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新政办洋务_左宗棠生平事迹

时间:2019-06-11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自强新政办洋务_左宗棠生平事迹

第五章  洋务先锋当无愧

左宗棠在战场上的赫赫功绩,令世人瞩目。因为保疆卫土,他在战场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战场之外,洋务运动之中,他也有很大的功绩,甚至可以说,他为洋务运动作出的贡献,不比曾国藩、李鸿章小,所以,洋务运动的先锋这个称号对左宗棠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烽烟四起觅出路

19世纪50至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巨深,使得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重新审视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问题,以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互相克制的问题,促使仿造外国船舰的意识与初步实践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成了近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的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露出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他认识到,中国的旧式船舰已难以对付英国的新式船舰,于是决意加以仿造。他“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开了中国仿造西式船舰之先河。林则徐认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英夷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战胜。”他的目的在于“师敌制敌”。(www.nxxnyqc.cn)从太平天国的情况来看,其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是带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和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双重含义的。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太平军开始装备西洋枪炮。是年,两江总督怡良奏报查获了太平军“装载洋枪”、“火药等物”的船只。

此后,太平军使用西洋船炮的情况屡见不鲜。60年代初,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三分之二均有洋枪”。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的军事谋略,以图“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李世贤所率太平军余部于1865年在福建“购买大火轮船”,以对抗清军的镇压。太平天国采用外国的枪炮船舰来打击清政府反动统治,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方案中,把“火船、火车”等西洋器物称为“夺造化之巧”、“正正堂堂之技”带有强烈的学习西方的色彩,这更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也在咸丰三年,左宗棠筹划湖南防守时主张“造船以争大江之险”,曾国藩则着手在衡州创立湘军水师。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展开湘潭战役时已开始使用洋炮,并认为此战获胜“实赖洋炮之力”。于是,湘军自咸丰四年起,逐步装备了洋枪洋炮。咸丰六年,光禄寺卿宋晋上奏,建议雇外国轮船以助剿太平军,认为浙江“现雇之火轮船只有二只,尚觉稍单,似可仿照此法,多雇数只,庶冀一举鼓荡,使江路千里肃清,贼氛可迅就殄灭”。对此,清廷没有采纳。

就清政府方面的情形而言,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内忧”与“外患”的困厄,同样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tán)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须指出的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役”前,清政府的这一活动以“靖内”为主要目的。但清王朝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冲击后,则把“剿贼”和“御侮”并列,而且随着国内人民起义逐步被镇压下去,“御侮”的色彩日趋明显。

曾国藩像

自强新政办洋务

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地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者。为此,它开始实行“自强新政”,主要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对外国侵略者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争取其军事上的支援,加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军事力量。当时主张办洋务的一批贵族和官僚,被称为洋务派。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有奕、桂良、文祥,在地方官僚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清政府于1861年成立了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同时办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活动。这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但就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言,洋务运动无疑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一种进步的表现。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其直接目的是镇压人民反抗,因此,一开始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炸药、炮弹等军火。该所是清末最早官办的近代军事工厂。而购买西方近代军事武器较早而又较多、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规模较大而又较早者,是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用企业早期规模最大的有四家: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建成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主要制造军火和轮船;1865年由李鸿章在南京建成的金陵机器制造总局,主要为剿捻制造枪支弹药;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的福州船政总局,专造兵、商各轮船;1866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主要制造华北地区用来剿捻的军事装备。

咸丰十年(1860年),西方列强鉴于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攫取到的新权益,向清政府表示了“中外合好”的姿态,并建议清政府“借师助剿”,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时机,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有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才。1862年夏,徐寿等人研制出轮船所用蒸汽机一台,其机“以火蒸水气”,“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到1862年年底,第一艘小轮船制成,该船长二丈八九尺,在安庆江面试航。曾国藩亲自登船观看,建议将船“以此放大”。

同治四年(1865年),在南京完成了轮船的放大试制工作,曾国藩把该船命名为“黄鹄”。曾国藩的造船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他向清政府提出的购船建议却因“中英联合舰队事件”而受挫。同治元年至二年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在英国为清政府买下了一支舰队,却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恩本担任舰队司令。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认为李泰国“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这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是该舰队被遣散,已买回的军舰变价出售,清政府在这次购船过程中经一买一卖的折腾花掉了70万两白银的“学费”。鉴于此况,左宗棠反复阐述了自造轮船的重要性,并在杭州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同治二年(1863年)初,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浙江宁绍台道道员史致谔的手札中指出:

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

之用。中土智慧岂逊于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如宣城之历学,及近时粤东、扬州之制造钟表、枪炮,皆能得西法而渐进于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李泰国之事变,实为雇佣洋人,而不使华人得与其间。闻曾相上书恭邸,言其不可。各国公使亦共斥之,乃得了结。然恭邸斥之者,恶其谬诈,而各国公使所以斥之者,一则忌其专利,一则不欲以利器假人也。毕竟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欲仿制必得买其舡(chuán),访得覃思研求之人,一一拆看,模拟既成,雇洋人驾驶,而以华人试学之,乃可展其有成。为此始有费而终必享其利,始有所难而终必有所获。鄙见如是,仍乞留心。

同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又致函史致谔说:

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大轮舡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也。……吾辈办事,不逮泰西,望由苟安一念误之,今当引以为鉴。

左宗棠在积极倡导仿造轮船的同时,于同治三年在杭州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他邀请法国军官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前来观看。德克碑等人认为该船与西洋轮船相较“大致不差”,便出示法国造船图册,请求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由于太平军攻克漳州,左宗棠忙于“入闽督剿,未暇及也”。德克碑辞去军职回法国后,将制船图式、船厂图册及购买轮机、招募洋匠等事逐款开载,寄给日意格转送左宗棠大营,恰好左又忙于“赴粤督剿,未暇定议”。可见左宗棠并没有急于仿造轮船去对付太平军。直到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年2月),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才集中精力把加强海防、以御外侮、设厂造船的问题置于主导地位。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行抵福州。此刻,左宗棠已经是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来到林则徐的故乡任职,他备感自豪。26年前对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敬佩之感,17年前同林则徐相会于湘江舟中的情形,都涌动在心头。他决心将林则徐仿造轮船的未竟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五月十三日(6月25日)左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针对此况,他强调指出: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赛情况,深刻指出:“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这样,“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议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于是,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一为“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二为军用工业提供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以此减少对外国的依赖。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项: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电报;纺织业。洋务派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官办之外,大多为官督商办。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在资金来源和经营管理上虽有差别,但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为与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等事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还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设立了上海、广州方言馆。以后,洋务派又在实践中认识到,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为培养这样的新式人才,清政府一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二是开办学堂。派遣学生出国始于1872年的幼童留美。此事由容闳倡议,丁日昌支持,曾国藩、李鸿章会奏促成。在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认为,出国留学人员应以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为宜。

19世纪70年代初,外国资本主义加紧侵略,破坏了1860年建立起来的“中外和好”的局面。为了适应当时的内外形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区别于湘淮军的新式陆军;在经济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用工业之外,还着重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军用工业为主向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转变的标志。由于洋务运动的任务和内容有了某些改变,洋务派在原有官僚集团之外,又加入了一些买办商人和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为了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除设厂制造兵船外,还以重金向外国购买军舰。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等国订购舰只,建立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重点建设北洋海军,又成立海军衙门以统一事权,以醇亲王奕譞(xuān)为总理,庆郡王奕劻、直隶(约今河北)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此后陆续向外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和其他比较先进的舰只,均投入北洋海军舰队。

洋务运动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早期改良主义社会思潮,认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制最适合于中国,提出了开国会、设议院的要求。然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既不可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又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阻挠和侵蚀,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战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上疏朝廷办船政

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注册,但已过期。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了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据理力争,态度强硬,而且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舰炮轰广州城。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广州督署后退出。12月,洋行夷馆被毁,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因兵力不足,为等待援军而退出珠江内河。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英国联合法国侵略者攻入北京,洗劫圆明园,为了给其侵华行为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竟借口其被俘人员遭到虐待,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被逼走承德,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失败。

此时的左宗棠,正率楚军屏蔽江南,在鄂、赣、浙一带与太平军作战,他在征战行军途中,积愤忧心,常常辗转反侧,不得安眠。

堂堂中华,竟至一败如此吗?他恨透了那些只知当官拿银子,凡事都做不成的绿营官兵。当将官的莫不锦衣玉食,娼优歌舞,士兵则多抽鸦片,嫖赌成风,士气溺惰,军营糜烂。况且,那些落后的大刀长矛和土造大炮,怎抵得过洋人的洋枪洋炮?这几年,楚军和湘军在与太平军攻城略地的战斗中略占上风,就是因为用大批银子购置了一些洋枪洋炮。在攻打富阳时,如果不借助法国海军少尉德克碑训练的、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常捷军,拿下城池恐怕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如果不用德克碑的大炮把杭州城的城墙轰开一个关键性缺口,杭州城的收复更是无日可待。攻城时,那些洋炮都成了宝贝。西方史学家在研究清王朝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获胜的原因时,认为其中之一是“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洋人虽然在这些战斗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左宗棠一直认为,借师助剿不是一件妥事。

