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功”还是“背离”_辛亥与北伐比较之我见

时间:2019-03-24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154 次

“收功”还是“背离”_辛亥与北伐比较之我见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百年纪念日。100年前的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一场以结束帝制、建立共和民主为目标的革命风潮席地而起。随着清王朝的推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西方议会制民主政体第一次在中国、甚至在亚洲得到了实现。值此辛亥百年纪念之际,面对这沉重的辛亥之问,我们不由得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投向那场距辛亥不过十多年,却以远较辛亥更大的革命气势席卷中国大地,与辛亥一样成功地实现了政体转型,为“党国体制”奠基的北伐革命。

与辛亥一样,这场革命距今也有80多年历史了。然而,关于这场革命由何而起,经何而终?是什么,为什么?其与中国国家近代发展之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却因这场革命的主角——国共两党的恩怨、纷争与对立,至今未有确论与共识。按照我国大陆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法:北伐是国共合作大革命的产物,是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推翻北洋统治的大革命,结果因蒋介石的中途叛变,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镇压了共产党和其他革命势力,在血泊中建立了南京政权,结果是“新军阀代替旧军阀”。那么,北伐究竟是什么?就已有的共识来说,北伐无疑是一场革命,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与中国历史上有过的革命一样,北伐不仅具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秩序的明确目标,也具有通常此类除旧布新革命所具有的“顺乎天,应乎人”的磅礴气势与正当性。然而,与传统意义上的造反“革命”不同,北伐是一场现代意义上的大革命。历史上的“汤武式”革命,实现的只是“天下”姓氏的变换,而北伐却与辛亥一样,实现的是国家政体的转型。然而,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真正的宪政却没有因民国的诞生而到来;北伐革命则是一场更彻底的革命,它所确立的“党治”体制,不仅结束了辛亥推翻帝制以来社会发展十多年的动荡和反复,而且用一整套“党治理论”完成了中国社会的秩序重建。正因为此,有人把1926年的北伐视为辛亥的继续,将北伐称为“辛亥的收功之战”。不过,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北伐不仅不是辛亥的“收功”,反而是一种背离。其不争的事实是,北伐是在孙中山“民国再造”的旗帜下进行的,它在推翻北洋的同时,也一并“革了共和的命”,而这正是辛亥最主要的成果。于是,北洋统治是被推翻了,但辛亥所确立的共和政体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权。这一政体的模式,为苏俄“十月革命”所创,进入我国后又被不断加进了某些“中国元素”。对这一政体模式作如何评价,非本文任务所在,就北伐对辛亥的这一“再革命”结果来说,其对中国社会近代的发展,是“祸”还是“福”,也尚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发展去检验和印证。不过,这场革命给中国社会近代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却是20世纪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也不能与之相匹的,其意义诚如著名学者罗志田所言:“北伐前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那段时期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1949年的国共隔海分立虽标志着两党争夺中国控制权的攻守易势,仍未能充分打破北伐时形成的政治格局。而北伐后这六七十年的格局,又因北伐前后那几年的‘短时段’而产生。”[1]也就是说,那场革命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不仅捩转了历史发展的路向,深刻地影响了当时那个时代,而且还影响至今。然而,对于那样一场对中国近代历史具有如此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的革命,从两岸史学界对之的研究来看,却是相当地不尽如人意,不仅在论断上存有严重歧见,在一些基本的史实上也深具争议。其实,北伐距今已过去了80多年,应该说到了可以超越国共恩怨和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用更高、更广阔的历史视域,来对这场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影响巨大的北伐作出评说的时候了。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由于北伐以推翻北洋统治为目标,北洋为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所以尽管两党在很多问题上有着立场的根本不同,但以往对北伐的革命性、正当性的评价却颇为相似和相近,也即都把北伐的兴起归结于北洋军人的祸国殃民,军阀统治下的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以及所谓“议会制共和政体”的无效性和“宪政民主”的虚假性等等。照此解释,北伐无疑是辛亥的“收功”。尽管现在两岸历史研究学者中都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对北伐革命的肯定与认同仍然占了主流。对此,笔者倒是有些不同的想法,于是不揣浅陋,试将辛亥与北伐之重要不同作一粗略比较,借此两岸交流之机,以求教于史界同人。

