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生平介绍_左宗棠的一生

时间:2017-01-18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728 次

左宗棠生平介绍_左宗棠的一生

青少年时代的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生于嘉庆十七年,湖南湘阴东乡左家瑕人,少时家境不济,是个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祖父左斐中,国子监生,父亲左观澜,也是个秀才。父子都靠教几名学生,收入微薄。左家当时有地几十亩,每年可收入四十八石租谷,自家也耕种一点土地,属于“半耕半读”的家庭。后来左宗棠在兰州时曾以此为誉,在自己门上贴有“耕读第”字样。左宗棠的幼年时代,由于家庭变故,生活已很拮据。有时遇上荒年,田亩歉收,甚至到了用糠菜充饥的地步。左宗棠出生后,母亲因乳水不足,经常用米嚼成汁来喂他,仍然吃不饱,只是哭,把肚脐眼哭得突了出来。

左宗棠从小聪慧过人,十五岁赴童子试,第二年赴府试,得第二名。可就在这期间,父母双双病故,欠下一大笔债,无法偿还。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二十周岁,无依无靠。原先他父亲替他订下一门亲事,岳父家在湘潭,比较富有,左宗棠就入赘周家,其妻周诒端,善诗文,人也贤惠。先此一年,即道光十一年,左宗棠到长沙城南书院,拜山长贺熙龄为师。

贺熙龄是长沙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学政等职,属经世致用学派。贺熙龄有个长兄贺长龄,官至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家中有许多藏书,左宗棠经常去借读,有机会和贺长龄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两人十分投机。贺长龄便答应家中所有藏书,都任他借阅,但还书时,总要问其所得,左宗棠对答如流,并能“互相考订”。左宗棠很快地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他曾经潜心阅读了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是一部嘉庆以前名臣、学者讨论国计民生的论文。在这之前,他还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所有这些,都使左宗棠经世思想迅速形成。

道光十二年,左宗棠应本省乡试,没有考上,主考官徐法绩在落选的名单中,又选了六个成绩稍好的,左宗棠应选其中,中试第十八名举人。在封建社会,中了举人,便可以进京参加会试,如能考取进士,便可由朝廷派官任职。在妻子周诒端和族人的帮助下,左宗棠凑足到北京的路资,但是揭榜之后,名落孙山。之后,左宗棠又先后两次进京应考,都落第而归。

会试的失败,使左宗棠失去通过考试跻身仕宦阶层的信心,而在“经世致用”上继续探索。他费了很大力气从事地图绘制的研究,发现以往地图绘制多不准确,注解也牵强附会。他重新绘制的地图力求纠正过去的错误,在妻子周诒端的帮助下,绘制地图,作地图解释。又摘抄各省通志和西域图志,把山川、关塞、驿道、城池分门别类,汇成几十大本。对新疆地理尤感兴趣,曾认真研究过新疆的地理形势。左宗棠尽管当时处境艰难,但对国家大事却十分关心,在一副对联中他这样写道: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副对联,表明他的豪情壮志。他拼命读书,研究兵事、农书,甚至栽茶、种桑也在他研究范围之内,知识的广泛涉猎,越发使他希望有一天能为国家效力。

在嘉道年间,知名的封疆大吏要算陶澍和林则徐。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有一次回到湖南安化老家,途经醴陵,当时左宗棠正在绿山书院讲学,知县为陶澍建馆舍,就请左宗棠替他写了几副门联,其中一副写道:

春殿语从容,十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上联的“印心石”,是陶澍家中的一块奇石,清仁宗皇帝知道陶澍家中有此宝,就为他写了“印心石屋”的匾额。陶澍看了十分高兴,便请左宗棠和他见面。两人纵淡国家大事,语言契合,陶澍特地多留左宗棠住了一天,称他是“奇才”。左宗棠第三次进京赴考落第之后,曾特地绕道到南京去见陶澍,并在他那边住了几天。道光十九年,陶澍病故,遗孤陶桄刚刚九岁,贺熙宁是陶澍的亲戚,又是左宗棠的老师,就介绍左宗棠去当陶桄的教师,并帮他照料家务。就这样,左宗棠在陶家住了八年,饱读了陶家的藏书及陶澍的奏疏,体察了清代官场和政治的得失,这对左宗棠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左宗棠勤于钻研,又将所学与国家大事的发展相联系起来,经常纵论古今兵家得失。贺熙宁很看重他,说他“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并亲自作了一首诗赞扬他:

六朝花月毫端扫,

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

读书深抱古人情。

左宗棠从年轻时代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道光十三年(1833年),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对如何打败英国侵略者十分关心,曾经写成《料敌》、《定策》、《器械》诸篇,对如何打败侵略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林则徐在任云贵总督时,曾经请左宗棠做他的幕僚,但左宗棠不忍心离开陶澍的儿子,就没有应邀前往。后来,林则徐辞官回籍路过长沙时,特地约他到湘江船上畅叙通宵。左宗棠很崇拜林则徐,同时林则徐也十分器重左宗棠。1850年,林则徐去世时,左宗棠写信给林则徐的儿子表示哀悼,其中特地谈到那次在湘江舟上和林则徐畅叙的情况。并写了一副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

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

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这副挽联,对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作了高度的评价,但也暴露了左宗棠主张镇压农民战争的思想,这种思想使他后来成为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和打手。

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迹

咸丰元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首揭义旗,很快成为燎原之势。第二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攻长沙,当时湖南巡抚张亮基,原是林则徐的门生,林则徐在云南任总督时,张亮基在云南任知府。而张亮基又和湖南益阳的胡林翼是好友,胡林翼和左宗棠同岁,是陶澍的女婿,左宗棠又把自己的女儿许给陶桄做妻子。这样胡林翼也就成了左宗棠的亲戚了。太平军进攻长沙时,胡林翼就将畅晓兵书的左宗棠推荐给张基亮当幕客,并亲自写信给左宗棠,劝他赶快出山,并说,设若湖南都被太平军占领,你所避居的青山梓木洞能得安全吗?左宗棠接信后,便起程来到长沙,投入张亮基幕府,替张亮基筹划军事。但为时不久,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没有跟去,又回到青山梓木洞避居。

骆秉章到湖南任巡抚时,曾多次请左宗棠参与戎机,左宗棠总是不肯。一年以后,即咸丰四年,太平军又攻入湖南,经多方劝说,才又入骆秉章幕府。骆秉章和他经过一段不亲不疏的相处之后,很快地就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自恃才高,又好揽权,骆府中军、政事务,都由他一手经管。由于骆对左言听计从,军中不少人都知道,左宗棠是掌实权的,骆秉章不过“画诺而已”。

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左宗棠是左副都御史,而骆秉章不过是右副都御史。几年之中,左宗棠在湖南运筹粮饷,招募新兵,为巩固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以及支持曾国潘镇压太平军起了重要的帮凶作用。咸丰九年上半年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当时湖南并没有正规清军,各州、县守城大多是地主武装。石达开势如破竹连克湘南州县,直逼衡阳、宝庆。

骆秉章依靠左宗棠在湖南各州县招集民团达四万余人,略加训练后,由原先退籍还乡的夙将统率开赴前线。当时石达开部虽号称二十万,但大多是新加入的湖南、江西会党武装,战斗力并不太强。左宗棠新募集的四万民军成了石达开部的死敌。清军主要靠这支部队和从湖北派来的一部分正规军,在宝庆击败了石达开部。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又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勾心斗角,就在这年冬季,骆秉章弹劾永州镇总兵樊燮的劣迹。樊燮不服,上京控告骆秉章对他陷害,案件自然涉及左宗棠,骆秉章的弹劾有左宗棠的意见在内,奏章也可能出自左宗棠之手。湖广总督官文历来对左宗棠的行为不满,想借这个事件陷害左宗棠。恰好清廷命令官文负责秘密调查此案,并令官文如果发现左宗棠有不法行为,可就地正法。在京中任职的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同窗,知道此事后,便找当权的肃顺疏通,由郭嵩焘的朋友潘相荫向朝廷上书,陈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并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后来郭嵩焘也说,在湖南“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