由外国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弄不好就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果。而且这些外国军官及其带领的中国士兵,主要关心的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疯狂地掳掠财物,残害百姓,官府对此也难以约束。左宗棠在给朝廷所上奏折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唯是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

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转眼之间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士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1864年,湘军拿下天京后,左宗棠就解散了常捷军。此时,左宗棠才真正体会到他所最推崇的人物之一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深意。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之一。他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图“自强”。很可惜,他的呼声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响,也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

时隔几十年,魏源的话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左宗棠到此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法国人德克碑所率领的常捷军给左宗棠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和火药武器的感性知识,使左宗棠深切地感到:中国这一古老的帝国,闭国已久,自强已息;放眼海外,这个古老的大国已经没有强大可以依恃了。

划自强之策,振中华雄风,就成了左宗棠一直朝思暮想、萦绕心头的一件大事。左宗棠率楚军攻下杭州后,就把他的闽浙总督衙门府移到了杭州。战事稍松,他就聘请德克碑、日意格做助手,帮他试造小火轮。左宗棠第一次亲眼目睹外国轮船是在1864年,当时他正在浙江湖州与太平军作战。看到那烟囱吐烟、两轮激水、行驶如飞的外国轮船,左宗棠的心中特别不是滋味。他把外国轮船比为骏马,中国的旧式木船好比毛驴,毛驴是无法与骏马赛跑的。中国人应该抛弃毛驴,换乘骏马,用先进的近代轮船来武装自己。自造铁甲炮船、建立自己的海防一事就成了左宗棠的夙愿之一。

德克碑、日意格雇工匠仿造了三艘小火轮。在杭州西湖试航的那一天,请来左宗棠观看。只见小火轮呜呜鸣笛,不用船夫摇橹划桨,在平静的西湖水面上南来北往,鼓起的水浪拍打着湖岸,左宗棠心里十分高兴。美中不足的是,驶行不速,难以作战,还不能照此生产,于是暂时终止了这项计划。

1866年,左宗棠率部在闽、粤消灭太平军余部后,将闽浙总督衙门府移驻福州,造船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左宗棠让署藩司周开锡给出详细预算。

经他概算,造船需选建船厂,一年需银60万两,以5年计,约需300万两才能见到第一艘船下水。所需银款之巨,实在惊人。左宗棠立即将兴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上书朝廷,奏请朝廷拨款。

一纸奏文到了京中,在满朝文武之中引发了买船、造船之争。上海《申报》的一篇报道,形象地描述了这场争论的来由和各自主张:“福建议造大船,朝野舆论大起,誉之者:兴家爱国,匹夫有责;毁之者:忧其难于有成,议其縻费甚多。”

曾国藩的学生,靠自筹淮军、协佐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当时官至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出于官场的派系斗争的考虑,请英国使节威妥玛和英军赫德上校出面游说慈禧太后,说轮船器械以购雇为方便。朝中的保守派也趁机借此事攻击左宗棠,坚决反对在福州建海军船坞,开办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得知此事,怒从心起。自己动手造船,可以一兴百兴,发展国家的机器制造业,兴旺强盛可由此而来。花大价钱购雇洋人的船,自己始终不会制造,仍将受制于人。左宗棠深夜挥笔疾书,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意见:

若纵横海上,彼有舰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天下事始有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盛,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赀,数世之利也。

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朝廷中主张自强的两个主要倡导者恭亲王和文祥的支持,也得到京师一部分官员包括御史和翰林的支持,终于得到朝廷的同意,得以实施。

船政局初具规模

福州船政局的建造计划清政府是批准了,但要实现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却没有难倒左宗棠。左宗棠自幼以诸葛自诩,以往的经历表明,他也确实像诸葛亮一样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他首先为设厂造船争取到了一笔可靠的资金。在1866年6月25日的奏折中,他便提出要酌提闽海关税收,再以福建厘金补其缺额。清廷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

选择地址是这个计划的第一件大事。作为一个近代化的造船厂,其选址十分重要,它应该临近良好的港口,既交通方便,易于供给,又要形势险要,易于防守。左宗棠通过查看地图,寻访部属,心中对厂址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想法。