一、“全民革命”与“一党革命”的区别

若要将辛亥与北伐相比较,“全民革命”与“一党革命”的区别,当为两次革命最明显的不同之一。“全民革命”之说主要来自我国台湾学者,[2]持此说者认为辛亥革命“倾覆清廷”乃全民之愿望,革命中也倡“人人皆负革命之责”,所以起义爆发后,参与者甚众,有上层,有下层;有新军,有旧军;有首义的,也有附义的、加盟的。仅就在辛亥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著名人物而言,既有以同盟会成员为主的革命党人,也有一度活跃于各地咨议局的立宪派领袖、绅商精英,连清廷用来镇压革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也都成为了“革命中之一人”。所以称之为“全民革命”,也有认为称“国民革命”的,对此两种提法,笔者都表认同。[3]虽然,关于辛亥革命之定位,我国大陆通常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冠之,但笔者认为,此乃“阶级论”的反映,有着相当的主观性,而“全民革命”则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辛亥时的实况。(www.nxxnyqc.cn)北伐则与辛亥相反,这场革命从发起到推进,自始至终都是在革命党的领导下(最初为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后来则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主要凭借革命党之党力推进的革命。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最初的北伐乃孙中山南方“武力护法”的产物,以后则为“民国再造”的践行。“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因“宋案”的发生,对议会制宪政民主之有效性已产生了怀疑,于是提出“再造民国”的口号。为达此目的,孙中山不仅在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内确立了由他本人独揽大权的党魁制,而且在对国家政体问题作出重新思考中,也逐步萌生和发展起了他的“一党独大”,也即不再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权的主张。[4]这也意味着,无论是“造国”还是“建国”,都将由其领导的革命党来领导进行。所以说,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带有极强“排他性”的“独家革命”,或曰“一党革命”。虽然北伐的兴起并不只靠国民党一党之力,参与推进国民革命的还有共产党,北伐的兴起确实相当程度是得力于当时国共两大激进力量的汇聚。不过,笔者认为,国民党只是“容共”而已,说到底不过是孙中山为实现推翻北洋的目的而对俄国人和共产党的利用,一旦发现俄国人居心不良,共产党“谋篡吾党”企图时,国民党人便毫不犹豫地用屠杀将“共党”赶出局。对于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的分合是非,笔者此处不作议论,提及此段史实只是想说明,即便对一度同路,也同为推翻“北洋”的力量,国民党不可能容忍他者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存有非分之想。

那么,为什么时间相隔不过十多年,且同为推翻旧体制的两场全国性革命,会有此明显的不同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革命的对象不同,当为主因之一。因为,满清皇朝的垮台,有其愚昧腐败、迟滞革新、不愿放弃专制、招致天人共愤的因素,但大清帝国时期,清廷厉行高压政治,汉人积怨既久,革命一旦发动,易得举国响应,集民族、民主两目标为一体的“全民革命”由是而生。而北伐则不同。北伐革命以“再造民国”为旨,而“再造”的含义,除指向一定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外,还有被南方革命人认为早已名存实亡了的“共和政体”。不过,南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的这一看法其时并不为国人所广泛认同。客观而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武人治国”固是事实,北洋领袖也确实经常“玩弄宪政于股掌之上”,但自袁以后,对作为民国象征的代议制“共和政体”却没人敢抱轻视之心。所以,尽管民国政坛上不断上演着一出出“武人玩政”的把戏,但北洋各派领袖终无一人敢以军人方式来君临天下。[5]事实上,要想在辛亥之年换块国体“招牌”,就能实现“宪政共和”,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辛亥后的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和乱象,折射的正是辛亥的缺课,只有在社会转型中慢慢地去一一补上。而共和政体在中央的确立,无疑为中国此后社会“宪政”因素的培育,以及基层探索自身制度变革打开了方便之门。史实也证明,共和尽管屡遭破坏,却并不全非虚假,包括袁世凯嗣后帝制自为不到百日即亡,也证明了辛亥后民主宪政观念的深入人心。客观考之,在北伐前夕的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经十多年新旧交替,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北洋军人的统治已日渐走衰,内部四分五裂,外部也几成“过街老鼠”,统治出现难以为继现象,而新的社会力量却得到大发展,宪政空间也在日趋扩大。北京政府虽然仍由北洋军人掌握实权,但基本已由“文人代政”。宪政虽屡遭破坏,但始终还是在前行。所以,如果不是遭到强势激进思潮的冲击,宪政的改善并不是不可期待的。[6]不过,历史却似乎不愿再给中国的发展以这样的机会。20世纪的五四运动之后,基于国人对中国“一盘散沙”的集体焦虑和对急于改变现状的渴求,人们对社会的缓慢前行已失去了耐心,而“北洋的走衰”,在多数国人眼中并不意味着“宪政”的临近,反而更加重了对现实政治的失望,这为孙中山及其南方革命党人的复兴,以及坚持的武力推翻北洋政权的行为,创造了一定的社会认同基础。恰于此时,邻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所创建的苏维埃“一党制”集权国家模式,与孙中山其时已经萌生并开始积极探索的“一党独大”设想正相吻合,于是孙中山从“俄党”那里学来了办党、办军的经验,而列宁主义的政党体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不仅不容党外有党,多党并存,连“本党”内也不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国民革命和北伐只能由国民党来领导,也将主要凭借国民党之“党力”来推进,即便在孙中山在世时,以及在国民革命风潮汹涌、国共“蜜月”的广州时期,这一点也未曾动摇过。一旦俄国人和共产党想染指“领导权”,那就只好请他们“出局”了。

