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收复台湾的故事_施琅代表清朝统一台湾

时间:2017-01-02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1338 次

施琅收复台湾的故事_施琅代表清朝统一台湾

施琅,福建晋江人,生于天启元年(1621),比郑成功年长三岁。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施琅弃文从武,投身到郑芝龙手下。施琅为人机智,富有胆识,很快在众多武将中脱颖而出,不久升为副总兵。郑芝龙降清的时候,他也率部跟随,被清朝任命为总兵。

清朝入关后的最初几年,在江南一带推行的政策,带有民族征服和民族侮辱的性质,而且在征战中,又滥杀无辜百姓,强迫汉族人民剃头,改穿满族的服饰,造成江南各地抗清运动再度蓬勃兴起。当时有很多已经降清的明朝将领,像金声桓、李成栋等人,现在又纷纷竖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施琅跟随李成栋也在其中。他应郑成功的召唤,再次加入到抗清的洪流当中。

之后,施琅和郑成功经历了五年的合作。在这段时间,施琅为郑氏集团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顺治六年(1649),他率领郑军攻克漳浦、云霄和潮州等地。顺治七年(1650),他又替郑成功出谋划策,奔袭定元侯郑联,使郑军顺利占领厦门,为郑成功夺得牢固的根据地立了大功。

但是这两人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脾气禀性不同,对待清朝的态度不同,处理事务的着眼点不同,以及人事安排上的纠葛,最终酿成了两人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互相厮杀。

事情起源于顺治八年(1651),由郑成功军事调动而产生的意见分歧。

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不久,他率领一部分人马,来到靠近福建的广东南澳,和从揭阳而来的郑鸿逵汇合。两人商量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最后决定郑鸿逵回厦门巩固根据地,郑成功继续攻打潮州、惠州。

但这个时候,郑成功刚获得根据地不久,统治基础不算巩固。施琅身为郑成功手下左先锋,官居要职,对于这样的部署,他认为风险很大。因为主力远征筹取粮饷,会造成厦门防御的薄弱,一旦清军从闽北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向郑成功提出了不同意见。

但是施琅向郑成功提建议的方式非常奇怪。他见到郑成功后,假说自己前夜做了个噩梦,预示这次出师不利,请郑成功重新部署。军中居然有如此戏言!郑成功闻言大怒,认为施琅扰乱军心,怯于征战,于是撤了他左先锋的职务,和郑鸿逵一起回厦门。

等到郑鸿逵、施琅返回厦门后,果然遭到清军的偷袭。郑氏集团措手不及,厦门一度被攻陷,资财损失严重。而施琅率领部下奋力作战,等到清军撤退,郑成功返回厦门后,他对此事极为愤怒,严肃处理了这件事。郑成功一贯是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他斩首了胞叔郑芝莞,但对有功的施琅仅赏银二百两,并没有官复原职。赋闲在家的施琅对郑成功大为不满,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曾德事件真正导致两人公开反目。曾德最初是郑彩手下的将领,后来被郑成功划归施琅节制。既然此时施琅被夺了兵权,曾德不甘心就这样一直不得志,于是希望通过活动关系,回到郑成功身边,郑成功可能没有多想,就很快同意了。曾德为了在郑军中求得出头之日,从施琅军中改到郑成功手下,这也无可厚非。但在施琅看来,这是郑成功挖自己的墙脚,也可能是部下的另选高枝,背叛自己,因此极为恼怒。

无论是郑成功还是施琅,都视部属效忠自己为根本,反叛绝对不能接受,否则治军是一盘散沙。他派人将曾德抓了回来,二话没说就给砍了头,以儆效尤。郑成功闻讯后,驰令勿杀,施琅也置之不理。郑成功法纪森严,见施琅违令擅自杀人,于是断定施琅将要谋反,急令右先锋黄廷率军擒拿施琅全家。

施琅在逃脱了郑成功的追捕后,只有投奔清朝这一条出路。郑成功怒不可遏,遂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斩首。个人恩怨和义气之争,终于压倒了一切,双方各自为了自己的王朝,也为了消平心中的怨气,厮杀至终。

对于郑成功来说,他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水师将领,并且投入对手清朝的怀抱,显然是重大损失。对于清朝来说,得到施琅,正好弥补了清军的海战不足,使清朝能够在施琅的协助下,筹建一支强大的水师,显然是重大收获。施琅就像一颗沉重的砝码,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压到了清朝一方。

顺治八年(1651),施琅归顺清朝后,继续在沿海作战,主要战场在广东。作战对象也是隶属于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的军队,相继夺得高州、琼州、雷州、廉州等,以军事韬略和海上战绩,逐渐得到清朝官员的赏识。www.nxxnyqc.cn

