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艰难筹粮款_左宗棠生平事迹

时间:2019-06-11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战事艰难筹粮款_左宗棠生平事迹

第八章  保家卫国复新疆

我们现在可以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问题无可辩驳。但是,如果没有左宗棠,新疆这块土地,恐怕就成了他国的领土。正是因为有左宗棠一再的坚持,才打败了分裂新疆的阿古柏,粉碎了外国侵略者的可耻阴谋,新疆才得以回到祖国的怀抱,同时,也成就了左宗棠封疆大吏的美名……

英俄争利在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位于中国西北边陲,土地广袤,少数民族众多。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天山以北是牧区。千里戈壁,茫茫荒原,水源寥寥,人烟稀少。沙漠中的绿洲,虽然水草肥美,宜于耕种,但面积小,相互之间相隔甚远。高大的天山山脉横亘新疆中部,成为一座难以翻越的天然屏障。

新疆历来是我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早在西汉年间,在中国的文献中已把此地称做西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政权曾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又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设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唐朝时,中央政府就在新疆地区先后设置了行政单位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东起阿尔泰山,西抵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及额尔齐斯河上游,南达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广大区域。(www.nxxnyqc.cn)及至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勘定西域,1755年至1759年,清乾隆皇帝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改两域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城”,从此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1760年,清政府正式在伊犁设官驻兵屯田,使荒凉空虚的伊犁河逐渐充实和兴盛起来。1762年,清政府正式设立总统伊犁等处的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伊犁成为统辖新疆的首府、“天山南北总会之区”。清政府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政权,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先后从内地和南疆迁移大批兵民去伊犁地区屯田游牧。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种矛盾的激化,人民开始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区起义纷起响应,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在库车、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举行起义,打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但起义的成果却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据,新疆地区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田(今和田县)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进入19世纪以来,新疆的西北是疯狂向中亚腹地扩张的俄国,西南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和受英国控制的阿富汗。与新疆周邻的中亚紧挨沙皇俄国和英属印度,新疆成了英俄角逐争霸的一个重要地区。了解左宗棠时代新疆周邻地区中亚的形势,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功绩及其深远影响的认识。

在两强相争的格局中,总的情况是沙俄处于攻势和优势。沙俄早在16世纪80年代就越过乌拉尔山脉,迅速向东扩张,先后征服了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到19世纪前期,沙俄已扩张到南哈萨克、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在东面正逐步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境内;在西面侵入南高加索,威逼伊朗。在中亚方面,沙俄已将布哈拉、希瓦、浩罕等汗国作为重要的侵吞目标。因为俄国从彼得大帝时起,就一直以寻求出海口作为自己的国策。19世纪初期,俄皇保罗及亚历山大一世都曾先后同法国拿破仑商议共同进攻印度,这项计划虽未实现,但历代沙皇始终试图南下,取得通往印度洋口的出海。侵略和吞并中亚,正是沙俄南下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印度已经被英国掌控,英国对俄国任何一个南进的举动都极为敏感,它想先下手为强,遏制住俄国,巩固其对印度的统治。

英国完成对印度的征服后,企图在印度和俄国之间建立一道屏障。因此,英国殖民主义者反对沙俄占领中亚的计划,并为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加强了活动。首先它力图以印度为基地,从北面通过阿富汗向中亚腹地渗透,使之成为反俄前哨。但是英国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并没有完全成功,在两次英阿战争中,具有抗击外国入侵悠久传统的阿富汗人,多次打败英国侵略者,英国始终未能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像印度那样的殖民地。从1855年起,英国开始用金钱和武器接济阿富汗的封建王朝。直到1868年施尔阿里汗在印度安巴拉和英印政府谈判,接受英国的军事援助,英印政府从此便把阿富汗王国看做自己的附庸,总算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阿富汗。可是,英国并不是每届政府都积极过问中亚的事情,这就使英国抵抗俄国的南进,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条件下,英国对中亚的政策是想让中亚各汗国成为独立的缓冲国或缓冲地区,避免英国同俄国在势力范围和疆域上发生直接接触,以免俄国直接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同时,也想与中亚地区通商,开辟那里的市场,向那里输出自己的商品。于是,英国便向这些地区派遣考察队、商业代理人等,目的是监视俄国人在那里的活动,或者扶持当地的反俄势力,或者利用本地人为其提供有关俄国活动的情报。

总之,19世纪的俄国和英国各怀鬼胎:俄国想南下波斯湾,控制印度洋,实现彼得一世的“遗愿”;日不落帝国想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不许别人染指。到了19世纪中叶,双方同时在向中亚推进,一北一南,在这一地区形成对峙的局面,甚至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这两个贪婪的国家在加紧侵略中亚的同时,也都看到了另一块肥肉———中国新疆。因此,他们把魔爪伸向了新疆。从地理位置上讲,谁控制了新疆,谁就可以从侧翼给对方以极大威胁,而且新疆“土沃泉甘,物产殷阜”,也使英、俄为之垂涎。因此,新疆成了它们的必争之地。

沙俄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举南进,疯狂向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扩张。在中亚方面,沙俄把侵略矛头指向中亚三个独立汗国:浩罕、布哈拉和希瓦。同治四年五月(1865年6月),沙俄占领浩罕的塔什干城,迫使浩罕成为它的附庸。同治五年,俄军又侵略布哈拉,并于同治七年(1868年)占领撒马尔罕城。同治六年(1867年),沙俄在塔什干城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府,下辖七河省(辖区主要是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了中国领土)和锡尔河省(系沙俄新征服的中亚各汗国领土),考夫曼被任命为总督。1873年,沙俄又征服希瓦汗国,1884年攻下马雷,占据谢腊赫斯,1885年又推进到佐勒菲卡尔山口。通过这一系列的征服,到80年代沙俄实际上消灭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个汗国,并把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了阿富汗的北门口。在新疆方面,沙俄对我国边境领土采取蚕食政策。早在1847年,沙俄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建立科帕尔堡,1852年强占托乌楚别克和雅尔,1854年强占古尔班阿里玛图。1858年,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该条约有一特殊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使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这就为沙俄以“勘界”为名侵吞我国更多的领土埋下伏笔。1859年春,俄外交部训令其驻北京公使,如果条件具备,俄国准备把满洲和喀什噶尔“置于我们保护之下”。1860年,沙俄又在诱胁清廷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迫使清廷接受了由俄国片面提出的西部边界走向,所谓“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该应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1864年,沙俄就根据《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上述有关规定,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我国西北边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60年代最后几年,沙俄叫嚣:“俄国边界要向东推移三百俄里到五百俄里”,加紧策划“对东干区的两个主要中心———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

沙俄通过中亚向南推进的总计划中,就包括了向中国西北边疆的进犯。新疆的叶尔羌和中亚以南的印度盛产黄金,早在俄国彼得大帝时,俄国统治者就听说过。他们当时就派布赫戈列兹前往西伯利亚,企图溯额尔齐斯河而上修筑堡垒逐步扩张到新疆。另外,彻尔卡斯基公爵别可维奇被派往中亚的希瓦,企图从那里前往印度。但两者都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以后,沙俄始终不忘侵略中亚和新疆,以南取印度。