二、“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的区别

正因为有上述“全民革命”和“一党革命”的相异,两场同为推翻旧体制的革命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色。而“和统”与“武统”乃两场革命最大的区别。

2012年是辛亥革命百年诞辰,很多学者在关注辛亥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场推翻了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革命,竟然是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有效率的一场革命”。[7]民国史著名专家杨天石教授专门撰文并发表演讲:《辛亥革命: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革命》,文中这样写道:武昌起义因为清军南下,革命党人保卫汉阳,打仗比较厉害,死了一些人。在湖北省之外,有9个省是靠武装起义打下来的,像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另有5个省是和平独立。9个武装起义的省,也没有死几个人,湖南省起义一共才打死4个人: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一个姓王的营级军官、一个姓申的秘书处长(总文牍)。有的省根本就没有打死一个人。所以说辛亥革命代价很小,并没有造成社会大破坏,并没有出现大量流血牺牲的情况。[8]南京大学德高望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茅家琦先生也这样赞道:“南北议和达成协议,中华民国代替满清皇朝,这次变革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延续数千年的专制王朝制度被废除,而且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代价最小的全国性政权的更迭。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观察,辛亥武昌起义到壬子宣统退位,中华民国和平统一全国,功莫大焉!”[9]更有人将发生在辛亥之年的这场革命喻之为中国的“光荣革命”。[10]认为这场“通过政治力量和政治谈判手段,在妥协中达成共识。最终以非暴力方式完成政权交接,结束帝制,实现民族和解与平等”,避免了生灵涂炭、伏尸千里的恐怖局面。这一“不流血革命”的成功,体现的是人性和理性的光辉,“给中华和全世界都展示出了一个光辉的典范”,故也能以“光荣革命”的英姿“永远彪炳于史册”。[11]

而北伐则不同,首先,从“北伐”口号本身来看,即意味着南方对北方的军事讨伐,也即通常所说的“武力统一”。从史实层面来说,北伐乃起源于孙中山的“南下护法”,起因固出于对段祺瑞操权的抵制,但“护法”诉诸武力也实属违法,于是袁世凯驾崩后回归宪政的可能性在两厢“不妥协”下再次受到破坏。而随着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民国出现南北对立之局。不过,那时的孙中山“武力护法”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主要依靠西南实力派,孙中山的北伐用兵主张因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而不能如愿。1922年,驻闽粤军在陈炯明带领下发起驱桂战争,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再组军政府,抱定“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之想,先后亲赴桂林、韶关督师北伐,结果又因陈炯明之变而中止。此挫之后,近于无路可走的孙中山,痛心之余接受了苏俄的援助,也因此将国民革命带上了“师俄”之路。[12]1924年9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恰值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孙中山趁北方军阀内乱,于是于18日再次以国民党名义发表《北伐宣言》。不过,此次北伐也因时局转换而暂停。不久后,孙中山北上在京逝世,留下北伐“统一中国”的未竟之业,可谓壮志未酬。不过,其时的广州已因“联俄容共”政策的贯彻,处在了革命高潮时期,国、共两党尽管宗旨不一,但都以苏俄的“党治国家”为效仿对象,也都视“武力造国”为实现“统一”的根本手段,于是在苏俄的指导下,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于1926年6月正式启动了。这是一场以结束北洋统治为目标的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革命的旗号下一路挥师北上,横扫千军如卷席,无论是最初的两湖、江西、福建作战,还是后来的进略东南沿海,乃至时隔一年后再启的“二次北伐”诸役,都是以搏杀开路,无役不是赴汤蹈火、血山尸海,惨烈万分。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四一二”清党、“七一五”分共,上万人头落地自不待说,即便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下,在北伐中享有“铁军”、“钢军”盛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两军,也是武力相向,仅五华、岐岭一战,双方死亡都达万人以上。[13]而这样的党同伐异和内部自相残杀,打着也都是“革命”的幌子。也就是说,“革命”不仅给了“武力”以权威性,也给了“暴力”以正当性,只要假“革命”之名,自诩“革命”的一方就可以对“反革命”,乃至“不革命”的一方滥施血腥的暴力。