由于潘祖荫的奏疏对左宗棠的业绩作了充分的评价,为左宗棠解了围。左宗棠的亲戚胡林翼、同乡曾国藩趁此机会,要求重用左宗棠。咸丰十年五月,清廷授左宗棠四品京堂候补,协助曾国藩办军务。左宗棠随即在长沙金盆岭招募五千人就地训练。并在八月间开往江西景德镇压太平军。从此,左宗棠踏上了直接扼杀太平天国革命的征途,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段历程。

按照曾国藩的部署,左宗棠率王开化、刘典到江西,在景德、乐平一带和太平军李世贤、黄文金部作战,防止太平军从皖南进入江西,重演当年石达开占领江西八府五十三县的局面。此后半年多,曾国藩、左宗棠基本上活动在这个地区。咸丰十一年,湘军攻破太平天国占据多年的重镇安庆。同年十二月,李秀成攻克杭州。曾国藩命令左宗棠到浙江镇压太平军,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在李秀成督军入城之后,悬梁自杀。经曾国藩推荐,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左宗棠乘机奏调旧属蒋益沣为浙江布政使。

同治元年,左宗棠率湘军攻占遂安,并向金华、富阳一带进犯,配合英、法侵略军自宁波向西进攻太平军。左宗棠充当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的帮凶,在浙江残酷地镇压太平军。当时,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江苏、浙江,以及曾国藩在安徽、江苏,李鸿章率淮军在上海、江苏,左宗棠在浙江诸路进攻太平军,曾国藩又派其弟曾国荃自安庆挥师东下,在雨花台扎营,直逼天京。www.guayunfan.com

太平军形势急转直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同治三年,左宗棠攻下杭州,至此浙江全境几乎都被左军占领。不久,太平天国天京被湘军攻破,余部洪仁玕、李世贤、汪海洋进入江西,但天京的陷落已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成了最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三大刽子手之一。他对太平军恨之入骨,当他知道洪秀全病死之后,为未能将洪秀全“碎尸万段”,深叹可惜。有一次在江西上饶打败太平军时,竟为“毙贼三千有余”而感到“极为痛快”。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左宗棠又率领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在河南一带镇压了捻军。几年之后,他受命陕甘总督,残酷地镇压了回民起义。左宗棠作为地主阶级的经世派,对农民起义是恨之入骨的,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左宗棠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这是他一生中最可耻的一页。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在侵略者的威逼下,清廷派奕和英、法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当时咸丰皇帝已经逃往热河承德避难。根据《北京条约》,奕在北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逐步形成一股势力。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热河,由五岁的太子载淳登极,尊生母慈禧为太后,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顾命大臣。慈禧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暗中和在北京的奕勾结,并在回到北京后,发动政变,捕杀顾命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改元同治,由奕为议政王,慈禧以太后名义垂帘听政,这就是有名的“北京政变”。

由于奕是个听命于外国侵略者的人,政变自然使清政府和侵略者进一步勾结起来。因此外国侵略者认为,这个政变是“令人满意的结果”。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在一份手谕中也讨好侵略者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是因为“载垣等复不能尽心议和”,“失信于各国”所造成的,完全是颠倒黑白,替侵略者的罪行开脱。议政王奕于同治元年正式提出借洋兵“助剿”太平军李秀成部。

这一年春天,李鸿章从安庆率部来到上海。李鸿章所部兵员一部分是曾国藩调拨的,一部分即奉曾国藩之命在安徽老家征集的,这就是称这支军队为淮军的原因。部队的装备大多是英国侵略者提供的洋枪洋炮。为了修理和仿制洋枪洋炮,李鸿章在上海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上海炮局,这是洋务派开办军事工业的第一个工厂。

