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归国人才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

时间:2019-03-24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194 次

留学归国人才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

一、国防设计委员会设立的背景和意图

20世纪30年代刚开始的两年中,有一个日子对当时的南京政府来说,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这就是接踵发生在1930年和1931年的两个“九一八”。在第一个“九一八”发生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因张学良加盟,东北军宣布“入关讨逆”,以扩大会议为旗帜麇集北平的大大小小反蒋派顷刻瓦解,蒋介石通过一场大战翦除了国内的主要对手——北方阎、冯势力,权力得到空前巩固。然而,正是在一年之后的同一天,却发生了导致东三省为日本强占的“沈阳事变”。两个“九一八”在日子上的巧合也许是偶然的,但内乱导致外侮却是令人痛心的事实。连年内战消耗了国家的元气,积贫积弱滋长了强敌入侵的野心,所以第二个“九一八”对南京政府来说,实在是个难堪的日子,为应付来自国内各方的谴责,同样也为了自身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抵御外侮的需要,蒋介石在连年讨乱告一段落时,开始考虑国家建设和国防战备问题,以寻求短时间内充实国力、发展经济、实现军事现代化的途径和模式。

与此同时,在北平一份“以研究中国当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名为《独立评论》的刊物,于1932年5月创刊了。刊物的主要发起人和撰稿者为北大、清华的一些著名教授,如翁文灏、蒋廷黻、丁文江、任鸿隽、胡适、吴宪、陈衡哲、傅斯年等,他们早年大多有在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深造的经历,回国后又均在高等学府任教多年,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当时最享有硕望的领衔人物。他们聚在一起自愿捐资出版这份刊物,据当事人回忆,主要是出于对“国是”的关心,希望通过刊物“来讨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1]。也许是平津毗邻东三省、北方学人对国难临头感受更痛切的缘故,内忧外患的加重,使一些以往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知识界人士开始为“中国出路何在”而忧心如焚,所以《独立评论》创刊不久就展开的一场关于“如何建国问题”的论辩,格外引人注目。论辩起因于发表在该杂志上胡适的一篇文章《建国何题引论》,参加者遵照刊物宗旨,就“建国问题”发表“各自独立思考的结果”。论辩是激烈的,显然在涉及“独裁”、“民主”这些关系到“如何建国”的基本问题时,主要撰稿人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胡适仍然坚持他反对“独裁统制”的观点,但蒋廷黻、丁文江等人却提出了一种“新式独裁”的主张,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再是“民主”而是“科学的专制制度”——一种能使政府机关、工业和国家教育系统现代化的“专家政治”。丁文江甚至断言:“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2]这场论辩的结果虽然谁也没有说服对方,但明显的是论辩中胡适的对“民主”的辩护是软弱的,而蒋、丁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部分知识分子中却很盛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胡适批判“独裁”,也不赞成用强制性集权控制的手段去达成经济的现代化,尽管他的论点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民族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蒋介石看来已牢牢掌握权力,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中虽然仍普遍存在着对蒋政权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国民党政权。这种“适应”是建立在对民主的普遍幻灭感上的,中国建立民主政体尝试的屡屡失败,使人们对空洞的“民主”口号,不再有兴趣。而强敌入侵的严峻现实,也迫使人们放弃对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的追求,而倾向于一种“能使国家民族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的政制。其实“自由”、“民主”,在中国从来就只有浅弱的基础,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包括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为“民主”呐喊的先驱人物,他们之所以接受“民主”的观念,也并不因为它有利于实现个人的价值,而是因为它有利于实现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和一个强大的国家。当人们发现西方一些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弊窦丛生,而当时的俄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些集权国家却似乎已找到使国家强大的办法,这些办法又更适合于中国传统时,就仅存少数人坚持“民主”了。所以《独立评论》上“民主”的呼声日趋式微,即便是胡适自己虽然痛感于“独裁”的专横,但也意识到“新权威主义”将在政治舞台上捷足先登,而开始寄希望于“具有科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可能对现存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这正如一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所说的: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民党向独裁发展的潮流,知识分子开始现实地致力于设法使该独裁统治开明化”。[3]于是,一些以往以不介入政治自诩的知识界人士,不再以不从政而自负清高,转而希望通过入政的途径,设法以自身的努力“给政府决策以积极影响”。他们提出“政治不能留给搞政治的人去搞,它需要经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要求“政府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培养的专门人才”。同时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才”,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要与政府站在一个旗帜下”。[4]有句话颇能说明其时这类知识分子的心态,即“好的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的,而没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5]也就是说在国势阽危的情况下,既然现存权力中心的垮台“只能增加十倍的紊乱”,那么就不能让原本脆弱的政府“更加脆弱”,原本破碎的国家“更加破碎”。于是,中国部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立场,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国民政府权威的愿望扭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结不管用现今政治批判的眼光来看,是“何等糊涂”,但在当时却是客观的,有其存在的逻辑性,并渐渐成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

