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应试遭淘汰_左宗棠生平事迹

时间:2019-06-11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再度应试遭淘汰_左宗棠生平事迹

第三章  屡试不第隐山林

在封建社会,要想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科举考试。左宗棠因其年少展露才华而被众人看好,全家上下都对他充满期望。也许是老天爷故意跟他开了个玩笑,连考三次,他都没有及第。科考上的不得志,让左宗棠转而着迷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是,他买了七十亩田地,开始归隐山林,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了……

童试夺冠显智慧

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14岁,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又叫童子试),名列第一,旗开得胜。第二年五月去长沙应府试,其成绩仍居首位,知府本来打算将他拔为冠军,只因被录取者中有一位年事已高,为照顾老者,发榜时将左宗棠抑为第二。为此,知府张锡谦特别召见了他,以示鼓励。此刻的左宗棠,真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

院试按例是由皇上亲自派遣学政(俗名学台)到省去主持考试(这是以县为单位的考试,及格才算是正式秀才)。然而,就在他全力以赴,准备冲击院试的时候,却从新化意外地传来母亲余氏亡故的消息!母亲这一死,不但从情感上给了左宗棠一个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依照清朝例律,丁忧期间,除非有皇上手谕,否则任何人不得参加公共事务和政界活动,必须守制三年。这就是说,左宗棠要想再在考场一搏,须等三年之后了。谁知造化弄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母丧之后,父亲左观澜伤心过度没过多久便也一病不起,追随老妻去了。如此一来,左宗棠赴考的日子就推到了六年以后,而且,他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www.nxxnyqc.cn)这个时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程朱理学日益暴露出它的空谈义理、迂阔空疏的流弊,严重脱离现实,对匡正时弊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步兴起。

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的学风,他们是鉴于晚明理学盛行,高谈义理,却最终亡国的惨痛教训而提出来的。顾炎武提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学应有“救民于水火之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黄宗羲则说:“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但是,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汉学盛行,经世致用的精神便如昙花一现,隐而不彰了。

左宗棠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也曾一心期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和别的读书人不一样,因为在他科举考试失意之后,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的功夫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十六岁之后是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16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道光九年(1829年),17岁的左宗棠,有一次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一百三十卷,是记述我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左宗棠喜欢书中所描述的山川险要和战守机宜,故用心玩味探索。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共一百二十卷。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还有齐召南所作的《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是专门记载中国河流的书籍。这几部论述历史地理、军事地理以及前代政治、军事、财经、水利的名著,内容既丰富又实际,绝非空洞无物的八股时文所能比拟,尤其是《读史方舆纪要》与《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祖禹与顾炎武寝馈史地之学多年之后,以历史与地理相互印证而写成的兵要地理与政治地理之书,极富经国济世的实用价值。于是,左宗棠便专心致志地攻读起来。左宗棠读书非常认真,凡他认为可以施行的,都一一抄录下来,另行编存,有的还加以评论。他曾评论《读史方舆纪要》说:

顾炎武像

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存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氏源谓其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此论甚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

左宗棠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沉迷于八股时文的士人的非议和嘲讽。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幸遇良师和益友

道光十年(1830年),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于2月11日病故,享年53岁,于5月份葬于长沙城北十五里的史家坡。余夫人的灵柩先前浅葬在湘阴左家塅祖坟旁边,在左观澜死后将余夫人的灵柩与左观澜合葬。

左观澜教书半生,没有给子女留下多少遗产。此时长兄宗棫于道光三年(1823年)已病逝,次兄宗植为生活奔波,只好与宗棠分别,到新化做了三年训导,很少与宗棠聚首,所以左宗棠有“三年客邵陵,相见时亦稀”的诗句,抒发对二哥的怀念之情。

“早岁孤贫”的生活不但没有把左宗棠压倒,反而磨炼了他倔犟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他利用丁忧期间加倍读“有用之书”。

此年11月,贺长龄丁母忧回家。左宗棠认为此人“学术纯正,心地光明”,是“嘉、道两朝名臣”。

贺长龄,清善化县(今长沙)人,字耦耕,号西涯,晚号耐庵,乾隆五十年(1785年)生。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又典试广西,提举山西学政。道光(1821~1850)年间,历任南昌知府,山东、广西、江苏、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擢贵州巡抚,再升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

为官40年,勤于职守,有惠政。山东所属多水患,长龄导民开沟洫,兴水利,收获倍增。在贵州,主张查禁私种罂粟和吸食鸦片,整饬吏治,练营伍,储粮备荒,恤孤抚幼,劝课桑棉,教以纺织,创建书院义塾,士民称赞。

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名臣的敬慕,左宗棠拜访了贺长龄。

贺与左交谈,深为左宗棠年少学博而高兴,竟“以国士见待”。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18周岁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青年,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所赏识的见解。

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爱读书又苦于没钱买书的青年人,将家中所藏的全部官私图书借给左宗棠随意阅览。左宗棠每阅读一本书,都向贺长龄报告心得,互相考订。