当时俄国人波格丹诺维奇甚至提出要修一条铁路,从土耳其斯坦、费尔干纳进入新疆,经喀什、和田通往拉达克,这既有利于发展商业,又有利于进军印度。在整个19世纪,中亚诸国的遭遇同中国西北边疆遭到的侵略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俄国不征服中亚诸汗国,就不可能有力地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抵制英国的势力;如果不在新疆方面取得立足点,沙俄也不可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进攻中亚各汗国。为此,沙俄不仅疯狂地向我国北疆迅速扩张,而且早就觊觎着广大的南疆地区。到19世纪,沙俄已逐渐形成了夺取喀什噶尔的基本构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俄国外交部认为:“喀什噶尔作为商业中心,有许多超过恰克图的优越性;此外,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所谓“政治意义”,无非是说俄国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利于它同英国在中亚角逐。在军事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经帕米尔、克什米尔威胁英属印度,退足以遏制英国向北扩张。十年后,俄国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在一份题为《喀什噶尔的时代和我们的态度》的报告中重申,喀什噶尔“在政治上,不论对俄国还是对英国,都有重要意义”。因此,他力图在那里建立一个在俄国庇护下的脱离中国的傀儡政权。

相比之下,英国在里蓬侯爵任印度总督期间,却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不愿过问印度边境以外的事务,在中亚方面无所进展,几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均遭失败。英国欲使整个中亚成为介于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也因俄国吞并中亚诸汗国而成为泡影。直到俄国占领马鲁,兵临阿富汗边境,直叩印度的大门时,英国才感到危机临头,才忙于同俄国划定阿富汗的边界。其目的也是想最后能保持阿富汗为缓冲国的地位。为了使当时已扩张至帕米尔的俄国不与英印直接接壤,它们在划定阿富汗北界的东段时,将阿姆河上游两岸某些地段的归属作了调整,留出一个瓦罕走廊,并私分了帕米尔。英俄协定表明,它们在中亚腹地的争夺将趋向缓和,中国的新疆将成为双方角逐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新疆在英俄角逐中的作用更被英国看重,它迫切地希图在新疆造成一个独立的缓冲国或缓冲地区,以免俄国直接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

当然,它也看重这一地区的商品市场和财富。早在英国征服印度得手后,就开始派人到喀喇昆仑山北面的中国南疆地区进行活动。同治四年(1865),印度测量局的英国官员约翰逊从列城潜入和田,同和田割据政权相勾结。随后,又有一个叫海沃德的英国人偷偷溜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搜集情报。同治七年(1868年),英国人罗伯特·沙敖在英印政府支持下进入南疆活动。而且史料证明,1820年到1828年,在新疆爆发的张格尔和卓暴动,就是直接受了英国殖民主义特务的煽动,张格尔身边还有一个名叫图烈罕的英国军事教官,并有“五人经常在和卓身边,处理他的全部事务”的现象。但是,这次英国企图通过张格尔和卓叛乱,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作为它的殖民地的阴谋没能得逞。正当英俄在中亚和新疆的角逐日趋激烈之时,阿古柏匪帮窜入我国南疆,此事引起了英俄两国的极大关注,它们都力图把这个政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作为自己战略棋盘上的一个棋子。

阿古柏野蛮生长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位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机会,派阿古柏带领侵略军进入新疆,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田等地。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势力又向天山北路扩展,在北疆打败妥得璘政权,占取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新疆几乎沦为异域,阿古柏野蛮势力浸染天山南北。

1820年,阿古柏出生于塔什干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的族属一直都不清楚,有人说其是乌兹别克人,有人说他是塔吉克人。其父伊斯迈特·乌拉,在村中负责替病人诵经祈福,其角色类似于巫医。出生后不久,其父母离异,幼小的阿古柏跟随改嫁的母亲,其继父是村中的屠夫。数年之后,其母亲死去,阿古柏成为孤儿,流落塔什干街头。

少年阿古柏面容姣好,被街头艺人收留,学到了精湛的舞艺。大约10岁的时候,他成为“巴特恰”,也就是男扮女装的舞童。不久,一名路过塔什干的浩罕官吏看中了他,将其收为自己的娈(luán)童,带回首都浩罕城,并将其转送给穆罕默德·卡里姆·卡希卡,马达里汗的侍从官。

1842年,马达里败于布哈拉汗国,战死沙场。布哈拉进占浩罕城,全国一片混乱。时任浩罕阿奇木伯克的卡希卡也加入对汗位的角逐中,最后失败,丢掉了性命。阿古柏随即回到家乡投奔塔什干伯克纳尔·穆罕默德·库什,并将妹妹献给了库什。这样,他获得了成为库什副官的机会。不久以后,库什派其出任五百人长,负责镇压塔什干境内的哈萨克人起义。阿古柏骁勇善战,屡立战功,1860年左右,晋升为阿克麦吉特(今纳罗夫斯基)伯克,成为拥有自己势力的一方诸侯。从此时起,人们尊称阿古柏为“雅霍甫伯克”。

1864年,新疆民乱,库车、和田、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混乱。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他决定派手下金相印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立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领50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

一到喀什,布素鲁克和阿古柏便组织兵变,将司迪尔逐出喀什。3月,司迪尔率7000余柯尔克孜兵回袭喀什。阿古柏此时显露出了超群的军事指挥能力,仅率100名骑兵夜袭敌军,击溃了司迪尔。接收了司迪尔势力的阿古柏迅速组建了有数千名士兵组成的军队,4月11日,他攻克了英吉沙,并将司迪尔残部彻底逐出新疆。

在阿古柏扶持下,布素鲁克于1865年4月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表明了一统南疆七大城(一般认为是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的野心。

4月下旬,阿古柏约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尼亚孜为内应,偷袭叶尔羌,在巷战中失利。回军途中,又遭遇库车和卓热西丁的军队,在罕南力克战役中复大败,逃回喀什。阿古柏于是调整战略重点,转而攻击仍在清军守备下的喀什汉城。9月1日,清军守备何步云投降献城,清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举家自杀,残部被迫皈依伊斯兰教。

1865年秋,浩罕被俄国支持的布哈拉汗国再次战败,丢失塔什干,约7000名残部在玉努斯江率领下,逃入新疆投奔同族阿古柏。得到这支生力军的阿古柏实力大增,连克叶尔羌、和田。就在此时,布素鲁克在喀什发动兵变,希望摆脱阿古柏,坚守41天后失败,被逐回浩罕。阿古柏立布素鲁克堂兄卡塔尔勒即位。第二年,由于卡塔尔勒也不安心做傀儡,阿古柏将其毒死。同时,经过反复争夺,阿古柏终于击败了热西丁,夺取了阿克苏,侵占了除库车之外的南疆。

1867年,随着阿古柏的不断胜利,他觉得不再需要傀儡了,于是他宣布取消哲德沙尔汗国,建立洪福汗国,自称“毕杜勒特”(即“洪福无量的人”)。5月,他攻占库车、库尔勒,一统南疆。

洪福汗国以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作为最高法律,在各地设立宗教法庭,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其所占各地分别设立伯克作为当地军政长官,该政权对农民采取重税政策。