向西方学习,创办近代化工业,这是历史进步的要求。魏源、林则徐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便认识到外国侵略者还有可以“师效”的一面,于是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就是学习坚船利船,目的是用这些坚船利炮抵制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李秀成也提出过利炮思想,并亲自在苏州仿造过,在被俘之后又提出“防鬼反为先”的主张。而洪仁玕更提出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

向西方学习,是历史的趋向,但不幸的是太平天国失败了。重新兴起的洋务运动却是为解决“心腹之患”而兴起的,奕、李鸿章等著名的洋务派都是早就和侵略者勾结的,他们的政治倾向对内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对外则代表了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利益。不过,在洋务派中情况并不一样,左宗棠也是当时著名的洋务派,但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使他承继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左宗棠在办洋务的活动中,更多的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和富强。

同治五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州造船厂,当时称福州船政局。他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对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必要性作了充分陈述。他认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的兵舰之所以能长驱直上天津唐沽,就是因为敌人有先进的轮船,可以纵横海上,而我军因没有此种轮船,无法抵御。如果没有先进的军舰,沿海藩篱便如同虚设。他计划在福州船政局建立之后,“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

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在他看来,如果认真筹办,五年便可以建立一支像样点的船队,不但可以“巡洋缉盔”,还可以有点力量和侵略者抗争;比较可贵的是,左宗棠在这分奏折中还把造船和发展经济联系起来,所造船只可以在海上运输货物,沿海各省利益在海上而不在陆地。即使用船来运输漕粮,也方便得多。这样一来,便可以达到“百货萃诸廛肆,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认为,广东三山六海,只有让百姓出海经商,才能富裕起来。左宗棠的以船运货思想和林则徐是颇为相似的。

左宗棠下定决心开办船厂,当然主要是为了国防。但当时要不要办造船厂意见并不一致,有一种意见认为造船费用太大,不如租船或买船便利。但左宗棠认为,租船和买船不但工费贵,而且受制于外人。外国侵略者绝不会为中国的事业着想,因此在关键时刻,这些船不但调遣不能自如,而且也不能按我们的意思去办。轮船用过一段,就得检修,照样还得求外国工匠来修,不修就不能用。在左宗棠看来,从长远利益看,买船、租船都不如造船。而且造船还要配套,即培养自己的驾驶和检修机器的人员,这样才不会“授人以柄”。

左宗棠认为,只有开办学校,才能培养自己的制造、驾驶、检修一整套人员。他主张免费招收学员,请外国教师来教,首先要学会外语,因为图书、机器都是从外国引进的,不会外语就无法工作。继之是学算学及有关造船技术。因此,当时船政大臣沈葆桢说,福州船政局“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从这点可以看出,左宗棠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只要有自己的技术人员,造船就不会有困难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福州船政局办了许多学校,分为英文部、法文部两个部分,下属学校有造船学校、海军学校、计算学校、工程学校、航海实习学校等。这是中国最早培养海军和造船技术人员的学校,后来不少重要的海军将领,如邓世昌、严复、萨镇冰、刘步蟾等等都出自这些学校。当时有个英国海军军官寿尔参观了福州船政局之后赞叹说,船政局的整个制度表现了创办者的天才和才能。

有人把福州船政局和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对比,认为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条件远比福州船政局优越,但李鸿章没有创办一所学校,目光不如左宗棠远大,这个说法当是事实,办自己的军事工业,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步骤,而向西方学习,重在“学”字,只有学到造船知识、制造枪炮的知识以及管理经验,才能创造性地发展,不办学校,就永远得聘用外国工匠,工厂办起来,技术仍操纵在洋人手里,仍然是不会有大的发展前程的。

由于船政局很重视“学”,因此把培养中国的“匠徒”,即技术工人,放在重要位置上。船政局聘请日意格当技术监督,双方协议,按规定时间把中国工人培养到能独立工作,如果教学有方,提前教会中国工人,酬金从优。而且还规定,一旦中国工人掌握技术之后,洋匠一律遣散回国。就这样,福州船政局培养出一批批技术熟练的工人来,这对造船厂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治五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船政局由左宗棠推荐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负责经营。沈葆桢严格按左宗棠的思想办厂,几年之中发展较快。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沈葆桢奉命督福州水师去台湾作战,迫使日本政府派员到北京议约,不敢用武力强攻台湾。这次沈葆桢带往台湾的舰只大多是福州船政局自造的。中法战争以前,中国建立起北洋水帅、闽江水师和南洋水师。

