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祠堂_顾炎武的事迹

时间:2019-08-04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纸上祠堂_顾炎武的事迹

晚清以来的读者如果想要了解顾炎武的生平志业,最方便的途径是阅读张穆所编的《顾亭林先生年谱》。这部年谱除了道光二十四年的初刻本之外,还有《粤雅堂丛书》本(1853),这个本子将其厘定为正文四卷、附录一卷,题名《顾亭林年谱》;以及《嘉业堂丛书》本(1919),题作《顾亭林年谱一卷》,并附缪荃孙过录的张穆校语。

年谱是中国史学中极具特色的一种撰述体裁。它由谱牒、年表、状述、传志发展而来,兼取纪传与编年二体,“纂言记事,考核始终,以成一人之史”[1]。早期的年谱谱主以唐代著名文人为主,附于诗文集之后,其初衷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文学作品[2],如吕大防所谓“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窃叹之意,粲然可观。”[3]不过在程朱理学兴起的背景之下,年谱很快就不只限于为文苑中人序次岁月,而成为理学中人编辑宗主事迹以传习师说的手段[4],以至于章学诚曾有这样的印象:“宋人崇尚家学,程朱弟子次序师说,每用生平年月以为经纬,而前代文人,若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而儒、杂二家之言,往往见之谱牒矣。”[5]

年谱并非因理学的产生而兴起,但年谱与理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在理学的语境之内,先儒先贤的年谱不仅是存真之史,更具备修身教科书的功用,“参详某人的年谱,便是参详他道德奋斗的历程”[6],所以明代有人在为某位儒者的年谱作序时,就说读者读了此一年谱,“得其一体良,得其全体者光,是故兹谱不可以不刻,亦味道者之一脔也”[7]。以读前人年谱为“味道”之途径,正说明年谱的意义决不仅限于记事存人,而学人年谱在所有年谱中所占比例之大,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部分解释。即使提倡“新史学”如梁启超,也说过“我们心里总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倘使下一番功夫替他做年谱,那么,对于他一生的环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可以整个地看出,毫无遗憾,从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动,不知不觉的发扬志气,向上努力。”[8]梁启超的看法虽然不再以理学的修齐治平之学为鹄的,但以年谱为修养的工具则与前人并无差别。

嘉庆朝以前,顾炎武的年谱仅有其嗣子顾衍生所编一种,然而道光时期却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为顾炎武编写年谱的热潮,结果是顾氏年谱的数量一举跃居清代人物之首[9],即使就全史而言,顾氏也算得上拥有年谱数量最多的人物之一。清末即有人感叹,以一本朝人,而为之编辑年谱者如此之多,“洵乎国朝一人也”[10]。撰写传记所需要的准备与精力都很有限,随人皆可为之,但要为顾炎武这样的先儒撰述年谱,则是一项相当严肃而耗时的工作。顾炎武祠的出现与这股撰述亭林年谱的热潮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故事就从乾嘉以后各家顾炎武年谱的出现开始。(www.guayunf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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