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岭北之战战败原因_走向战败岭北之战

时间:2016-12-23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4310 次

徐达岭北之战战败原因_走向战败岭北之战

明朝建立后,由于北元不甘心失败,试图依托广袤的草原和蒙古骑兵的优势,不停地对明朝北方边境进行骚扰,使得明朝对北元的政策非常被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相互矛盾,看不出军事策略和政治政策上的统一连贯性。明朝在军事上仍需要持续打击北元的武装力量,但政治上全方位的招降已经开始了。政治上的招降就是希望北元宗室前来朝贡,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政治上的臣服,朱元璋在这方面似乎心急了许多,热心过了头。军事上的招降,是针对拥有重兵的北元高官将领,目的是巩固明朝在双方对峙中刚刚得来的胜势。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仓皇之中逃离了北京,平时在宫廷里享受着荣华富贵,自然惧于在都城下决一死战。但是许多末代皇帝有一种普遍的心态,唯恐丢掉祖宗江山的罪责落在自己头上,九泉之下愧对列祖列宗。因此,元顺帝在退入大漠地区后继续调兵遣将,期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恢复旧有的疆土。

明朝与北元的战场首先会摆在哪里?按照徐达的判断,会在更北一些的元上都开平,或者深入蒙古草原腹地。而朱元璋判断,北元很有可能是在华北以北的长城沿线,甚至向两侧伸展至更远的地区,与明军进行军事上的较量。现在北元军队中,兵力最集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山西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果然,朱元璋没有失算,双方较量的第一个回合还是在元大都(明军在占领它后改名北平),遇到的对手是扩廓帖木儿。元顺帝在逃离大都的时候,特地命令他要用武力恢复。于是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进攻北平。

明军在攻克元大都后,即停止向北追击逃跑的元朝宗室,但考虑到元大都的政治影响,必须保卫这一胜利果实,于是派遣卓有战功的将领傅友德,分兵把守古北诸隘口,在外围拱卫北平的安全。而明军主力依然由徐达率领,执行原定的军事计划,沿北线进行西征,锋芒直指扩廓帖木儿率领的元军。

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徐达留下三万多兵马,由孙兴祖统领,分别隶属燕山、大兴、永清六卫。孙兴祖在治理北平的过程中,严格执行朱元璋的民族和解政策,纪律严明,因此,旧都社会治安良好,秩序恢复很快。但这并不表明北平周围的战争警报已经解除。由于并没有彻底肃清北元军队主力,因此双方攻防态势随时有可能转换,战争一触即发。

攻陷元大都后,明军作战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对晋、陕等传统农业地区发动攻势,扩大和巩固已有的胜利果实,对漠北草原一线采取守势,防御北元从这个方向的军事反扑。实际上,此时的明军主力正在长城内侧,寻找没有退出长城的北元军队进行决战,重点打击的对象就是扩廓帖木儿。明军希望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先取得几次重大胜利,但双方一交手,对明朝来说,战况就非常不利。《明史》中记载,明军在夺得元大都后,将军汤和等自泽州入山西,扩廓帖木儿在韩店组织了一次防御战。史书上对结果的记载只有四个字:“明师大败”。

中国史书向来有个传统,凡是胜仗,无论是杀伤人数、战利品,还是事后的立功受赏,均有详细记录;而一旦打了败仗,则惜墨如金,草草了事。这种对人不对事、为尊者讳的写史传统,有时很难让后人了解到历史的全貌。韩店之战可以说是个典型。

然而这时元顺帝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作出一个错误决定:命扩廓帖木儿引兵出雁门,经居庸关进攻北平。久经沙场的扩廓帖木儿不会不知道,倾巢而出会造成自己根据地的空虚,这是兵家之大忌。汉人书写的历史中,不会记载他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误,也没有解释徐达采取了什么佯动,造成了对手的误判。很有可能是扩廓帖木儿在胜利面前低估了对手。战机,在旗鼓相当的对手面前,一旦出现,则必须抓住。徐达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巧用围魏救赵之计,大败扩廓帖木儿。

