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

时间:2019-03-25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41 次

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黑社会势力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这股社会势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已作为反动会道门加以取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已销声匿迹。但是近年来,这种黑社会势力又在中国大陆沉渣泛起,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已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这种黑社会势力何以能死灰复燃,它们具有哪些特点,怎样根除这一社会毒瘤?本文拟作一初步的考察和分析。

一、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特点

1.在全国范围相继出现,名目繁多

当代中国黑社会势力的抬头,目前已不是个别城市个别地区的现象,而是全国范围众多地区的现象。就中国大陆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相继出现了一些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在城市里,特别是上海、南京、北京、重庆、西安、沈阳、济南、贵阳等大中城市,黑社会的活动相当频繁,而在广州、深圳、海南等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黑社会的势力更为猖獗。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一次分析全国治安形势的报告中就指出:“重大盗窃和抢劫犯罪分子,往往结伙共同犯罪,有的明显带有黑社会的性质。”[1]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在1991年11月召开的第18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也指出,“当前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一些地方犯罪团伙、黑社会、流氓势力相当猖獗”,强调公安机关“要特别注意打击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绝不能让他们形成气候”。[2]1989年深圳市在开展打击黑社会组织的斗争中,抓获带黑社会性质的帮派组织成员329人,[3]四川省安岳县的帮会组织不下20个,遍及全县各乡镇,[4]湖南益阳地区自1982年以来先后出现了“龙虎帮”、“梅花帮”等22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团伙,参加成员达3 120人。[5]河南省商丘地区公安处对七个县市的调查,共发现这类组织121个,涉及2 142人。[6]另据报载,1989年2月全国有300余名青少年去青岛崂山求道习武,据被抓获的“十星帮”头目“黑虎星”交待,这批青少年大部分是各地帮会组织派去的代表。他还交待说:全国已有200多个类似“十星帮”的黑社会组织,有的帮拥有400多名成员,其中以东北的“真龙帮”、上海的“震中帮”、山东的“海泉帮”、江西的“卧虎帮”、河北的“改日会”势力最强,各地帮会都在加紧操练,四处寻求高手、名人指点,以求在即将举行的比武竞选全国联帮协会主席的大会上,争得宝座,扩大自方势力。[7]目前,中国新出现的黑社会成员究竟有多少,尚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有关部门的统计材料表明:1989年全国破获犯罪团伙91 000个,34万人,比1988年分别上升29.1%和61%,1990年仍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仅湖南一省比1989年上升27.2%和21.3%,云南省比上年上升22.6%和13.3%。在1990年2月至9月的严打中,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查获犯罪团伙79 700多个,成员337 000多人,[8]其中黑社会帮派组织占有很大的比重。(www.nxxnyqc.cn)当代中国的帮会不仅分布面广,而且组织名目繁多。据已揭露的材料,在上海就有“生死帮”、“天龙帮”、“神鹰会”、“九重天”、“九人帮”、“十兄弟”、“八兄弟”、“卫守党”等十几个帮会组织,影响遍及大半个上海市市区及郊县。[9]深圳市有“三毛帮”、“高州帮”、“十三太保”、“暴风一族”、“忍帮”、“响马帮”、“北京帮”、“赤军帮”、“IQ帮”等十几种名目。湖南益阳地区有“龙虎帮”、“梅花帮”、“鹰帮”、“青龙帮”、“十三雕”、“九龙”、“八虎”、“鬼头帮”、“天龙帮”、“黑虎帮”、“丐帮”、“十三太保”、“十三妹”、“忍帮”、“八大金刚”、“煞十兄弟”、“铁血会”、“圣旨帮”、“五毒帮”等名目。河南商丘地区也有几十种不同名目的帮会。

这些帮会的取名,有的以地方命名,如“高州帮”等,有的以动植物名命名,如“龙虎帮”、“鹰帮”、“紫竹帮”等,有的以兄弟姐妹结义命名,有的以电视剧或历史武侠小说的人物命名,如“暴风一族”、“十三太保”、“八大金刚”等,有的以某种武器命名,如“菜刀队”、“斧头帮”等等。

综观全国各地帮会分布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帮会滋生和活跃的地区,大多是历史上帮会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如长江流域、运河一带过去是哥老会、青红帮活动的主要地区,现在也是新帮会最活跃之地;四川、湖南等省是历史上哥老会势力最大的地区,如今新帮会的势力也十分令人注目;过去运河、湖泊地区是青帮的巢穴,现在船民帮会又大量出现。据记载,1990年7月,长江全线查获“芜湖帮”、“池州帮”、“新洲帮”等犯罪团伙30个,成员119名;1990年2月,上海市在全市400公里的水道运输线上抓获成帮结伙的“水老鼠”346名,捣毁船民帮会窝点11个;浙江省湖州市水上公安局摧毁了水上帮会团伙21个,成员422人,湖北省公安机关在六天时间里摧毁水上犯罪团伙127个,此外,在苏北运河线上有不少“水上游击队”,苏州河上有“嘉兴帮”,吴江县有“太湖帮”,巢湖上有“飞虎队”,江西赣江上有“赣州帮”,洞庭湖上有“注滋帮”,鄱阳湖上有“瑞昌帮”,“星子帮”,洪湖上有“乔氏帮”,珠江口有“洲头帮”,种种名目,不一而足。所以,现在有人惊呼:“从东部到西部,从南方到北方,祖国的血脉正遭受日趋严重的威胁。一个个癫狂的新生的船民帮会,一桩桩发生在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蓝色河道上的血案,使漂浮的方舟倾斜了……”[10]