闽江水师十一艘兵舰除两艘是从美国购进外,其余九艘均为福州船政局自造的,北洋水师的康济、威远、眉方、泰安、镇海等也出自福州船政局,占全部北洋水师舰只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师的澄庆、横海、镜清、开济、靖远等也出自福州船政局,占全部南洋水师舰只的三分之一。这些船只大多是在光绪元年以前建成的。十年时间造出这么多舰只,成绩是很大的。中法战争的失败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李鸿章投降主义所造成的。用中法战争马尾港遭受法舰突然袭击而导致闽江水师全军溃败,来说明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错,理由是不充分的。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光辉业绩

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是在光绪元年,当时他已经六十四岁,身体又多病疾。但当他接到清廷的授命之后,却是心情振奋,决心要从阿古柏手中夺回新疆。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就着手为进军新疆创造条件,新疆地处边远,军粮、军需仅是运输一项,困难就很多。为了减少粮食转输困难,他认为西征军在精不在多,围绕这个思想主张,他早就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1.整顿镇驻新疆的朝廷命官和整编部队。左宗棠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宜精不宜多”,按照这个原则,他着手整顿在边疆的部队。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就弹劾满洲贵族成禄。成禄是乌鲁木齐提督,新疆吃紧时,清廷命成禄率部到哈密,增援督办新疆军务的景廉。成禄畏葸胆却,按兵不动,长期留守在高台,按编制成禄军十二营,实际上只有一半,长期吃空缺,军饷不济时他就截留景廉的军饷。本来他应归陕甘总督调遣,但他是满洲贵族,根本不理睬左宗棠。这些问题不解决,左宗棠就不要想进军新疆。他向清廷弹劾成禄的种种不法,要求撤换他。清廷下令将成禄革职拿问,将原部十二营根据宜精不宜多的原则整编成三营,划归景廉指挥。另一个满洲贵族穆图善,曾任过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陕甘总督后,穆图善领兵督办兰州军务。新疆形势紧张时,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廷命穆图善开往敦煌一带,以备入疆;左宗棠上奏清廷,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支部队不得力,“战守具不足恃,他建议将这支部队“遣撤”,以节约军饷,后来清廷把穆图善调入北京供职。

剩下的满洲贵族大员还有景廉,原任乌鲁木齐都统,同治十三年(1874年)受命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人也是苟且偷安、不求上进之徒。而且统部兵员虚缺,原部三十四营,实数应有一万七千多人,实际兵员不足一半,长期吃空缺。更严重的,他自恃为满洲贵族,根本不和左宗棠合作,由这样的人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就不要进军新疆。为扫清障碍,他上奏清廷,要求将景廉调开,由另外一名满洲贵族金顺暂管关外军务,清廷准奏,将其部三十四营,改编为二十五营。这样一来,他基本上扫清了进军新疆在人事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左宗棠在镇压回民起义之后,也对所部湘军进行整顿,把老弱冗员,凡无战斗力的皆给资遣回,并且明确宣布凡是不愿随他出关西征的,不论官兵,一律听便,给资回籍。留下来的大多为健壮之兵,而且是自愿出关西征的,战斗力都比较强。

2.筹饷运粮:进军新疆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军饷和粮食转输问题。部队整编发给遣散人员回籍路费,用银达九十万两。而从内地转运军粮到新疆,路程至远又难行走,运费特别高。如一万名士兵,仅从肃州到玉门,路程三百六十里,如果每只骆驼运五百斤粮食,就要一千头骆驼,二百名驼夫。从玉门到哈密路程一千四百里,运价就更惊人了。但由于准备西征,粮饷又非解决不可,他一面向洋商借款三百万两,以救燃眉之急,一面报请清廷拨款应急。清中央政权也希望收复新疆,在权臣文祥的积极支持下,清廷命户部拨款二百万两,批准他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又令各省提前解西征银三百万两。这样,军饷问题才初步得以解决。