徐达的判断是,扩廓帖木儿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太原城必然空虚。北平有孙兴祖镇守,它的安全不必忧虑。现在要趁敌人防守空虚,敌之不备,引兵直捣其老巢。一旦扩廓帖木儿进攻无法得手,返回又没退路,这就是所谓“批亢捣虚”之计。此时敌人赶回来救援,一定是心慌意乱容易出错,此时发动进攻,可以一战擒之。扩廓帖木儿希望的是徐达被牵着鼻子走,在自己的胜利和进攻面前,被吓得缩手缩脚逡巡不前,然后寻找机会在北平周围决战。他率军出山西进入河北保安,闻讯太原被围攻后,果然旋军自救,慌慌张张于途中被徐达夜袭得手。

按照《明史》的说法,扩廓帖木儿带着十八骑亲信趁着夜色逃跑,余众投降。史书记载这一仗应该是歼灭战,但有可能夸大其词,更像是一场击溃战。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了扩廓帖木儿的镇守,太原乃至山西很快陷落,也为明军乘胜直捣宁夏、甘肃赢得了主动。从此,明朝对传统农业区的统治基本稳固。除扩廓帖木儿等少数元将还拥兵塞上外,许多元朝的大臣纷纷归降于明。

现在再看看明军东线的情况。当明军主力在西线取得一系列胜利之时,东线却处于相对被动的战略防御地位,要不时地抗击北元骑兵在通州、大兴等地的侵扰。洪武二年(1369),故元丞相伊苏(一作“也速”)率万余骑兵进攻通州,屯军白河,觊觎北平府。当时明军主力正在山西作战,北平的守备相对空虚,而且要进行防御战,步兵在战斗力和机动性方面都比不过骑兵。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围歼对手没有实力,离开北平城营救通州,很有可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打好这样的仗的确有些困难。

守备通州的曹良臣当时所拥有的兵力不足千人,连冒险一战的本钱都没有,最后用虚张声势的增灶之策,吓退了敌军。曹良臣的方法是在沿河的船上多插红旗,绵延十余里,钲鼓之声不绝于耳。伊苏被疑兵计吓跑,曹良臣还装模作样将计就计,在后面进行有雷声无雨点的追击。《明史·曹良臣传》说“元兵自是不敢窥北平”,看来也属夸大之辞。因为明军在华北地区组织的防御战,只能用疑兵和骚扰的方式达到战术效果,得到暂时的安稳,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策。鉴于防御力量薄弱,为了防止北元军队复来,朱元璋只好从西线的精锐部队中,抽调常遇春、李文忠部,返回北平加强防御力量,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

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在防御格局整体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局部进攻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方放弃进攻。常遇春镇守东线后,策划了开平之战,力图打破现在的被动局面。《明史·常遇春传》对开平之战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当时因元将也速进攻通州,朱元璋下诏调常遇春回军守备,并且派遣李文忠担任副手。这两位是明军中最骁勇的将军,共统率骑兵步兵九万人,从北平出发,先占领了会州,然后在锦州歼灭敌将江文清部,再败也速于全宁;下一步进攻大兴州,用千余骑兵设下埋伏,敌军想趁夜逃跑,结果遭到重创,明军乘胜占领开平。

在《明史》的记录中,开平之战是一场威风凛凛的胜仗。但在我看来,明军损失也很大,虎将常遇春病亡。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常遇春就是这样难求的虎将。

但是,这种积极防御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效果,因为它没有改变华北一带针对北元的防御政策,相反是常遇春去世后,明朝加强了防御的措施和力度。明朝末年有位通晓军事策略的大臣,就是大名鼎鼎的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他曾经写了本很有学术价值的《全边略记》,里面是这样记述朱元璋布置的防御范围:洪武元年,忠武王常遇春破虏于漠北,随即在元上都设开平卫。并且还设立驿站,东到凉亭、沈河、赛峰、黄厓,接于大宁古北;西到桓州、威虏、明安、隰宁,接于独石。独石这个地方,已经到了宣德府的东北境内。这样一个防御战线不可谓不广。