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

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到长沙城南书院(院址在今长沙南区书院坪)读书。长沙城南书院历史悠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贺熙龄,字光甫,号庶龙,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生,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曾任编修、湖北学政、浙江台州知府等职,著有《寒香馆诗文钞》,《诗文钞》中有《请惩吸食鸦片之官吏并查禁海口囤贩疏》,支持林则徐禁烟。他和哥哥贺长龄虽治理学,但却一向主张“读书所以经世”,在湖南颇有声望。道光十年(1830年)底与哥哥一起丁忧回籍,主持城南书院。“其教诸生,诱之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即八股文)、怙括。”他的教学宗旨是:明辨义利,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他曾批评当时读书人的治学,说:“夫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huī)败于词章训话,襞(bì)积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这些都给左宗棠以深刻的影响。而贺熙龄在众多的生徒中,对左宗棠也倍加青睐。他曾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他还为左宗棠“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特作诗以示赞誉和鼓励:

六朝花月豪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他一再鼓励左宗棠读汉宋先儒的书,要他在“致敬”上用功夫。所以左宗棠在早年曾有一时期很是埋头研究程朱理学,手抄陆陇其《读朱随笔》一书,力行“寡言”和“养静”二点。后来他在醴陵渌江书院,根据朱子《小学》定学规;在兰州,刊布吴荣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可庵,别署拜经老人、白云山人,广东南海人。)的《吾学录》,劝人民学礼;在福州重刻张伯行《正谊堂全书》,鼓励士子参加校勘,可说都是受了这位山长的影响。在这位山长的训导下,左宗棠学识愈益精进,思想上也更加成熟。贺氏兄弟又在官场和士绅中间时加揄扬,所以左宗棠很快就成为湖南有名的才士。足见贺氏兄弟不仅是左宗棠走上“经世致用”道路的良师益友,还是他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的最初伯乐。而贺长龄在做云贵总督时,还曾邀左宗棠入他的幕府。

纳为监生备乡试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丁忧期满服阕,决定参加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也就是举人考试。

乡试又叫分试,是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

因为会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举行,所以又称“春闱”、“礼闱”。应试者是各省的举人,地点在北京国子监,主持人不叫主考,而称总裁,必须由官位一品、年高德劭的翰林担任。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即“会元”。

会试发榜10天后,将在保和殿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试卷由读卷大臣看过后评定甲、乙等级,选择最好的前十名卷子进呈给皇上亲阅,听候圣裁名次。殿试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还要经过一次朝考才能普遍授予官职。

不能参加殿试的人,可以“告殿”,即保留考试资格,但必须等三年以后的下科殿试才能补考,而且补考成绩再好,也不能列入前三名。

左宗棠因为在丁忧以前还未曾参加院试,未取得秀才资格,而道光十二年适逢三年乡试之期,如果要等中了秀才之后再来考举人,势必又要再等三年。好在那时有所谓“捐监”的规定,即未曾中过秀才而希望参加乡试,可以出钱捐一个监生,一样可以参加考试。这年,左宗棠已21岁,急切需要谋个职业来维持生活。为了争取时间,左宗棠想尽办法,东拼西凑,筹集到108两银子,捐了一个监生资历,总算参加了约有5000人投考的长沙乡试。

考试按规定分为三场:第一场在天明时发卷,是根据《四书》命题的四个试题:“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中立不倚”,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赋得学者心之白日”。三个用散文、一个用韵文作答。夜晚来人收卷,考生方可离开考场,次日休息一天。

第二场考试是根据《五经》命题的五个试题,考试时间两天。

第三场的五个试题不在《四书》、《五经》之列,涉及历史掌故、政府法制、国家典章等内容,其中一个用韵文写答。时间为三天。考官在25天内阅完试卷,从中选拔出48名及格者,录为举人。

考试结束后,左氏兄弟松了一口气。但是左宗棠却并不知道,他的试卷在几位考官手中辗转反复,几经周折,才终于得见天日。

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的试卷须先经同考官阅看,择其优者加以评定,然后向主考官推荐,方能取中。左宗棠的试卷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这一年湖南乡试的主考官是陕西泾阳人、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助考官胡鉴。按例先由助考官阅卷,以定取舍,被助考官剔除或淘汰的试卷,叫做遗卷。通常主考官对遗卷不再重阅。但这年恰逢宣宗(道光帝)50岁,因此特给主考诏令:为纪念万寿恩科,今年未被选取的遗卷,必须由主考官再审阅一遍,以免遗漏人才。左宗棠的试卷并未被助考官录取,他的老师贺熙龄曾索阅其卷,批道:“文虽佳,情不中程式,帘中人无能辨此者。”幸有“万寿恩科”之诏,碰巧助考官胡鉴又病逝,主考官徐法绩亲自搜阅遗卷,在近5000份遗卷中,复取6名,左宗棠居首。榜发,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荣获第一名,领“解首”,左宗棠亦中第18名举人。这是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所得到的最高功名。

当时,主考官认为左宗棠的卷子是佳作,要求同考官补荐。那位同考官坚决不肯,他说:“中不中由你,荐不荐由我。”经过好久的劝说,他才勉强荐了。监考官以下许多人怀疑这是拉关系、“走后门”的“温卷”,表示不同意。徐法绩告诉他们, “搜遗”是皇上的谕旨,同时他将左宗棠的第二场经文试卷让大家传阅,各监考官这才信服主考官是有眼光的,再无异议。徐法绩特别欣赏的是一篇礼经文,它的题目是《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在有功》,认为算得上是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后来曾被呈献给皇上览阅。这份经文试卷糊名打开时,巡抚吴荣光亦在座,见其作者是左宗棠,立刻起身向徐法绩作揖道贺,庆得人才。因为吴荣光在湘水经堂教过经学,左宗棠是他七次考了第一名的得意门生。今幸遗卷中举,自己亦颇感欣慰。事隔37年后,当左宗棠在西北路过泾阳之时,徐法绩早已墓有宿草。左宗棠为追怀恩师的青眼之感,特命把墓道修葺一新,立碑纪念。