2.组织形态上多属于初露头角的暴力型,活动大多带有社区性的特点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些帮会组织大的拥有数百人,小的只有几人,而一般的多在十几人、几十人的规模。其萌生的时间多则数年,少则几个月,即被破获。由于它属于初露头角,发展尚未成熟,因而不能和欧美的黑手党及港台地区的黑社会组织相提并论。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大陆上的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黑社会有个明显的不同点,即中国大陆黑社会组织大多是自发产生,中国政府是不允许这种黑社会在我国生根立足的,只要一发现就立即铲除。而资本主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黑社会则不同,它们后面有政治势力的支持,并利用它们来调节社会力量。因此,这些黑社会就以职业为纽带组合起来,或按地区划分,以一定的地区为基础向外扩张,发展成具有庞大系统、跨越地区、跨越国家的集团,像欧美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旧中国的青红帮,目前港台的14K、竹联帮就是如此。

由于中国大陆的新生帮会团伙不能合法存在,一般得不到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它们多呈现社区性特点,它们多在所生活的社区出入活动,犯罪活动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但另一方面,由于在本社区活动,其组织就有更强的凝聚力,发展也比较快。这些帮会往往从一成立开始,就投入犯罪活动,而且作案频率高。如湖南益阳县张塘乡的“平义会”,从成立到被查获,仅一个月时间就作案36起。[11]不同的帮会在同一社区活动,势必会产生利害冲突,开片打斗是它们解决争端的最常用方式。据深圳市凋查,已发现的十几个帮派几乎都划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相互间冲突时起,仅罗湖区、上埗区两年来就发生帮会团伙打架斗殴事件127起。

3.犯罪形式多种多样,从经济上的攫财直至政治上的反动;犯罪工具日趋现代化、技术化

现代帮会的建立,大多是为谋财取利。船民帮会中流行的几句顺口溜道破了这个天机,“水上是天堂,沿岸是银行,两手空空来,回去造楼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偷盗抢劫、绑架勒索、拐卖人口、贩毒走私,无恶不作。无论是水上陆地,各交通口岸运输线上,拦路抢劫案每年都不时发生。据调查统计,浙江湖州市17个帮会团伙成立—年左右作案484起,共抢劫财物27万余元;在摧毁长江沿线帮会时,共查获劫盗赃物价值8 206万余元;上海水域摧毁11个帮会窝点,缴获财物12万元,苏北“水上游击队”在运河上拦劫客货轮,一次就抢劫现金1 100元,另一次劫去江苏航运公司284号船队20吨生活用煤。[12]湖南沅江“五人会”一年偷盗12次,折款2 400元;[13]最触目惊心的是1989年10月发生在衡阳至南宁间402、406次列车的抢劫案,众目睽睽下歹徒竟公然洗劫列车。[14]

绑架勒索也时有发生。1991年盐城市的“青龙帮”绑架了盐城中学一名16岁的学生,向其家长索要6万元,勒索未遂,即撕票杀人,将这名学生放入麻袋,沉河而死。安阳市的“血海帮”,经常在安阳火车站下黑贴、绑票,敲诈勒索。[15]

拐卖妇女,时有发生。大多由犯罪分子结成团伙,进行诱骗绑架拐卖活动。例如四川成都市有个由18人组成的拐卖团伙,各有手段,且分工明确。从1988年8月至1989年4月,通过跳舞结识女青年和少女,以去五台山、北京“旅游”和到外地作生意为由,先后将22名少女和女青年拐卖到太原、浑源、应县等地,获赃款113万余元。[16]更有甚者,有的拐卖集团还和港台黑社会勾结,将大陆女子卖到香港、台湾等地为妓。

贩毒走私,目前也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的贩毒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从“金三角”地区即东南亚的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的毒品生产地区,由黑社会经云南、广西边境地区贩入,有的经广州到香港,有的贩入内地,所贩毒品主要是海洛因;第二条路线从土耳其经新疆进入西北地区;第三条路线是沿海地区、长江沿线,每年都有贩毒案件破获。走私活动也多属内外勾结,走私物品包括香烟、淫秽物品、枪支、大陆珍贵文物和珍稀动物等。

在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同时,黑社会势力还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湖南邵阳、常德等地公安机关破获的“中国黑手党”、“群龙帮”、“梅花帮”等组织都起草了反动政治纲领,提出“要为争取寸土而生存,争取领导权奋斗终生”。“梅花帮”还利用部分群众对计划生育政策不满的情绪,煽动群众推翻共产党。益阳地区也出现了“流浪者学会”、“有志者同盟”、“青年促进会”、“中国大陆民主党”、“中国游龙会”等政治性非法党派组织,大肆进行违法的政治活动。[17]帮会组织还不择手段瓦解基层政权,妄图取而代之。有的经常蒙蔽一些群众,给基层政权施加压力,使之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有的帮会插手地方矛盾,煽风点火,扩大纠纷,给基层政权出难题;有的还在政治上投资,某村一个帮会组织公开向群众许愿:如让他们掌权,就可减免公粮和统筹粮。[18]哈尔滨市的一个黑社会流氓团伙头子甚至想用钱“买个政协委员当当”。[19]

