍了四方。正因如此,邓禹从南阳赶来追随,素不相识的吴汉和寇恂发兵相助,其他如邳肜、耿纯、刘植诸人无不仰慕他的德行。至于抱病登车,或者背着孩子来投奔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所以他能由弱变强,最终成就了帝业。他想出宫游玩,铫期劝阻,随即就驱车赶回了;而颍川(河南禹州)贼寇作乱,寇恂请他亲临前线,二话没说就动身出发了。也就是说,平时想出去随便走走都不敢,遇到紧急公务则身先士卒,帝王想要多做善事就是这样。正如古人所言,人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拥护某人,唯有把仁德放在首位,才能获得广泛的拥戴。而今汉朝正遭受厄运,国家分裂,鼎足为三,仁人志士无不盼望明君来实现统一,只有像先帝那样,才符合大家的期望。可是皇帝有时并不主持宗庙祭祀,而是时常到池塘园林玩赏,让人感到忧虑不安,因为肩负社稷重任之人是没有闲暇享乐的,何况先帝的遗愿尚未实现。应当减省乐官和后宫的人数,凡是需要增加的东西也只能遵照先帝所设的规模办理,为子孙树立节俭的榜样。可惜的是,无论是用光武帝来激励,还是对他本人进行指责,刘禅一概听不进去。

相对于刘备,刘禅可谓无德;相对于诸葛亮,继任的蒋琬和费祎可谓气度相类而才干不如。督农杨敏诋毁蒋琬办事糊涂,不如前任,主事官员准备惩治,蒋琬却大方地承认这是事实,不用追究。后来杨敏犯事入狱,蒋琬不抱成见,使其免治重罪。费祎谦逊朴素,功绩名望与蒋琬大致相当。然而,在治国方面,他俩无疑逊色不少。

有件事情颇能说明问题。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246),蜀汉大赦。大司农孟光当众责备大将军、录尚书事(实有相权)费祎,大赦是偏颇的政策,坏人得到分外的恩典,好人没有任何实惠,如同树木一半茂盛而另一半枯槁,不适合在太平时期实施,只有社会极端衰微,万不得已时,才能姑且变通偶尔为之,现在朝野安定,官吏尽责,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况需要多次使用这类不平常的手段,为何要给那些为非作歹的奸恶之徒额外的恩宠呢?相反,诸葛亮当丞相时,有人批评他不肯大赦,诸葛亮明确指出,为政的根本在于德政而不是小恩小惠,从历史经验来看,汉代匡衡和吴汉都不愿大赦;从现实情况来看,先帝说过,他常听陈元方和郑玄两位大儒讲述治国之道,可是没有一次提到大赦,反面的例子是,刘表和刘琮父子每年大赦,还是无法避免亡国的命运。因此,蜀人称赞诸葛亮贤明,认为费祎远远比不上。

陈寿十分赞赏诸葛亮的治国理念,认为他在执政期间多次发兵征战,面对如此重大的事情而从不轻易下达赦免令,确实富有远见卓识,也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后的辅政者又与蒋琬和费祎相去甚远,蜀汉政治更是江河日下,越发不可收拾。魏元帝景元二年(261),刘禅任命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为都护和卫将军,共同管理朝政,当时黄皓掌权,他俩根本不能纠正朝廷的过失,其他官员更是只知道依附。东吴五官中郎将薛珝前来访问后向孙休汇报,蜀汉君主昏乱暗弱而不自知,朝臣只求免责不思进取,朝堂上听不到忠正之言,所经之处百姓面有饥色,就像燕雀处于堂屋之上,母子互相戏乐,以为找到了最安全的地方,谁知烟囱破裂,房梁很快就要被焚毁,燕雀却依然怡然自得而不知大祸将至,讲的就是他们目前的情况。

其实,远不止薛珝一人看透了蜀汉的形势和结局,只是这样的智者都是旁观者,而非本国足以力挽狂澜的人物,因此,当曹魏邓艾率领人数不多的疲惫之师逼近成都时,投降派立刻占了上风,转瞬之间就亡国了。魏元帝景元四年(263),曹魏对蜀汉用兵,大多数人认为,司马氏掌握曹魏大权以来,国内屡次出现大乱,民众尚未完全归服,在此背景下劳师远征,必然难以取胜。东吴张悌完全不赞同这种看法,理由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相当悬殊,就曹魏而言,尽管曹操功盖中原,但人们对他只是畏惧威严而非感念恩德,曹丕和曹睿继位后,刑罚苛刻,劳役沉重,百姓东奔西走,没有片刻安宁。司马懿父子累世立有大功,又废除繁苛的法令,实行有利于民的政策,解救人民的困苦,再加上任用贤能,使人各尽其才,所以人心归顺,根基牢固,奸计也就得以实现了。正因如此,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先后在淮南反叛,而腹心之地丝毫不受影响,甚至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四方也没有出现变乱。反观蜀汉,在内宦官专擅朝政,没有合乎民心的措施;对外穷兵黩武,一心争夺外部利益而不是从内部加强防务,使得国家疲敝。何况魏人的智谋还胜过蜀人,曹魏乘蜀汉危难之时攻伐,大概会战无不胜,而曹魏得志,正是东吴的忧患。吴人起初都取笑他的这番分析,得到验证后才信服。张悌以局外人的身份比较了曹魏和蜀汉的国政,算得上客观公正,由此可知,蜀汉的失败,表面是军事原因,实际是政治原因,即继任者未能坚守布德守法的治国精神,内部首先不攻自破,覆亡只是时间问题。

历史上关于曹魏和蜀汉的正统之争一直没有停息。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和罗贯中《三国演义》是力推蜀汉为正统的代表。不过,对后人而言,更重要的是继承古代政治的精粹,更好地为现时服务。《尚书·蔡仲之命》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在传统的理想国里,天下应是有德者居之,为政的最高境界是德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尧舜禅让虽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孤证”,但仍受到儒家的至高推崇,原因在于这种形式排除了武力和智力,为德政和德治铺平了道路。古人常说,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这个近乎完美的权力结构形态或许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另外,法治代表公平正义,自秦朝以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守法如山奠定了施政合法性的法理和道德基础。总之,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既可以避免德治演变成伪善,也可以避免法治演变成苛政,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儒表法里,则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并非只是口号和手段,而是古人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

虽然德治和法治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时代不尽相同,但是德治以法治为依托,法治以德治为旨归,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无疑的。党和国家同样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不仅赋予它们全新的内涵,而且将其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1997年,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被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两者的认识已在理论和制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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