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次年,阿古柏也派亲信米尔扎·沙迪赴印度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决定向其赠送大批军火,并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1870年,俄国也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不过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英国仍然是阿古柏的主要支持者,并期望能够通过支援阿古柏将俄国的扩张阻止在天山以北。

在得到大批先进装备后,阿古柏于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并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民起义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到1871年底为止,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同时俄国为阻止阿古柏进一步扩张,出兵占领伊犁,这样,清军除塔城、乌苏等少数据点外,已经全部从新疆消失。阿古柏成为了全新疆的主人。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加大了对阿古柏的援助,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亲笔致信阿古柏,与其修好。1874年2月2日,《英阿条约》签订,除了和《俄阿条约》类似的条款外,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

内忧外患搞串联

从浩罕出发的阿古柏凭借一支只有50人的队伍拿下一座城,并如此迅速的扩展起来,盘踞天山南北达12年之久,除了新疆当时混乱的形势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他利用宗教和民族意识。新疆和中亚地域相连,这一带的人民虽属不同的国籍,但因同属一个语系,基本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类型,而且一些民族本来就是互相交错而居的,历史上有着传统的商业贸易交往和宗教联系。由于这些历史和宗教的原因,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民的国籍概念在一些人心中并不十分明确。相反,民族感情或民族意识往往成为彼此沟通的纽带。当阿古柏侵入我国境内时,当地一些群众在不了解其野心的情况下,被其“语言、冠服、习尚与己同”所蒙骗。而语言、冠服、习尚,均属民族文化特点,民族文化特点正是构成共同民族心理状态的基本因素。可见这种民族意识(也即民族心理状态)在当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况阿古柏又是一个“多权诈”的阴谋家。阿古柏之所以在侵入喀什噶尔之后,急忙把布素鲁克扶上王位,正是为了利用大、小和卓作为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在这一带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如前所述,布素鲁克是30多年前叛乱南疆的魁首张格尔之子,张格尔则是大和卓波罗尼都的次孙。大、小和卓都是南疆有着雄厚势力的伊斯兰教白山派的首领,而喀什噶尔一带正是崇奉白山宗的主要地区。这是阿古柏用来欺骗伊斯兰教教徒,增加号召力,使自己势力得以迅速扩展的重要手段。他在当上洪福之王以后,又被阿谀他的“示教职业者”授予“阿大勒克加查”(大教主)的头衔,集政权于一身,具有更大的实力。

阿古柏之所以能在新疆猖獗12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得到了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英国竭力扶植阿古柏,企图把他作为阻隔沙俄南下的藩篱;沙俄鲸吞中亚两个汗国得手后,加紧了侵占我国新疆的步伐,它也极力笼络阿古柏,以供自己驱使。于是,英俄两国竞相争夺阿古柏为各自的侵略政策服务。不过,由于俄国占有地理位置的优势,采取了更为逼人的进攻姿态,1866年,俄国与阿古柏签订非正式协定,规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双方有权进入对方境内追捕逃犯。1867年,俄国要求阿古柏同意在纳伦河上架设桥梁,并建筑一条通过天山喀什噶尔的军用公路,这样“就会把喀什噶尔完全置于俄国人的控制之下”。但阿古柏并未同意这一要求。而俄国并未死心,他们在1868年占领撒马尔罕后,就开始在与阿古柏毗邻的纳伦河上构筑碉堡,这是企图“占领喀什噶尔的明言不讳的措施”。阿古柏此时心怀疑惧,他马上遣使赴俄。在这一年,阿古柏把自己的侄子派往阿拉木图、塔什干和彼得堡,寻求与俄国达成谅解的途径,由于阿古柏不满沙俄在“承认”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双方未能成交。俄国为什么不承认阿古柏政权为独立国家呢?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仍然“以上国自居,欲阿称藩”,沙皇力图将阿古柏变成俄国统治下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指我国新疆)的代理人。俄国的这个意图由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讲得很清楚,他写信警告阿古柏说:

如果不愿意同俄国建立像浩罕、布哈拉(均已经属于俄国)一样的关系,将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其实是在威胁阿古柏。俄国的行径使阿古柏既恐惧又不满。

英国对阿古柏实行的政策则与俄国恰恰相反,它用的是以柔克刚,对阿古柏极力拉拢。1865年,有经过和田前来的准孙和艾斯台尔·萨依甫二人同阿古柏进行了接触。

英国通过这次与阿古柏的勾结,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完全可以控制阿古柏政权,进而使扩张势力伸入南疆。英国还通过它的附庸土耳其苏丹来拉拢阿古柏。因为,19世纪末,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主义的中心,土耳其苏丹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各统治阶级在宗教上和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英阿关系在1869年以后迅速发展。英国通过土耳其苏丹进一步拉拢了阿古柏,俄阿条约签订后,阿古柏派其侄赴俄回访,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接见。代表团回来时朝见了土耳其苏丹,表示愿意尊奉土耳其为上国,土耳其苏丹在英国的策划下,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封阿古柏为天山南路一带的“米拉胡尔巴什” (即“艾米尔”,意为统治者、国王),并派去军官、顾问20多人,送给大批武器。

1865年,沙皇俄国占领塔什干的前夕,曾经有一个名叫喀孜汗土烈的有声望的人逃往土耳其,土耳其苏丹阿布杜艾则孜便派他来见阿古柏,宣传和动员阿古柏归属土耳其。阿古柏便派遣以喀孜汗土烈为首的代表团回访土耳其苏丹,表示愿意附属于土耳其。这个代表团给土耳其苏丹带去了蒙古、哈萨克的好马各九匹,还有从各处抢来的童男、童女各九名,此外,并有许多绸缎等礼物。土耳其苏丹为此很高兴,隆重地接待了阿古柏派去的代表团,并赏给阿古柏“半拉胡尔巴升”(即艾米尔,国王的意思)的职衔。之后,土耳其苏丹给阿古柏派遣了20多名高级军事人员和政治顾问,并带来了许多武器和礼品。在这次派来的顾问中,有七人留在阿古柏身边常任参谋职务。阿古柏在新疆发行的货币上也用了土耳其苏丹阿布杜艾则孜的名字。

阿古柏为了维持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用出卖中国领土主权作为交易,争取沙俄和英国的支持。当时,英、俄两国正在激烈争夺中亚地区:俄国想南下波斯湾,控制印度洋;英国想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不许别国插手。

新疆成为它们争夺的重要战略目标。英、俄两国争相表示支持阿古柏,力图控制他,以达到侵占新疆的目的。

1869年,英俄在彼得堡达成了划分中亚势力范围的协定。俄国提议把阿富汗作为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之间的“缓冲地带”,英国则要求把这个地带的界限大大向北延伸。其实,也就是要把浩罕和布哈拉作为缓冲地带。当然英国的要求也被俄国拒绝。同年秋,英国派遣道格拉斯·福西特赴俄谈判中亚问题,两国协定:

(1)以现时施尔·阿里汗实际所管辖的地方,作为阿富汗的界限,英国利用一切办法,防止阿富汗王把自己的边界向北伸张;

(2)俄国方面利用自己的势力,阻止布哈拉向阿富汗扩张;

