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明初五帝,致天下太平

时间:2019-03-16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61 次

辅明初五帝,致天下太平

——杨士奇传

人们所熟知的历代大谋士,绝大部分都活动在改朝换代之时,在乱世中显示出其出众的谋略,在太平年代却很少见有大谋士出现。实际上,一些谋略家的智谋对治理好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乱世中的谋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谋士的作用更应该受到肯定。在这种类型的谋士当中,明初的杨士奇可算是一个佼佼者。

杨士奇(1365—1444),名杨寓,士奇是他的字,在当时及后世都以他的字为人所熟知,祖籍江西泰和。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大都知道,“三杨”是明初的名臣,其为首者即杨士奇。明初文学有所谓“台阁派”,统治文坛达百余年,其领袖人物之一即杨士奇。杨士奇历辅建文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五帝,长居内阁,使明朝的国力在此期间达到鼎盛。像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那样,这期间的明王朝也出现了“永宣之治”。这段强盛太平的历史几乎完全与杨士奇的活动相伴始终。杨士奇死后只过了5年,就发生了“土木之变”,明王朝随之由盛转衰。

一、艰苦谋生,才能初露

在杨士奇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即因病死去。寡母孤儿,相依为命,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还常常无辜受人的欺凌。实在无奈,母亲便改嫁到一个姓罗的人家,杨士奇也就改姓了罗。在封建社会,像杨士奇这样身份的人是很低贱的,经常会听到不堪入耳的受人侮辱的话。杨士奇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就又回到了杨家,恢复了原姓氏。家中的生活自然贫困得很,但也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磨练了杨士奇,使他比一般孩子更早地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杨士奇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便尽一切可能刻苦读书。村上的教书先生看他是个好苗子,不时接济他一点,学费也不向他要,从而使杨士奇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年龄稍长,他便自己开馆授徒,生活除自给外,还能稍有点节余。此后数年都以开馆教书为业,尤以在湖北开馆的时间最长。这期间,杨士奇结识了不少文人学士,常有诗词赠答。他不仅学问好,而且重朋友情谊,在士林中的名声越来越高。(www.nxxnyqc.cn)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历史上就称他为建文帝。按照旧制,一个新皇帝继位后,要马上组织文士为前一个皇帝修“实录”。建文帝命各地推举大儒,为朱元璋一朝修《明太祖实录》,杨士奇被荐举入京,参与其事。在修撰《明太祖实录》期间,杨士奇的才能得到初步展露,尤其是他的史才和史识,更为同行所称道。不久,建文帝即将他召入翰林院,充任编纂官。后来,吏部奉建文帝之命,考核史馆诸儒士。吏部姜尚书张枕在看到杨士奇的策文后,惊奇地说:“这不是一般只知道死读经书的儒士所能说出来的!”于是就举杨士奇为第一。建文帝遂授杨士奇为吴王府审理副,仍在史馆供职。

建文帝即位不久,即按照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开始削藩,也就是削夺诸藩王的权力。建文帝的20多个叔叔都在外地做藩王,像燕王等北边的几个所谓“塞王”,经常带兵出征,势力更大。建文帝担心众藩王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开始了削藩斗争。燕王看到5个藩王已被削,下一步就可能轮到自己,于是便起兵反抗,这就出现了长达3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在这场争夺皇位的战争中,燕王取得了最后胜利,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登基做了皇帝,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成祖,改元“永乐”。明成祖看杨士奇为人老成,便将他改为编修,不久又选拔他进入内阁,成为著名的内阁七学士之一。他参与机务,多有建言,明成祖对他也推诚任用,从而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为官勤谨,巧护太子

明成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了内阁。原来,朱元璋因丞相胡惟庸谋反,便罢丞相不设,并把这一点立为“祖训”,以后如有人建议设立丞相,格杀勿论。但是,朝廷中的事务都由皇帝亲自处理,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朱元璋后来又设了四辅官,以备顾问。明成祖便在这个基础上设立了内阁。内阁成员都来自翰林院,都是颇有才华的文士,由他们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起草诏令。在内阁七学士当中,杨士奇任职最久,也是最负有盛名的一个。历史上常说“三杨当国”,为首的就是杨士奇,另两个人是杨荣和杨溥。

