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_爱因斯坦自述

时间:2019-03-22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48 次

世界观_爱因斯坦自述

我的世界观(一)[141]

人的命运多么奇特啊!人的生命那么短暂,我们还不知道其目的何在,尽管我们有时以为自己知道。然而,这答案是日常生活而不是沉思给我们的:人是为了别人而活的。首先是为我们的亲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幸福;然后是为陌生人,同情将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时刻提醒自己: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我的生活都要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因此,我必须尽力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以报答那些我已经领受的和正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简朴的生活,并且对于占用资料过多的劳动感到十分愧疚。我认为,以暴力为根据的阶级划分是很不合理的。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有利于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那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每个人的行为既受外在世界的束缚,也受内心世界的指导。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启示,在我们的生活面临困境的时候,它总是能给我安慰和宽容精神。这种体会能够减轻那种让人气馁的压力,能够阻止我们挑剔别人,能够产生一种豁达的人生观。

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探究一个人或一切生物的生存意义或目的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促进他努力和决定他的判断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生活的目的不是安逸和享乐,它们充其量是一种猪栏似的理想。而真善美才应该是生活的目的,它们给人以正视生活的勇气。研究客观世界的工作和志同道合者之间的感情共同填满了空虚的生活。在我看来,庸俗的人们努力追求的那些目标,如财产、虚荣等都是庸俗的、可鄙的。(www.guayunfan.com)我总是矛盾的,对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但对别人又很淡漠。我不曾完全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和我的亲人,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人,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距离,保持个体孤独。人们会清楚地发觉,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人们之间有必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虽然这样的人不再天真,也不讨人喜欢,但他却能够坚持主见,不被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我希望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且没有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在命运的嘲弄下,我受到人们过分的赞誉和尊敬。这不是我的过错或功劳,这也不是我想要的。我受到追捧的原因大概是人们想要理解我通过努力工作获得的几个观念,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我完全明白,组织中必须有一个领袖进行思考、指挥并负起全责,组织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个领袖应该由被领导的人来选举,而且被领导的人不应该受到强迫。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分崩离析,暴力招致的总是一些乌合之众。自古以来,暴君即使再有能力也是流氓和无赖。这也是我反对俄国和意大利的制度的原因。今天,欧洲的民主形式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原因不在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忽略个人的选举制度造成的。我相信,在这方面美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的总统任期足够长,以至于他有足够的时间和权力来履行他的职责。另外,德国的政治制度为救济底层人员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在我看来,丰富多彩的人生中真正可贵的不是国家,而是人格。在思想和感觉上,群众总是迟钝的,只有少数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

在群众生活中,我最厌恶的就是军事制度。我鄙视一个人得意扬扬地行走在四列纵队中。他不需要大脑,只需要一根脊髓就可以了。文明国家应当尽快消灭这种罪恶行为。我深恶痛绝那些由命令而产生的暴行以及隐藏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的胡闹!战争是如此卑鄙和下流,我至死也不会加入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只要人民的健康的感情没有被学校和报纸破坏掉,战争早晚会绝迹。

奥秘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经验。在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发源地上,奥秘是最基本的感情。体验不到它的人没有惊讶的感觉,因此这样的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看不清周围的世界。虽然其中掺杂着恐怖,但奥秘的经验还是产生了宗教。真正的宗教感情是由一种认识和一种感觉构成的,即认识到存在着某种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感觉到那种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璀璨的美。在这个意义上,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具有诚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不认为上帝具有人类意志,从而更不认为这样的上帝会赏罚自己的创造物。人死后,灵魂也会消失!对于生命的永恒和现存世界的神奇,我很满意,也努力去领悟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生产和劳动[142]

我认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几乎与快速发展的生产方法没有关系。现在的世界只需要部分劳动力就可以满足生产需要,而不需要现有的全部劳动力。这样必然导致工人之间的不良竞争和失业,而这两者又会导致购买力下降,这样下去整个经济体系最终会严重失调。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坚持认为,劳动力上的节约与需求的增长是相平衡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即使这是真的,上述因素也会迫使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我和你的观点一样,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让年轻人参加生产劳动,以代替不适宜再从事劳动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做了足够多的生产性劳动,现在他们应该受到适当的优待,增加一定的收入。