除此次纪念辛亥百年出现了上述一些不同声音外,我国大陆以往的史述,都把辛亥的“和平统一”视为“资产阶级革命软弱性”的佐证,我国台湾的评说尽管与大陆不同,但以往也有一段时期受“正统史观”束缚,视辛亥革命为“不彻底”。[14]此乃北伐为辛亥之“收功说”存在的前提。奇怪的是当年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分道扬镳后,在许多问题上几乎都是誓不两立,却在对辛亥与北伐的比较上,却基本都持“收功”的观点,其中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概因当年的两党都是“彻底革命”的主张者,只是在程度上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彻底而已。对此,我国台湾的张玉法教授在其《清季革命团体》一书结论中,有一个很好的阐述。他写道:“辛亥革命从流血的革命一方去观察它是不彻底的革命,因为流的血不够多,旧官僚和旧军阀没有打倒,社会主义没能付诸实行,民生主义试行受阻。从不流血的一方去观察,它是气势磅礴的革命。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在此革命运动的进展中,逐渐脱离传统,走向现代。”那么,辛亥是流血多好还是流血少好呢?从现在吾辈的“后见之明”去看,当初“资产阶级”的那种“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倒并不一定是坏事,而是莫大的好事。只要将辛亥与北伐作一简单对比,高下立见。有基于此,将辛亥喻之为中国“光荣革命”的严家伟先生在其纪念辛亥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评述:“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光荣革命,不是软弱,是理性的胜利与人性光辉的体现。不搞血腥暴力但却从根本上废除了帝制,建立共和体制,因而是成功的。而反观从李自成、张献忠,直到‘痞子王’之流所谓的起义、革命都是大砍滥杀,血雨腥风,但旧制依旧,甚至反而大倒退。因此在辛亥革命百周年来临之际,应该理直气壮地宣扬,革命并非就意味着暴力血腥,革命完全可以运用政治智慧加以理性的实现光荣革命,完全可以对血腥暴力说‘不’!”[15]此话虽然闻之激烈,却不无道理。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人类的文明史已证明,社会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而民国以后的“武力统一”(无论是段祺瑞、吴佩孚的北讨南,还是孙中山的南伐北)也证明,这些“似乎非假自己一派的武力,达到其余各派便不算统一”的“武争”,尽管东征西讨打了十多年,但国家却是越来越分裂,正如胡春惠教授所说:“国家的统一反而陷入一种欲速不达的泥沼之中。”[16]尽管,现在的人们仍习惯于用北洋时期的乱象来说明孙中山北伐的正义性,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对以往国共两党正史中多见的对孙中山发动北伐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的解释也表认同。对梁启超所云“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深以为然,对孙中山这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包括其后国共两党中曾为革命奔走呼号,为拯救国家,复兴民族,甘抛头颅洒鲜血的无数仁人志士们,笔者更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历史已过去了整整100年,那100年对中国人来说堪称一个革命的世纪,而今当我们似乎又回到原点时,追思先贤们的革命初衷,似乎有了更多理由,也有了条件来理智地回望和审视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希望能从比较中得到历史的启迪。