杨士奇奉职勤恳谨慎,在家的时候从来不说朝廷上的事,虽至善亲朋私下交谈,也听不到他一句有关朝廷上的话。在朝廷上议事时,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显得十分谦恭,但奏事明快简洁,三言两语就说出了问题的要害。有时众人对某事久议不决,杨士奇一发言,大家总认为切实可行。杨士奇为人厚道,人有小过,常常代为掩饰。有一次,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带来当地一些土特产,用来赠送廷臣,许多人受到他的馈赠。有的人上疏弹劾徐奇,说他向京官行贿,别有所图,并将一份受礼人的名单交给了明成祖。许多大臣的名字都在这张名单上,却唯独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明成祖问杨士奇是怎么回事。杨士奇平心静气地回答道:“当徐奇赴广东上任时,许多大臣为他送行,并有诗文相赠。我恰好当时有病,所以没去送行,所以在他馈赠的名单上也就没有我的名字。至于名单上的这些人是否真的受了他的礼,也未可知。何况礼品轻微,当没有别的意思。”明成祖本来正一腔怒气,打算对徐奇和名单上的诸大臣进行严惩,经杨士奇这么一说,怒气顿时化解,并下令将那张名单马上烧掉,不予追究。这件事牵连到许多人,这些人为此都很感激杨士奇。

永乐初年,仍以南京为京师,以北平(今北京)为行在。明成祖经常住在北平,由太子在南京监国,由杨士奇等人辅佐太子处理日常政务。明成祖有三个儿子,次子被封为汉王,三子被封为赵王。汉王以勇武著名,在“靖难之役”中多有战功。汉王和赵王相勾结,总想倾陷太子,所以经常在明成祖面前说太子的坏话。时间一久,明成祖颇为心动,便打算更换太子。太子没什么勇武可言,但心地善良、为人谦和,不像汉王那样狂悖。永乐九年,明成祖由北平返回南京,问杨士奇有关太子的情况。杨士奇也听到一些有关太子的谗言,就说:“殿下天资甚高,即使有点小过错,也一定会知过改过。殿下存心爱护百姓,决不会辜负陛下的重托。”明成祖本来想惩治太子,但经杨士奇这么一说,马上转怒为喜,便暂时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蒙古,得胜回师。这次汉王随征,经常向明成祖说一些太子的坏话。说得多了,明成祖难免不有所心动。回到京师后,以皇太子迎驾迟缓为由,对太子痛加训斥,并将太子身边的一些大臣尽逮下狱,其中包括内阁大学士黄淮和杨溥等人。这一关押就是10年,等太子继位后才将他们放出。当时还牵连到杨士奇。当明成祖问到太子的事时,杨士奇不仅不推脱责任,反而说道:“太子孝敬如初,之所以迎驾迟缓,都是我等大臣的罪过。”这么一说,明成祖的火气反而平息了下来,没有治杨士奇的罪。汉王身边的一些人则交章弹劾杨士奇,谓杨士奇是辅佐太子的第一重臣,更负有罪责,不应该单独宽宥他。于是,明成祖便下令将杨士奇逮系诏狱,但没过几天便又下令将他放了出来。