我也赞成取消大城市,但不赞成并且有点儿害怕把某些特殊的人,如老人和小孩,安置在城镇中。

我也同意凯恩斯[143]的建议,可以用某种根据消费情况而选定的商品作为标准来代替金本位制,以避免货币价值的波动。同当前的货币情况相比,只要人民相信国家能够合理地使用意外收入,这种新的货币体系就能让人们相信存在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

我发现,你的计划的缺陷就在于忽略了心理因素。在生产和知识方面,资本主义都有进步,这绝不是偶然的。遗憾的是,利己主义和竞争压倒了公德心和责任感。据说在俄国,你都很难得到一块像样的面包。对于国家的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事业,我都没有很大期望,因为最终官僚主义会葬送这一切成果。即使是在算得上模范的瑞士,可怕的个人经验也有很多。

我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国家可以限制和调节工业。国家要做的就是:使工人之间的竞争保持健康,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让工人的工资足以消费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通过其管理职能,国家可以采取科学、客观的措施来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失去了的天堂[144]

17世纪之前,由于拥有共同的理想和使用相同的语言——拉丁语,整个欧洲的学者和艺术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即使是政治事件也不能破坏他们的这种亲密合作。

比起今天,那个美好而淳朴的时代就像是天堂。如今,民族主义的激情已经瓦解了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拉丁语也已经消亡了。天堂消失了。现在,已经成为民族传统代言人的学者们俨然已经忘记了“知识分子”的含义。

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即国际联盟的创立者和国际思想的倡导者是务实的政治家而不是科学家。

为了和平解决国家冲突和加强知识分子间的国际合作,必须废除兵役和军队。有名望的人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就是阻止青年人服兵役。我希望,杰出人士能够庄严宣誓,绝不直接或间接参与军事活动。

给五千年后的子孙的信[145]

我们这个时代出了许多天才似的杰出人物,他们的发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我们已经可以利用机器工具横渡海洋以节省大量的体力劳动,我们可以在空中飞行,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互通信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是没有秩序可言的。人人都生活在失业、贫困的恐惧中,而且不同的国家之间还相互残杀。由于这些情况,所有的人都很恐惧和忧虑未来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无比低劣的群众的才智和品格造成的。

我相信,你们在阅读这封信时心情是兴奋并稍带些优越感的。

自白[146]

就好比鱼不了解自己一生都遨游在其中的水是什么,一个人总是很难了解生活的意义。既然如此,任何人都不应该拿这个问题去责问别人。

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对于我来说,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遵循我的本性,但使我深感不安的是,这些事居然得到了那么多的尊重。当然,我也得到了许多仇恨,但它们从未伤害到我。不论何种原因,这些仇恨都来自另一个和我没有一点儿关系的世界。

我总是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在青年时,我为此感到痛苦,而在成年后,我却甘之若饴。

我的世界观(二)[147]

9年前,我曾写过《我的世界观》,现在重读这篇文章,我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印象。虽然我当时的那篇文章实质上似乎并没有错误,但现在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和陌生。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世界在10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吗?还是仅仅因为我长了10岁而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但在人类的长河中,10年时间应该是十分短暂的。比起这么短暂的时间,一切决定人类生活的力量都是永恒的。难道是我的判断力发生了错误?还是在这十年时间中,生理上的变化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在我看来,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解释我的人生态度的变化。在外界环境中,不能找到这种奇特变化的原因,因为我知道,对于我的思想和感情来说,外界环境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一定有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发生作用。在这10年中,我已经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不抱期望了,我发现,不但人类文化遗产遇到了毁灭性的危险,而且人们不惜任何代价保护的东西也贬值了。

人生是一种冒险,生命总是要和死亡作斗争。生活总是有很多外在危险,如从高处跌下摔断颈骨,意外失去工作,无辜被判罪,遭受诽谤等。可以说人类社会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并且这些危险都是无规律地偶然突发的。按照审美的和道德的标准,虽然人类社会是不完美的,但整体说来它还是稳定的。除了频繁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之外,总体上它还是可以给人带来亲切感和安全感的。就像呼吸空气一样,人们自然地接受了它的内在品质,甚至理所当然地把道德标准、志向和习俗看做是人类文明所共有的不可侵犯的遗产。