1932年3月,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后重新上台,其个人权势因再次击败政敌、取得对全国军权的控制而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其时正处“一·二八”淞沪战事后不久,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迫切希望政府能就此结束内争,励精图治,领导抗日,这似乎为蒋介石能够使其他人以他为中心,以国防为目标,实现为最终抵御日本而进行的军事和工业能力的创建,提供了前提。而《独立评论》创刊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显然也使蒋介石看到了改善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可能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因蒋坚持奉行一党专制,在政治生活中强化镇压主题,又在大学院制存废问题上与学界泰斗蔡元培关系搞僵,从而在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下了一道道鸿沟,不仅政府中绝少有精通业务的学术专家,大、中学校也往往成为反对政权的源泉。然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蒋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转机。“以民族作为出发点,无论如何利害错综,总可以寻到一个一致点”,何况蒋介石并非不希望国家的强大,只是他实现国家财富、实力增长的首要前提是政治极权和“全民族的统一、和谐与服从”罢了。如今,在历经一系列内部派系之间的剧烈、混乱和连续的争斗后,蒋的权势较之以前巩固了,不管出于安内的需要,还是出于攘外的目的,都使蒋乐意去采用一个发展经济、强大国防的工业化政策,而实现这一政策,没有真正精通业务的人才显然不行,靠以往互相牵制、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也是不行的。于是,蒋需要有一个由他所亲自控制的,凌驾于现存其他官僚机构之上的,主要由学者、科学家、技术人员组成的全新机构,一个能切实贯彻其国家建设目标和满足迫在眉睫的国防需要的“智囊团”。这样,据蒋廷黻在他回忆录中记述,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被蒋约到枯岭去谈话。一些知识界著名人士也被邀去为“制定一个综合国防计划”出谋划策。至1932年11月,在蒋介石任参谋总长的军委会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作“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它的当务之急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6](www.nxxnyqc.cn)二、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机构设置与内部分工

国防设计委员会既为发展中国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目标而设,它对成员的选拔、内部机构的设置,以及与其他有关经济部门分工协作的考虑,都是十分缜密而周详的。

1.人才的物色和选任

起初,蒋介石所属意的负创设该委员会主要之责的首任人选是丁文江,但丁向蒋推荐了他的“铁哥儿”翁文灏。翁是1912年在比利时鲁汉大学获得物理和地质学博士学位的,就在同一年里翁回到国内,成为中国地质学研究最早的开拓者。1914年,他加入丁文江的地质研究所,成为丁文江“最亲密的同仁和终身之交”。他参加了中国地质调查,并与丁文江合作撰写了一部该领域的标准中国科技词典。翁在1922年接替丁文江成为地质调查所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1931年,他成为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翁是无党派人士,他对政治抱了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和极重实用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和制度会来来去去,而针对特定国家民族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比对任何有关政治形式的争论更为重要的事”。正如上面提到的,在《独立评论》展开的那场论辩中,翁站在了丁文江一边,呼吁“科学家与政府在中国面临挑战时携起手来,为政府能履行其责任提供帮助”。显然在1929年时他认为像这样的情况还不存在,那时他婉拒了政府税务特派官员这一赚钱的位子。不过在1932年时日本侵略和中国政府改组这些变化了的情况,最终使他进入了官方机构。[7]翁是带着睿智的声誉、带着承担繁重工作时似乎无穷无尽的精力、带着个人的质朴以及无可置疑的廉洁进入政府的,他卓越的个人品质是新成立机构的一个财产。在他上任后不久,他就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的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也同时出色地证明了他的确是该委员会秘书长的最佳人选。[8]

