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顾祠会祭中的宋学家_顾炎武的事迹

时间:2019-08-04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早期顾祠会祭中的宋学家_顾炎武的事迹

道咸之际,顾祠会祭的参与者中出现了邵懿辰(字位西,1810— 1861)、孙鼎臣(字芝房,1819—1859)、刘传莹(字茮云,1818—1848)的名字:邵懿辰曾两次参与顾祠会祭(道光二十七年、三十年生日祭),还有一次期而未至(道光三十年秋祭);孙鼎臣参与了道光二十六年春祭,二十七年生日祭、秋祭,二十八年生日祭、秋祭,三十年生日祭(期而未至)、秋祭,咸丰元年春祭,二年春祭,七年秋祭,共计十次;刘传莹参与了道光二十五年生日祭,二十六年春祭,二十七年生日祭、秋祭,共四次。这几位都属于宋学中人,而且都对考证学持鲜明的批评态度,他们参与到考证学宗师顾炎武祠堂的祭祀中来,别具意味。

邵懿辰是晚清宋学复兴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礼经通论》对考据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最终殉难于太平天国攻陷杭州时的结局,也被时人认为是深具理学修养的表现。[74]在写于道光十五年的《仪宋堂记》中,邵懿辰表达了他对于汉宋学的看法,他认为汉儒之于经典,是“为之训诂以通其意”,汉儒而后,“历千余年而宋诸儒出,因是得以推见圣人之底蕴,是汉之训诂,宋人非不见也,而所为推见圣人之底蕴者,汉儒不得而见,乃宋儒之所独得也”,宋儒后出转精,兼得汉儒之美,以清朝之世而追慕汉学,“此岂异夫立熟食火化之世,而追茹毛饮血之俗?”[75]推尊汉儒的人,往往会指称汉代“去古未远”,较能得古人真意,邵懿辰的论证与此恰相反对,他认为“事之后起者,其美出乎前而兼乎前之美”[76],这种类似于社会进化论的说法虽然容易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共鸣,却很难令同时代的考据学者信服。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左右,邵懿辰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考证学进行了直接的攻击:

方乾隆中,士大夫鹜为考证训诂之学,内不本身心,外不可推行于时,虚声慕古,古籍愈出而经愈裂,文华日盛而质行衰。禁宋以后书不给视,肆人鬻宋五子书,无过问者。应举为《四书》义,敢倍异朱子之说,答策必诋宋儒。士著书满家,校其归,与庸俗人不异……慨自我朝康熙、雍正间,正学之传未尝绝也,至是而斩焉弗属,以至于今。以天下之大,不谓无人,其聪明秀杰者则皆靡焉同流,以从世好矣。[77]

“正学”直到雍正年间还没有断绝,其横遭摧毁当然就是乾嘉考证学所带来的后果。邵懿辰认为,专心训诂考证会让士人“与庸俗人不异”,他的着眼点已经从单纯的汉宋优劣论,转移到对士风和士大夫社会角色的反思上来。(www.nxxnyqc.cn)邵懿辰是梅曾亮的门人,他来到顾祠很可能与梅曾亮有关。梅曾亮从学于姚鼐(1731—1815),是当时名重京师的桐城派古文家。他上承姚鼐的看法,在汉宋学的问题上虽然本于宋儒,但也强调不废汉学:“昔侍坐于姚姬传先生,言及于颜息斋、李刚主之非薄宋儒,先生曰:‘息斋犹能溪刻自处者也。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训诂文字讪笑宋儒,夫程朱之称为儒者,岂以训诂文字哉?今无其躬行之难,而执其末以讥之,视息斋又何如也?’因岀《九经说》相授,曰:‘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吾之经说如是而已’”。[78]

根据《题名卷子》,梅曾亮参与过顾祠道光二十六年春祭和二十七年生日祭,不过在梅氏自己的诗文集中,收有一首参与道光二十七年秋祭并公饯朱琦的诗:

谠言古所难,得丧贵无与。风清皋鹤鸣,霜重宾鸿去。秋辰饯归客,遗老旧游处。传经亦复佳,岂在重抗疏。所怀古欢别,高论莫余助。黄花正开林,徏倚澹吾虑。[79]