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由北平行在回到南京。他隐约听到一些有关汉王胡作非为的事,就问吏部姜尚书蹇义。蹇义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回答一句话。人们都清楚,在这种事情上一句话说不好就可能掉脑袋。明成祖接着又问杨士奇,杨士奇则巧妙而从容地回答道:“我和蹇义都侍奉太子,外人不敢在我们两人面前说汉王的事。以前陛下命他就藩云南,他不去;后又命他就藩青州,他仍不去。今听说要迁都北平,他却要在南京留守。其中有什么深意,请陛下熟察。”明成祖默然不语,似有所醒悟,遂起身回宫。过了两天,明成祖掌握了数十件汉王不法之事,遂将汉王召来,严词切责,并命剥去他的冠服,囚禁于西华门内,还打算将他废为庶人。明成祖还杀掉汉王身边的几个不法之徒,第二年命汉王徙封乐安(今山东惠民),即日启行,不得拖延。于是,太子的地位遂转危为安。他就是后来的明仁宗。永乐十九年,杨士奇升为左春坊大学士,仍在内阁办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死于北征回师的路上,仁宗继位。仁宗立即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有一天,吏部姜尚书蹇义和户部姜尚书夏原吉奏事未退,仁宗看见杨士奇前来,便对跟前的这两个姜尚书说:“新华盖殿大学士来了,一定有好意见,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杨士奇进来说:“恩诏刚颁下两天,说要减少各地岁贡,但惜薪司却传旨,要征枣80万斤,这不恰好与两天前颁的恩诏相违背吗?”仁宗深以为是,立命减少一半。不久,仁宗又加授杨士奇少保,和杨荣、金幼孜一起赐“绳愆纠谬”银印,许以此印密封言事。不久,仁宗又加授杨士奇少傅。

当各地长官来朝时,兵部姜尚书李泌庆向仁宗建议,把军中的余马分给各地,每年再向各地征用马驹,这样可使军中常有壮马。杨士奇反对这样做,对仁宗说:“朝廷选贤能之士授予官职,却让他们去牧马,这岂不是贵牲畜而贱士人吗?”仁宗答应停止这样做,不久却变得无声无息了。杨士奇又言及此事,仁宗仍未有举动。不久,仁宗召来杨士奇说:“那件事我哪里是真忘呢?我听说李泌庆等人不喜欢你,我怕你孤立,不想因你的奏言来停止此事,怕因此使你受他们的伤害。现在有理由了。”仁宗拿出陕西按察使的奏章,谓养马扰民,不宜行。杨士奇对仁宗的厚意非常感激。不久,仁宗命杨士奇兼兵部姜尚书,同时领三种俸禄,但杨士奇坚辞,一定要辞去姜尚书的俸禄。

在仁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御史舒仲成曾帮助汉王倾陷他。太子这时当了皇帝,就想借故治舒仲成的罪。仁宗知道杨士奇那时也遭到过他的弹劾,就找杨士奇商量。杨士奇力言不可,即位时刚颁诏,对以前忤旨的官员皆宽宥,如这时借故治舒仲成的罪,天下人就会说皇帝不守信用,这样就会使许多人提心吊胆。杨士奇还借古论今:“如汉景帝之待卫绾,不亦可乎?”仁宗大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一天,仁宗要臣下直言政事得失。大理寺少卿弋谦出班陈言,话语激切,惹得仁宗一时大怒,立命将弋谦逮系狱中。鉴于仁宗怒气未消,大臣们都不敢为弋谦说话。只有杨士奇在等到仁宗怒气稍消后奏道:“弋谦是应诏陈言,如果因此而治他的罪,那么群臣的嘴巴恐怕都要封起来了。”仁宗深以为是,马上下诏,升弋谦为副都御史,并颁诏全国,为此事引罪自责,要天下臣民有言勿隐。从此以后,大臣们有什么话都敢于当廷直言。