该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最初的班子召集的委员40人,也均为一时之选,几乎是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员。为进一步集中人才为国防需要服务,翁、钱上任后,还立即着手对委员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的选拔,为此精心挑选的各方面的专家中,更是人才荟萃,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被列为是“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其中如:国防化学专门委员会的曾昭抡(北京大学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博士)、矿冶专门委员会的李四光(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边疆问题专门委员会的竺可桢(南开大学地理系教授,美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电气专门委员会的吴有训(清华大学教授,美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等,不仅是当时“学术圈中享有盛名的人物”,同样也是此后中国的科苑精英。

当然在选拔人才标准上,除学有所长外,作为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翁文灏还另有自己的标准,这就是重干实事,不尚空谈。如北平的靳宗岳,本拟约为专员,后作罢,其原因在翁文灏给蒋介石的请示函中说得很清楚,函谓:“文灏在平询及与靳君相热之友人,谓靳君太喜欢活动,长于联络奔走,或办报,至于研究特别问题恐非所宜。从前文灏曾与之见面,此次昌照复与之晤谈,也觉得其人不甚切实,究竟是否约为专员,还恳卓裁见示。”[9]在如此严格的甄选下,在新设立的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中,确实聚集了当时各方面最杰出的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精通本行业务,而且富有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这可以从此后他们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所从事的大量繁重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得到证明。

2.机构性质、设置和分工

国防设计委员会既为实现现代化工业和国防目标而设,它本身就必须是一有效能之机构。在其创设酝酿过程中,就对机构设立后的主要职责、内部设置和分工、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作了精心考虑。

首先是对该机构成立后主要性质、职责范围的考虑。从翁文灏所拟《国防设计委员会之目的及说明》中,可以看出,在酝酿设立该委员会时,曾参考了当时美、英、法、日、意等国的国策智囊机构,最后确定以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为该委员会的原型。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成立于1918年6月,其设立动机,从现存国防设计委员会档案中收藏的一篇译文来看,主要是因当时的美国总统因战时所需,深感“美国政府中央行政不能集中,各部、局各自为政”,加上“政府工作极为复杂,总统自身欲求明了,其间困难实多。如欲个人作询问及视察,事实上又不可能,只有依据报告”。而“总统往日习见之报告,专事颂扬各部之成绩,实质自行政地位言,总统对于处置失当及错误之事,须其注意及之者,更觉更有兴味焉”。有鉴于此,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函军事实业署主席巴鲁克(Benard Baruck),授意集中若干人,从事搜集政府各机关之每周及每月工作报告,并根据此项报告为主要材料,将各机关已完成之工作对战时行动之效力,“作有权威之调查”,备总统注意“政府一切战事行动之概观”。根据函中之托,巴鲁克又授权于盖君(E.F.Gau),成立了一类似总统身边“智囊”性质的组织,此组织为一独立机构,“常与总统接触,为总统编制定期报告,大公无私地呈明事实,使总统借此得与政府组织下各机关之职务密切接触,并成为政府下之一永久组织”。[10]从上述译文述及之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设立经过与职能来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及此后它在蒋身边的作用,都与其极为相似,不过在“统制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罢了。