筹粮是进军新疆面临的重大问题,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而“买粮一事,须预计马步实数,克日行走,到地实用外,再预备裹带数日。一路一处,均须筹计。少买不足供食,多买又裹带累赘”,因此征集粮草数字应是十分精确。假定,步兵每营七百人,马队每营二百五十人,马二百五十匹,一营马队用粮相当于两营步兵。步兵每人每月用粮四十五斤,按此数字,有多少营就筹多少粮。经过几年艰苦转输,由河西运到安西、哈密的已有一千万斤,从哈密运到古城子的约四百万斤,从归化、包头运存巴里坤的,约五百万斤。经过这些准备,便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条件。

3.建立兰州机器局。左宗棠知道阿古柏的部队大多用洋枪洋炮,西征军武器装备如不改善,作战将会遇到困难。当时,虽然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但李鸿章是反对左宗棠进军新疆的,自然不会将这些机器局生产出来的枪炮支援左宗棠。在这种情况下,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在兰州南关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从广东、浙江聘请熟练工人,由总兵赖长筹办,他对制造枪炮有一定经验。这个厂一年之后,便能造出各种枪炮。左宗棠西征军的得力将领刘锦棠的部队开赴新疆之前,就是用这个厂生产出来的枪炮装备的。兰州机器局虽然不大,但在西征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办理新疆军务。

同年,左宗棠调旧部刘典为陕甘军务帮办,坐镇兰州,目的是让他办理粮饷,支援西征军。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名义,命令汉中镇总兵谭上连进军新疆,记名提督宁夏总兵谭拔萃、记名提督陕安镇总兵余虎恩相继率部入疆。左宗棠的主力部队刘锦棠也同时入疆。左宗棠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为阿古柏与白彦虎有矛盾,阿古柏想保存实力,不一定愿与左军决战,而白彦虎所部系乌合之众,并不耐战。根据新疆地形北高南低,加上乌鲁木齐系北疆重镇,如果攻克乌鲁木齐,南疆就会震动,而我军则会大受鼓舞。

于是,左宗棠决定先进攻乌鲁木齐。并决定以徐占彪五营驻古城一带确保粮路畅通,并防止敌军回窜甘肃,以金顺四十营中的一部协助刘锦棠进击乌鲁木齐,由刘锦棠部负责主攻。新疆百姓颇受阿古柏、白彦虎的蹂躏,一旦知道西征大军进剿阿古柏会起而支援的。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左军于八月攻克乌鲁木齐附近的古牧地。刘锦棠从俘虏处搜获一封乌鲁木齐的告急信,得知乌鲁木齐“防守乏人”。

刘锦棠当机立断,下令立即进攻乌鲁木齐。西征军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已自古牧地逃往南疆,阿古柏派兵来援,军到离乌鲁木齐二百里左右的达坂,得知乌鲁木齐已被左军攻克,立即退回南疆。可见,收复乌鲁木齐的胜利,大大挫伤了敌人的士气,奠定了左军将士收复新疆的信心,使清政府更加坚定地支持左宗棠的军事计划。

乌鲁木齐收复后,左宗棠开始准备进军南疆。但正在这时候,英国侵略者威妥玛亲自去找李鸿章,让李鸿章转达奕,要求让阿古柏乞降“立国”,即在南疆成立一个国家,肢解新疆。李鸿章居然接受委托,并告诉奕:“能否准喀酋投诚为属国,祗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其实,英使威妥玛的意思,也正是李鸿章投降卖国的意图,就在这一天,李鸿章上书认为:“左帅进图新疆,倾国之力断不足以接济,识时务者多议其非。”而且认为进军南疆会“失和”于英国。十月间,左宗棠收到清廷关于威妥玛愿意调停让阿古柏乞降“立国”的征询意见信。左宗棠非常生气,指出乌鲁木齐、吐鲁番、南八城都是中国领土,阿古柏是侵占我国领土的贼匪,英使威妥玛竟然称阿古柏是“喀王”,岂有此理。