(3)如果以后俄国迫不得已对布哈拉采取敌对行动,以及并非出于本意而占领这个汗国的全部或一部分时,俄国不得利用占领区向阿富汗扩张,而英国则不让阿富汗惊扰其北方的邻国(即是占领布哈拉的俄国)。

英俄之间之所以能达成这一协议,并非因为双方都不再想往对方的势力范围扩张,而是英俄双方都认为,他们与其在布哈拉、阿富汗一带相争,不如向东扩张更为有利,更少风险,“那里有双方足够用的地盘”。他们双方意中的那块“足够用的地盘”,正是贫弱而幅员辽阔的中国。因此英俄协定表明:

(1)英俄在中亚腹地的争夺将趋于缓和,中国的新疆将成为双方争夺的新目标;

(2)英俄两国在新疆的角逐将会仍然遵循双方已经协定的避免“违背双方利益”的“竞争”原则。

那么,两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的界限布哈拉———阿富汗一线将自然向东延伸到新疆境内、把新疆分为南疆与北疆的天山山脉。从此英国便把我国的南疆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

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是外国侵略者在我国新疆建立的殖民政权。阿古柏对南疆的统治完全是一幅血泪斑斑的图画。俄国间谍普瓦热瓦尔斯基曾经到过阿古柏占领区,认为在“现今的南疆是很难生活的。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都没有保障”。

1870年,英国派遣赴俄谈判中亚问题的代表道格拉斯·福西特从彼得堡回到印度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又派他率代表团去喀什噶尔。英国通过这个代表团给阿古柏送来了陆军专用的大炮若干门和一万支步枪,作为他的礼物。福西特是“最先创议利用阿古柏把英国势力渗入新疆”的英国政界人物。英国派他出使俄国谈判势力范围的划分,又派他赴喀什噶尔活动,这表明英国力图把阿古柏政权作为它在南疆的代理人。阿古柏则两次派遣代表团前往伦敦,英国女王都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送给阿古柏步枪六万支和一个修理厂的设备。

阿古柏得到英国的支持,军事发展很快,1859年,攻克库尔勒和喀喇沙尔。1870年,越过天山攻克乌鲁木齐,消灭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清真王”妥明的封建神权割据政权。地理位置优越的沙俄以先下手为强的姿态,采取了蛮横的武力侵略政策。1870年,沙俄派兵强占了中国的穆札尔特山口,扼住了伊犁通往南疆的咽喉。1871年夏天,当阿古柏势力伸入北疆时,沙俄出兵强占伊犁,当地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沙俄侵略者,与敌人拼死战斗达50多天。最后,侵略军占领了伊犁地区九城(宁远、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拱宸、瞻德、塔尔奇),消灭了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奇苏丹封建君主割据政权,并悍然宣布“伊犁永归俄辖”。这样,俄国就依托伊犁这一战略要地以遏制阿古柏和英国势力的向北扩张,并妄图进而逐步兼并我全疆。而英国对俄国侵占伊犁不置一喙(huì),这就等于向俄国表示,英国承认俄国侵占伊犁等地的既成事实,承认北疆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

紧接着沙俄又展开外交攻势,一个以总参谋部大尉考利·巴尔斯为首的代表团于同治十一年五月(1872年6月)到达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了通商条约。该约规定:沙俄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首领”,阿古柏允许俄国人在南疆通商和通行,在南疆各城设商务代表和建立“商馆”,俄货入口税为值百抽二点五。沙俄通过这个通商条约把自己的侵略魔爪伸进了南疆。同时它也表明,在《英俄协定》之后,沙俄对阿古柏政权的策略有所变化,由不承认其独立国家的立场转而予以正式的外交承认。但它也并不完全受《英俄协定》的制约,其对新疆的总政策没有变,那即是把它从中国的版图肢解出去,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将它一口吞并。英国为了与沙俄抗衡,加紧了对南疆的渗透。

1873年,阿古柏的代表团又由土耳其去印度,英印政府总督再次派遣上校福西特率300人的特别使团在喀什噶尔逗留了四个月。他们给阿古柏带来了大批枪炮弹药,并表示“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派一个领事和一两万名武装军队驻扎在喀什噶尔保护你”。这批使团还给阿古柏带来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一封亲笔信,信里承认“哲德沙尔”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福西特承认阿古柏是“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元首”。阿古柏因对沙俄充满恐惧,因而也极力寻求英国的庇护。他卑躬屈节地对福西特表示:“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少的。”

1874年2月2日,福西特也背着清朝政府与阿古柏签订了一个严重破坏中国主权、而对英国十分有利的所谓《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十二条。根据这个条约,英国不仅取得了与沙俄同等的权力,而且取得了沙俄想要得到而一直没有得到的一系列特权。比如阿古柏给予英国在南疆通商,派驻使节,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以及贸易方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等。条约不仅规定,英货只纳2.5%的进口税,而且,从印度喜马拉雅山入口的英货免税。英国人可随意进入阿古柏占领的任何地方,并“享有当地臣民或最惠国公民所享有的商业方面的一切特权和便利”。英国从印度进入南疆的货物不受开包检查,英国政府可以于新疆任命一个外交代表和派驻一名商务专员,英国人有在南疆购买和出售土地、房屋、仓库的权利。英国国王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阿古柏为哲德沙尔的独立国王,并且承担了迫使清政府批准他在哲德沙尔独立的义务。

俄国得悉英阿签订条约,要求依照该约取得派驻使节、领事等权,但被阿古柏拒绝。而且,当时很多档案材料证明,阿古柏与英国缔结商约之后,“终止了一切对俄贸易”。英国还指使其附庸土耳其苏丹向阿古柏提供军事、政治顾问。土耳其苏丹阿布杜艾则孜于1874年第二次给阿古柏发下的一道命令中,答应阿古柏,在他死后,王位由自己的儿子世袭。阿古柏悬挂与土耳其“同一颜色、同一形式的国旗”。阿古柏成了附庸的附庸。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南疆已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874年11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参赞梅辉立到天津会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中国把伊犁让给俄国,把天山南麓给阿古柏,以期缓和英俄的矛盾,并卵翼阿古柏政权。

可见,英俄两国当时正在肢解着我国的神圣领土新疆,并企图迫使清政府承认英俄对新疆的瓜分。这正如两头巨兽,北极熊由北而南,约翰牛由南而北,正在撕裂着美丽的天山南北,新疆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清军仅保持哈密、巴里坤至吉木萨尔一线,西北边防岌岌可危。当时饱受阿古柏血腥统治的新疆人民,凡有一两人会面的地方就传说着汉族人要来的消息。“喀什伽师地方有个农民在犁地撒种子时,有人问他: ‘喂!朋友,请问你在种什么?’那个农民回答说:‘还要种什么?种的是赫太依(指汉人)。’”问话的人微笑着高兴地走了。还有一些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北京向清政府呈报情况,像阿木都热依木和苏甫尔隔两人,在北京住了两年半后,随同西征大军回到了喀什。

驱逐侵略者,收复新疆,成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呼声,也是清政府中某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员最关心的问题。而要驱逐侵略势力,收复故土,既须粉碎阿古柏匪帮,又要同英、俄作坚决的斗争。