另有一种帮会团伙是专为寻衅闹事逞威风搞起来的。它们打架斗殴、侮辱妇女,寻欢作乐,或称霸乡里,欺压群众,以满足其变态的心理要求。豫皖两省交界的地方有号称“一百单八将”的帮会组织,经常三五成群,在两省交界处滋扰,殴打群众,报复干部,扬言“脚踏黄河两岸,拳打豫皖两省”;夏邑县发生过30多起帮会组织操纵下的聚众械斗事件。[20]

不管是哪种帮会,它们都以暴力手段作案。作案的工具有的比较原始落后,如棍棒、匕首、刀斧,也有自制的火药枪支及现代枪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枪支愈来愈多。这些枪支有的是从海上走私入境,如1989年10月,厦门就破获一起台湾通缉要犯走私枪支大案,缴获600支走私手枪和10 200发子弹,捕获涉案的台湾不法分子16人,香港不法分子1人,大陆不法分子13人,轰动一时;[21]有的是从武器库抢劫、偷盗而来。在境外黑社会势力的指导和帮助下,国内一些黑社会组织和犯罪团伙作案时,通讯和交通工具也日趋现代化。他们有些安装了高功率电台,不少犯罪分子配备了步话机、微型传呼机;有些拥有汽车和摩托车,一些走私船上还装备有先进的雷达导航设备、监视公安缉私部门的扫描电台等。这样,犯罪分子不仅作案效率高,而且便于逃避公安部门的侦查和打击。

4.受到港澳台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出现了内外勾结的趋势

香港、澳门、台湾的黑社会势力一向比较猖獗。香港地区目前规模较大的黑社会组织有“14K”等近10个帮派,200多个分支,成员达10多万人;澳门黑社会组织有“和安乐”等20多个,约2万多人;台湾有“竹联帮”等600多个黑社会组织,估计成员在10万人以上。近几年来,台港澳黑社会势力通过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投资办厂、贸易经商等合法途径和其他非法途径渗入内地,尤以台湾黑势力为甚。一方面,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至今已有近200万人次的台湾客到过大陆,这为台湾黑社会的渗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近年来台湾加紧开展“整肃治安”和“扫黑行动”,逼得岛内相当部分黑道人物不得不离台避风,另有一部分黑社会组织有意采取“被动避风,主动犯罪”的以退为进策略而“移师大陆”,以扩充地盘,壮大“堂口”。据台湾警方称,近年来已有200多名被通缉的黑社会成员和重案逃犯潜入大陆。据厦门警方透露,1989年,全市就发现入境台湾黑社会分子近60人,比1988年上升近三倍。近几年里,福建仅在沿海一带就已查获境外黑社会组织越海犯罪案近20起,抓获境外不法分子100多人。从侦破的案件看,主要有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澎湖帮”、“鹰桥帮”,以及港澳地区的“14K”、“新义安”等,其中以台湾黑社会“堂口”的人马为最多。[22]

在深圳、珠海等特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水房”、“14K”、“和胜和”等港澳黑社会组织势力渗入,从事走私、贩卖、偷渡、抢劫等罪恶活动,气焰甚为嚣张。1983年7月10日深圳市发生轰动一时的蒙面抢劫友谊商场的案件,六名罪犯中就有五名是黑社会组织成员;1982年珠海市破获一起偷渡案,系澳门黑社会组织与内地一偷渡集团勾结所为,1—4月间,他们里应外合,先后偷带了30多人出境。[23]

云南等地也发现有境外黑社会势力的活动,1987年以来,香港的黑社会组织曾多次假道云南贩运毒品。

境外黑社会势力进入内地后,千方百计建立活动据点,扩展自己的组织,并和内地黑帮势力勾结共同从事犯罪活动。据载,台湾一个黑社会组织的“大佬”郭× ×、何××等人曾多次入境某市,利用一些结拜兄弟关系,纠集了社会上24名青少年,以教练拳术为名,秘密成立了一个“24K”黑社会组织,成员每人都配有凶器,还有自制的手榴弹等。他们称霸—方,无恶不作,几年中先后打砸17起,砸毁六户人家、三个店铺,打伤16人。[24]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86年以来港澳黑社会势力通过渗透活动,仅在广东省的珠海、深圳、佛山、广州、韶关五地就发展组织20个,有成员460多名。

2.组织成分复杂,以青少年为主,文化水平较低

现代帮会组织的成分非常复杂,参加的成员有农民、企业职工、无业人员、劳改劳教释放分子等,有的组织以无业青年为主,有的以青少年学生为主,有的以农民为主,有的以企业职工为主。

从各地破获的帮会组织情况看,其成员大多是青少年,而且有不少是在校中学生。四川安岳石羊11个帮会成员的年龄,最大的30多岁,最小的只有12岁,92%以上的成员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25]河南商丘地区破获的帮会组织中,青少年占90%,在校学生占11%。[26]上海的10多个帮会,成员大部分是中学生,年龄多为十七八岁,小的乃至十一二岁。[27]深圳市对抓获的312名黑社会成员进行调查,22岁以下的286人,占总数的92%。[28]

