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史_顾炎武的事迹

时间:2019-08-04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研究史_顾炎武的事迹

本书关注的是,在时代的变局之下,像顾炎武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如何被逐渐符号化、如何被不断地重新解释、如何在不同的人中间有着不同的形象,以及这些“同”与“不同”是如何影响后人的思想与行为并进而影响历史的。对这个过程的讨论,也许要比单纯地研究古人的文本如何在后世引起回响要来得复杂而真切。

瞿宣颖之外,东西方的史学家都曾注意到顾祠的存在。例如内藤湖南1925年在京都大学讲授“清朝的史学”的时候,就提到过张穆与何绍基创建顾祠的事情,并说参与祭祀的都属于重视清朝经史考证之学系统的学者[17];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所编《清代名人传略》的顾炎武条也提及慈仁寺顾祠以及《顾先生祠题名会祭第一卷子》[18]。不过真正将顾祠作为研究对象,还要从波拉切克(James M.Polachek)的《内部的鸦片战争》(The Inner Opium War)[19]说起。该书对鸦片战争时期的北京文人群体做了颇富启发性的研究,特别是指出了当时文人交游活动的强烈政治色彩,书中专辟一章“顾祠会”(The Ku Yen-wu Shrine Association)来讨论顾祠,认为顾祠接续了江亭雅集等“春禊团体”(spring purification group),在反对穆彰阿对于鸦片战争的政策中结成政治性的团体,因此顾祠群体的出现可以看做是对鸦片战争的反应。这一结论对本书的研究极有启发,不过由于当时作者能够看到的材料十分有限,导致他过分强调了顾祠会祭群体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作用,而且该书的所涉时段仅限于鸦片战争前后数年,因此只能算是关于顾祠开端时期的初步研究。在此之后,魏斐德(Federic Wakeman)曾将顾祠与宣南诗社一起当作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例子[20],但是并没有展开。

汉语学界较早对顾祠研究的是魏泉《“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十九世纪宣南士风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21],这篇论文以宣南地区的文人交游网络为切入点,对初期的顾祠会祭活动进行了大致的勾勒,认为顾祠的兴起标志着道、咸年间学风向经世致用的转变。郭丽萍的《从顾祠会祭之发起看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士林反应》[22]认为顾祠群体对于鸦片战争的反思仍然集中在名节、吏治这些旧观念上,但也开始注意到西方的技术优势,成为洋务运动“师夷”政策的先声。罗检秋的《嘉道年间京师士人修禊雅集与经世意识的觉醒》从士人集会的角度追溯了顾祠修禊的渊源[23],认为它是继嘉庆初年至道光初年的“宣南诗社”(包括以翁方纲弟子为中心的“苏斋诗会”)、道光九年至二十年的“江亭雅集”之后的第三阶段,通过顾祠修禊,经世意识从少数精英分子的自觉传播到更大范围的学者群体,成为一代学风。该文还在汉学与宋学的框架内讨论了顾祠修禊的学术史意义,分析了参与祭祀的学者中汉学与宋学的比例消长,认为顾祠的会祭其实是在重新诠释汉学传统,亦即赋予考据学以经世意义。郭丽萍研究清代中叶西北史地研究的专著《绝域与绝学》也提到顾炎武的榜样意义[24],并在从事西北史地研究学人的交游框架内剖析了顾祠会祭的两大宗旨:砥砺名节和弘扬实学,顾炎武也在这两个方面都成为这批学人的精神榜样。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的编纂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通过对《国史儒林传》不同版本的对比以及阮元对于顾炎武的游移态度,细腻呈现了道光后期顾炎武形象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风气[25]。王汎森的研究显示,对顾祠的研究必须跳出顾祠会祭活动之外,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探讨其思想内涵,方能有所发现。季剑青从历史记忆与个人认同的角度讨论了清末的慈仁寺和顾祠,并以陈宝琛的交游和诗文为例,指出清末文人对顾祠的追忆与怀念是在无力应对的时代变局中为自己找到心灵的寄托和自我认同[26]。