三、“共和”与“党治”的区别

在上,笔者对辛亥与北伐作了两大方面的区别比较,但还只是现象上的,而前后两大革命之最大不同,实际还是在于目标的选择上。辛亥革命是以“结束帝制,建立共和”为诉求的,这一目标本身就有极强的包容性,凡是不愿看到清廷再延续的,都可能,也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同盟者,事实正是如此。拿立宪派来说,原先他们并不主张用暴力推翻清廷,为此曾与革命党人展开过激烈的论辩。但起义发生后,在革命党领袖还没有来得及赶到的情形下,湖北咨议局汤化龙为首的立宪党人在起义后的次日,即出面组建了起义临时领导机构——湖北军政府,并找来了原清军协统的黎元洪担任军政府都督,同时向全国发出《布告电》,内中毫不含糊地揭橥了“建立共和政体”之旨。[17]这不仅说明了其时衰落不堪的清王朝在国人心目中已属“天人共愤”,起义只是引信,一旦点燃,就是一场烧向帝制的大火。同样也说明了当时无论是首义者,还是附义人,是革命党还是立宪派,甚至包括在前还是清协统的黎元洪,其实都已具有了“共和政治”的意识,并将此作为了维系起义方力量的共同诉求。[18]此外,尽管在起义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和分歧依然存在,但在共组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仍以17张有效票中的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这除了孙中山本人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因素外,立宪党人的包容性也为重要因素。值得一说的是很长一段时期中都被人们斥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其实这一贬称对袁并不公平。客观而言,那个时代的袁世凯无论练新军,还是办新政,还都算得上是一个新人物。尤其是其统领下的北洋新军,就曾作为一支新式武装被视为推进现代化的先驱。[19]正因为此,在晚清权贵眼中,袁的自成势力已对清室形成威胁,袁也因此遭到贬谪和清洗。也就是说,在革命前袁世凯实际已被清皇室推向了它的对立面。武昌起义后,清皇室在无力抵挡和镇压革命的情势下,被迫重新启用了袁世凯。袁世凯则利用手中北洋武装,同时向革命一方和满清皇室施压。从袁所具北洋实力来看,当时的北洋新军有6万人,装备精良,全国各地尚有五六十万八旗和绿营士兵。袁完全有可能凭借这些力量使清政府苟延残喘,同样也可以置临时政府于死地,但袁却走了另一条路,他逼退了清帝,接受了共和。就辛亥推翻帝制来说,袁世凯功莫大焉。当然,辛亥成果的取得,功劳最大的当然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没有他们锲而不舍的反清革命,武昌起义之火也不可能点燃。更可足道的起义后的革命派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和包容,武昌起义揭竿后,作为首义者的革命派新军军官立即联系了湖北咨议局的立宪党人,又找出了已经躲藏起来的清军协统黎元洪,要其指挥起义者与来镇压的清军作战。试想,没有这样的包容,会有武昌起义后的各省纷纷附义,宣布光复局面的出现吗?给袁世凯让权也一样。辛亥起义后,能不能通过和平谈判达到全国统一的目的,最关键的是孙中山的态度。由于孙中山在当时拥有很高的威望,如果孙反对南北和谈,那么再有多少人主张和平统一,也不可能出现南北和谈。而孙中山尽管一直以革命为职志,但在闻知武昌起义后,在对《巴黎日报》的记者发表谈话就说道:“现在革命之举动,实为改良政治起见,并非简单狭义之问题,以和平手段促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20]以后孙回到国内,在他与胡汉民等人议及如袁世凯拥护共和,当推举他为大总统一事时,孙当即表示:“愿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孙中山于1912年1月2日复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公让能,自是公论。”[21]至袁世凯逼退清帝,孙中山对此表示了由衷赞赏,称:“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22]可见孙中山当时的胸襟。以往我国大陆的历史叙述总把这些视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是对袁世凯存有幻想。其实,并不如此。孙中山其实对袁世凯是有清醒认识的,在有人向孙中山提出袁世凯不可信时,孙中山这样回答:“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可见孙中山并不是因对袁世凯存有幻想而让权,而是为了尽早推翻满清,和平实现共和的目标。[23]所以,孙中山让位给袁,固然凸现出孙中山不迷恋权位,不计较个人得失,但更多反映的是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政治智慧。[24]在武昌起义后,革命一方实际面临被北洋军摧垮的严峻形势下,对袁世凯作出必要的让步,通过政治力量和谈判手段,以非暴力方式完成政权交接,结束帝制,实现民族和解与平等,这是孙中山在当时所作的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此外,这一成果的取得,实际与作为革命对象的裕隆太后和幼子溥仪所代表的满清皇族在看到大势已去后愿意与革命一方达成有条件的妥协,也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一方坚不让步,政权“和平交接”就不可能实现。事实证明,国民党、立宪派、以袁为首的北洋军人,包括与其时清统治者相互之间的让步和妥协,不仅实现了建立共和的目标,还使中国人避免了以往政权非正常更迭中常见的血腥杀戮和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结果,可以说既有利于革命方,也利于被“革命”一方,既合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更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试想一下,假如南北不妥协,不论是南方北伐,还是北方南征,也不论是南胜北败,还是北胜南败,一场遍及全国的大战下来,不仅“共和”实现不了,晚清那点新政的成果也将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而经过各方妥协建立的中华民国,虽然不尽如人意处甚多,但其建立本身即为名垂千古、开天辟地的大事,一是推翻了皇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二是制定了宪法,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之举,从制度上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精萃,启动了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不经伏尸遍野、血流成河,也能达到目的,这样的妥协有什么不好?何况,“共和”即意味着各派利益的平衡,也即对大家有利才能“和”,因而需要极大的包容度。辛亥时,虽然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但通过各方相互间理智的对话、谈判、博弈,在利益兼顾的前提下,得到了一个较好的结果,此诚如茅家琦先生所说:“南北和议,协议的各方都感到满意。即使损失很大的一方,也得到一定的补偿。革命派方面达到了推翻满清皇朝,建立民国的目的,虽然没有取得大总统位置,但确立了责任内阁制,他们满意了。清皇朝虽然失去了全国的统治权,但是民国政府给它以优待:宣统皇帝仍然可以生活在皇宫里,民国政府还以外国元首的礼遇对待他,每年还给皇室以400万两的经费,皇室也满意了。袁世凯停止了征伐,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参与革命的立宪党人和绅商阶层付出了辛勤,但得到了共和以及免于战乱的和平发展环境,他们当然更满意了。”[25]