加入帮会团伙的多为男性青少年,但也存在女性帮会团伙,虽然为数很少。据载,一个名叫“六姐妹”的帮会组织就是由六个女青年组成的,她们按年龄排座次,由“大姐”作首领,歃血盟誓,定立帮规,声言“要让所有的人见了我们都发抖”!她们除了搞淫乱活动外,还盗窃、诈骗、抢劫、赌博、斗殴;[29]《新乡晚报》载,卫辉市也曾查获一个叫“珍珠帮”的女性流氓帮派组织,长期从事淫乱活动。[30]此外,还有“姊妹帮”、“十三妹”等名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帮会的成员中,有相当数量的是犯有前科的劳改、劳教释放分子。他们被释放后,劣迹不改,继续作恶,在帮会中起着特别恶劣的作用,他们大多是帮会组织中的骨干分子,有一套作案和逃避打击的经验。湖南益阳地区的220个帮会组织的成员中,“两劳”回归人员和其他品劣青少年占92%,多为中坚分子;[31]

商丘地区帮会组织的骨干成员也“大都是被判刑、劳教或拘留过的人”。[32]这种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一旦与年幼无知的中学生结成帮会,就向他们传授犯罪经验和技巧,起着教唆犯的作用。如上海的“神鹰会”,刚成立时,帮主阿平因毫无指挥团伙的经验,常常无从下手,一筹莫展。正在此时,遇到刚从“山上”下来的(即刚被劳改释放出来的)“奶油”(犯罪分子绰号),于是就聘请他作二头目,从此以后,“神鹰会”就如虎添翼,在“奶油”的教唆和带动下,一伙中学生过上了夜里偷窃,白天吃喝嫖赌的犯罪生活。[33]

从总的情况看,目前大陆帮会组织大多以一两个心黑手狠的成员为核心,吸引一些想寻找靠山、逞强好胜的其他成员,公然结伙,进行流氓械斗、伺机抢劫,伤害无辜的罪恶活动。这些青少年行凶、伤害犯罪,属于以残暴手段侵害他人、危害社会,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以至触犯刑律的暴力犯罪。

从全国范围看,这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其成员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文化水平低下,大多在初中以下;他们思想空虚,没有抱负,爱寻刺激;缺乏教养,有的父母离异,有的受家庭虐待,有的被过于溺爱,心理上发生变态,易怒易暴,失去自控能力,因而胆大妄为,无恶不作。

6.基本继承了传统帮会的衣钵,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帮规条例、隐语暗号从组织建制上看,各帮会多有“帮主”或“老大”作为首领,下设有军师、金刚、护法、堂主等角色,他们在帮会中起组织、协调、监督、决策等作用,他们的行动往往决定了帮会团伙违法犯罪的性质、内容、情节及违法犯罪的能量发挥和危害程度。帮会内部仍然是封建家长式领导,“帮主”对帮会成员实行统治和控制,具有无上的权威。有些帮会内部还设有堂口,实行分层、分片、分级负责制,并层层节制。如上海的“天龙帮”,按金、木、水、火、土五星座设五堂,每堂成员按年龄大小排队,并选出正副堂主,正副堂主要听从帮主的命令。[34]江西“赣州帮”则将成员分为五级:帮主(或称爷老大);若头(第二把手);小头目;一般帮会成员;徒生(或称小差);并将帮主的船作为“总部”。[35]

礼教的规范和法家的严刑历来被秘密社会奉为维系组织存在的“法宝”。新生帮会大都定有严明的帮规,规定帮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并规定对犯规者的惩罚。如“赣州帮”规定,所有成员都得严守四大诫命:不得染指帮内兄弟之妻(因为帮内兄弟均长期漂流在外,留有妻子孤单在家),不得泄露帮内机密给官方;绝对遵守主从关系;绝对遵守父子关系。[36]益阳“五毒帮”的帮规是“帮主走前站中间,四大法王左右护卫,帮会成员后面紧跟,按期交纳帮会会费;叛逆出卖者,在身上剜眼两个,放尽血为止;以下欺上者,以硬棒打,出血为止;盗物不报、不交者,以条子抽;见盗物不报者,肉膝跪地,罚跪一天;一经暴露,必须逃离大陆,潜往香港;并要求其成员每人每天孝奉帮主白沙香烟一包”。[37]河南“黑龙帮”帮规规定:没有胆量者不能进入本帮;每个成员做事不经批准者杀;组长不经批准做事者杀;被公安机关抓走说出者杀;加入本帮必须纹身;家有妻子父母者每月发给奖金。[38]有些帮会以首领的命令代替帮规。如“十星帮”帮主向其成员宣布:“今后以我这令牌(一块刻有十颗小星的竹片子)行事,见令牌如见帮主,见令牌不动者,走漏风声者,轻则开除帮籍,割去舌头,砍去右手;重的,斩草除根!”[39]对违反帮规者的惩罚很严厉,主要形式有体罚、殴打、砍杀、开除等,有些帮内设有“护法”、“打手”,专门执行帮规会律。

现代帮会的入会仪式与传统帮会相似,大都要对天盟誓,喝鸡血酒、排座次、发标记等等。如“十星帮”成立之时,先是帮员对坐在帮主席位的“黑虎星”单腿跪地,合掌低首,高呼“参见帮主”,然后是帮主率众人双膝跪地,合掌仰首,对天盟誓:“五湖四海,入帮为兄弟。”帮主说一句,帮员们重复一句:“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弟兄不怕刀枪剑戟,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坐牢杀头……”[40]四川安岳县的“友谊帮”,在成立时,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誓词,宣誓后,即饮鸡血酒,并将各人的名字写在白布上,然后按上血印,排了座次。[41]