左宗棠通过这次乡试,在湖南已多少有了一点知名度。参加乡试后,左宗棠与周诒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由于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湘潭周家。尽管左宗棠感到“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但结婚的欢悦和“婚未逾月,湖南省试名录至”的喜讯都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而且与左宗棠同岁的周夫人能文善诗,对于夫君的学行关怀备至,倾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馨。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再度应试遭淘汰

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左宗棠来到北京参加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 “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 “气机清适,诗稳”,但最后还是名落孙山了。出闱后,左宗棠积所见闻,写成《燕台杂感》诗八首,用“报国空惭书剑在”、 “谁将儒术策治安”等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在归家途中,他对沿路各地的“时务”作了考察,谓:“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

左宗棠这次赴京赶考,虽然名落孙山,却有幸结识了同乡士子胡林翼。

胡林翼(1812—1861),字贶(kuàng)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左宗棠与胡林翼既是同乡又是同年所生,而且二人的父亲还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不仅如此,左宗棠与胡林翼二人还先后受教于贺熙龄,算是同出一个师门,深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胡林翼也喜欢探究山川地理、关隘要塞与兵政枢机。因此,两人在北京第一次会面时,即一见如故,相得甚欢,常常彻夜畅谈古今大政,论各朝各代的得失、原始要终,并引为知己。胡林翼曾在1831年亲自参加益阳赈灾,对富者为富不仁、从政者贪污腐败的社会现实印象深刻,对小民流离失所、贫弱无助的景象痛心疾首,因此,他的目光常放在内政上;而左宗棠则比较熟悉边疆舆地,对于列强环视中国更加关心。他们畅言无忌,兴奋时,常常纵言阔步,豪情万丈。从此以后,两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胡林翼像

道光十四年(1834年),左宗棠借用周夫人家的一间小屋,另立门户,与妻妹夫张声玠(jiè)仅隔一院。由于二人同试礼部,又一同落第归来,因此常常一起切磋学问,评论文字,相处十分融洽。

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宗棠再度北上应试。这次会试,他被初步选取为第十五名,但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多中一名,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的官职。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在周夫人的协助下,潜心于地理学的研究,并“以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

这一时期,左宗棠开始致力于舆地之学,并计划先作皇舆图(清代统一的地图),这个庞大的计划不仅需要构思周密,而且工程浩繁。为此,他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也得到了妻子周诒端的大力协助。每作一图,则让周夫人帮助影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受邀请入主书院

道光十六年(1836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

渌水,湘江的一条支流,蜿蜒百里,形似玉带。醴陵县城就像一颗明亮的珍珠,镶嵌在这条玉带上。渌江书院是醴陵县一座小有名气的学馆,算起办学历史来,已有近百年了。但是,学馆停停办办,冷冷热热,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来几个有真才实学而又善于管理学生的先生。就在左宗棠之前,有一位饱读诗书,却两轮乡试落榜的老生员主持渌江书院不得要领。调皮的富家子弟把书馆当成逍遥玩耍场所,想来就在课堂上坐半天,心不在焉,摇头晃脑,没来的这天,就结伙在外寻衅闹事,不想来就几天不见人影,而一门心思想读书的人也只好陪着耗时间。老先生今天点一句,明天点一节,之乎者也,难有收效。醴陵是鱼米之乡,富足之地,各式各样的瓷品,如碗、杯、碟、瓶运销各省及海外。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烟花爆竹生产于醴陵城乡的家家户户,因此,有钱的人多,当官的也不少。这些人望子成龙心切,对培育子弟的唯一基地———渌江书院的教学现状日渐不满。不知是哪位为头,串联当地的有识之士联名修书一封,直接呈送至巡抚衙门,恳请湖南巡抚吴荣光大人为他们物色高师主持渌江书院的教学。就这样,左宗棠被吴荣光请了来。

书院“生童住斋者近60人,礼数均极周到”,但收入却很微薄,“几元以给朝夕”。40年后(光绪二年),左宗棠回忆这段教书生活时写道:“每遇岁阑(lán)解馆,出纸裹中物,还盐米小债。”书院的生活虽很清苦,但他仍认真执教。

初来乍到,面对一个个顽劣弟子,面对学生怀疑而又期盼的目光,左宗棠决心从学规抓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整顿学风学纪。他套用了朱熹所著《小学》之中的八条规定作为渌江书院的学规。不管其出身如何,家庭背景怎样,一入书院,在学规面前人人平等。有位正七品武官李托总的儿子顽劣成性,不仅自己不读书,还总是撩拨同学迟到、早退,他出入学堂如入无人之境,还经常影响他人研习功课。左宗棠见此情景,决心已下,抓住这位李公子一次迟到,罚他在讲堂门口站了半天。这半天,课堂内在座的学生大气不敢出,课堂外站着的不敢挪半步,左宗棠侃侃而谈,安静地上完了这堂课。第二天,惧于左先生的李公子没有来。第三天,这位李公子在家人的带领下来到学馆,左宗棠搬出宣布不久的学规,以“不假未到”为由,直截了当地开除了这名学生。