鉴于以往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不明,互相隔阂、扯皮、掣肘,委员会创设伊始,对其工作范围、权限划定、联络办法也作了明确规定。如在“平时与各专门机关之联络”的规定中指明:“国内各机关或团体凡工作性质与国防有密切关系,与本会尚无联络者,其主管人员均聘为本会研究员。关于某项专题,其工作范围牵涉两部以上者,由国防设计委员会召集各关系部会共同进行及分工合作办法。”“本会与他机关接洽办法:请各部、会主管长官指定各该部、会之总务司长及技术主管人员为与国防设计委员会之长期负责接洽人,凡本会人员因公须与各部、会接洽时,即可径访各部会之总务长或技监,商议种切。”[11]国防设计委员会还与全国经济委员会这类具有相似性质、地位的经济主管部门具体商讨了合作的办法。如《全国经委会、国防设计委员会合作办法大纲》中就规定有5条:(1)全国经济委员会各种建设计划与国防有关者随时送交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参考;(2)国防设计委员会之工作以调查、统计、设计为主,兼及较小规模之试验事业,其与全国经济建设有关之设计或意见随时送交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参考;(3)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建设计划之审查或专门事业之研究调查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人才及设备所能担任者,得商诸国防设计委员会代为办理;(4)两会所有关于建设事业之各种参考资料,彼此互相交换;(5)为避免隔阂,便利合作起见,两会应派员每月定期报告双方工作进行,并讨论各种合作办法。[12]

为确立该委员会的绝对地位,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实际工作由秘书长负责,设有常务委员5人,正式委员38—46人,行政院各部会长为当然委员,所有委员都由蒋介石亲自裁定、任命,包括他们的薪水和研究经费。[13]委员会下设三处:秘书处、调查处、统计处。秘书处主要负责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如起草信函、保管印章、收发文件等,同时负责编纂该会刊物,并及时把外文文件翻译成中文;调查处负责调查研究的全部工作,主持调查项目和技术人员的使用和分配,并收集各种国防所需情报和资料;统计处负责把调查所得各种资料制成统计报表,襄助各立项最后成果的完成。[14]为研究国防上各种具体的专门问题起见,委员会各处在各自范围内又组织了各种专门委员会,延聘国内学术专家为其成员,定期活动每三月至少一次,遇重要问题,或集合讨论,或个别访询,以获深切见解与适当办法。[15]

三、国防设计委员会创设阶段的工作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工作即行开始。依照条例规定,国防设计委员会主要担负以下职责:(1)在政府理由于外敌入侵可能发生的所有重要问题方面,事先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2)为招募和重组国家合成军,刺激更高的生产建设能力,以达到巩固国防的最终目的而制定计划;(3)对于短期的国防计划工作提出建议。[16]由于一切工作均从头做起,百废待举,头绪纷繁,故国防设计工作须在充分明了现状的基础上,按事项之缓急轻重与施行之难易,分若干步骤和若干期,提纲挈领地进行。为达此目的,避免分歧疏漏,并发掘和调动人才的潜力和积极性,为制定整个科学的国防计划献计献策,委员会工作一开始,就向各专门委员发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有:(1)就国防建设而言,何几种问题即应研究?何几种事业即应举办?何几种制度即应推行?(2)前项所列各问题中,何者国内已有相当研究?何者国内已着手举办?何者国内已有基础?现在负责之政府机关,或其他团体,或个人是否胜任?成效如何?有无充实或改进之必要?何者国内尚无研究?何者国内尚未举办?何者国内尚无基础?应如何设法推动?由政府机关、抑由其他团体、抑由个人负责为适宜?(3)第一项所列各问题或事业中阁下如有自愿研究或举办者,请提出具体方案计划。[17]

在普遍问卷和调查研究基础上,委员会将其工作按国防之迫切需要分为7个方面:军事、国际、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人口土地及食粮。其中所涉及的各类具体问题,分由部门各专项组和各专门委员会进行立项研究,其中各组的主要任务为:

军事组:对陆军、空军和海军力量,防御工事与设防区域,兵工厂与辅助力量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同时密切注意各国军事进展情况,觅集有关统计数据,及与军力、军备、军火有关的情报资料,找到准备抵御外敌入侵而制定计划的准绳,并对现有兵工厂之整理与扩充,新厂之创设,国内制造兵器、弹药种类和数量,供给办法,以及战时军队编制、装备、海防、空防、江防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计划和安排。