而北伐则不同了,北伐的目标是建立“党治”国家。而所谓的“党治”国家,不仅意味着国家权力要由国民党独揽、独管和独占,而且全国民众的思想也要由国民党来完成教化。因为“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其中就包括了执政的国民党将对社会思想、文化和教育作出全面控制的涵义。对此,蒋介石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即所谓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显然,这样的国家不仅只有靠武力才能达成,也只有靠武力才能维持。此外,由于北伐“统一告成”,是采取了“督抚式革命”模式,蒋、桂、阎、冯四路诸侯各率一集团军,并驾齐驱,走的仍是“英雄革命”的老路,尽管不到半年,即宣布了“统一告成”,诚如我国台湾蒋永敬先生所言,“用力少,为时短”,但为达“天下共主”制目的,削平山头乃不可避免。于是在“天下告一”后不久,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下“各路英雄”就开始了互相间的杀伐,颇有不共戴天之意味。不仅于此,对近代中国发展影响巨深的还有北伐中国共两党的分合。国民革命与北伐,最初乃由国共两党所“合力”推进。[26]如前所述,该两党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都为“彻底革命论”者,不仅都“以俄为师”,热衷“武力统一”,也都以建立“党治国家”为诉求,此也是两党能走到一起的原因。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尽管两党都以建立“党国”为目标,但国民党要建立的“党国”并不是共产党要建立的“党国”,也就是说国民革命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消灭军阀和取消帝国主义特权而重新统一中国,抑或还应当成为一场旨在解放劳苦大众的阶级革命,国民党的目的是前者,而共产党的目的是后者。当国民党发现共产党在协助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已从最初给国民党“当苦力”的角色,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也以武力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时,为避免损及国民党作为这场革命唯一合法领导者的地位,两家的争斗就不可避免了。1927年的蒋介石发起的“清党”,我国大陆叫“反革命政变”,或干脆就叫“四一二”大屠杀,台湾则称之为“弭祸”或“护党”。但不管叫什么,这场可视为“革命者”之间的“互相革命”,充满了血腥。国共两党因组织基础和革命宗旨的不同,分手是迟早的事,关键是怎么分。若有一点包容,必不至于“宁可错杀一千,必不使一人漏网”。而靠屠杀分手,则直接导致了其后国共之间的长期矛盾。[27]

以上笔者是从革命目标和结局着眼,对辛亥与北伐这两场革命的一个比较和探讨。毋庸讳言,在两厢比较中,笔者较为认同的是辛亥,而不是北伐。也许有人会说,辛亥以建立共和为目标,革命中的各方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包容的一面,然而,正是这一“包容”(或曰“妥协”)使辛亥的成果落入了袁世凯之手,所谓政体变革只是换了块招牌,并不能代表共和的实现。这一说法看似成理,实际是对历史的一个简单化理解,也是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的说法。第一,一如上述,中华民国的成立乃“合力”的结果,没有各派力量之间的妥协和包容,就不会有中华民国;第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本身就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换块招牌固然带不来真民主,但如果招牌也不换,共和更遥遥无期;第三,辛亥后,民国出现的脱序现象,“武人玩政”固是主因,而革命党人表现出的对共和理解的肤浅,以及对“强人政治”、“武力统一”的热衷,也是让“宪政民主”昙花一现的一种因素。对此,梁启超、胡适等早就看了出来,于是一再呼吁国人“要有爱护共和国体之心”,不过他们的声音在苏俄革命思潮进入中国后,处于集体焦虑之中的中国人已不再有耐心倾听罢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然并不认同国民革命“武力统一”的北伐路径,但也并不意味着对北伐作简单否定。笔者认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所说:“不经过大革命大动荡大破坏可以改变中国,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任何革命从历史纵深考虑的话都是被动的,也只有在人们忍无可忍,看不到任何变革的希望之后,他们才会选择一种主动的革命。”[28]不妨将北伐前夕之中国的情势视作已到了“宪政共和”的尽头,[29]也姑且认同长达16年的北洋乱政,已迫使中国走向了全面变革的道路,因而以建立“党治”国家为诉求,并视此为走出转型困顿、重建秩序的必要选择,虽有悖于宪政民主,在当时却不失为加快国家现代发展的路径之一。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国民党通过北伐建立起来的“党治”国家,实都与此革命愿景相距甚远。以下三个基本史实可为之作注脚:

(1)北伐革命虽然最终摧毁了北洋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由于这一“党治”国家的建立,是通过“武统”来完成的,在北伐过程中军人权势得到膨胀,建立政权后,无论是中央,还是在地方,掌握核心权力的“党国精英”基本都为权倾一方的军事将领,军权裹挟党权已成普遍现象。[30]于是在国民党建立统治后,不仅没有祛除北洋时期“武人当国”的现象,而且国民党的“武装同志”还因托庇于“党治”之下,更少了“宪政”的约束;