有一个地方官上书,称颂天下太平,为自古未有,自然也对仁宗的仁政称颂一番。仁宗看了很得意,就当廷交臣下传阅。大臣们都说合于实际,有的还变着法儿对仁宗的圣德称赞一通。只有杨士奇表现得很特别,不仅没说一句称颂的话,反而说道:“陛下的恩泽虽遍及天下,但是还有很多老百姓流徙外地,无家可归;前几年连续用兵,又屡兴大工程,民力还没有恢复过来,还有许多人食不果腹。如果再与民休息几年,太平盛世大概就要真的到来了。”仁宗侧耳细听,并当众对廷臣们说:“杨士奇说得很对啊!”他回过头来又对吏部姜尚书蹇义等人说:“我以至诚对待诸卿,希姜望你们尽心辅佐,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杨士奇连续五次上书陈言,你们却没说过一句政事之失。难道朝政没有一点缺失吗?天下就真的那么太平了吗?”蹇义等大臣都感到很惭愧,都一齐顿首谢罪。几天后,仁宗特颁敕书,赐给杨士奇一方“杨贞一印”。接着,仁宗命杨士奇和黄淮、金幼孜一起充任总裁官,编纂《明太宗实录》。

三、直言得失,不随波逐流

仁宗只在位一年就死去了,他的儿子宣宗继位。在编纂《明仁宗实录》时,杨士奇仍充任总裁官。

宣德元年(1426),汉王果然举兵反叛。宣宗率兵亲征,兵不血刃即将汉王擒获。在回师经过献县时,兵部侍郎陈山来迎,并奏道,汉王和赵王历来都串通一气,倾陷先皇仁宗,应乘机突然出兵彰德,再将赵王擒获,以永绝后患。杨荣等人也极表赞成。杨士奇却说:“谋叛当有事实,难道天地鬼神是可以随便欺骗的吗?”杨荣厉声斥责杨士奇:“你难道想坏大事吗?赵王与汉王勾结,天下的人都知道,怎么能说没证据呢!”杨士奇说:“今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汉王谋叛,自然罪不可赦;赵王如没罪,就应该厚待他,如对他怀疑,可以预先提防他,使他不危害国家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加兵征讨呢?”当时,只有杨溥与杨士奇的意见相合。杨士奇正准备入内进谏,杨荣已先入。杨士奇要进去,被侍卫挡在门外。不大会儿,宣宗召蹇义和夏原吉入内,两人便把杨士奇的话禀告了宣宗。宣宗起初也没打算逮治赵王,今又见杨士奇也这么说,便打消了移兵逮治赵王的念头。回京后,宣宗对杨士奇说:“有很多人说赵王图谋不轨,应怎么办呢?”杨士奇说:“赵王是陛下最亲近的人,应想法保全他,不可听流言。”于是,杨士奇代宣宗草拟一书信,连同大臣们弹劾赵王的章奏,派人一起送给赵王。赵王见到后,高兴得流泪,说道:“我可以活下去了。”遂上表谢罪,并将自己的护卫军献出。从此以后,再没人弹劾赵王了。宣宗待赵王也日益亲厚,私下对杨士奇说:“赵王之所以能得以保全,都是你的功劳啊!”为此,宣宗赏给杨士奇许多金币。

宣宗即位后,一直为安南的战事所困扰。原来,明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将安南征服,在那里设置郡县,一如内地。但是,安南不断地发生反叛,几次镇压,几次又叛,双方的损失都十分惨重。这时,安南黎氏谎称找到了原国王陈氏的后人,请明廷准其复国。许多大臣表示反对,只有杨士奇和杨荣的意见一致,认为不必因远方蛮荒之地,将天朝拖得死去活来,应该趁机许陈氏复国,也从而使中国军队从安南脱身。宣宗深以为是,遂放弃安南,为此每年节省军费近百万两白银。

宣德五年(1430)春天,宣宗侍奉皇太后谒皇陵。事后,杨士奇等大臣在便殿拜见皇太后,皇太后对杨士奇慰劳有加。宣宗对杨士奇说:“太后常对我说,先帝时,只有你敢于犯颜直谏,不怕惹先帝生气。先帝能接受你的劝谏,故不败事。太后常教导我,一定要能听臣下直言。”杨士奇回答道:“这都是皇太后的圣德之言,愿陛下常记在心。”过了几天,宣宗特颁敕,说杨士奇年老有病,上朝时或许会晚一会儿,不要因此对他论奏。这实际上是宣宗对杨士奇的一种特殊礼遇。