东西两线捷报频传,很快刺激了朱元璋对皇权正统地位的渴望。他完全可以设想,元顺帝等匍匐在大明天子的脚下,三跪九叩进行朝贡。如果招降的条件再优越一些,很有可能就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他除了老调重弹劝降元顺帝外,在随后的几个月,还分别对北元大将扩廓帖木儿、纳哈出以及丞相也速等投书,表明自己如何爱惜人才渴望和平,目的无非是想招降北元君臣,至少是希望停战。

为了减少边患,朱元璋是多管齐下,除了劝降这种最为廉价的手段,还迁徙沿边地带老百姓回内地。洪武二年(1369),大将傅友德在宣德府战败元将脱列伯后,下令将当地吏民悉数内迁。之所以要内迁边民,大概是考虑到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的城堡斥堠防御工事没有修好,明军没办法长期在塞外坚守,无法确保边民不受到侵扰。二是蒙古人在长城附近已经统治了几百年,边民对蒙古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同感,而汉人政权刚刚建立,唯恐亲蒙古的边民里应外合。www.nxxnyqc.cn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明朝要在双方交错控制的地区建立宽广的无人区,既可以解除边民充当内应的担忧,也可以使蒙古军队无法获得必要的补给。《明史·食货志》记载: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在其他的卫所,有的授予军籍,有的授予民籍分田。又将沙漠遗民三万两千八百余户安置在北平屯田。所谓山后,大概在山西太行山以北、军都山以西的广大地区。除了这些方法,明朝还建立都司、卫所等保障手段,逐渐地完善北部边防建设。北元政权一日不投降,蒙古骑兵一日不消灭,防御的措施和力度都不能放松。

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处心积虑地制订了一整套斗争策略:从东、西、南三面进行包围、压制元朝的残余势力。即首先经略东方的满洲女真族地区,进而收服东蒙古,设置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以切断北元左翼,隔绝它同朝鲜、女真联系的通道。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对北元的政治招降没见到丝毫效果,由于军事手段过于软弱,北元的残余势力又死灰复燃,重新集结起来,给明朝的北方边境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扩廓帖木儿的实力膨胀,引起了朱元璋心中很大的不快。在元军所有的将领中,朱元璋最看中扩廓帖木儿,只是由于多次劝降未果,成为朱元璋心头的一大遗憾。

有一次朱元璋和群臣聊天,突然问大家:你们说,天下谁堪称奇男子?众人答道:常遇春统兵不过万人,却能横行无敌,这是真正的奇男子!但朱元璋略带遗憾地否定说:常遇春虽然是人之豪杰,但毕竟为我所得,成为我的臣下。我始终不能让扩廓帖木儿俯首称臣,他才是真正的奇男子。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朝与北元的岭北之战,就发生在四个人身上:明朝的朱元璋、徐达,北元的君主和扩廓帖木儿。起主导作用的是朱元璋,给朱元璋迎头一击的,就是他格外青睐的扩廓帖木儿。

在政治上,朱元璋试图将元主纳入朝贡体制,因此以“和”为主,同时也想招降北元最主要的军事将领扩廓帖木儿。在军事上,朱元璋试图以有效的防御和必要的打击,促使元主和扩廓帖木儿停战,终止敌对的军事行动,以战促降。这就是为什么朱元璋在打了胜仗之后,很快就停止军事行动,对被俘的元朝大臣武将,多方拉拢引诱。

这个时候的蒙汉关系,更像是两个对立的政权,都对外宣称代表中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胜利的明朝,千方百计地要将北元拉入朝贡制度,只要北元承认明朝是宗主国,自己是朝贡国,明朝可以立刻放弃双方之间的敌对关系。