海防、塞防大讨论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左宗棠在得悉俄国派兵侵占伊犁的消息后,一面速派徐占彪抵肃州以替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一面致函刘锦棠(当时刘正请假在湖南),左宗棠在信中说:“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于九月率以西行,是为至要。”左宗棠还说他“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宗棠的职责主要是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且他此时已年届六十,又有多种疾病缠身,他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告休回籍。再则,清朝自乾隆以来派往新疆主管军政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向以满族贵族等旗员充任。阿古柏和俄国军队先后入侵新疆后,清政府依然把规复新疆的希望寄托在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濂、提督成禄身上,而像左宗棠这样的汉族地方要员是难以得到督办新疆军务的职位的。然外国侵略势力在新疆构成的严重局势,又使左宗棠逐步坚定了收复新疆的信念,进而又向清政府筹议出关大略,敦促清廷立排浮议,制订用兵新疆以保卫领土主权的决策。

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至十一月间,连续在家信中谈及他的想法。他指出:“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唯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断不能生出玉门矣,唯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左宗棠以新疆军务的“局外人”,能对谋略规复新疆考虑得如此周密,这正是其甘于以“边荒艰巨为己任”的体现。接着,左宗棠于十二月上奏,奏请清廷派新的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以收复新疆。他说:“关外局势,以区区之愚揣之,实非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不可”, “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他建议派贤能之人接任陕甘总督篆务的理由是“精力心思迥不如前,设有疏误,边城安危必更烦朝廷异日之擘画,问心何以自安!”显然,左宗棠并非知难而退,他的上奏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强调对收复新疆必须“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他对荣全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他试想说服清廷派陕甘总督去谋略新疆的用意已是不言自明。清代官场上欲进先退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对左宗棠的做法亦可以如是观。

李鸿章像

西部边陲出现危机的消息传到北京,朝中一片大乱。清政府命署理伊犁将军荣全赴伊犁与俄方交涉,荣全要求俄方归还伊犁,俄方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提出重划中俄边界和赔偿损失等无理要求,使荣全在谈判交涉中失败而归。景濂、成禄都按兵不动,待机观望。特别是成禄自同治四年新疆人民起义后不久就窜至甘肃高台逃避战事,他“屡奉谕旨,敕令出关”,却直至同治十一年仍“尚无出关确耗”。此时,阿古柏已窃据乌鲁木齐两年,俄国侵占伊犁一年。成禄不仅在高台“截留省粮,为数甚巨”,瞒报营数,其“实数不过五六营”却自称十二营,以多领军饷,而且“久驻高台,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并遣人赴都接取第三妾来高台”,把“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甚至“虚报胜仗”,可谓“谬率乖张”。因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上奏说:“如成禄者,此时迁延不进,固失事机;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期其振作有力,克当一路”,建议将成禄撤职。

因当时我国东部海防也正吃紧,便出现了要塞防还是要海防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重臣主张放弃新疆,把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此时的左宗棠已年近花甲,但他凭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毅然站了出来,反对放弃新疆。

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可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1833年,年仅22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写成组诗《燕台杂感》,就谈及对新疆的“置省、开屯、时务”等规划。1871年,沙俄用武力侵占伊犁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他敏锐地察觉到沙俄的扩张已进一步升级,表示“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

鉴于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向左宗棠询问有关情况。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函中,首先指出俄国侵占伊犁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唯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

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

左宗棠旋又对荣全、景濂等关外所用清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俄国“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无从着手”。于是,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应办事宜和用兵方略,他指出:

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海防告警。1875年,就在左宗棠平定陕甘,准备用兵新疆时,朝廷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塞防的大辩论。对此,清廷内部疑虑重重,意见纷纷,举棋不定。与此同时,英、俄两国也在伺机进行分裂我国领土的活动,以达到瓜分新疆的目的。英国以阿古柏的保护人身份进行所谓居间调停。英国驻华公使竭力劝说清政府不要出兵,应承认阿古柏政权使新疆南部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用以阻挡沙俄势力向南发展。沙俄如果遇不到什么阻力,就一定会从它已经占领的伊犁出发,进而占领新疆北部。

朝廷中议论海防、塞防之争的大臣大多认为,自清高宗乾隆帝平定新疆后,每年驻防要花军费数百万两,实在是一个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全力供给西征军,可以说是一种失策,应该按照英国人的议论,允许阿古柏独立成为中国的藩属,这样可以停止西征,集中全力筹办海防。李鸿章全力主张这一点。李鸿章借口“海防、西征,力难兼顾”,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而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就会愈益严重,要求停止西征,“即匀作海防之饷”。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刑部尚书崇实上奏,居然说新疆即使收复,也“万里穷荒,何益于事”。这一派人名义上力主“海防”,实则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官僚借此打击左宗棠,以扩大本集团的势力。

1875年4月,左宗棠上了一道约5000字的奏折,力排众议,详细论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了应“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而反驳说:“陕甘新近平定,不乘此时机及时收回过去国家失去的土地,而把它割弃让其另外建立一个国家,这是自找麻烦。万一阿古柏政权不能守住新疆,不是西被英国人并吞,就是北被俄国人收入版图。这等于是坐在家里把国土送给别人,把边关要地丢失。边防兵员不可减少,军饷应照常开支。否则不但无益于海防,而且会挫伤国威,造成祸乱。”

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文祥的支持,他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文祥为左宗棠争辩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涉,则京师之肩背坏。”文祥相信,左宗棠的军队在甘肃受过战争考验,能在新疆打胜仗。

面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的建议,慈禧太后心里没底,询问左宗棠: “需时几何?”左宗棠的答复是: “剿抚兼施,一。了百了,得五年时间。”慈禧太后对左宗棠的“一了百了”四字十分欣赏,对左宗棠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尤为赏识,清廷最终决定收复新疆。而征战新疆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在了胆识、魄力和信心过人的左宗棠身上。

战事艰难筹粮款

清廷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才最终下定决心,把新疆军事托付给左宗棠。1875年2月,清朝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授予他筹兵、筹饷和指挥军队的全权。

尽管清廷给予左宗棠的职权是负责从关内筹解粮饷以达古城,但左宗棠仍为谋略新疆积极献计献策。

新疆战事的物质准备,要难于陕甘之战千百倍。出关作战,战线长达数千里,沿途要跋涉沙漠,翻越天山,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都相当困难。左宗棠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筹粮、筹饷、筹转运之上,尤其重视节兵裕饷。

左宗棠认为景濂“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采粮一石,运至古城需银十余两,劳费多,停止之”,而“奏请出关粮料,应由关内接济”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从关内运粮至哈密,每石“已费银十一两有奇”,再“由哈密至巴里坤、古城又千余里,均责关内转挽接济,是西师永无见贼之日矣”。因此,左宗棠对景濂只派前锋抵古城,按兵不动,且留主力于肃州、安西,“观望不敢继进”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左宗棠上奏陈述了他对出关之师粮饷转运和设立粮台的看法。他说:“军行粮随,移台之举自不容已。……西疆地形,以天山为界,划分南、北两路,哈密全部介居其中:由哈密北行,迤而西,历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各城,达伊犁,为北路,准部旧地也;由哈密西行,历辟展、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各城,达喀什噶尔,为南路,皆回部错居之地。”因此,景濂进军北路,不宜在肃州设粮台,而应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粮台以供支北路之军。他认为“应顶为筹措,厚其储峙,备支应续进之军”。左宗棠的这一建议未被清廷采纳,他只能“实力筹办,力任其难”。