各帮会一般都有自己的标记,或纹身(—般刺花纹、文字、鸟兽图案,最常见的有双剑、飞鹰、蜻蜓、老虎、手枪等图案),或统一发式(长发、平头、光头,或在光头中留一撮毛等),或统一服饰(或统一颜色,或统一式样,或统一徽章,或统一在衣服某部位拴上或画上什么标记),还有其他标志。如深圳的“响马帮”以印有海马的文化衫为标志,上海的“神鹰会”以绘有雄鹰图案的瓷盘为标志,“生死帮”以烟头在各人手臂上烙下印记,表示“生死与共”,淮安的“寿字帮”,每人手背上刺有“寿”字。“黑龙帮”还将纹身写进帮规。

现代帮会也都有自己的隐语暗号。如称头目为“帮主”、“龙头”,打架称“开片”,白吃白拿为“打单”,车上扒窃为“押车”,入室盗窃为“查户口”,等等。

二、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的原因

黑社会势力的沉渣泛起、蔓延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原因。它出现在各种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和其他犯罪活动有着共同的诱因。同时,作为团伙犯罪的特殊形式、古已有之的犯罪方式,它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成因。它还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成因,必须从社会、历史、社会心理、青少年犯罪诸角度作综合考察。

1.社会转型期的“综合症”

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迅速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是生机和活力的迸发,另一方面,又势必伴随着新旧体制、新旧观念的剧烈冲突,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和防范机制尚未建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待业人口剧增、对外开放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及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范”。这种转型期综合症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首先是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帮会团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几年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向是由农村流向大、中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从贫困地区流向富庶地区。据统计,1987年底,全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流动人口数量已近1 000万。[42]1989年初春,出现百万农民流动大潮,1990年初春,数十万民工涌入广东。[43]目前,全国城乡日平均流动人口在2 000万以上。[44]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构成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以上海为例,20年代时上海每天的流动人口只有10万,而到1988年每天的流动人口已达209万,差不多增加了20倍。而上海的城市设施、管理方法等并没有相应改善,结果外来人员的犯罪率已占上海市发案率的1/3。1988年上海破获的外来人员犯罪比1987年增加了102%,从1984年至1989年六年中上海外来犯罪分子增加了七倍。[45]目前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中已形成一支庞大的游民乞丐群,据统计,1986年全国乞丐已达100万人,这些乞丐不同于旧中国因贫苦所致的乞丐,他们是一群新的寄生型的群落。这些人是作案犯罪结帮结派的重要来源。据《社会》杂志载,目前上海市“一些外来人口以同乡、亲族等关系,组成团伙,结帮犯罪,危害甚大。目前,经常结伙活动的有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以马路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柳州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安徽帮’,以抢劫为主的‘东北帮’,还有以倒卖船票和诈骗为主的‘温州帮’等等”。这些帮伙“依仗人多势众,作案往往无所顾忌,一旦被群众发现就行凶伤人,对市民安全威胁很大”。[46]

其次,就业体制不尽完善,无业、待业人员大量存在,成为犯罪和重新犯罪的“潜在源”。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人口急剧膨胀,加之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的不尽合理,还不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充分就业,待业乃至无业人员的大量存在是必然现象。据估计,从目前到2 000年平均每年进入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在2 000万以上,而平均每年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却不足900万人,每年净增劳动年龄人口1 100万,累计将增加劳动年龄人口12 400万人,近几年每年安排就业的人数平均只有730万人。在农村,剩余和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的状况也日趋严重。[47]据1988年的统计,截止1988年末,全国城镇待业青年数达296.2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亿多人。[48]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较长时间的待业生活,能造成待业者的心理压抑,使他们产生自卑、自悲的不良心理,还会使他们失去渴望生活的激情,以至产生反社会情绪。尤其是青少年,由于离开了学校,失去了接受正面教育的机会,处于无组织的涣散状态,在无所事事、精神空虚时,很容易走上贪图物质享受和精神刺激的道路。而当他们的欲望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满足时,便会出现反社会的犯罪举动。拉帮结伙犯罪无疑也是宣泄方式的一种。益阳地区220个帮会的成员中就有60%以上是游手好闲的无业青年。

重新犯罪现象已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据统计,1987年重新犯罪作案者占劳改、劳教人员的30%。[49]另据天津市统计,该市1982—1989年五年间判处死刑的罪犯中就有12.3%为重新犯罪,该市目前的重新犯罪率大约在2%左右。[50]前已述及,这些人往往是帮会团伙的骨干分子,他们之所以重坠深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来自就业问题。据浙江、天津的调查,因无业而导致重新犯罪的人数,占重新犯罪总人数的69.67%,比有职业而重新犯罪的高4.36倍。[51]据统计,仅有约22.1%的刑释人员能够有幸到国营、集体企业就职,[52]其余的人都要闲散在社会上。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偏见和歧视,再加上恶习难改,于是便旧业重操,在帮伙中寻找温暖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三,在社会大变革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受到冲击,而新的观念、规范、方式没有完全建立,在这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一些人的心态失去平衡乃至失控。比如,有人不再将“大公无私”、“重义轻利”奉为信条,更有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这种心态的失衡、规范的软化若再和其他诱因如高消费的刺激、对贫富不均的不满等结合起来,便很容易滋生黑社会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