然而,失败的元朝,虽然让出了中原大地,但仍奢望有一天能反攻回来。如果现在对明朝进行朝贡,承认是宗主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岂不是永远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永远放弃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从此它只是中国的藩属。那些仍然忠于元朝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会纷纷倒戈,昔日的庞大帝国,不但失去了汉族地区,终将也会因为这一投降政策,失去所有的少数民族支持者,从此必然要一蹶不振。

北元小朝廷宁可一败再败,宁可四分五裂,也不肯放弃正统的旗号。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军事上的对抗和政治上的僵持。只不过明朝说的是“请”,北元回答的是“不”。

不过,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朱元璋对北元采取攻势战略,不仅仅是要大败蒙古军队,甚至要吞并蒙古草原。像《剑桥中国明代史》都有类似的观点,它说:“从外交意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传统的继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

我一直认为这种说法未必靠得住!原因很简单,朱元璋不但要打军事仗,也是要打政治仗。打军事仗,是针对扩廓帖木儿;打政治仗,是针对元顺帝。如果朱元璋多次出兵蒙古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蒙古地区,是为了消灭这个小朝廷,那必然是以元顺帝为最终目标,打赢这场政治仗。但在朱元璋和徐达等人讨论、制定作战计划时,仅仅考虑的是扩廓帖木儿。

洪武三年(1370),经历过暂时挫折的扩廓帖木儿又逐渐恢复了元气。在兰州、定西一带,他对明朝的西北防务造成很大威胁,同时给元顺帝撑腰壮胆。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召集徐达等人商量对策,希望能在西北用兵,给扩廓帖木儿沉重打击。他任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在出兵之前,又开了一次御前军事会议。

朱元璋问诸将:元主迟留塞外,扩廓帖木儿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卿等出师当何先?两年多前,为了北伐中原,颠覆元朝的统治,朱元璋曾经召集徐达、常遇春等人开过一次军事会议。这两次会议讨论的进军问题,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

相同的是朱元璋主持会议的一贯态度,他似乎很喜欢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充分听取意见之后,定下最后的方案。不同的是,上次讨论的主要是进攻地点,是否攻打元大都问题;这次讨论的是打击对象,是打元顺帝,还是打扩廓帖木儿。

诸将的意图是集中优势兵力取元主,获胜后,失国的扩廓帖木儿则不战而降。但朱元璋定下兵分两路之策:主力由徐达率领,兵出潼关,自安定捣定西,进攻兵力强劲的扩廓帖木儿;偏师由李文忠率领,出居庸入大漠,攻战斗力较弱的元宗室。

战争进程和作战结果,《明史》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但值得后人回味的却是朱元璋对这次获胜的态度变化。

先说徐达一路的战况:北元军主力在定西沈儿峪遭到沉重打击,徐达部擒获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一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万计。扩廓帖木儿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

再看李文忠一路:徐达获胜一个月后,李文忠在野狐岭之战中同样获得大捷。他在进军途中,谍报人员捕获到消息:元顺帝刚刚去世,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才即位。李文忠趁着对方忙于内务,疏于外部防范,星夜兼程实施突袭。元新君虽然侥幸逃脱,但是俘获了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缴获的战利品无算,在随后的追击中,又先后降众五万余人。

从歼敌和降敌的人数看,徐达都超过李文忠许多,而且徐达所歼扩廓帖木儿部多精兵,李文忠所歼元主部,多非战斗人员。当时朱元璋召集御前军事会议,讨论的就是扩廓帖木儿扰边,因此才进军打仗,目的是要消弭他在西北的边患。现在由徐达达到了这一作战目的,无疑他立下了首功,哪怕是在围歼对方主力过程中,所部多有损失。但是在朱元璋眼里:“文忠功最!”