8月19日,他偕同法国人日意格一起,从福州出发,进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马尾镇为厂址。马尾在福建省会福州的东南二十公里,罗星塔北十五公里,马限山脚下,马江北面,是福州府下闽侯县辖中岐乡的一块依山临水的小平地。闽江由此入海只有四十公里,江面宽阔,水流量大,万吨火轮可溯江而上,但从海口五虎门而上,沿途多岛屿滩头,险阻重布,江阔水深,形势险要。此地既可建船厂,又可造船坞,且中间港汊旁通长乐、福清、连江等县,重山环抱,层层锁钥,当潮水上涨,海口以上岛屿皆浮;潮水退后,洲渚礁沙,萦回毕露,成为沿江和省城的天然屏障。而且这里离福州也不远,便于就近管理,还能得到福建、台湾的煤炭供应。

左宗棠兴办的福州船政局,最后选址为马尾港,因此又叫做马尾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局址选定后,左宗棠同日意格议订了设局、建厂、工程期限、经费、造船、驾驶等事项,并草签了合同,由日意格去上海面见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8月27日,德克碑到达福州,左宗棠向他出示合同,德克碑无异词。这个厂后来成为清代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从1866年到1907年,共造大小船舰约40艘,同时,还制造了各种军备器械,像大炮、枪械等。

正当左宗棠派德克碑去上海见白来尼,“并约日意格及始议之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雪岩等同来定议”船厂事宜时,忽于九月初六(10月14日)接到清廷调他担任陕甘总督的谕令。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幼名顺官,徽州绩溪县人,红顶商人。他开办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中法战争爆发后,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加上官僚压榨,胡雪岩最终破产,客死杭州。左宗棠感到离闽在即,速遣德克碑赴上海白来尼处画押后再返回福州“面订移交后任”。同时他加紧了船政局的筹建工作,并物色主持船政的人选。他上奏指出:“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谘(zī)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两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唯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

胡雪岩像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当地绅民百余人联名呈称:“创造轮船一事,关系甚巨,非常之功,非他人任。……事成则万世享其利,事废则为四裔所笑,天下寒心。诚使督臣左宗棠驻闽中,豫将赴甘之师先行部署,俟外国工匠毕集,创造一有头绪,即移节西征。”

清廷同意了左宗棠提出的宽限数旬赴陕甘和闽省绅民恳留左暂缓西行的请求。左宗棠“昼夜忙并”,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

有了自己的船,就要有自己的人来操作驾驶、行船作战。有了先进的船炮,还需要大量掌握先进技术的军事人才。左宗棠事事当机立断,在筹办福州船政局的同时,开办了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的招生广告在福州城里掀起了波澜,有100多名14岁以下的学生通过考试入了学堂,这些人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地方绅士家招收的。左宗棠在学堂建成伊始,把学堂命名为求是堂,后改为船政学堂。希望学生们经过5至7年的严格训练之后,能够学会如何设计和监造轮船,并且希望那些向往成为舰长、大副的年轻人能够掌握驾船航海、守卫海防的本领。

船政学堂借福州西湖荷花池旁边的一块绿茵茵的草地举行了开学典礼。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莅临庆典大会,作了慷慨激昂的训话,把国家自强的深切希望寄托在莘莘学子身上。

年轻的中国人,恭贺船政学堂成立,恭贺你们成为中国的第一批海军。

自强之道,以培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建好海军,保卫海疆!

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第二年,左宗棠把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将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同年,为了培养工程绘图人才在前学堂内又附设了绘事院。

后来,沈葆桢上疏清廷,把船政学堂最好的毕业生送到法国和英国去深造,以便使他们能够“循序而渐进”,窥西学的“精微之奥”,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船政学堂作为速成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兵舰工程师、船舶工程师和船长,也使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这些学生更进一步地传入了中国。

在船政学堂前前后后的十几届毕业学生中,有中国近代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他在船政学堂毕业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后被送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内容包括了进化论、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是把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带入中国的第一人,对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还有中国第一个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亲自主持勘测、修筑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铁路建筑工程师,在我国铁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船政学堂为中国的近代海军培养了第一批高级将领,其中有代理北洋海军提督,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率北洋舰队奋勇作战,兵败自杀殉国的刘步蟾,有“致远”舰舰长邓世昌、 “经远”舰舰长林永升。