至于英使威胁说,如果左军出兵南疆定会导致俄国出兵干涉,左宗棠也加以力驳,当时俄国只在伊犁驻军一千,左军进入新疆后毫无动静,根本没有进行干涉的可能。英使此举其目的是想借阿古柏势力控制南疆,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左宗棠向清廷保证说:“南路贼势重在达皈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战,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根据左军士气和兵力,左宗棠进军南疆击败阿古柏是有把握的,坚决拒绝李鸿章代英人替阿古柏乞降“立国”的意见。

左宗棠一面整顿军队,一面积极筹粮。左军攻下乌鲁木齐之后,曾缴获粮食一百万斤,但当地饥民太多,开仓赈济,已用去不少粮食,左宗棠急速从甘肃和乌鲁木齐以西采购一批粮食,并转运到前线。同时,他命令部将刘锦棠争取在伊拉里克地区征购粮食,这个地区水地多,是产粮区,处在吐鲁番和托克逊之间。大军到达后,对百姓一律赦其从贼之罪,免其徭役之苦,这样就可以得民心,而粮食一律公平购买。

如能在这里征购一部分粮食,则可减少从内地运粮,节省大量军饷。南疆比北疆富庶,左宗棠认为进军南疆时要坚持“只打真贼,不扰平民”,这样就可以“不愁乏食”。

阿古柏知道左宗棠是不会放弃进攻南疆的,就在吐鲁番、达坂、托克逊等地集结部队,征集粮草和军火,准备和左军决战。

达坂是军事要地,也是阿古柏重点设防地,如果清军攻下达坂,南疆门户洞开,吐鲁番、托克逊也就攻之不难。因此,左宗棠进军南疆第一个军事目标是达坂,这一战关系到是否能顺利进军南疆的大事,必须打好。他决定由他的得力部将刘锦棠来担任主攻。

光绪三年,刘锦棠率兵二十余营自乌鲁木齐出发,到达达坂城附近。敌军引湖水阻止清军近城,但刘部骁勇善战,骑兵涉水而过,步兵继之,很快地就包围了达坂城,击败自托克逊派来增援的骑兵,城中贼匪成了瓮中之鳖。刘锦棠命令用开花炮攻城,一炮击中城里火药库,经过一场恶战,击毙敌军数千人,俘获一千余人,战马八百余匹以及各种军械无数。这战打得非常出色,西征军只阵亡五十二名,受伤一百余人。刘锦棠之所以要全歼敌军,不许一人突围,目的想震慑一下敌军,这样一来,左军再攻其他城镇时,敌人就不敢负隅顽抗。

攻克达坂城之后,刘锦棠进军托克逊,当地维吾尔族百姓主动从托克逊来送情报,说阿古柏知道达坂全军覆灭,惊恐万分,正准备逃窜。刘锦棠急派骑兵进袭,敌军经过一阵顽抗,弃城逃窜。左军攻克托克逊。与此同时,左宗棠另一部将张曜也攻占了吐鲁番。

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的攻克,进攻南疆击溃全部敌军已无太大困难。但正在这时,英国政府却发了什么“照会章程”,说什么他们和喀什噶尔早在四年前就订有条约,不让左军继续进击阿古柏匪帮。郭松焘完全站在英国侵略者一边,重弹李鸿章旧调,认为“回疆不足经营”。左宗棠看到郭松焘的奏折,十分愤慨,他严正指出,阿古柏原是浩汗王国人,“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清臣当时看到左宗棠在新疆胜利在望,自然也不赞成李鸿章、郭松焘之流的投降活动。