朱元璋之所以得出“偏心”的认识,之所以将李文忠的功劳居于徐达之上,可以理解为,他固然需要对北元的军事胜利,但更渴望实现政治愿望。李文忠虽然歼敌不多,但俘获了新元主的次子买的里八剌,有了这张牌,或许能达到招降北元的政治目标。朱元璋颁发平定大漠诏于天下,并遣使诏谕故元宗室部落臣民:如果倾心来归,他当效仿古之帝王,还其旧地,从事生养,华夷无间。

数月后,朱元璋派出使者,给新元主爱猷识里达腊送去一封信。信中的口气非常委婉,介绍了明朝招降的优待措施,他向新元主表示:你只要派遣使者朝贡,我可以让你安心地在明朝边境牧马,我可以成全你成为大漠地区的一邦之主,号令其他部落。朱元璋只要对北元作战获胜一次,他劝谕北元参加朝贡的热情就高涨一分。

朱元璋对北元的如意算盘,和徐达等前线将领所想,有着本质的差别。朱元璋对北元的基本政策是从政治出发,军事打击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一旦北元派使臣来朝贡明朝,边境线上双方的和解,便成为他郑重的承诺。

徐达等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是职业军人,军人的事业在战场。只要敌手存在一天,军人就要枕戈待旦,哪怕针对潜在的对手、潜在的威胁。不过,军人也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在获胜之后,往往流露出骄傲轻敌的情绪,那种浮躁的、急于求成的立功心情,很可能为下一步作战,埋下失败的伏笔。

一年多后,徐达代表诸多前方将领,主动向朱元璋请战,要求再次打击扩廓帖木儿。徐达说:现在国内形势已经安定,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平稳。在陛下的号召下,许多蒙古部落的人不断来降,只有扩廓帖木儿这员悍将,还在边境骚扰不停。根据侦察,他现在在和林一带活动。我愿意和前方诸将,率领一支军队,一鼓作气将他们彻底消灭。

朱元璋回复徐达说:扩廓帖木儿只是朔北走投无路的穷寇,灭亡是早晚的事情,现在是乌合之众逃亡到大漠,以死自卫。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有可能逞困兽之斗,现在出兵时间不好,暂时放一放吧。

徐达和前方大将坚定地向朱元璋表示:扩廓帖木儿奸诈狡猾,只要他在,终究是大明边境的严重隐患;多少年来,他一直与大明为敌,侵略骚扰不断,前两年被我们击溃。现在趁他兵力不足,羽翼未丰,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彻底消灭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养痈为患,也只有趁着现在消灭他,才能永靖大漠。

扩廓帖木儿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军事实力,还能经得起多少次军事打击,明军前线的统帅们,并没有掌握确切的答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洪武三年定西沈儿峪大捷后,徐达等对自己的攻坚能力,已经有了飘飘然的估计,而在“知彼”这个环节上,显然又低估了对手。这就是轻敌意识的表现。所谓“永靖大漠”,便成为前方将领的一厢情愿。

朱元璋最后同意出兵。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徐达,谁都相信马上到来的这场战争,将只会是胜利,只是胜多胜少的问题。在大明阵营中,只有一个人还能保持谨慎态度,他就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士刘基。刘基曾经多次告诫朱元璋:千万不可对扩廓帖木儿轻视。朱元璋也不曾轻视过扩廓帖木儿,所以当徐达表示只要带十万人马就足够的时候,朱元璋又谨慎地命令他再加上五万人马,而且要求兵分三路。

由于明朝大败而归,所以关于岭北之战的过程,史料总是遮遮掩掩。我们从《明史》人物传中,可以作管中窥豹式的了解。

《扩廓帖木儿传》:“逾年,太祖复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取扩廓。大将军至岭北,与扩廓遇,大败,死者数万人。刘基尝言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扩廓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军希出塞矣。”

《徐达传》:“五年复大发兵征扩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擢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剌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大,弗问也。”

《李文忠传》:“以左副将军由东道北征,出居庸,趋和林,至口温,元人遁。进至胪朐河,令部将韩政等守辎重,而自帅大军,人赍二十日粮,疾驰至土剌河。元太师蛮子哈剌章悉众渡河,列骑以待。文忠引军薄之,敌稍却。至阿鲁浑河,敌来益众。文忠马中流矢,下马持短兵斗。指挥李荣以所乘马授文忠,而自夺敌马乘之。文忠得马,益殊死战,遂破敌,虏获万计。追奔至称海,敌兵复大集。文忠乃敛兵据险,椎牛飨士,纵所获马畜于野。敌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还,失故道。至桑哥儿麻,乏水,渴甚,祷于天。所乘马跑地,泉涌出,三军皆给,乃刑牲以祭。遂还。是役也,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俱战死,以故赏不行。”