左宗棠这一手,可谓杀鸡给猴看,狠狠地压住了以前管理疏松造成的顽劣之风。接着,左宗棠又发给每位前来就读的学生一个笔记本,要求他们每天把所学功课及心得都记在本子上。日落时分,书院大门落锁,左宗棠对学生的功课一一进行检查,未完成或完成不好的,不准出门回家。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他还要将学生半个月的日记仔细考核,并对所授课业详加解说,给学生以引导、勉励和督促。如果发现有个别学生旷废课业或虚辞掩饰、不照学规办事,两次以上就要受到处罚。这样,不到几个月,学生都渐渐能够一心向学,不以为苦。他的这种从严要求、注意诱导的教学方法,不久就在当地广为传颂。

机缘巧合遇伯乐

正当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孜孜教学、自得其乐之际,醴陵县令却正为一件“大事”伤脑筋,原来,两江总督陶澍要来醴陵了。

陶澍(1778—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少年得志,功名顺遂,25岁便中进士,以后历任地方要职。在清嘉庆、道光年间,曾连任十几年两江总督。任职期内,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人协助之下,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等,取得政绩,颇负时誉。他还多次微服私访民间,秉公处理案件,在湖南老家,士人对陶澍极为崇拜。有关他的传说很多,左宗棠与陶澍虽未见过面,却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故事。“湘潭人寻布”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湘潭有一位农民挑了一担柴要进城去卖,离家之前,他老婆把织好的一匹白布放在他的柴担上,嘱咐他,进城去把这匹白布卖了,再买点棉花回来,然后再纺成纱织成布去卖,这样可以多赚几个钱。农民答应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农民挑着柴刚走进湘潭城,就被一个财主的老婆叫住,买下了他的柴。

陶澍像

这么快就把柴卖掉农民很高兴,他收过柴钱,放下柴担就往回走。走了约莫里把路远,农民猛然想起那匹白布遗忘在财主家了,急忙转头去找。找到买柴的财主家,财主老婆不但不承认收了一匹布,还说农民诬赖撒泼,要扭他去见官,农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

农民低着头,憋着气,一边走路一边后悔,他不知道回家怎么跟老婆说这件事,起早摸黑几个月的心血,让自己一不小心就给弄丢了。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撞在一个人身上,那人责备道: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为何朝我身上撞呢?”

农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气度不凡的男人,身后还跟着一个听差模样的年轻后生。农民连忙赔不是。

那男人仍然不肯罢休,进一步追问农民:“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烦恼事,说与我听听。”

农民心想,“唉,算了吧,人家是有钱人,我说财主昧了我的布,谁会相信呢?”便叹了口气说:“不说了,不说了,我认倒霉算了。”

偏偏那男人缠着不放,逼问道:“你到底有什么事?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农民见他纠缠不休,只好一五一十将卖柴丢布的事说了出来。那个被撞的人说:“就这么一点事哟,你放心,我帮你把布找回来就是了。”说过之后,硬拉着卖柴的农民走进了路边的一个酒家。

这位被撞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他将农民带到酒楼之上,问明那财主家的住址后,便将他安置在隔壁房中休息,又派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把那财主请来。

财主见到名帖,连滚带爬赶至酒楼。陶澍把他请进房中,品茶、闲谈,并要过财主随手带来的一把折扇,反复把玩,说:“你这把扇子做工十分精巧,图案雅致,我想找人仿制一把,不知可借我一用否?”

财主忙说:“大人喜欢,小人情愿相送,怎可言借。”

陶澍笑着说:“扇子只借一个时辰,定要相还。”说完将折扇交与下人,下人拿了出去,好一会还没回来。此时的财主因为不知道这陶大人到底要做什么,心里暗自着急,走也不敢走,但他也不好问,只能坐着干等。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下人回来了,将扇子交与陶澍,说:“事情办妥了。”

陶澍将折扇交还财主说:“让你久等了,你回家去吧。”

财主回到家里,却见全家人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一见财主平安回家,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财主婆问道:“还好吧?太爷没有为难你吧?”

财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老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点也弄不明白呀!”

财主婆说:“不是你以扇子为凭证,派人回来取那匹白布赎罪吗?”

“什么白布?”财主不解地问。

“就是那个卖柴的农民不小心丢在我家的那匹白布呀。”财主婆提醒财主。

财主这才如梦方醒,责怪其婆娘:“你贪财差点害得我吃官司,亏得陶大人给我面子,以后切不可做这种昧良心的事了。”

下人把白布取回后,陶澍便叫来那个农民,让他当场验看。农民接过布来一看,正是自己老婆织的那匹布,连忙叩头感谢,将布背到市场卖了。

这一次,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顺便请假回乡扫墓。从江西到湖南安化,途中必须经过醴陵。对于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招待,以示欢迎。为了准备下榻的馆舍,县太爷煞费苦心,挑选了一处新建的四合院。总督下榻的四合院坐落在渌江河畔,面对江中小岛状元洲,风景宜人,环境优雅。由于是新建房舍,四壁皆空,日用家什倒是容易准备,县令想到陶澍是读书人出身,不可无楹联字画。为此,县令召来本县文人骚客,为陶大人即将下榻之处撰联作画。左宗棠作为醴陵小有名气的年轻教习,自然也在县太爷的邀请之列。