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手下另一员大将黄梧率部降清。他非常清楚施琅治理水师的卓越才能,极力推举其参加抗击郑成功的海战。施琅也因为屡立军功,到康熙元年(1662)升职为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如此迅速升职,除了说明他降清后军功卓著,也反映出清廷要通过海战,不断提高打击郑氏集团的力度。

随着永历帝朱由榔在云南被处死,也只有郑氏集团还在奉明朝为正统。清廷从云贵战场脱身后,可以全力以赴来彻底清除郑氏集团在大陆的影响。

而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郑成功病逝。郑氏集团因为家族内乱和最高权力的再分配,大开杀戒,动摇了官兵的士气。正是在这一有利的情况下,康熙二年(1663),施琅提议进攻金门、厦门,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十月,清军由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统领,分兵攻取厦门。战事进展得十分顺利,虽然也遭到郑军的顽强抵抗,并且阵折了陆路提督马得功,但清兵仍前仆后继,渡海攻克了厦门。在这一战中,水师提督施琅联合荷兰的战舰,夹击原本强大的郑氏船队,斩郑军千余人,并且乘胜占领浯屿、金门二岛。郑经在金厦之战失败后,无可奈何地退守到铜山岛(东山岛)。

康熙三年(1664)三月,眼看铜山岛也无法坚守,郑经又撤退到台湾,清军占领铜山。郑氏集团的沿海据点,就这样逐一被清军攻陷,郑军中的高级将领,如周全斌、陈辉、林顺等,纷纷率部投降。这些人又反戈一击,加入到对郑氏的作战中。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到了清军手中。

清朝对郑氏集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两手策略。他们交替使用这两种策略,都和清军的战局发展息息相关。对此,郑成功也相应地采取两手策略。当清廷力图通过招抚达到目的时,郑成功就利用和谈的和平间隙,扩张自己的实力,但骨子里却从未放弃过抗清的意图。

如果说,郑成功在出兵北征攻打南京的时候,还有恢复大明江山的一线希望,但到了郑经时代,这一线希望也烟消云散了。在十多年之后的“三藩之乱”期间,郑经重返大陆,一度占领泉州、漳州、潮州、惠州等地。耿继茂降清后,郑经退守厦门沿海岛屿。为了腾出手来对付三藩,清廷多次遣使招抚,五次和谈,但均未达成协议。

由于占据着福建一隅,因此清郑和谈时,郑成功常索要地盘,要的是扩充实力。郑经提出的和谈条件,更像是如何确定双方的外交关系。

郑经提出的条件是:“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又由于郑经曾说过“东宁偏隅,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现在听这种话,好像郑经有要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野心。

这样一个认识有很大的历史误区,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原因就是对古代外交关系有极大的误解。在清代,朝鲜对清朝的关系是称臣纳贡;在宋代,南方的南宋对北方的金国也是称臣纳贡。对古代外交本质上来说,这些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差别在于现在人的评价体系。

郑经的要求,更像是南宋之对金国,是脆弱的汉族政权,对强大的异族政权的臣服。郑经要保留的,是治权的独立,还有汉族文化的连续性。只不过郑经所占的地盘,没有南宋赵构那么广泛。如果他的地盘,能从台湾扩大到东南沿海,或者扩大到长江流域,那么郑氏集团对清朝提出的外交要求,就和宋金议和相差不多了。

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借着平定“三藩之乱”的余威,再度出兵,收复了金、厦等沿海岛屿。郑军被迫返回台湾,退保澎湖。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去世。郑氏集团由于内部倾轧,再次发生政局上的震荡。郑经年仅12岁的幼子郑克塽继承王位,但内部政务取决于外戚冯锡范,在外主军取决于刘国轩。

“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朝统一台湾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其实在此之前,统一台湾的好时机已经出现过一次,不过施琅没能抓住。

康熙三年(1664),清廷获悉郑成功病逝,施琅便建议,乘清军在金门、厦门取胜的余威,以及郑氏在台湾仓皇不能自顾,乘机进攻澎湖,直捣台湾。

七月,清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清军不习水战,这样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施琅的肩头。他被任命为靖海将军,统领诸营,出征郑氏集团。由于清朝水师中有大量的郑氏降将,而且归顺朝廷的原因,大多又是在失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对这次出兵的可靠性,清朝最高层有很大的担忧。担心他们到了海上,会不会再次倒戈,会不会怯于同老东家作战,这些都是未知数。