为赴新任寻代班

左宗棠经过再三的考虑,觉得最为关键的是必须选荐一位思想开明、敢于担当的大员出任船政大臣,由他来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因此,他看中了曾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林则徐之婿。虽说也是靠镇压太平军起家,但他思想并不保守。他早年追随曾国藩,由广信知府历任迁至江西巡抚,在江西镇压太平军非常卖力;又支持官绅反对外国传教士罗安当进入南昌,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他也很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在读过崇厚送来的《新刊格物入门》五部后,他说:“披文考义,缕析条分,洵制器利用之要领,较之前人所集奇器图说,近人所刊重学数学等书,尤切实晓畅,讵(jù)徒藉以增广见闻已耶?”同时,他对曾国藩也并非一味盲从,并逐渐不满于曾氏,想辞去职务,但多次提出辞呈都没有获准。1864年,他因丁母获假回到福建,在家不问政事。

1867年10月31日,左宗棠密奏清廷,特任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并享受专折奏事的权力。

沈葆桢像

沈葆桢经左宗棠反复劝说后答应总理船政,左为离闽后船政局创建工作“不致中乖”和早期经营顺利展开确定了得力人选。左宗棠向清廷递上《请简派重臣接管船务折》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后,立即将该折抄给沈葆桢阅看。沈以丁忧人员不应参闻政事为由,“且呈固辞,引经据义,坚不可夺”。左宗棠则以总理船政究与服官不同,“所履之地,并非公署,所用之人,亦非印委”来打消沈的顾虑,并向沈陈述他“奉命西征,克日就道,洋员回闽,即须与之要约,以便交替,非得中外仰望之人担荷远猷,无以坚远人之信”的利害关系,“复以此商之沈葆桢”。沈被左的数次真诚相邀所感动,致函左答应待第二年六月丁忧期满后“始敢任事”。

至此,左宗棠才如释重负,发出了“庶大局可冀有成”的肺腑之言。进而左宗棠请旨敕下沈葆桢于“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仍一力主持,以系众望而重要工”。左宗棠对船政局的接替人如此看重是有其道理的。他奏请创办船政时已列出社会上议论得纷纷扬扬的七个难题,此时他要离闽西行,最担心的就是船政局的主持人问题。他建议由沈葆桢总理船政的上奏也被清廷采纳。清廷原拟由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并“特经谕令吴棠接办”船政,现“据左宗棠奏请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折”,决定由沈葆桢“总司其事,并准其专折奏事”。不出左宗棠所料,他“西行以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

因此,他再次吁请清廷:“船局一事,蒙皇上天恩,交沈葆桢经理,事有专司。”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再呼吁、清廷的积极支持和沈葆桢勇于以船政为己任的情况下,才使得福州船政局的兴办和早期经营能够有所起色。

沈葆桢从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正式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到光绪元年十月初一(1875年10月29日)赴两江总督任的八年多时间内,对船政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福州船政局设总理船政大臣,这是左宗棠的灼见,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创举。总理船政大臣有专折奏事的权力,地位相当于督抚,这是只设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所望尘莫及的,反映出福州船政局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宗棠在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的同时,还奏请将“二十年前从臣读书湘中,颇能刻苦立志,为有用之学”的周开锡和“才长心细,熟谙洋务”的胡雪岩交由沈葆桢差遣,以协助沈主持局务。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1866年12月7日),左宗棠收到清廷于十月十三日下发的任命沈葆桢为总理船政的谕旨,感到“船政交沈葆桢总理,尤深幸慰”。正是鉴于船政“接办有人”的情况,左宗棠才于得悉清廷这个谕旨10天后放心地起程离闽。

边远地区兴工业

19世纪70年代,甘肃出现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机器工业。这就是在左宗棠及其部将赖长等主持下创办的兰州机器制造局和甘肃机器织呢局,还有肃州机器采金的试办和若干种近代机器的试制。这是甘肃近代工业的开端,是西北有史以来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转折点。左宗棠在甘肃创办近代机器工业,一是受洋务运动的推动,二是用兵西北的急需。

兰州制造局是左宗棠在甘肃经营最早的机器工业,它是由西安机器局发展而成。左宗棠创办西安机器局的目的,明显是为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同治十一年底(1872年),因战争的重心移到甘肃,且陕甘军事已近尾声,而新疆形势吃紧,左宗棠正在积极筹划收复新疆的军务,于是他就把西安机器局的设备全部拆分,移到了兰州,改西安机器制造局为兰州制造局,亦称兰州机器制造局。为增强兰州制造局的技术力量,左宗棠一方面从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抽调来一批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委派一名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赖长主持工厂事务。

赖长是广东人,系左宗棠在福建时的旧部,“夙有巧思,仿造西洋枪炮,制作灵妙”,是一位精通近代枪炮和机器制造的专家。同治八年(1869年),福州设立制造局,赖长仿造的西洋枪炮,“其灵巧不亚于外洋的军器”。