开道的锣声、叱喝声响过,两江总督陶澍的轿子抬进了醴陵县城。在县令的陪同之下,他走进了粉饰辉煌的下榻馆舍。只见大门、侧门、厅堂、厢房内外,处处挂有新写的对联,悬着新裱的字画。精于此道的陶澍停下脚步,一一欣赏起来。连看几处,无外乎“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 “家学优长,天姿卓绝;文章尔雅,履蹈清真”之类,提不起多少兴趣。突然,陶大人眼睛一闪,紧走几步,身子停在正厅的右壁前,一副字体刚劲、笔力浑然的对联映入眼帘:

春殿语从容,二十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既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乾清宫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匾。这件事,陶澍认为是旷代之荣。

陶澍看到这副楹联后,“激赏之”,急忙询问此联的作者,经知县引见,作为渌江书院主讲的举人左宗棠,终得与大名鼎鼎的陶澍会面,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

醴陵城内,一队队公差衙役在巡视,他们保护的重点,就是渌水河畔的两江总督陶大人的临时下榻之处。这府第内灯火通明,坐在厅堂中的一老一少,正在促膝长谈。老者就是陶澍,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少者,即左宗棠,年方26岁。陶大人注视着眼前的年轻后生,双目炯炯有神,生机勃勃,身材不算十分高大,但体魄健壮,举止得体,礼仪有度。左宗棠所论经邦济世的学问,绝非那些寻章摘句、唯务雕虫之辈可以比拟。陶澍非常欣赏左宗棠,而对陶澍早已仰慕的左宗棠,平日一腔立志报效国家的想法无处也无人倾诉,今日得此机会,便半是请教、半是显示地倒了出来。从盐政谈到海运,从学问谈到国事,这一老一少,一直谈到东方天空泛白,雄鸡报晓。

次日,陶澍周游醴陵,察视民情,又约左宗棠同行,边游边谈,极为融洽。就因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忘年交,陶澍还将回乡日期推迟了一天。陶澍认定:这个年轻人日后的前程定会超过自己,这是一匹千里马,自己要做他的伯乐!

三试落第受托孤

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左宗棠第三次上京参加会试。会试榜发,他仍然未能取中。归途中,受陶澍再三邀请绕道去江宁(今南京)拜望了陶公。这时的陶澍已重病在身,见左宗棠来访,十分高兴,留他在节署之中住了10多天。一天晚上,自感不久于人世的陶澍撤退下人,与左宗棠单独谈心。说及各自的家小后人时,陶还为其子陶桄(音ɡuànɡ,字少云)求婚于左的长女左孝瑜。这表明陶澍对他这个会试落第而又具真才实学的举人非常器重。左宗棠心想,无论是从名位、门第来看,还是从年龄、辈分来讲,自己与陶公实在相差太远,于是起身长揖,口称: “实在不敢高攀。”陶澍说: “若说年龄,我俩的年龄相差甚远,但儿女均为5岁,十分相当。若说地位,30年后,你的地位必在我之上。我宦游大半生,还没见过超越你的人,请莫再推托。”

左宗棠欲言,陶澍咳嗽不已,左宗棠轻轻用手拍着陶澍的后肩,将枕头垫在陶公的腰后,扶陶公半卧着继续交谈。陶澍说:“我已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人世,我死后,桄儿便如同你的亲生儿子,若能育之成材,不辱陶氏家风,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不单桄儿托付给你,因内子不敏,我的家事也全托付给你了。”

谈到此处,陶澍握着左宗棠的手,老眼中盈着晶晶的泪。

左宗棠大为感动,一来是感激陶公的知遇之恩,二来是激起了自己经世济民的雄心壮志,他似乎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左宗棠说:“中堂请放心,既然如此,我就依允了小女这门高攀而来的婚事。左宗棠今生当为教公子成才而竭尽心力。我已会试三次,看透了考场弊端,从此以后,再不赴京会试,将读书课儿,躬耕农庄,以湘上农人终也。”

就这样,堂堂两江总督与会试落第举人结为儿女亲家。这种联姻,不独在当时罕见,就是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也可谓寥寥无几。

左宗棠在三次会试失败之后,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诚如他所说:“比三次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他在家乡不仅“于农书探讨颇勤”,而且抄录了十数册的《畿(jī)辅通志》、 《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增长了地理学与军事学等方面的知识。

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抵长沙,居次兄宗植家中。他俩常切磋学问, “或谈国故,指列时事”。 “每剧谈竟夕,争驳不已,家人乃温酒解之。酒后或仍辩难,或遂释然。”左宗棠为克服“气质粗驳”的缺点,注意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这对他而言不能不有所刺激。因此,在他发迹后,对清廷中一些具有高学位的官吏,极尽傲慢轻蔑之能事。自己选用人才,也往往多看才能而不重视学位。我国封建社会那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实在是压抑和摧残人才。但在当时那种社会风气下,学位往往被看成威望和荣耀的资本。以左宗棠的才能和个性,不能在会试中获取高位,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科举这条道路不是为他这样志高才大的寒士所设置的,因此他“绝意科场进取”,从此把全部精力与心思都投入于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学”。科场角逐的失败,进而把他逼到了另一条道路上。