《冯胜传》:“扩廓在和林,数扰边。帝患之,大发兵三道出塞。命胜为征西将军,帅副将军陈德、傅友德等出西道,取甘肃。至兰州,友德以骁骑前驱,再败元兵,胜复败之扫林山。至甘肃,元将上都驴迎降。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次别笃山,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马驼牛羊十余万。是役也,大将军达军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杀伤相当,独胜斩获甚众,全师而还。会有言其私匿驼马者,赏不行。”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质量上乘而得到好评,但对岭北之战这样重大的战争,所述内容却多有舛漏。

例如,这场战争原本是在徐达等将领的坚决要求下发动的,但在《冯胜传》中却写成“帝患之”,好像是朱元璋对扩廓帖木儿的侵扰产生了担忧,所以发动了这场战争。

再如《徐达传》中所写,明朝的三路大军各统率五万人马出征。这样用兵作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徐达所部是主力,攻击扩廓帖木儿的重任落在这支部队的身上。如果是以徐达的五万人马来进攻扩廓帖木儿的十万人马,在地形不熟悉、后勤补给困难的情况下,徐达很难有获胜把握。而实际上冯胜所部只是协同配合主力作战,跑到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去牵制敌人,相机采取行动,承担的作战任务很有限。他统辖的兵力可能只有两三万,而徐达所部至少占了全部兵力的一半。所谓十五万,绝不是各统辖五万,而是所有人数的总和。

还有,在双方最初的接触战中,明军曾击溃过北元的先头部队。其实,这也只是明朝在战败的情况下,为了挽回颜面,尽可能夸大自己的战果。所谓蓝玉在土剌河击败扩廓帖木儿,都是扩廓帖木儿为了寻找有利的战机,故意投放的诱饵,希望进一步造成明朝的骄傲和轻敌情绪,将对手诱入自己的埋伏圈。

这场战争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也记载得非常凌乱。例如,徐达部是应该最先出发的,当他到达土剌河后,击败了扩廓帖木儿的诱兵,紧接着赶到岭北,被扩廓帖木儿的优势兵力击败,损失数万人。数日后,李文忠才赶到土剌河,他的位置在徐达行军路线的东侧,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所依赖的主力,已经遭到彻底的失败?这几天中难道没有接到溃兵的报告?自己在没有援手的情况下,怎么敢轻装上阵,而且还打算用自己有限的兵力,将对手包围一举全歼?

实际上,扩廓帖木儿也不可能兵分三路,分别迎击明朝的三路大军,他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本钱,更像是集中优势兵力,先彻底打败徐达,然后再击溃李文忠,冯胜之所以没有打败仗,是因为他没有碰到北元军队的主力。

因为明军在岭北之战中遭到严重失败,所以他们在记载这场战争的时候含糊其辞,根据现存明朝初年的一些史料,已很难看出这场战争的详细经过。换而言之,这场战争的谜团,不是把几路大军的作战过程进行简单叠加就能解释清楚的。

不管怎么说,针对扩廓帖木儿的岭北之战,是以明军的失败而告终。朱元璋除了懊悔之外,还要在战略方针上进行大的变动。

所谓补救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是敛兵守塞,因此《扩廓帖木儿传》中评价“明军自是希出塞矣”,的确是客观描述了明军在随后十多年中对北元的用兵动向。

明朝的治国理念,已经植根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中,儒家的意识形态为一个理想化的天朝大国,绘制了上尊下卑、闭关自守、男耕女织的治世蓝图。明朝只要对内能维护小农经济的平稳运行,保持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对外网罗一些忠心耿耿的朝贡国,彰显出皇权的威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对他来说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