确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这种安全感。生命不再被尊重,个人丧失了自由,说谎也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虽然战争干扰了人类的正常生活,它确实是不幸的和罪恶的,但是在一般人看来,战争只是一种外来的事件,完全不是或者只有一部分是人的有计划的行为,人类的目的以及社会准则、道德标准的安全感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政治事件预示着未来的走向,但是其影响力并没有社会心理那样深远。首先,国家联盟的创立和国家之间安全制度的建立表现出了一个希望的存在。然后,法西斯国家的形成伴随着诸如撕毁条约、侵犯个人和弱国等一系列的赤裸裸的暴行。集体安全制度轰然倒塌,其后果迄今为止还是无法估量。这一切都表明,某些国家的领导集团缺乏能力和责任心,以及那些表面上未受伤害的民主国家的领导集团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因此他们毫无作为。

悲观主义者也变得乐观,因为事情的发展远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糟糕。实际上,在莱茵河以东的欧洲,知识分子丧失了活动的自由,人们遭受迫害和压迫,青年人正受着谎言的腐蚀。前几代人凭借气魄和力量通过痛苦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赢得了自由,但如今的这一代人却显得十分懦弱,政治冒险家只能依靠欺骗世界的其他的人们达到自己的目的。

目前,我的生活到处充斥着这种意识的阴影。而在10年前,我不是这样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以前所写的东西感慨万分。

尽管不同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有着不同的表现,而且现代发生的各种事件让人类感到无比痛苦,但从整体来看,人类的改变很小。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中子孙后代只能发现他们祖先的愚蠢,除此之外,什么也发现不了。

目标[148]

在整个19世纪和部分18世纪里流行这样一个观点,认为知识和信仰之间存在着不可化解的矛盾。当时,杰出人物一致认为,不以知识为根据的信仰就是迷信,在这个时代,知识必将取代信仰。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教育的唯一作用就是讲授思考方法和知识,而且作为人民主要的教育结构的学校的唯一信仰就是知识。

这么粗浅的唯理论观点现在很少看到,很明显,这样的观点是那么的片面。为了弄清问题的实质,我们不妨全面地、清楚地表述出观点。

极端唯理论者认为,信念最好得到经验和明晰的思想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人们应该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的弱点就在于,单靠科学是不能找到可以决定我们的行为的判断的信念的。因为,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有各种事实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在此,我并不是要贬低人们在科学领域中的成就,而且在我看来,在所有志向中想要获得客观知识的志向是最伟大的。但是,获得了“是什么”的知识并不代表获得了“应当是什么”的知识,也并不代表明白了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客观知识只是达到目标的工具,但终极目标本身和知识却是另一回事。应当说,我们的生存和活动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确实,知识本身是了不起的,但它却不能发挥指导作用,甚至不能证明为其奋斗的价值和正当性。因此,这是我们关于生活的纯理性想法的极限。

然而,在目标和伦理判断的形成过程中,理性思考并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它可使我们认识到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即为了达到目的就要使用一定的手段,这时,手段本身就构成了目的。但是,它不能显示出终极目标和基本目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宗教必须履行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弄清楚和建立这些基本目的及其价值。这种基本目的的根据来源不能通过理性来加以描述和证明,它们只是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存在于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没有必要寻找它们的来源。它们不能通过证明而存在,而是通过启示,通过某些人的影响而存在的,人们只能感觉到它们的本性。

宗教传统给予了我们志向和判断的最高原则,并且为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否则,这个目标如此崇高,单靠我们的微弱能力是不能实现的。就宗教意义而言这个目标就是,个人的自由和责任心促使他愉快地、自由地为全人类贡献出他的力量,这是它纯粹人性的一面。

在此,国家和阶级都不是神圣的,更不用说个人了。就像宗教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的孩子。按照这种理想的精神,人类作为一个抽象整体也不是神圣的。只有个人才富有灵魂,个人的天命是服务而不是统治,也不是通过任何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

本质上,上述这些话也可以用来表述基本的民主立场。就像我们所理解的宗教信仰者一样,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也不应该尊崇他的国家。

那么,就这一方面而言,教育和学校的真正职能是什么呢?它们的职能应该是为青年人提供一种宽容、自由的精神状态,让他们感觉到基本原则就像空气一样自然,但单凭教育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与这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相比,这些高尚的原则提醒人们,文明的人类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中。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在极力破坏人道主义精神;在没有或较少受到威胁的地区,则是国家主义和经济手段扼杀了这些宝贵的传统。