科场失意学诸葛

科场的不得意,让左宗棠的兴趣全然转移到了经世致用之学上。他开始更加勤奋地探讨农书,还在京城时,他就买了不少农书,打算回家后闭门苦读,实地考察,著成一书。左宗棠如此“执迷不悟”,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算是“离经叛道”,起码也算是“不务正业”了。他的举动也遭到了一些士子的冷嘲热讽,可是,左宗棠并不为所动。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性情刚烈而自信。他崇拜诸葛亮,敬仰他才华横溢,但左宗棠并不迷信,他更相信自己。当他给朋友写信时,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亮白”。

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在自己的家里种桑千株,令家人养蚕治丝。同时,他继续从事舆地学研究,并密切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侵华形势的发展,考察其侵华的历史渊源。左宗棠的所作所为,与当时沉醉于风花雪月或专习词章举业的士人学子简直是格格不入,但却得到了老师贺熙龄的赞誉。

同年,陶澍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遗5岁孤子陶桄,左宗棠受贺熙龄之托,并因与陶澍“有一日之雅故”,遂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初前往安化小淹陶家,承担了给陶桄教书的义务。在陶家教书的八年中,左宗棠饱览了经书典籍。对此,陶澍之婿胡林翼曾作过如此评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在这八年期间,左宗棠对陶桄像亲生儿子一样相待,将自己的学识逐步地教给他,另外,他也广泛涉猎了陶澍丰富的家藏书卷,再次精心研读了《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者是魏源。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魏源曾经做过陶澍的顾问。在他所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大部分文章的内容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魏源的思想代表了他那一时代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的兴起,深切感到在官僚腐败的剥蚀下,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削弱,清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康熙、乾隆时期的雄伟气魄,中央政府的白银储备也日趋枯竭,从18世纪初期的6000万两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的800万两,清朝的绿营军也在多年的养尊处优中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因此,魏源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把保卫边疆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并将它列为关注的焦点。

魏源的思想对左宗棠的影响很大,并且,当时湖南的新风气最盛,这在无形之中也影响了左宗棠。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是贺长龄,他与陶澍同为当时最著名的省级官员,试图在危机四伏的19世纪30年代,在清朝暮气沉沉的行政官僚制度上进行一些实际的改革。在湖南,经世致用学说得到了他们的关注。经世致用学说的中心思想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的文人们不能再整天钻在纸堆里,把精力耗费在对国家毫无用途的语言学和词源学上;学是为了用,学识应用于行政,研究前人的知识是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新问题,通过改革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在小淹的八年和后来在柳庄居住的几年,是左宗棠人生中最为平静、安宁的十几年。他潜心读书,似乎十分安心于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并写下这样的诗句:

柳庄二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

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

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

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

左宗棠和朋友们饮酒赋诗,煮茗论文,纵谈古今。他们以当今奇士自居,以三国时的诸葛亮自比。左宗棠自称今亮,胡林翼自称老亮,郭嵩焘自称小亮,被并称为湖南“三亮”。但是,田园式生活自娱自乐貌似逍遥的表面,掩藏不住他那忧国忧民的拳拳爱国之心,他对日益逼近祖国的内忧外患深感不安。这从左宗棠当时写的两首诗中就可窥见一斑: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tuó)驼万里输官稻,沙碛(qì)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以几年节余款项购得湘阴南乡柳家冲的田地七十亩。第二年秋后,他便将一家妻小从湘潭迁往柳家冲。他在柳家冲七十亩薄田附近置了一份房产,用土砖垒了一圈围墙,建了一个简陋而又不失气派的大门。大门上端搭了一个草棚,草棚之下横悬一方匾额。匾额之上,是左宗棠亲手所书两个大字———柳庄。走进围墙门,是一块土坪,栽有几棵橘树和桃树。走进堂屋,便可见一条幅高悬于壁,条幅上写着“湘上农人”四字,简朴的家什透着一种整洁与随意。整栋房屋的后面,是为了抬高灌溉水位而砌的一条水渠,水渠沿围墙而走,穿墙向外流去,形成“流筋曲水”之风格。左宗棠对柳庄的经营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两年后,他写信给贺熙龄说:

宗棠以平素乡居之人,所移之处距老家不过十有余里,又举其田与同祖兄耕作,蠲(juān)其庄钱,冀少资其照护,视全无因倚者难易固殊矣。然数月来,悉心区画,事事筹备,已觉劳苦之甚。目下虽俱有头绪,然疾病求医一着,尚未有以处也。

七十亩农田,都按古农法耕种,主要栽种稻谷,每年清明前后播种,重阳时节收割。左宗棠是位思想活跃的文人,在农事上也不愿“全法古人”。他利用每年几次往返安化与湘阴的机会,走访农家,观察农田,将别处好的种子、好的耕作方法带回柳庄,督工耕作,亩产量均高于一般农户。他还利用空坪隙地栽种了一些茶树、桑树和竹子,以尽地利,以丰收入。湘阴产茶,就是左宗棠首创。

1846年,他高兴地写信给贺熙龄说:

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

柳庄务农,带给左宗棠的是“别有一番乐意”。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一部农学著作,自拟书名为《朴存阁农书》。他在广览诗书的同时深深地感到,自己阅读过的书虽有成千上万册,但赏心悦目的不过数种,而其中“实学绝少”,从古至今,传世的农书更是少见。泱泱中华,千年以来以农为本,务农是人生第一要义,为何不趁自己精力能及,为种田人写一本书呢?