朱琦因为身居谏官而不得意,挂冠求去。“传经亦复佳,岂在重抗疏”是安慰朋友的话,不过也表明梅曾亮对以“传经”自命的考据学并无恶感。事实上,“不废汉学”几可说是清代宋学家们的基本共识,即使是对考据风气极为不满的人,也少有否定文字训诂价值的,孙鼎臣就是一个例子。

在咸丰年间的思想界,孙鼎臣算得上是对考据学抨击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可是他对于乾嘉学术的批评,却是上承顾炎武的风俗论而来。他说,“人心者,风俗之本也;风俗者,治乱之原也”,南北朝及五代之乱,“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恻隐、是非、羞恶、辞让之心消亡至于尽……士大夫不知名义可畏,而包羞、而忍辱”,此种情形与禽兽无异。造成如此现状的过程,“其始也,人心之失流为风俗,及其已成,胥天下之民溺乎其中,忘其本心,习而安之不为怪,而风俗之害又中于人心,故泯泯棼棼,其乱常数十百年”,而风俗之改良“非兵革代兴,刬除而荡涤之,使天下之民愁苦怨思,穷而无所复入,势不能返”不能完成。孙鼎臣认为,宋学的意义就在于淳化风俗,维系世道人心,从而支撑社会秩序而不坠。自宋以降数百年,虽然代有治乱,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信义礼智仁之教,天下皆知之,凛凛不敢倍”,天下虽乱而旋定,都是出于宋学所赐。可是到了乾嘉时代,情况起了变化:

国初诸儒矫前明讲学空疏之失,读书实事求是,务明考证,以汉经师为法,与宋儒未尝相戾,其学未为失也……其后日久,承学者始用私意分别门户,造立名字,挟汉学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凭借权势,阴鼓天下而从之,士大夫于是靡然向风,争趋汉学。其言皆六艺之言也,其学则孔孟之学也,所托者尊,所当者破,倡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学术由是大变。[80]

孙鼎臣并没有从考据学的琐碎断裂立论,他根本不反对考据学本身,所不能容忍的是考据学对理学的批评和冲击。他说“国初诸儒……与宋儒未尝相戾,其学未为失也”,问题出在其继承者的门户之见上,如毛奇龄等人指摘程朱,才是风俗之害。他明言,“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杨墨、老庄并不自知将会贻祸天下,但战国、晋宋之祸,它们不能不负有责任,同样,汉学也应当为太平天国的战乱负责。

孙鼎臣对于汉学发出如此严厉的指责,就连为《刍论》作序的曾国藩也觉得有些过分。他在序言中先说《刍论》“首章追溯今日之乱源,深咎近世汉学家言用私意,分别门户,其语绝痛”,承认“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但是“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孙鼎臣的《刍论》还论及兵、盐诸政,曾国藩认为这是顾炎武、江永、秦蕙田等人所关心的礼制的内容,而顾氏、江氏、秦氏“固汉学家所奉以为归者也”,孙鼎臣的说法未免“讥之已甚”。[81]

对汉学持激烈批评的顾祠同人还有刘传莹。刘传莹,汉阳人,以举人官国子监学政。他少时即读顾炎武、江永等人的著作,尤用功于胡渭、阎若璩的方舆之学,其余如音韵、天文之学也都涉猎,是考据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可是后来却转向宋儒。关于刘传莹思想发生戏剧性转折的过程,他的好友曾国藩所写的墓志铭中这样描述:

既与当世多闻长者游,益得尽窥国朝六七巨儒之绪。所谓方舆、六书、九数之学,及古号能文诗者之法,皆已窥得要领。采名人之长义,与已所考证,杂载于书册之眉,旁求秘本钩校,朱墨并下,达旦不休。久之稍损心气,又再丧妇,遂疾作,不良食饮。君自伤年少羸弱,又所业繁杂,无当于身心,发愤叹曰:凡吾之所为学者,何为也哉?舍孝弟取与之不讲,而旁骛琐琐,不已傎乎?于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已之说,以意时其离合而反复之。[82]