1874年,张曜率先头部队进驻哈密,就依左宗棠之令关外屯田。张曜军兴修水利,屯垦戍边,每年收军粮几万石。

粮食是有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运输了。对于关边万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来说,长途运输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从甘肃武威至酒泉900里,酒泉至嘉峪关玉门360里,玉门至安西又是200里,再到哈密,一共3000来里。光是安西至哈密的十一站路,千里之遥,全是戈壁,一无粮,二无安居之民,三无可使用的骡马,四无可用的车辆。军粮要费大力气从远地运到酒泉屯足,然后再费更大的力气从更远的地区转输供应。西出阳关,不仅无故人,而且无故道。人粮、驼粮、马粮的沿途消耗是所运粮的两倍。一石粮运到哈密,要耗去两石粮。左宗棠向当地老乡打听,虚心向长途跋涉的商人求教,终于找到了到归化、包头以及宁夏的一些地方去购粮,然后用骆驼运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运往巴里坤。为了辗转运送粮食和军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5000辆大车、29000峰骆驼和5500头驴骡。

在军需物资的供给方面,左宗棠也作了妥善安排。他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依靠胡雪岩购运枪炮、弹药,筹借外债;在汉口设后路粮台,转运上海军需;在西安又设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1870年创设的兰州制造局和1875年建立的兰州火药局,就近为他供应军火。

筹粮、筹运难,筹饷更难。清政府的财政已是艰难竭蹶,要打仗却拿不出钱。左宗棠一年的军费支出约需银800多万两,实际只能收到500多万两。

为摆脱窘境,他上书朝廷请求举借外债以充军费。在胡雪岩的斡旋下,1877年终于从英国汇丰银行借到500万两,分7年偿还,以广州、福州、上海和汉口的海关收入作抵押。另外,清政府从户部的海关税中拨出200万两,并命各省限期3个月尽先解银300万两,才解决了军费的难题。

除了以上的准备工作,左宗棠还通过整顿、集训、改善武器装备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出征新疆作好了充足的准备。为保卫新疆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经过近一年的积极备战,左宗棠于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76 年3月16日)离开兰州西进,三月十三日(4月7日)抵达肃州(今酒泉市),就近指挥收复新疆的战略决战。

为了收复新疆,清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一百四五十个营,总兵力约7万人,先后投入第一线的计80多个营,近4万人。1876年夏季,左宗棠拉开了驱逐侵略者、收复新疆的战斗帷幕。

运筹帷幄收北疆

左宗棠在战前对敌情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略形势,向所部将领指出:新疆幅员辽阔,城市之间的距离三百、五百以至相距千里之遥。“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因此,他制订了“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即一个战役到另一个战役之间,要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如将粮料弹药运储前沿阵地;千里跋涉,部队也须休整,所以大军前进要“缓”。一旦部队前进发动战斗,则前进要快,应以优势兵力迅速结束战斗,避免屯兵坚城。

左宗棠规复新疆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进取北路乌鲁木齐、玛纳斯二城,重点是攻克乌鲁木齐。

新疆北路被阿古柏匪帮侵占后,原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至新疆投入阿古柏的怀抱,成为民族败类。阿古柏盘踞南疆,在北疆则委派所谓的乌鲁木齐阿奇木伯克马人联合白彦虎代行其统治,据有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等城,其主要兵力集中于乌鲁木齐东北面的古牧地。

他以刘锦棠部25营作为进攻乌鲁木齐的主力,由金顺拨军协同作战,以张曜等部严守哈密至奇台一线,巩固后方。指示刘锦棠打仗须从要害入手,先取古牧地、红庙,则乌鲁木齐犹如囊中之物。

1876年8月12日,清军逼近古牧地,分扎城东及东北。次日清晨,阿古柏派往北疆的数千骑兵从红庙来援,古牧地守敌则已在城东及东北山地筑垒,加强了外围防御。据此,刘锦棠决定先扫外围,而后再攻坚城。他当即命余虎恩、黄万鹏等率骑兵奔赴山前监视敌人;命步兵分别攻取山垒和南关;命炮兵筑造临时炮台,配合步兵轰击据守山垒和南关之敌。

战斗打响后,清军步骑兵在炮兵配合下,勇猛冲入敌阵,很快占领了山垒和南关,扫清了古牧地外围据点。守敌退入城中,阿古柏派来增援的骑兵则向南逃窜。

刘锦棠与金顺策马巡视古牧地,知敌守备甚严,必须强攻,遂令各营四面包围敌人。8月15日,炮台全部竣工,刘锦棠令谭拔萃率千总庄伟等用开花大炮轰塌东北面城墙,并对准缺口连续轰击。

8月17日黎明,炮兵轰开南门,后续部队迅速挖土填沟,涌入城中,与敌展开巷战。这时,金顺部亦从城东北入城,两军正好呼应。守敌大部被歼,少数由缺口逃出者,亦被伏击。守城头目王治、金中万及阿古柏部将多人被击毙。

清军攻克古牧地后,缴获了王治、金中万给乌鲁木齐的求救信一封,信上说:“乌城精壮已悉数遣来,现在三城(指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妥明所筑之伪王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指阿古柏军)不能速至,尔等可守则守,否则退回乌城,并力固守亦可。”

刘锦棠得此重要情报后,当机立断,决定抓住时机乘虚蹈隙,除留下两营扼守古牧地外,率领大军于8月18日黎明急速向乌鲁木齐挺进,途中不战而下七道湾堡。

行至距乌城十里处,侦骑探报乌鲁木齐守敌正纷纷向南逃窜。刘锦棠当即命余虎恩率骑兵三营、谭拔萃率步兵四营由左路追击,命黄万鹏率骑兵一部、谭上连率步兵四营由右路追击,命谭慎典等率步兵三营向乌城急进。

白彦虎带领残部向南疆逃窜。刘锦棠乘势于八月二十九日(10月16日)直捣乌鲁木齐。阿古柏所遣援军5000骑行至达坂城时,闻乌城已失,遂止。这样,被左宗棠视为新疆关键的乌鲁木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刘锦棠、金顺会同署伊犁将军荣全派兵于九月二十一日(11 月6日)又乘势克复玛纳斯城。阿古柏匪帮在北疆的势力被全部驱除。

决胜千里收南疆

左宗棠在乌鲁木齐克复后,即筹划进军南疆的第二步战略计划。他一面拟商金顺布置各城堡要隘和善后事宜,一面“咨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他认为:“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