国际组:负责所有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国际事务——外交、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方面,重点集中在日本、苏联和美国,特别是有关日本的国内政治局势和其对华政策,力求洞悉各国实际利害之所在,庶亲疏离合有所标准;知各国党派政策之异同,庶缓急迎拒有所参考。此外诸如国际经济竞争、国际军备竞赛、第二次世界大战预测、国际政治发展、国际联盟主要成员国对华态度等问题,也是该组调查研究的重点。蒋介石在一份对国际组工作所作说明文件上特加的旁批强调“于调查外,应负建议计划外交策略之责”。

经济及财政组:主要从事财政现状之调查,租税制度之研究,以及战时财政之设计,如调查国内银钱业情形,以X划战时维持及统治之方法等。研究国际贸易政策和关税制度及政策,设法扭转我国长期来国际收支日趋逆势的状况,同时针对近年来世界银价变动情况,派员赴欧考察,为财政当局改革国家货币制度提供借鉴。

原料及制造组:要对用于国防的主要原材料,如煤、石油、钢铁、铜、铅、天然磷酸盐、硝酸钠、硝石和硫磺的蕴藏量,作全面调查,并就特种矿产利用问题、兵工用钢制造问题、煤矿、石油开采问题,以及发展冶金工业等问题,制定出具体规划和实施方案。

运输及交通组:派员至各铁路干线和公路沿线进行实地考察,力求对国内现有之运输能力、铁路、公路、航运实际状况,交通干线沿路各地经济情形等作出详细调查,进而对现有各铁路设备必须扩充之数量,必须赶筑之铁路、公路干支线,军用汽车之必需数量,航运方面必需之设备,各种运输、交通人员之养成,军运、商运的筹划与疏通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要着手对全国无线电台,有线电报、电话,有线、无线电信材料,全国电信人才进行普遍调查,计划“国防通信网”,加紧对落后通信器材的改造和新式军用电气设备的试制。

人口土地及食粮组:研究增加农产,加强农业金融及合作的办法,对国内目前全部农产品库存量、土地分配、利用状况,农业生产的产量、运输、供应、分布及消费情况进行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达到平时对粮食进口、销售进行有效控制,战时能及时为食物供给制定合理计划。此外,由于中国缺少可信的人口普查资料,该组还将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院对中国人口进行一项符合人口统计学原理的地籍调查,提供中国人口最接近的可靠数值、流动情况和各省市分布的情形。

文化组:研究如何为国防建设奠定知识的、体力的、精神的基础,包括对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的培养,对科学和技术的推广,对学校教科书的修订,国防教育和军训的普及,以及研究全国边疆形势并制作精确地图等。[18]

任务确定后,委员会各部门、各组和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立即围绕所定任务,拟出重点研究课题,确立项目,经审定后,按各组专长,由其成员或延聘该方面专家,分别逐项承担。如:原料和制造组确定研究课题为38项,其中由地质研究所承担的有“陕北油田地质调查”、“华北硫矿调查”、“黄河水力测定量”、“燃料研究”等项,由个人承担的有“试探陕北石油矿计划”、“调查四川油田报告”、“津浦路沿线煤矿调查”、“四川盐产调查”、“勘查长江上游水电进行计划”、“上海钢铁厂调查报告”、“平汉、平绥、正太三路沿线及长江沿岸煤矿状况调查”、“锑、钨、锰、铅各矿质产及制炼情况调查”、“桐油及锑矿调查”、“固定式直立炉碳低温蒸馏试验”和“各省工业调查”等。[19]承担项目的人也都是当时科技界、实业界的出色人才,对此委员会都列有档案,在每个项目承担人和专门委员会成员后,都仔细标上了每个人的专长,如:国防化学专门委员会中曾昭抡、赵承瑕、洪中是委员会正式委员,三位都是当时化学界居首位的人物,其他14人为延聘的专门委员,他们中有开设国内有名之永利制碱厂、精通工业化学的范旭东,有开办渤海化学工厂、精通化工的杨公庶,有设有大规模工厂制造绿氧盐酸烧碱、酒精、淀粉的化工巨子吴葆元,有擅长有机化学制造活性炭素及烟幕剂的张郁岚,有研究制造防毒面具的丁天雄,有擅长制造各种酸类及碱类、发明“侯氏制碱法”的侯德榜等。他们每个人都承担了1—2个项目的研究,其中有为国防武器、弹药研制所必须解决的“甘油之精制”、“橡皮工业”、“钨铁合金制造之研究”等。[20]由于阵容的强大,蒋的支持也给了它一个相对特殊的地位,使之免除了一些官僚机构的干扰掣肘,其工作也就很快得到了顺利进展。