刘传莹本人对汉学深有研究,但对汉学人士动辄批评宋儒十分不满。曾国藩说:“往者汉阳刘传莹茮云实究心汉学者之说,而疾其单辞碎义,轻笮宋贤,间尝语余,学以反求诸心而已,泛博胡为?至有事于身与家与国,则当一一详核焉而求其是,考诸室而市可行,验诸独而众可从”。[83]

依照曾国藩的说法,刘传莹由汉入宋,是个人生命经历的体悟。不过刘氏享年未久,只活了31岁,即便早慧,他的思想转变最早也当发生在20岁以后,亦即鸦片战争前后。事实上,在道光二十三四年,北京城出现了一个以理学自誓的小圈子,以唐鉴、倭仁为精神上的引路人,曾国藩、刘传莹、孙鼎臣、邵懿辰都是这个圈子中的人物[84],他们互相砥砺(例如曾国藩之认同理学,就与邵懿辰的启发密切相关[85]),努力从考证学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其最显著的结果,当然就是曾国藩的中兴事业

曾国藩虽然没有参与过顾祠会祭,但他与顾祠中人并不陌生,其中最密切的就是刘传莹、孙鼎臣、邵懿辰等宋学中人。道光二十六年冬,曾国藩寓居顾祠所在的报国寺,有诗咏顾炎武:“俗儒阁阁蛙乱鸣,亭林老子初金声。昌平山水委灰烬,可怜孤臣泪纵横。”[86]他们对于顾炎武的看法,与顾祠会祭同人并无区别,也一样是要以顾炎武为人格榜样。

鸦片战争之后的三数年,是理学在京师士人中蓬勃复兴的时候,也是顾祠发起的年份。在顾祠会祭开始之后仅仅两三年的时间,这个“讲理学”小圈子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被吸引到顾炎武的旗帜之下,这十分清楚地表明,顾炎武有着超越汉宋之争的号召力,而当时对于汉学的反思和检讨,已经成为整个思想界的共识,作为考据学开山祖师的顾炎武,此时反倒成了破除考据学流弊的精神象征。

本来,程朱理学是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在四库馆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强大影响力之下,考据学事实上也成了乾隆后期以降的官方学术,对考据学的批评同时也隐含着政治上的不满情绪。曾国藩曾暗示,孙鼎臣的极端言论,其实是受了某一两位名公巨卿的刺激:“其果有剖及毫厘千里者耶,抑将愤夫一二巨人长德,曲学阿世,激极而一鸣耶?”[87]曾国藩的说法大概来源于孙鼎臣文中所说的“一二巨公”。这句话究竟谁指,孙鼎臣没有明言,不过清朝的宗室昭梿曾有过这样的观察:“自于(敏中)、和(珅)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88],姚莹也曾表示“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89]。

将乾隆以后士风的败坏归结于汉学的流衍,又将汉学的流行归因于“朝中大老”乃至四库馆,这等于说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才是不良风俗和腐败政治的根源,对汉学流弊的批评暗含着对政治中枢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不见得是鸦片战争的产物,但由于战争的不幸结局而得到加强则属无疑。姚莹在批评了四库馆对理学的冲击之后接着说,“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诸公之过哉?”[90]按照姚莹的逻辑,四库馆要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负责了。李慈铭曾指出姚莹的说法太过牵强,因为鸦片战争时期主持政局的重臣都不是考证学者:“道光中年以后,时事日亟,正坐无读书人耳。夷变时,当国者潘(世恩)、穆(彰阿)二公,非能为汉学者也;广事坏于耆龄、琦善、奕山,江事坏于牛鉴,浙事坏于乌尔恭额、伊里布、奕经、文蔚,闽事坏于颜伯焘、怡良,皆不识一字者也。而御史陈庆镛一疏,最足持当时朝局之弊,陈固汉学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91]然而姚莹的“混沌”适足以展示当时的一般看法,那就是汉宋问题早已经不是学术之争,宋学的回潮隐含着对当局的不满,表明普通士人正在渴望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与顾祠会祭所代表的士人清议传统的复活,是互相交叉的两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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