在认真分析了南疆的局势后,左宗棠指出:“安集延酋帕夏已派贼骑五千,合乌垣、红庙逸去之贼,踞乌垣南二百余里之达坂城即噶逊营,以拒官军。帕夏自踞托克逊,筑三城为犄角,与其悍党守之。”白彦虎窜入托克逊,阿古柏“待之甚倨,并勒其随行贼众剃发易服,傍三城以居”。“察度南路贼势,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而达坂、托克逊,尤悍贼麇(qún)聚之区,贼骑皆多至数千,守御甚固。”因此,集中兵力击破吐鲁番、达坂、托克逊这三城所形成的犄角防线,才能进兵南疆,痛歼阿古柏的主力,这样才能为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等“南八城”打开通道。

左宗棠认为,“缓进急战”的战略战术是规复南疆行之有效的策略。这是他在对南疆的敌情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告诫刘锦棠在北路肃清,“屡胜之后,尤宜慎宜加慎,勉力图维,断不可掉以轻心,致贻后悔”。他不同意刘锦棠提出的在克复乌鲁木齐后急于进攻南路的建议,指出:“所议会师进规南路八条,可采者多,已分别咨行照办矣。唯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左宗棠决定第二年春季进兵南疆,同时强调“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他命令刘锦棠、张曜、徐占彪等部抓紧进行军队休整和军需补给工作,并奏请调派驻山西包头的“卓胜军”记名提督金运昌率所部至乌鲁木齐,以替出刘锦棠部南下。

西征军南进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这时,已经是光绪三年(1877年)春了。此时,金顺已被清廷任命为伊犁将军,驻守玛纳斯以西,负责北疆西部地区的防守,并监视伊犁俄军的动向。金运昌所率“卓胜军”抵达乌鲁木齐,与刘锦棠部湘军换防。三月初一日(4月14日),刘锦棠亲率马步各营及炮队由乌鲁木齐逾岭而南,进军达坂城,开始了规复南疆的战斗。与此同时,张曜和徐占彪分别从哈密和巴里坤西进吐鲁番。这样,西征军对达坂、吐番鲁、托克逊一带的阿古柏匪帮主力形成了从东面和北面的攻击态势。

清军攻取乌鲁木齐和即将进攻南疆的局势,让阿古柏感到极为惶恐不安。于是,他试图通过英国主子说服清政府让其在南疆“立国”。光绪二年(1876年),处理“马嘉理案”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利用与李鸿章谈判之机,要求李鸿章转告总理衙门,称英国可以代阿古柏乞降“立国”。左宗棠得到总理衙门的函告。左宗棠认为阿古柏“窃踞南八城及吐鲁番”,且勾结白彦虎盘踞乌鲁木齐等地,“中外共知”。威妥玛代其请降,又称阿古柏为“喀王”, “请为属国”,竟“敢以此妄渎尊严”,实属可恶。左宗棠断然拒绝了威妥玛的“说情”,揭露了其真实用意,即“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俄英共争印度数十年矣”。左宗棠表示向南疆进军的信心和决心是不容动摇的。他致函总理衙门大臣说:“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阿古柏企望英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的图谋未能得逞,便想依恃天山之险布重兵于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以继续顽抗。由乌鲁木齐进入南疆的必经通道即是达坂。从达坂至东南方向的吐鲁番有200里,至西南方向的托克逊为百余里。因此,阿古柏在达坂重点设防,委派爱伊德尔呼里防守于此。吐鲁番旧有满、汉两城,白彦虎受阿古柏委派据守此地。托克逊为阿古柏侵入新疆后长期经营的老巢,其主力盘踞于这里,阿古柏看到清军来势勇猛,便离托克逊到距此700里的喀喇沙尔遥控战局,并令其次子海古拉守御该城。阿古柏自以为“设险重叠,有恃无恐”,却不料在刘锦棠等部“取急风迅雷之势”的打击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在仅仅11天之内就全部被西征大军攻克。

三月初三日(4月16日),刘锦棠率部抵达柴窝铺,留营驻扎。当天夜晚,刘锦棠调派兵力“乘贼不觉,径趋达坂”,“立合锁围,杜贼窜逸”,向达坂发起进攻。第二天,刘锦棠亲率大军“环列圆阵,匀布整齐”,敌军“擎洋枪指击,并发开花大炮”。 “我军伤亡十余人,屹立如故。”刘锦棠在自己的坐骑中弹立毙的情况下,又“易马而前”,饬各营奋勇攻城。经数日激战,刘锦棠率军于三月初七日攻克达坂城。接着,刘锦棠率各营于十一日“潜师夜起”,至十二日抵白杨河。刘锦棠分兵二路,一路由道员罗长祜(hù)等带领驰往吐鲁番会同张曜等部主攻此地,一路则由刘锦棠率领“由西南进,直捣托克逊城”。经一夜激战,托克逊被刘锦棠部于十三日晨攻克。

当刘锦棠率部攻取托克逊时,张曜等部也攻占了吐鲁番。早在刘锦棠从乌鲁木齐进兵达坂之前,张曜派出所部记名提督孙金彪率领五营进驻东、西盐池。三月初一日(4月14日),张曜亲督嵩武军主力从哈密西进;徐占彪从占城、巴里坤之间的穆家地沟搜山南下,不久,与孙金彪会师盐池。三月初五日(4月18日),徐占彪部暗度戈壁,三月初八日(4月21日),袭取吐鲁番东南门户———七格腾木。九日(4 月22日),徐占彪、孙金彪部协同作战,攻占离吐鲁番二百里左右的群展(都善),十二日(4月25日),再克连木沁台、胜金台、鲁克沁,三日凌晨,张曜、徐占彪等部主力进抵吐鲁番城郊,发现守敌白彦虎先已逃窜,此时恰值罗长祜部湘军前来会师,兵势愈厚。西征军允许白彦军部头目马人得出城投降,“命呈缴马、械”,“遂加抚慰,各安生业”,吐鲁番全境克复。

左宗棠在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克复后指出:“以目前局势言之,南八城门户洞开,应即整旆长驱,以符‘缓进急战’之议。”他正告阿古柏:“如知去逆效顺,缚白彦虎,献南八城,固可不重烦兵力;否则,深沟高垒,先据形势,图老我师,则官军分道长驱,集粮转馈,事不容已。”左宗棠决定迅速收复南八城,他命令刘锦棠速谋进取,务出万全。调张曜同赴前行,兼筹粮运。饬徐占彪留吐鲁番办理善后,西征大军已锐不可当,南八城的收复也为期不远。

阿古柏在西征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知人心已去,日夜忧泣”,遂于四月行至库尔勒“饮药自毙”。

阿古柏毙命的当天,其次子海古拉将尸沉入水中三日取出,“用香牛皮包裹,曦其死党异行”,将军队集中到库尔勒,并于四月二十日(6月1日)宣布阿古柏暴死的消息。二十五日(6月6日),海古拉把军务交给艾克木汗后,便运送阿古柏的尸体西往喀什噶尔。他离开库尔勒的第二天,艾克木汗即自立为汗,随后西窜占据阿克苏。五月十三日(6月23日),海古拉从阿克苏赶赴喀什噶尔,在离喀什噶尔不远的克孜勒苏河桥上被他的哥哥伯克胡里杀死。阿古柏建立的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

六月,伯克胡里集中了一支5000人的军队去进攻刚刚占领阿克苏的艾克木汗,艾克木汗则以4000人的兵力迎击,双方火拼的结果,艾克木汗战败后投入沙俄的怀抱。阿古柏匪帮内部,一片混乱,原先投靠阿古柏的一些南疆上层分子,也纷纷向清军投诚。