四、成果和评价

经过将近一年半的努力,至1934年4月,委员会各处、各组、各专门委员会,都如期完成了各自的研究项目,共提交调查报告156项。可以说,提交的这些报告几乎每份都有其重要价值,字里行间充满了调查人对研究课题的真知灼见,而且几乎大多为政府各部门立即采纳,并很快投入国防准备和工业化的实际运作。翁文灏就是据此“委员会全体工作之结果”,拟出了整个国防计划,并以此计划为中心,制定了把中国工业化的战略置于军事经济发展的取向中,以达成“统制经济”为目标的国家工业发展政策。4月,由于委员会调查设计工作已告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成立资源委员会,着手国防战略资源的开发,国营工矿工业的创建,以及军工企业生产建设计划的实施。以下仅就委员会在创设阶段进行的大量调查中,涉及国防准备的重要方面,举其一二略述之,以对委员会这段时期的工作有一个基本的评估。

铁路发达与否,不仅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标志,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安全保障系统健全与否的标志。尤其是在战争中,军事攻防行动的部署,军队的动员和集中,军需装备的供给和运输,铁路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从委员会对其时中国铁路的调查来看,铁路现状极为落后,从其分布来看,大多数铁路都是由北方向北、向南纵深,而北方的铁路中心——北平,自热河陷落后就一直处在日本虎视眈眈的进窥之下,南方的铁路中心浦口与汉口,也暴露于来自海上的攻击面前。一旦开战,若将指挥作战的基地设在西部腹地的某些地区:现有通往东方的铁路线又只有单轨道。如此一种既不充分,又不均衡的铁路分布体系,对国防提出了这样一种紧急要求,尽管其工业落后,但修建新的较好的铁路线,不仅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而且也有军事战略上的理由。因此,交通运输组把赶修国防铁路的考虑列为本组工作重点,组织技术人员沿津浦等几条主要线路进行测量,并对线路技术设备、刹车效率、车站与站台,行车环道侧轨和线路终端侧轨,机车、客车、货车以及其他种类的行车备料,钢轨、枕木、路基、桥梁、坡道的改造、货车的能力,应付火灾和事故的设备,铁路守备及其兵力,水箱和供给水源,煤场和煤库,时间表与角通衔接,铁路技术人员情况等等,进行了逐站的调查。在获得新的第一手资料后,向委员会提交了《铁路调查》、《铁路军事运输》、《各铁路近三年来各站上、下货物详细统计》、《利用外资大规模修筑国内铁路及整理已成铁道外债方法》和《国防铁路和公路初步动员和建设计划》等数份调查报告。报告针对现有铁路极不敷用,将在一场大规模防卫战争时陷我国于极其困难状况的事实,向委员会并通过委员会向参谋本部连续请求实施“全国铁路网计划”,提出:“除改善现有铁路线外,一些颇具价值的铁路线应首先毫不迟疑地赶建起来。”[21]遵照这一提议,国民政府自1936年起,重点加速完成了粤汉、浙赣、陇海、同蒲等重要干线的建设。是年7月苏嘉铁路筑成,直接绕过上海而连接京沪国防线与沪杭甬国防阵地。而东西向浙赣线的完工则对于江南国防战备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另外还有京赣、黄埔路的建成,及陇海线西展至宝鸡完工等。据统计1936—1937年7月止的1年半中,国民政府共计筑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修路1353公里,是前8年内筑路记录的6.5倍。[22]这些铁路的修成,对不久后就爆发的抗战起了直接作用。如粤汉路通车后,从七七事变爆发至广州失陷的15个月中,总计运输抗日部队200余万人,物资70余万吨,行车最多时全线列车达140列,成为中国抗战之大动脉。由于它的重要军事价值,使得日军不断派机实行狂轰滥炸,每月轰炸145次,平均每天轰炸5次。京沪专线在淞沪之役时,3个月中共开军列1346次,运兵50个师,装备供给5万吨;浙赣铁路除军运外还负担了沿海工矿机关西迁的重任,在广州、武汉失陷后仍在运行,在1939年3月前的15个月中,计开军车1700列,运送部队150万,军需23万吨。[23]在公路建设方面,中国在1912年还没有适合汽车行驶的道路,1927年也仅有1000多公里,但在战争爆发前,全国公路总长度已增至10.95万公里,初步形成了沟通全国的交通网。当然,由于综合国力太弱、费用筹措困难等原因,委员会原计划中为国防迫切需要而提议修筑的铁路、公路,部分不能上马,已经开始进行的成渝、湘黔、京赣、宝成、贵昆、三梧等线路工程,也因战争的很快爆发而被迫中断。像这样好的计划而未及实施,实际进程与计划脱节,甚至被延误的情况,固有其客观原因,但蒋介石在作抗战准备的同时,仍不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能全力以赴从事备战和建设事宜,而造成时机错过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委员会工作所力不能及的。