越轨行为的研究者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社会变迁的代价。为解释自杀等越轨行为,他曾提出“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两大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就其最重要的内容而言是一系列道德规范,道德意义越是在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规范对人们的制约作用就越大。社会解组就是缺乏这种交流和影响;社会失范是指一个社会缺乏其社会成员为寻求指导而依据的规范,或指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至不能向社会成员提供指导。在社会变迁时,很容易出现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从而导致越轨行为增多。这种理论虽不乏其局限性和片面性,但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这些年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忽视了对青少年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和引导,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范”现象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第四,对外开放中未能建立起一套防范机制,境外不法分子尤其是台港澳黑社会势力利用改革造成的暂时混乱状态乘虚而入,多方渗透,发展组织,并给内地黑社会以援助和指导,使内地黑社会犯罪有恃无恐,这无疑也是黑社会泛滥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2.社会规范软化,传播媒介净化不力

社会规范软化是指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包括政治规范软化(表现为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等现象的滋生)、经济规范软化(外化为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行贿受贿等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和道德规范软化(致使一些人信念空虚、内控力下降、责任心丧失)。社会“旁观心理”、“保护伞”现象、基层组织软弱正是这种软化的衍生物,而正是这些因素和不洁的传播媒介一道,在客观上助长了黑社会分子犯罪的气焰。

第一,“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旁观心理”,使反黑斗争得不到有力的配合。由于社会责任心的下降,一些人对黑社会分子犯罪忍气吞声、听之任之,而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者又有后顾之忧,这种现象使公安机关在反黑斗争中往往是孤军作战。造成这种旁观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够健全。这不仅包括法制的保障,也包括物质利益和社会舆论的保障。没有这些保障,人们便会患得患失,有人对湖南怀化地区702名近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中见义勇为人员的情况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部分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的作用、功绩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着一些明显的反差”。首先是“伸张正义反遭非议”,702人有127人遭到各种非议,不被理解和支持。其次是医药费负担难解决。被调查的127名负伤的见义勇为人员,在医药费负担方面,公费31 219元,自费16 849元,人均自费负担107.31元。特别是有的见义勇为人员以身遇难后,搞得人财两空。再次,一些见义勇为人员遭到违法犯罪人员亲属打击报复,处境艰难。[53]因此,要改变这种旁观现象,首先必须健全社会保障系统。

第二,“保护伞”的存在更使一些黑社会分子犯罪肆无忌惮。“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一些犯罪团伙腐蚀政府和公安政法机关官员,或扯起保护伞,或相互勾结……”[54]例如,哈尔滨市有五个黑社会组织在该市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却能长期安然无恙,就是因为“他们用金钱开道,编织了一个结实的保护网”,保护网的存在还会给侦破、打击犯罪带来重重困难。仍以哈市五个黑社会组织的破获为例,在该案侦破过程中,恐吓、泄密接踵而至,案破后,查出和此案有涉的党政及有关部门干部达97人。[55]

第三,部分基层组织较为软弱,使黑社会组织未能消灭于萌芽状态,客观上为黑社会分子犯罪开了绿灯。

从全国各地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到,在一些地区,街道居委会、村委会一级的领导班子较为涣散软弱。1989年上半年,湖南南县城乡共成立各种非法帮会组织2个,有成员73名,无人制止,也无人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这一情况。[56]更为严重的典型事例是重庆远郊潼南、铜梁两县交界处以陈建恒为头目的38人流氓团伙,从1988年起至1990年11月横行乡里两年多时间,私设公堂、欺压群众、无恶不作,并以青龙酒家为据点,和乡政府分庭抗礼,一些问题乡政府解决了不算数,必须经过他们才能了结。这种情况还会使一些人丧失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为捍卫自身利益,他们便组帮结伙“以邪治邪”。《现代帮会》一文中提到的“七侠帮”还因“见义勇为”被当地八个10万元的个体专业户、一家镇办公司聘为长年保镖。[57]

第四,社会传播媒介净化不力,文化市场黄水泛滥,客观上起到了诲淫诲盗并诲犯罪技术的教唆犯罪作用,毒害了许多青少年。

国外心理学家对大众传播工具(电视、广播等)和青少年暴力行为间的关系作过研究,结果表明:“大众传播工具与日益增多的青少年暴力行为是有关系的。看过大明星演暴力‘英雄’角色的人,特别是男性青少年,可能认为暴力行为是维护大丈夫气派和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58]另有研究表明,经常观看暴力影视片,会使观众对寻衅事态习惯于作出攻击性的反应,还会使观众对受暴力伤害的对象不再抱有同情,原因是新闻媒介根本不反映遭受犯罪活动受害者的伤害和痛苦。[59]

青少年主观约束力即分辨是非善恶、抵制外界消极影响、避免冲动冒险的能力很差,而又善于模仿。近几年来,由于管理混乱,出现了大量宣扬偷盗、抢劫、打斗、凶杀及境外黑社会犯罪手段的影视、书刊,对青少年起到了“直观示范效应”,成为青少年帮伙犯罪及其他犯罪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对益阳地区帮会组织的调查表明,220多个帮会组织中有30%以上是在不健康的影视作品影响下成立的,一些帮会名称诸如“鹰帮”、“十三太保”、“草上飞”、“八大金刚”、“冷面杀手”等都是从一些武打录像、淫秽书刊中同名沿用或改造引申出来的。[60]淮安“寿字帮”的18名成员大都受武侠小说影响,发起人朱定情,是个年仅19岁的在校高中生,“武侠小说看了很多,谈起‘小龙帮’、‘黑龙帮’等头头是道,对结帮拜把子也颇有研究”。[61]