1872年11月底,赖长应左宗棠之约,从福州携带机器,并在福州、广东挑选了一些熟练的工人和技师,由汉口取道来兰州。兰州制造局的厂址选在兰州南关。左宗棠派督标弁丁从之学习。1873年初,兰州制造局正式投产。

赖长被调来到兰州时,左宗棠在一封致友人信里,说他“携所造螺丝炮试验及小机器尚可用,唯需授意制造,庶便利耳”。当左宗棠拟让其回陕西制造时,他说:“局用以石炭为要,所需最多,阿干镇所产既佳,价值运脚亦省,较之陕省合宜。至钢铁则就近或可采办,与由陕采办成器有余,亦须运脚,尚不如就近采办为省。”左宗棠于是让他调所带工匠和机器“在兰设局”。赖长带的宁波和闽、粤工匠,“能自造铜引、铜冒、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德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从生产的重炮和七响枪的情况可以推断,兰州制造局的机器设备,必须有炼钢和浇铸坯料的较为完善的冶炼设备;必须有锻造枪管炮筒的设备;必须有车、刨、钻、锉等近代金属加工车床。这对生产落后的甘肃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兰州制造局是官办近代军事工业,其经费从甘肃关内外办理军需款项内拨支。其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期起了重要作用,在摧毁阿古柏反动统治和挫败沙俄侵略阴谋、收复伊犁的爱国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小的。实事求是地说,兰州制造局的开办,主要是为收复新疆的军事斗争服务。左宗棠率领西征大军在征讨阿古柏的战斗中,其武器弹药,主要来自兰州制造局。例如古牧地之战为北疆首战,左宗棠于事后在致友人信中写道:“弟处有粤人仿制大炮及标针快响枪,俄人亦极赞之。昨次攻拔古牧地,深得其力。”

此外,左宗棠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也确实具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认为这是中国不受制于洋人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说:“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

兰州制造局除自备机器外,1874年又将西安制造局的火炉蒸汽运来。它以制枪炮为主,制造时“参用中西之法,而兼其长”,并能“每进益上,精益求精”。左宗棠认为:“纵未能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当。1875年6月,俄国索思诺夫斯基对枪炮制造原只推崇英法与德国,而当他看到制造局仿制法、德枪炮,“其精者与布相同,而臆造之大洋枪及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盖又彼中所无”时,不禁“叹服同声,自此亦稀言枪炮矣”。这表明制造局不仅能自造一些新的枪炮,而且制造技术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兰州制造局除造枪炮外,赖长还使这个军用工业逐步向民用工业发展,制造出抽水机(吸水龙)和灭火机(水龙),特别是制造出织呢绒的机器。杨昌浚看到制造局制造出洋水龙后,就向左宗棠建议:是否让赖长“停制炮子,仿造洋水龙,以备不虞”。左宗棠虽然肯定了制造洋水龙的意义,但认为“西北屋宇墙壁多用砖砌土筑,与东南木壁篾织者不同,绝少火患”,“水龙仿造一架已足,无须多制”。他更从新疆收复后正须增添武器的情况,对杨昌浚说:“此项制造不能停工。”赖长仍以如前“赶造火炮,储存待拨,开花子炮预备为要”。在伊犁危机时,他在强调“水龙为救火良器,仿造预备自不可少”后,对兰州制造局制造枪炮和制造各项机器提出了一个全面安排的意见:“若论其先急,则造炮第一,开河、凿井、织呢次之,水龙机器本少,仿造甚易,以余力为之可也。”由此可见,兰州制造局是以生产枪炮为主,并可望发展成为兼制开河、凿井、织呢和水龙等机器的军、民两用的近代工业。

兰州制造局生产的枪炮,起初是运往肃州助战攻城,即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但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主要目的是反对外国侵略。1875年,左宗棠为魏源《海国图志》重版作序时又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以坚船利炮“蹈我之暇,构兵思逞”,乃与魏源一样思制敌之计,“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这表明,他造船和制枪炮,都是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为抵御外国侵略。他制造的枪炮用于攻占古牧地、达坂城和进取喀什噶尔,为收复伊犁布防,同时对反抗俄国、阿古伯侵略,收复新疆起了重大作用。

左宗棠在西北兴办的军用企业,除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外,光绪元年(1875年)还在兰州创办了火药局。为提高火药质量,左宗棠要求将硝、磺多提炼几次,使火药品质和洋火药一样。这样做虽增加了成本,但是火药质量“为上上好火药”。新疆收复后,他又在阿克苏设制造局,在库车设火药局。