国防准备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兵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内由国民政府控制的兵工厂仅有汉阳、金陵等大小8家企业,其中多数开办于洋务运动时期,设备陈旧,不堪重负,产品也很落后。因此,加快发展兵工事业乃应付现代战争所必须。国防设计委员会自成立起,就把物色兵器制造方面的人才放在重要地位,列入各专门委员会名单的有:钱昌祚(航空军事)、洪中(兵工)、杨继曾(兵工)、庄权(兵工)、徐培根(兵器学)、李忍涛(兵器学)、朱世明(兵器学)、林柏森(兵工)、吴和宣(兵工)、沈崇基(大炮制造)、曹宝清(航空军事)、李待深(弹导学)、赵学颜(信管制造)、赵英(检验兵器)、江杓(步兵军械)、李承干(机关枪及枪弹制造)、刘东来(炮弹设计制造)、王崇植(无线电)、朱其清(无线电)、金贤藻(无线电)、丁天雄(防毒面具制造)、吴钦烈(国防化学)、林继庸(国防化学)、张郁岚(烟幕剂)等数十名专家。各组和专门委员会也几乎都承担有兵工研究方面的课题和项目,如电气专门委员会研究课题有“军用电气设备之筹划及运用”、化学专门委员会有“化学战争攻防器材制造”、矿冶专门委员会有“兵工用钢制造问题”、国防军备专门委员会有“兵工制造能力之预算及扩充办法”和“兵工制造推及民营之办法”等。国防设计委员会还和兵工署联合,新设了若干兵工研究试验机构,如: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百水桥精密研究所、光学研究所、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等。这些研究所、处的成立,成了我国兵工事业的“人才储备库”,“研究人员之高、中级者,全为留学欧、美之专家学者,基层干部也为国内各大学之优秀学生,人才鼎盛”。[24]由于战前国内对一些精密军用器材尚无制造能力,全赖国外进口,战争爆发后,这些研究机构根据战时需要,不少扩建成了新的兵工厂,它们自行设计并投产的兵器和军用器材起了应急的作用。抗战期间我国兵器基本自给,与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不无关系。为求战时后方有一大型钢铁厂,实现战时兵工钢铁原料之自给,委员会还配合兵工署搞了四川的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的调查,以后又一起合作,收购了汉口六河沟公司的设备,拆迁了汉阳钢铁厂,利用聂江煤铁资源,在重庆组建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为战时后方最大的兵工用钢生产厂家。按委员会提交的“兵工整理计划”,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加快了原有兵工老厂的整理,新建了一批械弹制造厂,从国外进口了一些新式武器,增加了火炮生产,统一了国内械弹制式,毒气弹、燃烧弹、照明弹、信管,以及防毒面具等军事化学产品,也从无到有,战前均进入自制阶段。据军械司报告:抗战之初各参战部队弹药补充与调度“并未感受重大困难”。半年内,由军政部和后方勤务部先后发给各参战部队的步机弹药,“概计数量,在二万万以上”,这全赖“集全力以整理所属之各兵工厂改良出品,增加产品”之结果。[25]