3.教育的偏差是青少年帮伙犯罪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青少年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家庭和学校。但近年来,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出现了很多误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家长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教师。因此,家庭裂变、家长不端或家教不严、家教不当,往往是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寿字帮”的审查显示,其18个成员中有7人在家排行最小,他们大多家庭管束不严,档案中几乎都有偷窃、赌博、斗殴的记载,“有的家长与儿子同桌赌博,有的明知孩子偷窃却佯作不知;更有甚者,儿子偷鸡老子吃了不解馋,竟带儿子再去偷”。[62]

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环节,对青少年发展起着定向的作用。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升学率,一些地区偏重于抓学生文化知识的教育,尤其大抓少数“尖子”、“重点”学生的专业知识教育,而忽视了学生政治观点、思想品德的教育和培养,这就容易导致两种现象的出现:一是所谓“高材生”一旦进不了理想的学校深造,往往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一是后进学生由于在学校受到冷遇,往往产生自卑感,甚至破罐破摔。这两类青少年离校后极易走上犯罪道路。另外,学校教育的单轨制(包括教育结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诸方面的单一化)及两次“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是造成中学生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而帮会团伙中这类失学青少年就占有不小的比重。

4.帮派意识根深蒂固,使团伙犯罪独具“魅力”

在分析现代帮会的成因时,我们也应看到长期滞留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帮派意识的作用,及帮会本身对有犯罪动机者的诱惑力。

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和封建的宗法思想统治,培植了人们狭隘的区域观念;加之,旧中国的帮会猖獗,帮派活动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因而也铸就了人们浓厚的帮派意识,其危害经久不衰。这可以从十年“文革”中得到确证。有的专家在分析青少年团伙犯罪成因时强调:十年“文革”中,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造反派组织”,各单位、各部门、各系统、各地区的群众都可自行结伙成帮,起来“造反”、“夺权”。整个社会形成的这种强烈的结伙拉帮风气,并未因“文革”的结束而消失,“在十年动乱之后,社会上大量出现的团伙犯罪模式,就是动乱社会内的‘基本模式’的延续”。[63]此分析自然也可用于对今日帮会成因的解释。

帮会是—种特殊形式的犯罪团伙,是团伙犯罪的最高形式。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团伙犯罪对有犯罪动机者具有独特的“魅力”,原因在于:第一,它能满足犯罪者寻找靠山、增加安全感的需求,罪犯单独作案常感势单力孤,易受打击,而结成团伙,人多势众,则会感到安全,特别是那些无正当职业或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而被推向社会的人,这种需求更迫切;第二,它能使犯罪者产生“罪责扩散”心理,即认为自己不会承担犯罪的全部责任,因而更能胆大妄为;第三,能出现“相乘效应”,即由于犯罪团伙中他人的存在,犯罪者就能干出一个人不能干的行为;同时成员之间还能互教互学,共同提高犯罪技能。正由于此,帮伙犯罪就成为当前主要的犯罪形式。

三、关于对策的思考

从上文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当前中国的黑社会组织虽然还处于萌生阶段,大多属于初露头角,其成员的数量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不及时加以铲除和根治,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且,这种社会问题的形成,其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因此,根治工作也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除严厉打击外,还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治本着手,进行综合治理。

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尤其要严厉打击黑社会帮派团伙犯罪活动。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狠抓经济建设,提倡社会成员依靠合法手段致富,提倡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逐步消灭黑社会产生的经济根源;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共产主义道德情操、集体主义精神风貌取代人们的帮派意识,以铲除滋生帮派团伙的思想土壤;要惩腐倡廉,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强化基层政权,强化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意识,以消除黑社会泛滥的政治诱因。

在综合治理过程中,应贯彻治标与治本结合,严打与预防、救治结合,速决战与持久战结合,公安机关治理与群防群治结合的原则。同时应作好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1)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特别要在青少年中加强反黑教育,调动社会各部门的力量,大张旗鼓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同帮派团伙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表彰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树立尊重他人、互谅互让、助人为乐、“维护治安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真正做到“社会治安社会抓,综合治理综合管”。

(2)制订专门的反击黑社会帮派团伙犯罪的法规。目前反黑斗争中所依据的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量刑往往偏轻,各地也不尽统一,这显然已不能适应当前的严峻形势。因此,制订专门法规,以便充分发挥法律效力,稳、准、狠地打击黑社会帮伙犯罪,已成为当务之急。

(3)健全就业体制,广开就业门路,作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待业人员、刑释人员及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安置工作。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尽量做到就地消化,提倡自力更生,发展副业,广建乡镇企业,政府应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帮助,提倡农民集资创建城镇,以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有人认为这是改变二元社会结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并论证了它的可行性。[64]我们赞同这种构想。在城镇,做好与街道、企业的协调,同时适当地创办一些劳动服务公司,尽量解决待业、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使他们收入有来源,生活有保障;对刑释人员也要消除偏见,妥善安置,以杜绝他们重新犯罪。