这些制造局和火药局,不仅以它生产的枪炮弹药为西征提供了装备,而且制造了一些机器,开了西北近代工业的先河。

随着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覆灭、伊犁的收复以及左宗棠调离陕甘等原因,兰州制造局在光绪八年(1882年)停办,所抓学习的督标弁兵,遣入兰州织呢总局。后来这部分机器辗转变迁,发展为甘肃机器厂。

兰州引入织呢机

左宗棠并没有仅仅把其在西北的洋务事业局限在发展军用工业上,而是因地制宜地向民用工业拓展。兰州制造局总办赖长,在兰州制造局“以己意新造水机,试造洋绒”成功,并向左宗棠建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副到兰仿制”。赖长于1877年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水轮机,用甘肃出产的羊毛,试织成一段呢片,还试织了一种绒缎。左宗棠看到后,认为“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赖长打算购办外洋织呢机器到兰州纺制绒呢,“为边方开此一利”。这个打算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并随即写信给上海米运局补运道胡雪岩,附赖长所画的机器图样,请他访购织呢织布机器全套。左宗棠把织呢与机器掘井、开河一同看做利民实政。他之所以要在兰州设立织呢厂,是因为:其一,兰州为羊毛、驼毛产地,原料充足,设厂利用可以致富;在交通极不便利的西北地区,成品运出比之原料运出,要便利得多。至于机器运转动力所需的煤炭问题,左宗棠认为不难解决。其二,销路可以流畅。他说:“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且兰州织呢办成功,还可“由关内而及新疆”,加以推广。可见,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的动机首先是着眼于国计民生。生产为了销售,远销于内地各省,由阜民而裕国。其次,是为抵制外货,收回和维护中国的利权。兰州织呢局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对此,上海英文周刊报《大清国》一名通讯员到兰州进行实地观察后,也不能不承认,甘肃“地方官吏利用本国资源,代替向外人购买毛织品,这可以说是一种爱国观念”。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上奏清廷,在兰州请设甘肃织呢总局。经清廷批准后,胡雪岩便请求上海德商泰来洋行承办购机事宜。泰来洋行经理嗲哩吧征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同意后,在德国购买机器,招雇工匠,聘请技师。聘用的德国技师、总监工和翻译,有石德洛末、李德、满德、福克、白翁肯思泰和卫宜格等13人。

甘肃织呢局厂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前路后营址,今畅家巷内。厂房230余间,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个部分,并附设机器检修所,另掘有水井,以供漂白用水。左宗棠对厂房修建,要求“只取坚实,不在美观,是为至要”。他说,赖长以旧房改造作为织呢局,“既免另购民基,又可就营地做堡”, “既有围垣,余屋可陆续添盖”, “盖造房屋,总以暂时能容纳机器,并够匠夫住址为准,如果试办有成,将来自可推广”。他甚至认为:“洋匠所议丈尺前后悬殊,是所称不能再减分毫,亦难信为定论。”这种因陋就简、逐步扩充的精神,对企业基建虽是重要的,但不尊重工匠和机器对厂房的要求,就有点自以为是了。

1878年底,所聘雇的德国织呢制造家石德洛末、建筑师安克“将需用的机器载运来华”。

光绪五年初(1879年),左宗棠在《上总理衙门书》中,谈到购机办呢厂时说:“胡道购织呢织布机现可到兰州,须数年后始睹其利。拟先内地而后关外,与棉同规久远,未知能否有成?”可见,左宗棠对织呢局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

胡雪岩从德国泰来洋行购买的各种机器共60多架,计有24匹马力、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架,织机20架,分毛机、顺毛机、压呢机、刮绒机各3架,洗呢机、剔呢机各2架,净毛机、剪线坯、烘线热气玻璃罩、缠经线机、烘呢机、综刷机、熨呢机、卷呢机、刷呢机各1架,纺锭1080个。这些机器运到上海后,由招商局轮船运到汉口,再通过陆路、水路,用多种方式运到兰州。由于陆运大多是用马车拉的,有的大机器马车放不下,乃将机器拆散,分装为4000箱,先后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西行运到兰州。断断续续地于1880年5月最后一批机器运达目的地,历时约一年之久。路上的运输是极为艰难的,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常有的事。上海英文周刊报《大清国》报了运送机器设备的艰难情景:

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拉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运过去。

由此可见当初创业的艰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边远地区创办这样的近代企业,如果没有像左宗棠这样权威人物的倡导和他那样办企业的毅力,企业要办成是难以想象的。

