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骆秉章清理四境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时间:2019-03-20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71 次

辅助骆秉章清理四境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在湘潭大战中取得大捷,并顺势收复岳州,左宗棠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南。然而,太平军起义风卷全国,引起本已四起的盗匪、难民都借势扰民,不仅湖南周边省份大受太平军的困扰,湖南境内一时也匪类肆虐,人心不稳。左宗棠于是与骆秉章商议,定下了“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的方针。如何外援五省,后面陆续讲,现在就先说说左宗棠如何内清四境。

欲除患,先部署;要部署,必察情。当时的湖南,本来经济就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以下,又遭受全国性的战争非难,人们生活贫苦,一些人不堪其苦,于是和太平军一样揭竿而起,比如广东的红巾军、广西的会党、贵州苗民起义等。清廷称之为寇贼,我们暂且统称为起义军。这些起义军,不断盘桓在湖南边境,并伺机入侵湖南,欲与湖南各地的起义军联合抗击清廷。左宗棠分清形势,既要防止北境起义军入侵,又要防止南境连州、韶关等地起义军滋事,还要防止与永州、宝庆等地接壤的广西起义军犯边。因此,左宗棠一面派兵驻守各境,比如留胡林翼驻军岳州,以防北境起义军;募集湘勇500人会同游击周云耀军屯于江华,以防广西起义军;命李辅朝领900楚勇联合知府兵屯宜章,以防广东起义军。而另一面,在会城设立绅局,专造船炮,作为各军队御敌的武器支持。

说时迟,那时快,左宗棠的布防刚做好,四境之外便各有起义军犯边。桂阳,有广东仁化起义军至,桂阳知县吴清鹓率众抗击;宜章,有乳源起义军犯,宜章知县王宏谟与李辅朝一同击之;临武,有连州起义军犯,南勇参将赵永年诱敌而破之……

一时之间,四境几无清宁之日。而这其中,尤其两广起义军犯境最多,并且最难破除。比如,道州遭到广西起义军进犯,王鑫会同周云耀合力击逐之,使其转攻江华。王鑫又率部赶往与之大战,后追到广西恭城。逗留同时,江华、道州的起义军又联合广东连州起义军一共万余人攻打宁远。王鑫大惊,马上赶回湖南和周云耀合力痛击,歼敌2000多人。宁远总算保住。然而惊魂甫定之际,又有另一支广东起义军进犯蓝山等地。如此来回往复的你追我赶,左宗棠自再入湘幕的这一年来,都在为清除境内外的反抗势力而作努力。只不过,走走合合,零散的起义军此起彼伏,并有走私烟、盐的烟枭、盐枭等,湖南境内动荡已非一时,而镇压更是从未间断。左宗棠在湖南的这几年,镇乱便成了他日常军务的重点工作。依靠王鑫、周云耀、李辅朝等湘楚勇将,左宗棠虽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平定所谓的流寇土匪,然而也不曾丢失一城一墙,在保卫湖南境内平稳上仍有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www.nxxnyqc.cn)此间更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被左宗棠用兵击退的太平军,在几年之后又再次卷土重来。与之前围攻长沙不同,这次太平军的主要目的不是攻占湖南,而是想取道湖南,转而进入湖北、四川等地。此时是1859年,咸丰九年间,左宗棠在湘幕的最后一年。因为太平天国内讧,天王洪秀全猜疑翼王石达开,于是石达开被迫离开天京,脱离洪秀全的领导,率众30万南下,于咸丰九年二月进入湖南境内,一路上连克宜章、兴宁、郴州、桂阳等地,最后于五六月间围攻宝庆。宝庆是湖南重镇,得知石达开30万大军围攻,湖南上下为之一震,不仅省内的湘军勇将刘坤一、田兴恕、刘长佑等人出兵围堵,胡林翼更调在湖北作战的湘军5000人返湘支援。湖南再次打响保卫家乡的战役,而对手仍然是前两次的手下败将太平军。

与此同时,对于作战方略的问题,左宗棠和骆秉章以及湘勇诸将经过多天的研究和商讨决定,依照左宗棠的计谋调兵作战。大多数将领都以为应该从宝庆东面配置重兵把守,以保护省城的安全,并从东往西打击敌人。而左宗棠则主要从敌方兵力布置的强弱着手,提出攻其薄弱之软肋以制敌的战略,由北进兵。将领们为此又争论了两天,最终同意左宗棠的北面进军战略。果不其然,左宗棠等人调重兵攻打太平军力量最薄弱的北面,令其溃不成军,无暇多想便退兵宝庆。湘军乘胜追击,太平军兵退东安,转而由此进入广西境内。湖南第三次解了太平军进犯之围。

太平军三次进犯湖南,却三次遇到左宗棠这个老对手,于是三次都以败兵退走而匆匆结束战争。三次进军,三次都败在左宗棠手下,这或许是太平军所未能料的。此后,太平军再也不敢打湖南主意,因为他们知道,湖南有一位用兵如神的再世诸葛左宗棠。不过,太平军不敢再惹左宗棠,左宗棠后来却不得不遵清廷之命与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湘军将领一同剿灭太平军。依靠剿灭太平军的功绩,左宗棠才有了后来平剿捻军、乱回,收复新疆的大功。

而除此之外,他的功绩也在于整顿吏治和管理财务。在吏治方面,对于贪、庸、懒吏,他依情处理,该革职问罪的一概不含糊,该奖赏的也必有赏。奖廉罚贪,廉俭为先,湖南衙风一时好转,贪靡之风几无。整顿好原有的问题,左宗棠还着意添加新鲜血液,起用地方绅士为官,扩充其权责,激发其保护家乡的责任心,由是官绅结合一改前制,稳固了地方政权和官风,为湘军提供了有力的后防。如委派绅士劝捐,设立厘金总局等,确保了湘军每月10万两左右的军饷。

在财务赋税管理方面,增加厘税,抽取盐税和茶税,罢大钱,除漕弊等,一来增加军饷,确保湘军战事,二来减轻民众徭赋,稳定民心和经济。大钱的出现是因为清廷军饷不够,便放任各地自行铸造面值大而含铜量少的钱币,其实是劣币,有损民众利益和扰乱经济秩序。为此,左宗棠和骆秉章商议,收回大钱,稳定市场秩序。而所谓漕弊,与漕粮有关。适时北方一直缺粮,需要从南方经大运河运粮到北方,清廷借机多征收粮食,此为漕粮,这就又给许多不良官吏有了搜刮的机会。湖南向来滥征严重,浮收甚多,民众苦于粮税太重,宁愿退佃。这样一来,清廷更加无粮可收,而民愤也同时增长。此时有位湘潭举人周焕南提议可以略微增加漕粮与地丁税(土地、人口税),但罢免浮收部分。左宗棠建议骆秉章采取这个意见,骆秉章照办,湖南自此每年减少数百万两赋税,但清廷却增加了数十万两的税收。

上述左宗棠在骆府的所为仅是6年里的个案,凡此种种,左宗棠为骆秉章献谋献策、亲力亲为不计其数,以至于后来有“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的说法。相比第一次短暂的入湘幕为宾,左宗棠这6年里,可谓才用适处,声名远播,也为他今后的仕途奠下后基。不过,福兮祸之所伏,左宗棠的仕途之路一如前半生那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接下来,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又如何化解呢?我们只有随着左宗棠的生命轨迹一直探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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