(2)北伐统一奉行了“武力造国”的原则,因袭的是历史上“以暴易暴”的英雄革命老路。不过,历史上的“英雄革命”实现的是“家天下”姓氏的转换,而国民党则视自己领导的北伐为“以党造国”的践行。然而,只要是以暴易暴,必然是强者胜出,其结果不仅是“强权”夺天下,还必然是“强人坐天下”,其过程也免不了破坏多,建设少。倘若再“分举而不合谋”,革命后之长期内乱终不可免,接踵而起为争“天下共主”地位的战争往往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纷乱。[31]不幸的是,国民党的北伐“统一”上演的正是“英雄革命”分举而不合谋的一幕。结果为争夺“党主”地位而大动干戈,“洒向人间都是怨”,不仅大伤了国家的元气,也使这个政权在执政之初就失去了大多数民心,一如美国一位著名历史教授逸劳易所说,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3)北伐谋求建立“一党独大”的集权政体,拒绝权力分享,而国、共两党又都以列宁主义党为楷模,都讲求革命“彻底性”,两家抱定的这一革命宗旨已经决定了在当时情况下双方不可能共存双赢。两者的合作,一如《大公报》评述文章所言:“共党利用国民党之党势、孙中山的人望,而国民党则需要藉容共得到苏俄的国际支持。”国民党企图消解“共”,共产党企图改造“国”。结果在两厢博弈中,无论在话语倡导上,还是在工农运动中,都占不了优势的国民党,只好借助军力,先发制人,也即蒋介石所谓的:“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不过,“拼武力”的结果,只具暂时的效应,共产党尽管暂时落败,但很快就东山再起。而国民党却因武力“清党”伤及自身,我国著名民国史学者王奇生以“逆淘汰”名之,认为“国民党的清党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刃’,它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对国民党也是一种自残”,因为在“清党”中,国民党中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也因“共党”嫌疑而遭到清洗,那些借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则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致使“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被消逝殆尽”,这一副作用对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困扰之长,“在国民党历史上堪称是一个之大转折点”。[32]

以上所列三端虽不皆因北伐而致,但确实与国民革命选择了北伐,也即用武力“再造民国”这一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途径有关。辛亥与北伐,同为推翻旧体制,建立新秩序的革命,两场革命的发生,有着某些相同的背景,也无疑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就因所采手段不同,结果大相径庭。笔者对辛亥未能带来“真共和”感到遗憾,但这场革命所具意义虽历百年,仍不减其光辉。对北伐革命,笔者并不否定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实在很难简单认同这场革命之理念和手段,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场革命的冲击,沿着辛亥革命一路走来的中国,恐怕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当然,作为今人,我们似乎无权指责先人的革命步履,也完全能理解在内忧外患加剧的紧迫情势下,国人的集体焦虑和骚动,以及革命先驱者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努力。但在时过将近一个世纪后,我们有理由,也有条件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从比较中得到历史的启示。

(原载《民国研究》2012年秋季号,有删改)

【注释】

[1]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新诠释》,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

[2]“全民革命论”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张玉法教授最早提出,其主要观点见:《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载台湾《中国时报》1982年4月4日;《辛亥革命的性质与意义》,载《辛亥革命史论》,三民书局1993年版。

[3]中国台湾另一著名资深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蒋永敬在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中,认为辛亥革命称“国民革命”更恰当,主要是从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党人自己的表述,以及更符合同盟会革命方略的基础上来立论的,但精神与张玉法教授的“全民革命论”基本一致,都强调革命的广泛参与性。见蒋永敬:《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台湾“国史馆”2000年版,第295页。

[4]此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成功后,“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固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4页。

[5]不少研究北洋史的学者都指出:中国近代以来军阀和军阀政治的出现,乃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现象,军阀人物不过是新旧交替、社会转型的“载体”而已。由于辛亥起义来实现的政体转型过于急剧,在旧秩序崩溃、新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崛起于清末、手中握有武力的强势社会力量——北洋军人被推到了舞台中央,不仅充当了“共和”英雄,还扮演起了“领导共和”的角色。然而,他们的见识、阅历以及受教育程度却并不具备当好宪政国家领袖的资质,结果便是民国政坛新旧杂糅、古今并存怪相的迭见。不过,在这新旧交替的变迁中,新的因素慢慢生成,作为载体的北洋军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可参见本书中《民国执政府时期“段氏修制”新论》一文。

[6]对此,四川大学的杨天宏教授作了很好的观察和论述,见杨天宏:《政党建置与民国政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7]蒋永敬:《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提要),见蒋永敬讲稿。

[8]原文见《南都网》,《周末分享》转载,2011年10月7日。

[9]茅家琦:《晚清“督抚专政”与“南北议和”》,载《桑榆读书笔记》(征求意见稿),第100页。

[10]所谓的“光荣革命”就是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没有血腥暴力大屠杀的不流血的革命。1688年英国新兴的工商阶层领导和发动了推翻了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成功地防止了天主教权复辟干政。因其整个过程是非暴力的政变,没有流血,因此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光荣革命”,世界上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也就起源于这次光荣革命。见严家伟:《革命应该对血腥暴力说“不”!》,载《周末分享》2011年10月7日。

[11]见严家伟:《革命应该对血腥暴力说“不”!》,载《周末分享》2011年10月7日。

[12]其时的孙中山因革命接二连三的挫败,陷于苦恼之中。“护法”旗帜已无法再举,长期以来所习惯的依靠地方实力派“反正”、“光复”、“独立”那套依靠军阀打军阀的“督抚式”革命手段,也已告技穷。找不到方法,看不到前景,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曾企盼得到某些外部力量的支持,然陈炯明事件发生后,列强国家不仅不支持孙的革命建国理想,反而采取了压制孙中山的做法,尤其是英国更直接地成了陈炯明的后台,这使孙中山从此不再对西方列强寄予幻想。正当孙中山避退上海陷于孤立无援时,苏俄向他伸出了援手,但条件是要按苏俄的方式改组国民党,并容许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同推进国民革命。