当时,有关各地水旱灾荒的报告接连不断,宣宗便召来杨士奇,说打算免去灾区的租赋。杨士奇又趁机请求,应同时免去老百姓往年欠交的税粮,减少江南官田税额,停止并不急需的大工程,对关押在狱中的犯人尽早审理,确实有冤屈的,应尽早平反,以使皇上的恩德广布。宣宗一一应允,天下老百姓为此颇为高兴。过了两年,宣宗又问杨士奇:“恤民诏颁下已久,还有什么可恤的吗?”杨士奇奏道:“诏书中说要减少官田上的税额,但户部仍照旧额征收。”宣宗听了后十分生气,立即又颁下一诏书,有不按诏书行事者,严惩不贷。这才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杨士奇又奏请道,应招抚逃民,让他们回乡复业;对贪墨的官员要严加惩治,鼓励各地推举贤才,即使犯人家的子孙,也允许他们参加科举,才优者同样可以入仕。除此以外,杨士奇还建议,凡是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举荐贤才,如所推举之人不称职,举荐人应被连带治罪。对杨士奇的这些建议,宣宗都一一应允。这时,宣宗励精图治,杨士奇等人尽心辅佐,一些弊政得到及时纠正,“海内号为治平”。永乐时虽国力强盛,但征战频繁,大工迭兴,所以老百姓的劳役甚重。只是到了宣德时,承继了永乐强盛的余续,天下又多年没有战争,所以老百姓才真正过上了几年太平日子。在这当中,杨士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君臣相谐,天下太平,宣宗便仿照古代皇帝的做法,每当岁首,命百官休假10天,即从正月初十至正月二十,百官不必上朝,和家人共度元宵佳节。在正月十五的晚上,宣宗还和大臣及他们的家人一起观灯。每逢节日,宣宗还和众大臣一起出游。在春暖花开时,宣宗不时和大臣们一起去万岁山(今北京景山)赏花。君臣之间赋诗唱和,也不时从容言及民间疾苦。大臣们有所建言,在游玩时随时就说了出来。宣宗都虚心听纳,对一些好的建议就命身边的人记下来,回去后马上传旨实行。与这种太平盛世相适应,在文坛上便兴起了所谓“台阁派”。杨士奇即台阁派的主要首领之一,君臣相互唱和的一些作品就成了台阁派的代表作。台阁派是“永宣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又为“永宣盛世”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由于台阁派有许多歌舞升平之作,故今人的文学史对其评价甚低。但台阁派的文章典雅流畅,无艰涩之苦,且统治文坛百余年,自有其可取之处。尤其是开创人之一的杨士奇,的确自成一家,非末世的空泛庸俗之作所可比。流传至今的《东里全集》,即杨士奇的文集,至今为文史学者经常翻阅,即表明其文章有一定的价值

四、不计私怨,以公心处事

在宣宗即位之初,内阁也像永乐时那样有“七学士”。其中,陈山和张瑛是宣宗的宫邸旧人,随宣宗继位,二人得进入内阁。但二人才能平平,处理章奏多有疏误,不久即被派往外地为官。黄淮因身体多病而致仕,金幼孜病死,于是内阁中就只剩下“三杨”了,这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杨当国”的局面。由于三人居住的位置,杨士奇被称为西杨,杨荣被称为东杨,杨溥被称为南杨。杨荣遇事果敢刚毅,尤其通晓军事,曾数次随明成祖北征,多有功勋。有一次,杨荣筹划甘肃的兵事后回京,明成祖亲自切西瓜犒赏他。但是,杨荣经常私下接受将领的贿赂,边将几乎每年都要向他进献良马。宣宗得知了杨荣的这些事,就问杨士奇,其用意是想将杨荣退出内阁。杨士奇却说:“杨荣通晓兵事,臣等远远不及,不可因小过错而废大才。”宣宗笑了笑说:“杨荣曾多次说到你的过错,没想到你却为他解脱。”杨士奇接着说道:“姜望陛下像宽容我一样来宽容杨荣。”宣宗听从了杨士奇的劝谏,使杨荣得以仍在内阁。后来,杨荣隐约地听到了这件事,对杨士奇十分感激,自感对杨士奇有愧。从此以后,杨荣对杨士奇格外尊重,“三杨”同心协力,使宣宗时的朝政颇为清明。宣宗也感到杨士奇不计私怨,处处从大局出发,以公心处理政事,忠心可倚,所以对杨士奇的奏请几乎无不应允。