织呢局经过筹划、营建厂房和五个月的组装,于1880年9月16日正式开工生产。厂中雇了13个德国人,其中有两人任翻译,石德洛末任洋总办,李德和满德任总监工。聘雇外国技师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近代机器工业的技术人才。左宗棠指示赖长挑选幼年兵丁入局学习,“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个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织呢局的创办经费和投产后的日常经费全部由官筹给。其创办经费近31万两,日常经费从开工到1883年停工,粗略推算当不少于20万~30万两,共计60万两左右。可见,兰州织呢局属于官办的民族性较强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甘肃织呢局一开工,就引起了外国人的极大注意。《申报》在1881年5月末评论说:“左侯创设此举本属极好,机器亦系上等之物,奈羊毛及绒均未能精美。缘所延西人言语不通,虽有通事亦不可深恃,以至有此美举而仍无佳货,殊为可惜云。按兰州设立织呢局,事属创举,原难步武泰西。然苟能认真办理,精益求精,当必有蒸蒸日上之势耳!”但是,甘肃织呢局存在着严重问题。

一是原料问题。左宗棠筹建织呢局时认为,“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原料供应不成问题。可甘肃养羊业原来虽较发达,但因连年战乱受到破坏,没有得到恢复,造成织呢“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而且,这些羊毛的质量也差,“很粗很杂,弄得每天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拣两磅”,“一百斤羊毛中,只有十斤能织上等呢,二十斤能织次等呢,五十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剩余的二十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这样低劣的羊毛,自然“纺不出好绒线,绒线既然坏,就织不出能称做呢布的东西。即使是织毡子,原料也粗”。

二是水源问题。织呢生产过程中清洗和漂染,均需充足而成分较纯的水。可是,织呢局“水源不足,能找到一点水也含着硷(jiǎn)(碱的异体字),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黯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十匹呢布,每疋(pǐ)(即匹)长十八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

三是织呢局因官办,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性,“缺乏良好的管理”。外国技师因翻译人员能力差,“教导工作很困难”,“织呢局还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甚至像缺乏水源那样重大的问题,“负责的官员们对此则漠不关心”,“局中开支亦繁”。要解决这些问题, 《申报》认为: “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

四是市场销售问题。甘肃织呢局产品,除一部分供军用外,还有一部分供应市场。织呢局因原料、水源和生产管理,以及交通运输等问题,产品质量低、成本高、价格昂贵,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当时,《大清国》报就说,织呢局的产品,“在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同时,甘肃本来就地瘠民贫,加上战乱影响,购买力低,何况“彼处之人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至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因此,织呢局因“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产品没有销售市场”。

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织呢局因锅炉破裂无法修理,而被迫停工。光绪十年四月(次年5月),谭钟麟奏请将织呢局正式裁撤停办。这时,左宗棠在南京任两江总督,写信给谭钟麟说:“甘省呢毯苦无销路,金陵为各省通商之区,招商集股,开办织呢,易于集事,采办各项亦便”,故让赖长“率同艺徒,将局用机器运赴江南”。这不仅是为了挽救甘肃织呢局,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招商集股,将原来官办的这个近代毛纺厂发展成为商办的资本主义毛纺厂。但是,左宗棠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而,这个我国第一个近代毛纺织厂开工三年,就被迫停办。

究其原因,除了产品质量低和销路差以外,还反映了织呢局的生产管理和在技术人员的培养上,特别是对机器的保养与维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虽有多方面原因,但若将甘肃织呢局与福州船政局相比较,就会发现甘肃织呢局的筹办,不如福州船政局那样全面、周详、稳妥。因而,陈炽就说:“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左宗棠对此虽有一定责任,但因此时正忙于筹谋收回伊犁,加上年老体衰,因而无暇、无力为织呢局深思熟虑。

即使如此,左宗棠对甘肃织呢局仍尽了他的智慧和努力。他在离开西北到北京后,还对这个企业寄予希望:“十年业履,至今犹魂梦不忘!”甘肃织呢局因锅炉破裂停办,但它为随后中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甘肃的毛纺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3年,有人去甘肃织呢局旧址参观,“见厂前门楣,还标着甘肃织呢总局赤底金字”,“似是文襄公手笔”,反映了后人对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局的怀念。

甘肃织呢局是左宗棠从事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向民用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近代中国最先创办的机器毛纺织业,是毛纺织业近代化的开端。由于甘肃织呢局是官办企业,经费由西征协饷开支,陕甘总督委派总办,生产民用呢绒,故其应是国有资本性质的民用近代毛纺织企业,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国有资本性质的毛纺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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