[13]北伐宁汉对立形成后,蒋介石因桂系逼宫而暂时“以退为进”下台。为达到重新上台的目的,蒋介石与政敌汪精卫联手,在“中央特别委员会”期间,制造了广州“张、黄事变”,桂系恼羞成怒,以桂军为主力入粤讨伐。于是北伐中两支声名赫赫的劲旅——“铁军”和“钢军”,在五华、岐岭等地,杀得天昏地暗,双方伤亡均万人以上。

[14]“正统史观”的表现:“一、盲目崇拜孙中山,一切成就归之于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二、极端讳言革命阵营内党派的分歧与人际的冲突。三、认为‘革命’是好,而‘君宪’是坏,并抹杀或涂黑立宪派人士的贡献。”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9页。

[15]见严家伟:《革命应该对血腥暴力说“不”!》,载《周末分享》2011年10月7日。

[16]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17]该电明确宣称:“本军政府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瓦裂山颓……是所深望于18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国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见柴德赓等:《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3页。

[18]辛亥起义后,立宪派积极参与推翻满清的斗争,而袁世凯也在得到总统一职后同意接受共和。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同时也为“君主立宪”积极主张者的杨度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说:“之前大家主张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

[19]民国初年,社会和舆论界对军人参政是基本认同的,尤其是北洋新军,在清末民初,乃为一支新式武装力量,对推翻帝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新型政治势力,形象颇为正面,被视为乱政的“军阀”是后来的事。可参见徐勇:《近代中国军中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7、339页。

[20]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3页。

[2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

[22]《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页。

[23]孙中山为防止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擅权独裁,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将《临时约法》原先规定的总统制,改为了责任内阁制,此也说明孙中山对袁世凯始终是持有清醒认识的。

[24]中国台湾蒋永敬先生也已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其著述《督抚革命与督抚式革命》中写道:辛亥革命,自武昌起义到十四省一市的光复,仅为时50天(1911年10月10日至11月底),到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为时也不过四个月零两天。而如此“事半功倍”成果的取得,“乃革命党联合袁世凯之倒清是也”。蒋永敬:《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提要),见蒋永敬讲稿。

[25]茅家琦:《晚清“督抚专政”与“南北议和”》,载《桑榆读书笔记》(征求意见稿),第101页。

[26]对“联俄容共”政策,台湾方面可能贬斥较多,也并不认为北伐乃国共“合力”的结果,但客观而言,该政策无论对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当时都是一个有现实需要的政治选择,对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伐的实现更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以孙中山当时的处境来说,这个政策的实施,提供给了他一个立即可见的机会,重整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从而使之在财务和军事实力上,可以去跟“军阀和帝国主义”一较长短。如果不回避史实的话,恐怕都不能不承认国民党因“联俄容共”而兴的事实。而就共产党方面来讲,“联俄容共”政策让它从最初只有几百人的“小团体”很快发展成拥有几万人的党。

[27]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权力争夺过程中的清洗和屠杀,在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

[28]雷颐:《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29]笔者对此有不同的认知,见本书《民国执政府时期“段氏修制”新论》一文。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中国社会的转型呈现出多重前景,北洋军人统治走衰,宪政出现“文主武从”的发展转机,四川大学历史系杨天宏教授的《政党建制与民国专制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作了很好的阐述,可供参阅。

[30]胡适就指出:“其时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见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载《新月》第2卷第4号。

[31]此处援引了蒋永敬先生有关“英雄革命”与“督抚式革命”的一些论述。蒋永敬先生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革命”,实有其共同的经验和教训,即破坏易而建设难,率由旧章易,突破传统难。其中缘由与起事方多采“英雄革命”模式有关。“英雄革命”用力少,需时短,常为革命者借重。然此类革命也有明显缺陷。在破坏方法上,可以迅速推翻旧政权,故其用力少,为时短。但在建立新政权时,皆是帝制自为。天下一旦打下,内部矛盾就接踵而起,为让“天下定于一”,则须经过长期砍杀,削平群雄,最后胜利者方可成为“全国之共主”,所以“用力多,为时久”。蒋先生此说给笔者以重要启迪,笔者认为国民党在发动北伐革命时,基本摒弃了以往所熟悉和惯用的依靠地方军政大员的“督抚式”的英雄革命模式,但因中途“弃俄绝共”,在“二次北伐”开始后,重新回归了“督抚式”的英雄革命路径。尽管四大集团军并驾齐驱,很快“统一告成”,但一如蒋先生所云:“参加革命之各路英雄都各抱帝王思想,推翻旧朝后,内部相争终不可免,互不相让之下,不免彼此仇视。政府虽复,丧乱滋多,为达‘天下共主’,削平山头乃不可避免。”见蒋永敬:《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台湾“国史馆”2000年版。

[32]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