清廷在“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的有利形势下,令左宗棠就南疆和伊犁问题“通盘筹划”,“统筹全局”,迅速密奏。左宗棠在上奏中指出:

立国有疆,古今通义。……顾祖禹于地学最称淹贯,其论方舆形势,视列朝建都之地为重轻。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hòu)遥通,而后畿甸宴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方今北路已复乌鲁木齐全境,只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只白彦虎率其余党,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烦兵力。此外各城,则方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自无更抗颜行者。……英人为安集延说者,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俄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亦决无所挠屈。……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

这段议论可谓高瞻远瞩。左宗棠不仅阐述了保卫新疆的重要意义,而且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于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为清政府的正确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1877年8月25日),刘锦棠等部经四个月休整后开始向南八城进军。刘锦棠先派提督汤仁和率队由托克逊进扎苏巴什、阿哈布拉两处,继派总兵董福祥等率营由阿哈布拉、桑树园、库木什、榆树沟一带至曲惠安营,随后刘锦棠率部由大路向开都河进发。开都河源于天山之麓,汇而南趋,横贯库尔勒和喀喇沙尔。白彦虎逃窜至喀喇沙尔渡过开都河西岸后,“即壅开都河水以阻官军,漫流泛滥,阔可百余里”。刘锦棠师至,只好令将士凫水经过或搭浮桥转运军械。八月,和田伪阿奇木伯克尼亚孜宣布反正,响应清军。伯克胡里虽然打败了尼亚孜,但是当他还停留在阿克苏时,刘锦棠就已发动了收复南疆的最后一次进攻———秋季攻势。九月初一日(10月7日),刘锦棠军不战而入喀喇沙尔。此时白彦虎因惧被歼,早已窜至库车。九月初三日,西征军进入库尔勒,又是空城一座。接着,刘锦棠督率所部于当月十二、十八、二十日先后进取库车、阿克苏、乌什。这样,南八城中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已为西征军克复。左宗棠认为:“新疆南路以阿克苏为关键,北通伊犁,西连乌什,东接库车,迤西达喀什噶尔,又可达叶尔羌、英吉沙尔,稍南而东,则达和田,为形势所必争。阿克苏既复,该逆窜路悉穷,既由乌什边外逸去,非至喀什噶尔,别无归宿。所盼大军围剿,或可聚歼。”此时,左宗棠激动不已,他看到“此次官军浩荡西征,一月驰驱三千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四城,南疆八城已复其半”。

刘锦棠部在阿克苏会师,张曜部也于十月初二日由喀喇沙尔遄指库车, “前矛既锐,后劲仍道,戎机顺迅,古近罕比”。这样, “如叶尔羌速下,官军会攻喀什噶尔,并规全局,似戡定之期当亦不远矣”。但他仍告诫西征将士要保持冷静,指出:“军事瞬息千变,非敬谨襄事,必蹈危机,固有不可轻心尝试者。”十一月间,刘锦棠分兵两路进攻喀什噶尔,伯克胡里与逃至那里的白彦虎窜往俄国境内。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亦乘机反正。刘锦棠闻讯,立即挥军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伯克胡里、白彦虎等率残部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和田。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于是,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资激励。

左宗棠在收复南疆后,总算是舒了口气。他总结了此前进兵的经验,肯定了西征军将士的功绩,他在家书中这样写道:“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胜机制全在缓进急战四字,细看事前各疏可知大概。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理主于常而效见为奇,盖自度陇以来未有改也。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杀为戒。故回部安而贼党携,中国服而外夷畏耳。实则我行我法,无奇功之可言,在诸将士劳苦功高。朝廷论功行赏,礼亦宜之。至于锡封晋爵,则在我实有悚息难安之隐。”

左宗棠以年近古稀的高龄,率军出入沙漠不毛之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收复新疆的重大胜利。收复新疆,不仅恢复了祖国的统一,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英、俄帝国主义妄图分割新疆的狼子野心。这个辉煌功绩,将永垂史册!

扶柩出征收伊犁

在收复新疆的战争进程中,清政府多次与俄国交涉,要求归还伊犁。沙俄政府以种种借口,拒不交还。阿古柏侵略势力被消灭后,清政府乘胜向俄国索还伊犁,并要求引渡白彦虎等。沙俄政府一面答称,如果赔偿俄国占领伊犁之军费,可以交还;一面又唆使白彦虎、伯克胡里残部等多次回窜新疆,骚扰边境,企图借口边境未靖,缓交伊犁。清军粉碎了敌人的骚扰,予敌以毁灭性打击。

1879年5月,左宗棠以67岁的高龄,带病的身躯,冒着盛夏的酷热,抬着棺材出关,誓与沙俄决一死战。

崇厚在沙俄的威胁讹诈下,竟于1879年10月2日在黑海岸边的里瓦吉亚与俄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消息传来,激起朝野上下的极大义愤,以致“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左宗棠更是痛心疾首,上奏痛斥沙俄的侵略行径和崇厚的卖国行为。他提出解决伊犁问题必须坚持“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的方针。

1880年5月25日,已68岁高龄的左宗棠亲自率军1000余人离开肃州,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我们可以想象,花甲之年又重披战袍,骑上战马,指挥千军万马,驰骋于塞北边关,此等场面何等壮烈,此爱国之心何等忠贞。

6月15日,左宗棠率大军抵达哈密,立刻积极部署防务。

在左宗棠积极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的外交谈判有了进展。在左宗棠以武力为后盾的努力下,1882年2月17日(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升泰抵达伊犁,与俄方代表商讨收交办法。3月22日,双方换文,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至此,被沙俄强占达11年之久的伊犁,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一个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杨昌浚1879年写的一首七绝。这首诗热情赞颂了左宗棠率清军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也讴歌了实现这一壮举的最高统帅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玉门关外,左宗棠率大军栽下的绵延几千里的杨柳,绿叶婆娑,向后人诉说着左宗棠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以后的五年中,左宗棠曾四次上奏朝廷,要求在新疆建省。左宗棠这一夙愿,在他去世后几个月终于实现了。经过几十年的人间沧桑,新疆建省对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性才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指挥统一得当,将帅上下一心,满清的战斗力还是强大的。占领新疆的浩罕国(实为俄罗斯属国),其装备也为俄式。但清军仍能高歌猛进,一路西进,打得敌人狼狈而逃。

洋务运动给清军带来的变化不能不说让清军战斗力得到了提升。其实,更应该说是力主洋务运动的左宗棠给清军带来了这种战斗力。这不仅仅表现在装备的近代化上,更重要的是老将军的一颗爱国之心和那股让侵略者望风而逃的斗志。

这些让当时的沙皇俄国也大为惊愕,不得不与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承认了伊犁地区为中国领土。这在满清末年的外交史上可谓是为数不多的亮点。

左宗棠青年时代就怀有远大理想,一生忠贞报国。收复新疆,让新疆回归祖国怀抱,是左宗棠为祖国作出的最大贡献。诚如曾国藩所述:“国幸有左宗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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