有思想的人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及其严重性,并在国家和国内的政治领域、法治领域和一般组织领域中寻求解决办法。毫无疑问,这样的努力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牢记古代人的教训:没有生气勃勃的精神支持的方法最终只是一种笨拙的工具。但是,如果达到这个目标的渴望十分强烈,那么我们是不会缺少干劲和方法的。

人类生活的目标[149]

在这个时代,人的理智发展得很快,对此,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就连那些愚钝的人都认为,人的最高品质之一就是追求真理和知识并为之奋斗。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理智并不是万能的,它虽然力量强大却没有人性。理智只能为我们服务,不能领导我们,而且它总是马马虎虎地挑选领导人。知识分子的品质反映了这一点。理智、敏锐地挑选工具和方法,但却盲目地选择价值和目的。从古至今,这种盲目性一直延续,它是致命的,以致连累了整个当今一代。

犹太先知以及中国古代圣贤都明白并且明确指出:人类生活稳定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建立一个可以让人民接受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一个自由、幸福的人类公社,这个公社要求人们通过内心的努力奋斗,把自己从反社会的破坏的本能中解放出来。理智能够为这种努力提供最有力的帮助。理智、奋斗以及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一起构成了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人们的原始本能更加疯狂和残暴。无论在哪里,和哪个民族相比,我们犹太人都是很小的民族,没有办法用武力来武装自己。因此,我们经历了比任何民族大得多的灾难,几乎就要灭绝。而我们遭受残害的原因无非是我们高举和平、合作的理想的旗帜,并且我们的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践行了这个理想。

保证人类的未来[150]

就像火柴一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不是十分危险的,也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我们还是必须要竭尽全力来防止它的滥用。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有超国家组织才有力量保护我们。认识到这一事实之时,就是我们甘愿为人类的未来牺牲自己之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其中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每个人都形同陌路,坐以待毙。

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值得每个人高度赞扬,即使只是随便看一下科学在工业上的成就,自豪的感觉也会油然而生。但是,不得不说,科学并没有解决自己本身的基本问题。这就好比坐火车一样,当观察轨道附近的东西时,我们认为火车在飞速行驶;但当观察远处的山脉时,我们则认为火车的速度很慢。科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这样。

在我看来,不管是谈论“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谈论“俄国的生活方式”,都没有什么意思。在这两种谈论中,我们说的无非都是一些传统和习惯,而且这些传统和习惯还不是一个有机整体。很明显,有意义的问题是:哪一种制度和传统对人有利,哪一种对人有害?哪一种会增加生活的幸福感,而哪一种会增加生活的忧虑感?不管一种好的制度现在是否在这里实行,我们都应该尽力选择它。

现在谈谈教师的工资问题。在健康的社会里,任何有益于人类的活动都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并且这个报酬能够保证人生活得比较好。任何有价值的社会活动都能够给人带来内心的满足,但是内心的满足不能填饱肚子,教师不能用他内心的满足感来让他的亲人吃饱饭。

生命有个了结,是好事[151]

你们一家人发电报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152],对此,我很感谢。保尔是一个坚持自我的人,他的画粗犷之中不乏细腻,他对历史的研究很深,我只能通过片段粗浅地了解一些。我最感激他的是他对我妹妹的真挚的感情:在我妹妹生病期间,即使他知道再也见不到她了,即使在最后一年我妹妹已经不能给他回信了,他还是经常写信给她。

生命的结束意味着不再有忧患和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终究算是一件好事。人的本能不愿意接受这种解脱,但理智却欢迎它。相信死后还会有生命的人是多么迷信、多么悲惨和可怜啊!