十二月,施琅率兵船出海进攻台湾,船队行进到海面时,正值风暴潮起,清军在没有交战的情况下,逆航而还。

康熙四年(1665)三月,施琅再率船队征台,途中又遇风潮阻拦,在海上羁留三天,只好躲避到金门岛上的料罗湾。

四月,天气转晴,施琅再率师进军,行至澎湖列岛前,突遇狂风大浪,整个船队被吹散,有的船只被吹到厦门,有的被吹到潮州。

清军三次征台,均无功而返,于是产生了挫折感。

对清朝来说,台湾孤悬海外,远隔大洋,如果继续征剿台湾,无疑会增加朝廷的沉重负担。天灾人祸,再加上长期的战乱,国内民生凋敝,财政困乏,为了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清朝统治者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

对台湾的郑氏集团来说,大陆沿海岛屿接连丢失,物资匮乏,人心惶恐,兵尤厌战。而且台湾刚刚到手不久,正处在开发阶段,百业待兴,恢复建设,增强实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因此在康熙朝初期的十多年间,双方出现了相安和平的短暂时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施琅被授予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太保,为攻克台湾做准备。

郑氏集团退守台湾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只差来自外力的最后一击。郑经虽然为开发台湾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就清郑关系而言,他已经丧失了其父往日的雄风,再也不想恢复大陆,开始寄情于山水,放纵生活,于是将政务委托于长子郑克img102。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郑经病逝。当时的权臣冯锡范、刘国轩勾结郑氏族人发动政变,杀害了继承人郑克img103,立郑经12岁的次子郑克塽作为傀儡。这次政变加剧了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削弱了自身力量,郑氏集团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

同年十月,施琅满怀着必胜的豪情奔赴厦门,立刻投入到练兵整训、制船造舰的备战之中。他为了免于军事指挥上的多方掣肘,影响军令的贯彻执行,不惜得罪同僚,从康熙皇帝那里申请到了统兵的专征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统率官兵两万余人,大小船两百余艘,奔赴澎湖,和把守澎湖的刘国轩部决战。澎湖海战主要打了两天,分别在六月十六日和二十二日。战况之激烈、死伤之严重,大大超过了以往。

在十六日的海战中,施琅被流炮灼伤了面部,右眼受伤,经过包扎后,仍继续指挥。刘国轩按照自己的经验,感觉一场狂风暴雨正要刮来。他迷信这场海上风暴会摧毁清朝的船队,因此不适当地采取了战术收缩,而将主动权让给了施琅。

但老天爷并没有助刘国轩一臂之力,清朝船队乘虚而入反客为主,在休整了几天之后,又兵分三路,对郑军发动总攻。施琅利用优势兵力,将郑军水师分割包围,逐一消灭,郑军虽然拼死抵抗,仍陷入了全面被动之中。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海战,郑军大小将领死亡三百余人,降一百六十五人,损失兵力一万两千余人,各种战船一百九十四艘,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澎湖海战后,施琅推测,郑氏集团面临着降、守、逃三个选择,集团内部会为此展开激烈争论。为了以最小代价换得胜利,他明智地执行优待战俘和恤民的政策——严禁乱杀战俘,及时营救受伤和溺水的郑军士卒,分批释放战俘,让他们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同时派遣前郑氏部属,尽力说服刘国轩等人。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台湾军民继续抵抗的决心。

康熙皇帝在得知台湾愿意归降的消息后,马上下诏,宣谕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人:“你们倾心投诚,应该率所属军民官兵,悉行登岸。你们从前抗违天朝的罪过,现在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倘若仍然怀疑犹豫,继续拖延,大兵一至,难免锋镝之危。倾灭身家,噬脐莫及。”

七月十五日,郑克塽等派遣部属来到澎湖,在施琅军前送上降表。八月十三日,施琅统率舟师到达台湾,接受郑氏集团的投降。至此,围绕台湾和东南沿海长达近三十年的战事,得到彻底解决。对清朝来说,也标志着奉明朝为正统的武装力量彻底覆灭。

台湾归清后,虽然郑氏集团瓦解了,双方的军事对抗不再,但台湾岛的弃留问题却摆在康熙面前。

在廷议中,有的人主张放弃台湾,迁徙岛民到内地。这种论调和当年郑经拒不投降清朝差不多,说的都是“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包括康熙皇帝也认为,台湾“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这种观点,主要是吝惜钱财,因为守台军费靡多,跨海经营,支出浩繁,因此是着眼于暂时的利弊。施琅坚决反对放弃台湾。他上了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物产之富庶、弃台之弊端和荷兰殖民者之窥伺等几个方面,历陈坚守台湾之必要。施琅的远见卓识,最终改变了康熙的初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行省,最终确定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施琅以他在政治上的真知和军事战略上的灼见,不但体现出他非凡的气度和胸襟,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版图的统一,立下了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