宣宗在位10年,死后由他的儿子英宗继位。英宗继位时才9岁,军国大事都要禀告太皇太后,也就是英宗的祖母,即仁宗的皇后。在仁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多赖杨士奇之力才得以保全,故此后对杨士奇格外倚信。这时英宗才是个9岁的孩童,太后更是倚重杨士奇,有什么事就派宦官去内阁,问“三杨”该如何处理,然后施行。“三杨”又以杨士奇资姜望最重。杨士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勇于任事,勤勤恳恳,各种政务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这时,由杨士奇主持,连续推行了许多善政。例如杨士奇看到漠北蒙古力量渐强,时有犯边之意,即请练士卒,严边防,使北边的防备得到明显加强,使蒙古部多年不敢内犯;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遗文武官员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经常派校尉侦缉臣民隐事,实际上就是特务,尽管以前有不少大臣请求停止用校尉刺事,但皆未被允准,这时却被杨士奇给罢去了。从此以后,尽管还有“厂卫”等特务组织,但再也看不到校尉这种特务了。另外,杨士奇又请免去灾区赋税,慎用刑法,严格考核各级官员。杨士奇的各种奏请都被一一允准。因此,英宗在位的前几年,朝政清明,天下欣欣姜望治。

英宗年号“正统”。正统三年(1438)时,《明宣宗实录》编成,杨士奇也是总裁官,为此而被升为少师。正统四年,杨士奇以年老,请求致仕回乡,但太后不许,而仅许他回乡省墓,不久又回朝继续理事。

在英宗时,出现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大宦官王振。在历史上,宦官乱政以汉、唐、明三朝为烈,而明代宦官乱政则自王振始。王振原是个县令,因罪被判处死,他自请阉割为宦以抵罪,于是就成了宦官。由于他颇通文墨,所以英宗在很小时他就侍奉在侧。英宗即位后,王振升为司礼太监。司礼监是宦官二十四衙门的第一衙门。司礼太监是宦官的总头领,且有代皇帝“批红”的权力,即内阁的票拟需经皇帝“批红”后方能生效,而皇帝或小或懒于理事,就往往由司礼太监代为“批红”。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想到,这是一种很大的权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乘机塞进一些自己的私货。起初,由于英宗的祖母张太后在,“三杨当国”,王振还不敢太嚣张。但在张太后死了以后,王振便渐渐跋扈起来。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限制宦官干政,特地在宫门口挂了一块铁牌,上面写着:“内臣不得预政事,预者斩!”王振进进出出都会看到这块铁牌,感到太刺眼,就在张太后死后不久将铁牌取下,砸坏扔掉。对杨士奇的票拟,他也不时挑点小毛病,故意刁难。但杨士奇、杨荣都是五朝老臣,声姜望极高,王振一时对他们还不敢过分为难。有一次,王振刺探到,靖江王佐敬曾馈赠杨荣许多银两。还有一次,杨荣回乡省墓,回京后未及时报告朝廷。王振感到机会来了,想借以除掉杨荣。杨士奇对王振的野心早有觉察,很清楚他的狼子野心,他弹劾杨荣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扫除自己争权道路上的障碍。于是,杨士奇极力在英宗面前为杨荣开脱,使杨荣未受惩处,“三杨当国”的局面仍得以继续维持。但是,杨荣为这件事忧愤积心,不久就一病不起,终于死去。从此以后,内阁就只剩下杨士奇和杨溥了,更形孤立,王振的气焰自然也就高了起来。