顾祠会祭群体以顾炎武为旗帜,顾炎武的形象变迁史自然极为重要。这方面,许苏民的《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27]及胡楚生《顾亭林对于清代学术之影响》[28]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盖博坚(R.Kent Guy)关于《四库全书》的研究认为,《四库提要》对于顾炎武经世之学的负面看法主要是著述体例使然,不见得有政治上的主观意图[29];古伟瀛关于顾炎武政治思想的博士论文[30]和Thomas Bartlett的研究[31]都提到19世纪的学者对于顾氏制度构想的继承与演绎。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32]及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33]等著作也涉及顾炎武等明代遗民被记忆与被想象的历史,陈平原等主编的论文集《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及赵园《想象与叙述》对这一论题也有启发[34]。(www.nxxnyqc.cn)在时人的眼中,顾祠会祭首先是士大夫之间的交游活动,所以关于清代中后期士大夫交游的研究也是本书的研究基础。这方面的研究除了上引波拉切克及魏泉关于宣南文人交游的专题研究之外,还有不少关于宣南诗社、江亭修禊、万柳堂等雅集活动的研究,例如王俊义[35]、谢正光[36]、杨国桢[37]、黄丽镛[38]关于宣南诗社的争论,新村容子关于1820—30年代北京士大夫交游的系列研究[39],都足资参考。近年来关于宣南文化的研究热潮也构成本书研究史的重要部分,除了前引魏泉的专著以外,王世仁主编的关于宣南地区城市地理的实证研究《宣南鸿雪图志》[40]提供了宣南地区的空间数据,赵雅丽《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尝试勾勒所谓宣南士大夫的政治性格[41],《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则是关于宣南文化的概论性著作[42],关于宣南士人的居住环境、日常生活、地域构成等项问题,都可从中获得提示。

张寿安从“学术祀典”(包括孔庙从祀、书院祭祀)的角度讨论过清代经学复兴、道统衰歇的历史[43],虽然没有提到顾祠,仍不失为重要的方法论参考。本书主要用力于考察顾祠祭祀对于学术思想史的意义而非崇祀活动本身,较少涉及比较性的研究,但是仍应注意以学者祭祀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这方面的零星研究时有出现,这里只提出车行健《嘉道之际北京士大夫的崇祀郑玄活动》作为代表[44]。顾祠会祭的发起可以在融汇汉宋的框架下讨论,这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仅就清代中后期的汉宋关系而言,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曾指出太平天国的冲击对于汉宋合一思潮的促进作用[45],魏永生的博士论文提供了关于清代中晚期汉宋关系的基本描述[46],黄爱平[47]、史革新[48]、张昭军[49]等人的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晚清汉宋学的复杂面相,王家俭[50]、张循[51]的研究则立足于汉学内部来观察汉宋之争,尤助于解释顾祠会祭这样一个以汉学家为主、逐渐吸纳倾向宋学人士参与的士大夫群体。

顾祠会祭群体包含着一个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群,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前引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最为全面,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52]及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53]亦是这一领域的必读书,而对本书来说,若干美国学者的研究也有相当参考价值,濮德培(Peter C.Perdue)关于清代对西北用兵史的著作提到军事行动之后的地图测绘与方略撰述工作及其对于帝国建构的意义,他还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了清代中期以后关于平定准噶尔事件的历史编纂[54],而对于本书来说,需要探讨的则是清代中期的学术史与思想史对后世国家意识的影响。就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来说,马世嘉(Matthew W.Mosca)关于乾嘉时期中原士大夫有关西北地理著述的最新研究尤为重要[55],不过他的研究时段集中在道光朝以前,与本书聚焦于道、咸时代不同。其他与本书有关系的还有王惠荣对于山西学者与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56]、朱玉麒关于徐松与京师边疆史地学人群的研究[57]等等。

曾经参与过顾祠会祭的人物很多,其中相当部分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他们的研究举不胜举,本书将在正文中随时提及,这里不再一一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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