(4)组织城市社会力量,加强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应建立主管部门管理与共同管理相结合的网络管理体制;实行控制与服务相结合,发挥他们在建设城市、繁荣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分类管理。自然,这项工作还应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工作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

(2)加强对青少年犯罪的防范和治理。首先,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的教育作用,大力加强对青少年政治思想、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及法制教育;其次,完善管理制度,健全青少年法规,把对青少年犯罪的惩治与犯前防治、犯后治愈结合起来;第三,作好分化、瓦解青少年帮伙的工作,不仅在组织上,更要在心理上做到解帮拆伙,特别要改变他们的“认识水平”,调整他们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改变他们的交往结构,清洗他们结帮成伙的犯罪意识;第四,作好传播媒介的净化工作,消除犯罪诱因。

(6)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建立和健全治安机构,充实基层派出所的力量,并切实加强对基层治安人员的教育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7)健全防范机制,杜绝境外黑势力入境,发现迹象,严厉打击;建立和台港澳当局的司法协作,以便共同打击犯罪。随着对港澳地区主权的恢复行使,海峡两岸统一步伐的加快,这项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

总之,要将黑社会帮派团伙连同其生存的土壤一同铲除,必须各方面配合,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是我们的期盼,也是本文写作的主旨所在。

(本文与彭邦富合作,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注释】

[1]《魑魅魍魉》,《蓝盾》1990年第1期。

[2]《法制日报》1991年11月12日。

[3]《南方日报》1989年10月12日。

[4]《法律与生活》1990年第2期。

[5]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2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12期。

[6]《青少年犯罪问题》1990年第3期。

[7]刘德亮:《现代帮会》,《中国青年》1990年第2期。

[8]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法律与生活》1991年第2期。

[9]《上海滩新帮会》,《青春丛刊》1989年第3期。

[10]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人与法》1991年第1期。

[11]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2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12期。

[12]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人与法》1991年第1期。

[13]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2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12期。

[14]《法制日报》1989年10月31日。

[15]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法律与生活》1991年第2期。

[16]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法律与生活》1991年第2期。

[17]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2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12期。

[18]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法律与生活》1991年第2期。

[19]《惊心动魄的除恶之战——哈尔滨五个黑社会组织覆灭记》,《人与法》1991年第10期。

[20]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法律与生活》1991年第2期。

[21]褚言义、蔡硅村:《越海犯罪大扫描》,《南风窗》1991年第7期。

[22]褚言义、蔡硅村:《越海犯罪大扫描》,《南风窗》1991年第7期。

[23]厉东明:《从社会学角度看深圳、珠海特区的犯罪问题》,《社会》1982年第4期。

[24]褚言义、蔡硅村:《越海犯罪大扫描》,《南风窗》1991年第7期。

[25]《中国帮会在大陆重新抬头》,《法制文摘》1990年第2期。

[26]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法律与生活》1991年第2期。

[27]《上海滩新帮会》,《青春丛刊》1989年第3期。

[28]冯从岳:《震惊:黑社会帮会毒液在渗透》,《海上文坛》1991年第l期。

[29]冯从岳:《震惊:黑社会帮会毒液在渗透》,《海上文坛》1991年第l期。

[30]参见《晚报文萃》1991年第7期。

[31]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2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12期。

[32]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法律与生活》1991年第2期。

[33]《上海滩新帮会》,《青春丛刊》1989年第3期。

[34]《上海滩新帮会》,《青春丛刊》1989年第3期。

[35]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人与法》1991年第1期。

[36]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人与法》1991年第1期。

[37]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2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12期。

[38]《行为科学》1991年第2期。

[39]刘德亮:《现代帮会》,《中国青年》1990年第2期。

[40]刘德亮:《现代帮会》,《中国青年》1990年第2期。

[41]《中国帮会在大陆重新抬头》,《法制文摘》1990年第2期。

[42]《人民日报》1989年3月4日。

[43]《人民日报》1990年2月19日。

[44]《中国人口科学》1990年第6期。

[45]柴俊勇:《流动人口——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社会》1990年第10期。

[46]柴俊勇:《流动人口——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社会》1990年第10期。

[47]李抒望:《人类自身增长的危机》,《青年思想家》1990年第3期。

[48]《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49]马结:《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50]张晓智:《重坠深渊——重新犯罪现象透视》,《人与法》1991年第9期。

[51]马结:《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第67页。

[52]张晓智:《重坠深渊——重新犯罪现象透视》,《人与法》1991年第9期。

[53]《光明日报》1991年6月7日。

[54]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法律与生活》1991年第2期。

[55]《惊心动魄的除恶之战——哈尔滨五个黑社会组织覆灭记》,《人与法》1991年第10期。

[56]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2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12期。

[57]刘德亮:《现代帮会》,《中国青年》1990年第2期。

[58][美]马丁·哈斯克尔等:《青少年犯罪》,耿佐林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220页。

[59][德]汉斯·约阿姆斯·施奈德:《犯罪学》,吴鑫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90—792页。

[60]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2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12期。

[61]楚齐、渝建:《“寿字帮覆灭记”》,《人与法》1991年第2期。

[62]楚齐、渝建:《“寿字帮覆灭记”》,《人与法》1991年第2期。

[63]邵道生:《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64]晓为:《盲流·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青年学者刘纯彬》,《现代人报》1989年4月22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