这一想法持续了好几年。

这一想法准备了好几年。

左宗棠处处留心,孜孜不倦地收集着、书写着。为了证实“深水插秧、浅水耙田”这句农谚的可靠性,他不仅询问了几十位种田能手,还亲自下田扶犁掌耙,插田抛秧。《朴存阁农书》将农事分门别类写了10多篇,对于乡居所必需的常识,诸如栽种、收割、畜牧乃至筑墙、挖沟等等,一一做了叙述。难怪有人一直说:“左宗棠务农,不仅为养家糊口,实在是有志而又有兴趣地对农学作一番研究呢。”

数十年后,在西北戈壁,行军打仗过程中的左宗棠仍随时不忘教士兵种树,劝人民耕种,也许这就是源于他当年的那段务农经历。

身卑未敢忘忧国

19世纪初期以来,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日益衰落。政治日趋腐败,整个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到处充满“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的现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一路寻欢作乐,劳民伤财。地方官收缴田赋时,在法定的数额之外,还要加收“火耗”(官府将征收的散碎银子重新入火加工铸造,炼成银锭,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称为“火耗”),以充填其私囊。道光年间,这种“火耗”一般都在1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40%~50%。各级官吏巧取豪夺,贪污成风。

清朝国家政权的基本军事支柱是八旗兵和绿营兵,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戍和全国各省区的驻防。清朝的军队也逐渐腐化。崇尚武功、强悍勇猛的八旗兵,入关之后,承平日久,武事荒废,疏于操练,终日饮酒作乐,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日显落后。

正当清王朝国势日渐衰微没落的时候,欧美的资本主义却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

英国的资产阶级在17世纪中叶首先取得政权,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一个世纪之后,以蒸汽机为先导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开始了,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机器大工业阶段的飞跃。在英国的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织布工厂。从1770年到1840年这70年间,棉纺织业的棉花用量增加了100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轮船和蒸汽机车被普遍使用,并带动了煤矿、钢铁和机器工业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进入19世纪后,法国的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机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1815年至1840年,法国的棉织产量增长了3倍,成为实力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在18世纪80年代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的附属地位,成为美洲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世纪上半期,美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的国家。美国的农业机器生产数量超过欧洲各国。1850年的美国铁路线长达15000千米,居世界第一。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本国的原料和商品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需要了。开拓新的殖民地,寻求新的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成为各资本主义强国的目标。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严重威胁和撞击,把古老的中华民族推到了一个剧烈动荡和社会巨变的时代,迫切需要应时的人才出现。可是像左宗棠这样才学超群的人物,竟在偏僻的山乡整整埋没了20多年,这足以说明封建制度的腐败之深,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不幸。直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前,古老封闭的中华民族仍然吸收不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传统文化沉积的糟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是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毕竟哺育了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民族,每当历史的紧要关头,都会涌现出一批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人物。他们应时代的需要而生,又为推动历史的进程而拼搏。

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张帆远航,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蠢蠢欲动,频频叩击着中国的大门,急于开辟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沙皇俄国则利用毗邻我国的有利地理条件,从陆路对我国进行渗透侵略。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16世纪80年代,俄国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将领土从欧洲扩张到亚洲。在这以后,沙俄又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沙皇俄国这一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西北边疆虎视眈眈,磨尖了利爪,时刻准备从我国攫取大片土地。

左宗棠虽然蛰居乡里,和老农为邻,与桑植稻菽(shū)为伍,但他时时关注着国事,朋友相聚,也总是纵谈国家兴衰、天下大势。

进入19世纪中期以来,国家发生的一桩连一桩令人忧心如焚的大事,使左宗棠如一泓池水一样的田园生活连表面的平静也维持不下去了。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国为了给鸦片贸易打开通往中国的通道,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殖民战争,力图用武力打开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进而掠夺中国的财富。6月,由48艘舰船和4000人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英国军队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威胁,也使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分化。以林则徐为首的抗英派受到穆彰阿、琦善等妥协派的反对和阻挠。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为陶澍所赏拔。1837年至1838年任湖广总督,因严禁鸦片成效卓著,继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成功地保卫了广州。林则徐在广州的时候,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组织人翻译了《四洲志》、 《华事夷言》等书籍,以介绍外国地理、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是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消息传来,国人大振,左宗棠也不禁欢心雀跃。当时的左宗棠正在陶家教书,虽然他人没在战场上,但他的心却被战争的炮火牵动着。他通过老师贺长龄把自己写的《勤师篇》寄给了林则徐,为林则徐的禁烟思想和抗英斗争的胜利而高兴和颂扬。

还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已开始留意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以及官私各书对“海国故事”的记载。因此,英国挑起战争,英军进犯浙江、攻入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对战况表示出关注之情,数次贻书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他指出: “洋事于屡次挫衄(nǜ)之余,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他认为“军兴以来,大小十数战,彼族尚知出奇制胜,多方误我,而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实在令人痛心。于是,他提出的固守持久之谋为: “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数者实力行之,“以之制敌,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

无形中的巧合,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林则徐在广东的备战御敌之举颇有相似之处。林则徐注重加强广东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招募渔民疍户编练成水勇,并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报以了解敌情。也因此他取得了九龙之战、穿鼻洋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的胜利。

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昧于世界大势,以天朝上国自居。这样的心态使得清朝统治者做出昏聩的举动,当英军在广东受挫而掉转船头北上逼至大沽口时,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措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以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闻知后深有感触,他致函贺熙龄说:“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不识谋国者复将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释者也。”