西征军在攻克达坂等三城之后,阿古柏看到“立国”不成,前途无望,便服毒自杀,由其子伯克胡里继位,内部矛盾重重。

南八城,即库车、喀拉沙尔、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这些城非常分散,相距都是几百里,不过由于西征军比较富庶,军粮可以就地征集,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西征军开始进军南八城,十月,西征军攻喀拉沙尔,收复库尔勒。据俘虏供称,白彦虎已西走库车。左军乘胜进击,攻克库车,斩敌一千余名,缴获羊一万两千多只。西征军仅用六天六夜时间,奔驰九百余里,连克三城,救出大批被裹胁的各族难民,可知西征军士气之高,战斗力之强。左宗棠闻三城捷音,立即命令刘锦棠、张曜穷追残匪。刘锦棠攻克库车之后,只休整了三天,便策马西进,军到阿克苏,白彦虎不战而逃,西征军进驻阿克苏。这样南八城中的东四城全部收复。十二月,西征军收喀什噶尔,这是阿古柏的巢穴,被他侵占达十二年之久,这时回到祖国的怀抱。喀什噶尔攻克之后,白彦虎、伯克胡里见大局已去,便逃入俄国境内,清将黄万鹏停止进击,奉命就地监视其动向。在攻克喀什噶尔的同时,另一支西征军攻克叶尔羌、英吉沙尔。清将董福祥于光绪四年(1878年)初进克和阗。这样南疆八城全部收复。新疆各族百姓从阿古柏的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回到祖国的怀抱。左宗棠十多年呕心沥血,终于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经他及其得力的部将刘典、刘锦棠、张曜等全体爱国官兵的努力奋斗,取得了消灭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辉煌战果。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举,仅运粮修路就是颇具气魄的。据记载凡大军经过地方,他都命令修筑道路,并且沿途命令士兵种树。据左宗棠的老乡隆无誉在《西笑日觚》一书中说:“左恪靖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光绪五年(1879年),杨昌浚应左宗棠之请,到西北旅行,亲眼看到沿途绿柳成荫,触景生情,写了这样一首诗:

大降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不但说明左宗棠西征的豪情气概,而且由于西征植树把春风引渡到玉门,收复了新疆,也改造了自然。

左宗棠暮年壮志

光绪六年,清政府下令调左宗棠到京供职,左宗棠在西北经营了十多年,特别是收复新疆,为祖国建立了丰功伟绩,对西北有深厚感情。当他奉命离开新疆时,心情十分矛盾。

他希望在北京能替国家做更多的事。当时,朝廷官员之间矛盾丛生,投降派颇有势力,他兵权已削,作用也就不会太大,而且更是由于投降派的掣肘,前程更加坎坷。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到达北京,清政府任命他管理兵部事务,虽然恩准他在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行走,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官员大多和他意见不一致,他的话是不会有人听的。左宗棠一再要求开缺,撤掉他的各种差使,但左宗棠功勋卓著、名声很大,清政府自然不会批准的。左宗棠在军机处经常发泄他对李鸿章等的不满,或谈论西征之事,拍案大笑。奕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调任两江总督。光绪八年(1882年),他到南京赴任,极力主张仿效林则徐抗英,加强沿海沿江防务。由于和李鸿章矛盾越来越大,李鸿章对左宗棠力主抗法,十分不满,骂左宗棠是“老模糊颠倒,为江左官民所厌苦”。

左宗棠再次向清廷奏请开缺回籍,清廷同意他卸去两江总督任,但希望他病愈之后,即行销假,重新委任。中法战争爆发后,福州水师在马尾全军覆灭,朝野上下谴责投降派李鸿章之流。光绪十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这时左宗棠已经七十三岁,但仍有“伏波伏鞭之概,其志甚坚”。到福州上任后,他一面派兵增援台湾,一面整顿闽江防务。光绪十一年(1885年),当中国军队在镇南关大捷时,李鸿章却和法国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下令在镇南关前线的冯子材、王德榜清将撤兵。

左宗棠坚决反对撤兵,并因此上奏清廷,陈明撤兵之害,但已无可挽回。左宗棠忧愤交集,在福州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左宗棠的一生,前半段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镇压回民起义的刽子手,后半生收复新疆,为祖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清末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杰出代表之一,比起清王朝中那些投降派和顽固派来,他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