除交通运输、兵器制造外,在冶金、燃料、机械、电气、化工,以及所有与国防军事有密切关系的方面,在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后的资源委员会)成员与其他一些经济建设部门协同努力下,在抗战爆发前一段时间内均达到了空前的复苏。到七七事变发生,国民政府按照该委员会的各类设计方案和计划,初步完成了一些。对抗战来讲都是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为中国长期抗战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条件和一定的物质基础。正如1937年4月间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所报告的那样:“1936年一年国防建设的成效,超过了1932至1935年四年的总和;而1932年至1935年四年国防建设的成效,又相当于民国二十年以来的总和。”[26]诚然,国防设计委员会所设计的国防计划项目,不少因中日战争的爆发而搁浅,不少则因当时政府部门普遍行政效率低下,而得不到及时贯彻,成了“空中楼阁”。然而,正如国外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学者所说的:“它确实留下了一笔遗产,无论是战时经济还是战后经济,甚至50年代台湾工业经济中,都能见到它的影子。”[27]

综上所述,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为抗战而准备起,由于大批精英层的知识人才,因国防建设需要而进入政府部门,并展其所长,为国家服务,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和国防战备均出现了未曾有过的大发展。虽然其中一些知识分子,此后因与蒋介石的“私交”关系,成为蒋政府中的要员,但大多数加入其间工作的人,并不是为蒋介石个人,而是怀着书生报国的热忱,为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奉献。他们的辛勤工作,以及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一机构,在抗战前为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为抵抗和击败日本而作出的切实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注释】

[1]关于《独立评论》发起创刊的经过,可见台湾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在1979年出版的《蒋廷黻回忆录》,第139页。

[2]见《独立评论》第137号。关于此一状况的详尽叙述,还可见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96—114页。

[3]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4]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载《独立评论》第11、130号。

[5]孟真:《中国现在要有政府》,载《独立评论》第5号。

[6]《国防设计的前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49。

[7]参见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第114—116页。还可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578页。

[8]该《计划》原件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27。

[9]见《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成立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49。

[10]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份关于《美国之中央设计统计局》的译文,显然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是以此件为主要参照的。

[11]见《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成立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27。

[12]见《全国经委会、国防设计委员会合作办法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27。

[13]翁文灏就委员研究费预算向蒋介石请示,谓“委员研究费预算上每人每月20元,如为节省经费起见,则每月10元亦可。请钧座核夺”。蒋的旁批为:每人100元。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27。

[14]见《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系统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27。

[15]见《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织章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27。

[16]《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概况》,载《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

[17]《国防设计问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49。

[18]以上各组任务综述内容可参见《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厅工作报告》、《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27。

[19]见《国防设计委员会人员及受该会补助机关之工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27。

[20]见《专门委员会委员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49。

[21]《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概况》,载《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

[22]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93—94页。

[23]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第142—144页。

[24]王国强:《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98页。

[25]《军械司长陈东生在军委会后方勤务会议上报告》(1938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27。

[26]转引自马振犊:《惨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27]见帕金斯编:《历史眼光下的中国现代经济》,转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