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让左宗棠感到万分的愤慨。他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自以为“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诗句自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事态的发展与左宗棠的愿望大相径庭。琦善不仅没有被斩首军前,还因是清朝贵族而受到开恩释罪;林则徐不但未被起用,还又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道光皇帝似乎要挽回战败的面子,派出皇侄奕山、奕经分别为靖逆将军和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结果奕山在广东竖旗投降,奕经在浙江同英军交仗而大败溃逃。道光皇帝甚至对奕山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的谎报信以为真,批答, “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之苦衷,准令通商”。奕经在浙江溃败后,道光皇帝决定不再进行抵抗,一变忽战忽和的政策而转向对外妥协。因此,左宗棠的一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可贵的是,他对清政府的腐败给予了痛陈:“洋事日寝不佳,浙西复作败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凡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步入了丧权辱国的歧途。

祖国的东南半壁失去了屏障,暴露于西方列强的铁拳之下。朝廷懦弱,任人欺凌。消息传来,左宗棠赋诗感时,忧愤难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左宗棠被泯灭不了的“匹夫”责任感苦苦地冲击着。欲投国,恨无门。左宗棠于无奈之中苦叹:“大丈夫不封万户侯,枉此一生。但宗棠生在今世,时运不佳呀!”

左宗棠对这一严酷现实发出了“远殊深怅”之慨,表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于是,他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

惺惺相惜遇知音

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事功,早就有所了解,并极为敬仰。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内,因胡林翼的推荐,曾邀左宗棠去他的幕府。左宗棠因事未能前往,但稍后给胡林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对林则徐极为敬慕的心情:

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众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迩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gǎo),未著客籍之一士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因年老体病,从云贵总督的任上回老家福州看病,途经长沙。在这之前,林则徐曾被遣戍到伊犁,在新疆办理开垦,受任陕西巡抚,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许多深刻的认识。

林则徐久闻左宗棠奇才之名,路过长沙时,神交已久的二人终于在长沙湘江的一艘船中相见了。左宗棠在夜里急匆匆前去拜见,结果由于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

林则徐与左宗棠长谈,并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他。林则徐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 “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之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的一次会面,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这次会面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面中,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临别之时,林则徐还在舟中手书一联赠给左宗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此后,左宗棠常以此联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

左宗棠尽管身居山乡内地,然而此时地主阶级经世思想的热风已吹进湖南城乡。而左宗棠能够敏锐地感受到这股潮流,较早地涉足经世之学,并毅然抛弃科举仕途,以集中全部心神和精力致力于经世之学,走出一条宽广的求知之路,这是他的内在因素在起作用。不过,在这条治学的道路上,能否卓有成效、能否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就是他先后结识了几位中国近代史上地主阶级经世派、改革派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使其得以直接受到他们思想的启迪和熏陶,这又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从这一点来说,他倒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者。如果没有青年时代贺熙龄的慷慨借书和热诚指点;没有八年执教陶家博览历代经世致用图书、典章、奏疏、舆图等,后来的左宗棠绝不会对经世之学有那么深的造诣。这一切都为他后半生的功业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还从这些人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尤其是从林则徐身上,学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美德:关心国计民生、做实事、爱国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不久,左宗棠返回柳庄,过了一段短暂而宁静的生活。左宗棠安家柳庄前后十四个年头,直到咸丰七年(1857年),骆秉章与胡林翼为他买得长沙司马桥的宅子,他才从柳庄搬到省城。他经营农庄的实践活动,学用结合的方法,使他对农学有颇多体验,为他日后重农的思想与活动奠定了基础。

林则徐后来回到福州,住在父亲购置的旧屋中。其故居是云左山房,又称七十二峰楼,他把从新疆带回的七车书册,皆藏在里面,从此,过着平淡的生活。

咸丰帝继位后,因洪秀全等组织的拜上帝会正在准备起事,咸丰帝下旨求贤以应对,大学士潘世恩,通政使罗惇(dūn)衍,两名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力荐林则徐。

可是林则徐根本未康复,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要躺在特制的卧轿,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直达广东,到潮州时,开始严重下痢,到了普宁,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暂住普宁行馆。最后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陪同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辰时,指天三呼“星斗南”之后,与世长辞,享年66岁。

林则徐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马安村的金狮山麓。墓用三合土筑造,为四层台结构。墓地离市区4千米。

实事求是地说,左宗棠出山后正是踏着林则徐的足迹,在对内事务上,镇压人民反抗,注意善后处理;在新疆开渠凿井,推广养蚕缫丝,积极兴办河工,改革盐政;严禁种植和贩卖鸦片……简直如出一辙。林则徐在近代中国最先开眼看世界,他看到了中西方军事力量之差距,想要仿造西洋的大炮和军舰,而这个遗愿也是由左宗棠实现的;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林则徐坚决抵抗英国进犯的民族气节也深深地影响着左宗棠;林则徐忧虑俄国将会成为祖国之大患,几十年后,左宗棠率兵收复新疆,抵制英、俄两国肢解新疆的阴谋,既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也实现了林公的夙愿。

左宗棠是鸦片战争前后成长起来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陶澍等近代著名的经世派代表人物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他既踏着他们的足迹、重在实践,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创新。就其事业的成就与贡献而言,在某些方面他已超过其前辈,这是可以告慰先知于地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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