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越好越安全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时间:2019-03-21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49 次

打得越好越安全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害怕和恐惧不但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而且是个人成长、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怕不能升学,怕找不到工作,怕失业、怕破产,怕别人看不起,不知激励了多少人发奋学习,发奋工作,从而成长起来。同样,一个忧患意识强、危机感强的国家和民族,其发展也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快而坚实。以色列、日本是典型,美国实际上更典型。毛泽东曾经说过,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美国的“怕”的确比任何国家包括日本和以色列在内都广泛、都深刻,同时也更敏感。它不但怕日本和以色列所怕的东西,而且几乎什么都怕。正因为如此,它为了自己的安全,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就抓得更紧,稍有不利就惊呼:美国处在危机中。

邓小平成为一个硬邦邦的男子汉,并不是不怕,而是通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他深深地掌握了一大方略—一越怕就越可怕,越不怕就越不可怕。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以一个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是当时国际瞩目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蒋介石曾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国民党似乎掌握了战后中国政治的主动权,但当毛泽东毅然赴重庆时,这个主动权就开始向共产党方面转移了。毛泽东去重庆,增大了实现和平的机会。同蒋介石直接谈判,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有利条件,还能够争取中间派和国外舆论的同情,有利于开展外交斗争,避免给美国提供大规模援蒋的借口。如果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便无法推卸发动内战的责任。当时中共中央确定了谈判斗争应与谈判会场外的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www.guayunfan.com)国民党对谈判并没有诚意。谈判期间的9月,蒋介石致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电,把中国共产党诬称为“奸党”。内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的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要道交通线,将寇军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敢于去谈。

深入虎穴狼群需要大智大勇。

对于国民党军的来犯,人民军队敢于去打。

寸土必争,针锋相对,同样需要胆魄。

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枪炮之下同样得不到。

领袖和他的战将以气魄和胆识配合默契对付国民党。

就在蒋介石一再电邀毛泽东赴重庆的时候,他的军队却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向我党根据地大举进犯。其中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8月下旬出动7个军,在日伪军的接应下,以主力进占同蒲路沿线,并以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五个师一万六千余人,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占据了襄垣、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晋冀鲁豫解放区地处华北战域的中央大门,其西面,是太行、太岳、中条三条山脉;东面,是江北,山东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南面是奔腾咆哮的黄河;北面是正太交通干道蜿蜒。刘伯承称这块古燕赵之地为“四战之地”。这块战略要地,成为国民党进攻的主要方向。从一开始,便处于针锋相对的‘针锋’之上。在山西的东南部,有一个上党地区。这个地区环抱在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之中,以长治县城为其核心,是崇山峻岭中的一块略为平缓地区,乃古今兵家要地,国民党侵入上党地区试图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让步。

这时,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

打?还是不打?

打,会不会对毛泽东的安全不利?不打会使毛泽东在谈判桌上处于不利地位。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如何对付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毛泽东指示说:“你们回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要迅速歼灭上党的敌人。”

毛泽东一声令下,邓小平、刘伯承旋即飞回太行山部署作战。邓小平、刘伯承七年多以来浴血太行,与日寇打了多次恶仗,威震太行山区。但那时与日寇进行的是分散的游击战。大兵团作战、城市作战是他们面临的新课题。而阎锡山19军军长史泽波所部一万六千多人占领长治周围六城,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心腹之患,必须根除,以使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增加谈判的筹码。

刘伯承、邓小平制订了如下一个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集中太行主力及太岳,冀南部队二万八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侵入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一万六千人。与此相策应,令晋冀鲁豫部队主力进攻陇海路新乡以北的日伪军;令沿同蒲路的太岳部队加紧破路;令太行、太岳部队攻取焦作、沁阳等地日伪军据点,扫清道路沿线伪军。