王振贪墨成性,大肆侵吞军饷,致使四川的一支守军发生哗变。这场哗变还没有完全平息下去,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又趁机发动叛乱。于是,明廷不得不发大军前往镇压。在杨士奇的精心协调下,这场叛乱总算被镇压了下去,但明王朝的损失也很大,仅将士就战死数万人,多年积蓄的钱粮被耗费一空。

王振自恃有宠,气焰日益嚣张。他常以周公自比,意思是,自己和英宗的关系就像周公辅成王一样。许多公侯勋戚称他为“翁父”,连英宗皇帝也不直呼其名,而称他为“先生”。他对哪个官员不顺眼,轻则借故降职,重则逮系狱中,甚至杀头。龙其令人发指的是,王振经常故意激英宗发怒,在殿上当众廷杖大臣。这不仅是一种肉体上的摧残,而且是一种人格上的污辱。每当廷杖时,监刑的是王振一伙太监。如果监刑太监脚尖分开,就表示不要打死;如两脚尖合拢,受刑人就一定要被打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人人自危。杨士奇这时年近八十,虽尽力匡救,但对王振已无可奈何。

鉴于北部边境时有警报,蒙古瓦剌部势力渐强,杨士奇估计瓦剌不久就会成为北边的大患。于是,杨士奇上奏英宗,请求将太仆寺的一些马匹充实边防,再从西边买一些战马,以补充北部边防战马的不足。英宗下诏准行。但是,由于王振克扣买马的银两,所以效果并不明显。

王振感到杨士奇是自己争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便处心积虑地打击杨士奇。他通过东厂特务侦知,杨士奇的儿子在家乡有许多不法行为,便唆使言官弹劾杨士奇。英宗一直对杨士奇很尊重,廷臣担心会因此而伤害杨士奇,所以就没有对杨士奇的儿子治罪。英宗只是将他儿子的一些罪状封起,交给杨士奇。王振还不甘心,接着又用东厂特务查到杨士奇之子的一些新罪状,英宗这才决定,将杨士奇之子逮系狱中。杨士奇心里很清楚,儿子只是一介普通百姓,即使有些横暴,也用不着朝廷为此兴师动众,其用意显然是针对自己。杨士奇遂上疏自责,谓自己教子无方,自己又年老多病,请准予辞官,回乡养老。英宗怕伤害杨士奇,特降诏,对杨士奇极力慰勉,使杨士奇颇为感动。但杨士奇还是忧虑成疾,不久死去,时年80岁。英宗为杨士奇之死很伤心,特赠官太师,谥号“文贞”。

杨士奇为人持重和善,好奖掖寒士。像著名的清官能臣于谦、周忱、况钟等,都是因杨士奇推荐而步入仕途的。杨士奇死后不久,瓦剌即大举内犯,王振挟英宗亲征,结果50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北京也差一点被瓦剌攻陷。这场事变在历史上被称作“土木之变”,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幸赖杨士奇有识,举荐了于谦这位能臣,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了瓦剌,使明王朝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转危为安。

周忱和况钟都是明代著名的清官,苏州等地的老百姓甚至为他们立祠纪念。一些小说、戏剧对他们的事迹也多有描述。如没有杨士奇的推荐,这些人可能终生不为所用,老死乡间。

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著称,杨荣以才识闻名,而杨溥素有操行,皆人所不及。杨士奇在“三杨”中资姜望最重,以自己的学行和智谋历辅明初五帝,使明王朝进入最强盛富庶的时期,这不是只有小智小谋的人所能做到的。

(孙 宇 孙向群)

本篇主要资料来源:《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明史》卷五、卷六、卷七,《明成祖本纪》;《明史》卷八,《明仁宗本纪》;《明史》卷九,《明宣宗本纪》;《明史》卷十,《明英宗前纪》。

范雎文程弃暗投明助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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