对于刘邓部队来说,动员兵力之多,作战范围之广,面对敌军之众都是空前的,而这又是自卫战争的第一仗。刘邓思虑的周密、豪气之宏大在作战部署中完全可以看出。

为了打好这一仗,刘伯承、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一、要部队明确作战的意义,以必胜的信心鼓舞士气。在研究部署上党作战的会议上。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刘伯承说:“国民党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四个爪子伸向我们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东北部队进行战略展开。邓小平还到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大家“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针对一些干部战士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越有力量。”

“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成了部队的共同心声。

二、扩充兵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太行、太岳两区就扩充三万五千人。

三、部队编组为适应大兵团作战进行。将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部队,暂编为野战纵队。

四、针对即将进行的是大兵团作战这一新情况,刘、邓共同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指示全面分析了阎锡山部队作战特点,详细介绍了城市战斗和野战各阶段的战术要领。并要求部队按照这一要求加紧练兵。

战斗在9月10日打响,由于刘、邓的精心部署,仅经过十天时间,就先后攻克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长治外围五个县城,歼敌六千多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使史泽波军万余人孤悬长治。

在刘、邓部队向长治发起进攻以后,史泽波急电阎锡山派兵增援。阎锡山连忙派出八个师沿白晋线南下驰援,以解长治之围。

原来刘、邓计划由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城,放开城北,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消灭。在得知敌援军南下后,立即调整部署,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并引敌至磨盘脑,老爷岭,关上这一狭小地区。这时,刘、邓知被围困的增援之敌是8个师两万多人。为了吃掉这块肥肉,急调围困长治的冀南纵队北上参战,只留部分地方武装在长治城外监视敌人。为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又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在北面故意给敌人留出一个缺口,以便将敌调动于运动之中歼灭之。

被围增援之敌在刘邓部队攻占老爷岭主峰后,敌人果然于夜间向北突围。刘邓部队一部分随即堵逃敌,主力部队则沿其逃路两侧进行跟踪与北行追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除约二千增援敌军逃回沁县后,其余一万七千人全部被歼,数十名将军被擒,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

长治守敌闻讯援军被歼,十分惊慌,于是弃城突围。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除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令陈赓率太岳纵队日夜兼程进行兜击;令太岳地方人民武装沿途狙击,迟滞敌人,对逃敌形成合围之势以后,将逃窜之敌万余人全歼,活捉了率部进犯上党的最高指挥官、19军军长史泽波。为时一个多月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

刘邓指挥三万一千余人的兵力,歼灭了阎军13个师三万五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一个大仗,也是我军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的歼灭战。这个胜利,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迎头痛击,鼓舞了军民斗志,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上党战役进行之时,正是重庆谈判艰难进行之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阎锡山打败刘邓,便可要挟、压迫中共在谈判桌上让步。当获悉阎锡山二万援军被刘邓部队歼灭后,他的幻想破灭,于是赶紧督促手下尽快在《双十协定》上签字。还此地无银三百两,说进犯上党是阎锡山部自己所为,与“中央”无关。

毛泽东得知上党战役胜利的消息,兴奋不已。在返回延安不久,便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上党战役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蒋介石是当头一记闷棍,对毛泽东来说,是给他谈判的最有力的支持。所以毛泽东赞扬这一回“对”得很好,“争”得很好。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这一仗,加强了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的信心,巩固了我解放区后方,加速了我军由游击兵团向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正规兵团的转变,这一仗,以共产党的巨大胜利告终。

要知道,当初下打上党战役的决心,并不是很容易的。

前面说过,在抗日战争中,我军为了灵活机动作战,曾将主力化整为零,直到抗战后期,才逐步集中作战,但尚没有进入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在那时,解放区部队编制不充实,多数团的人数在千人以下。部队装备也很差,刘邓部队只有山炮六门,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二至四门、重机枪三至四挺。新参军的战士还多用刀矛御敌。弹药也奇缺,不少步枪只有子弹数发。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下决心迎击阎锡山装备齐全的部队的。

这一仗的胜利,是因为刘伯承,邓小平有必胜的决心、勇气和高超的指挥战斗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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