我的世界观(三)[153]

几乎所有杰出的科学家都具有自己的宗教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区别于普通人的宗教观。在一般人看来,上帝是全能的神。通常,人们希望得到神的保佑,却又害怕神的惩罚。尽管神被渲染成可敬畏的东西,但人们对它的感情就像是孩子对父亲的感情的升华,人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儿类似于个人之间的亲切关系。

但是,科学家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全心全意地信奉普遍的因果关系。他们认为,道德只是人的事情,而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和过去一样,未来的每个方面都是必然的和确定的。他们表达宗教感情的方式就是狂喜和惊奇于自然规律的和谐。与人类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相比,这种和谐显示出一种高超的理性和伟大。如果科学家摆脱了自私自利的欲望,那么,这种感情就成了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自古以来,所有的宗教天才都着迷于一种感情,而这两种感情是非常相似的。

人生的意义[154]

人类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更广泛地说,任何生物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必定要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既然如此,提出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凡是不认为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有意义的人不仅十分不幸,而且肯定不能适应生活。

一个人在什么程度和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自我解放,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真正价值所在。

善与恶[155]

原则上,凡是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人都应该受到人们的爱戴。但是,很难确定这些具体的人是谁,而且很难判断一个政治领袖甚至一个宗教领袖是不是功大于过。因此,在我看来,对一个大艺术家来说,他对人民最好的服务就是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同时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当然,这个标准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科学家。然而,科学研究的成果不能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也不能丰富一个人的本性,这两点只有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创新的思维和独特的领悟性才能做到。因此,《犹太教法典》的价值肯定不在于其知识成果。

社会和个人[156]

通过全面考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可以发现,我们的所有行动和愿望都与别人的存在密切相关。我们与群居动物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子,甚至使用的语言和信仰都是别人提供和创造的。语言发展了我们的智力,使我们高于高等动物的智力。因此,我们应当承认,是人类社会的生活使我们优于野兽。一个一出生就离群独居的人,其思想和感情中肯定保留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原始性和兽性。社会支配着个人一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的原因以及个人的生存意义所在。

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这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的利益发挥的作用的大小。一般情况下,人们根据这个方面来判断这个人是好还是坏。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社会品质就决定了他整个人的品质。显然,这种态度是不对的。社会的一切价值,即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价值和成就,如交通设施、栽培食用植物、通信设施、科技发明等,都是过去许多有创造才能的个人所取得的。

个人的思考不但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还能为人类的公共生活建立起新的道德标准。就好像植物和土壤一样,个人和社会也是相互依靠的,能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个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则是个人的个性发展的基础。因此,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个人的独立性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程度。有人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个人的解放和独立造就了希腊—欧洲—美洲文化,尤其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百花盛开的景象。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个人的情况。文明国家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如今天欧洲的人口大约是100年前的3倍,但是与此不相称的是,优秀人物的数目却减少了。由于创造性贡献而为人所知的人才很少,在某种程度上组织已经取而代之了,这在科学领域和技术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艺术领域中,人才的缺少更是让人触目惊心。的确,绘画和音乐已经大幅度退化,并且大部分不再具有感染群众的力量。而在政治方面,不仅缺乏领袖,而且公民的独立精神和正义感也大大衰退了。在很多地方,建立在独立性上的民主议会制度已经开始动摇了;独裁制度兴起,并且被缺乏尊严感和权利感的个人容忍。在两个星期内,任一国家的报纸都能把绵羊般的群众煽动到一种癫狂、激昂的状态:人们为了政客的肮脏目的加入了战争。我认为,今天的人类丧失尊严的最可耻的表现莫过于义务兵役制。有一些悲观人士预言:不久,我们的文明就要暗淡无光了。我不相信这个预言,我有以下理由相信更美好的时代将要来临。

目前,社会衰落的主要原因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大大增强了生存竞争,从而严重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但事物都有两面性,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个人的生活越来越轻松,社会分工可以保证个人的物质生活。这种保障以及更多的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精力促进了个人个性的发展。这样,社会就可以恢复健康,而且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文明进步太快,人的野心就造成了目前社会的不健康状态。

法西斯和科学[157]

我写信给您,主要是因为受到了两位意大利科学家的呼吁,希望可以使意大利学者免受良心上的折磨。这种折磨是指宣誓效忠法西斯制度。我请求您劝告墨索里尼先生不要这样侮辱意大利的优秀学者。

虽然我们的政治信仰十分不同,但我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那就是:赞赏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并从中发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最高准则。这些成就的产生基础是“两个自由”和“一个原则”,即思想自由和教育自由,以及追求真理的愿望优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准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明才能在希腊产生,才能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再生。今天,意大利仍受到人们的尊敬,就是由于伟大的殉道者用鲜血换来的这份价值连城的财产。

我不想同你争论一个问题,即人的自由是否应该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以及限制到什么程度。在我看来,无可争论的是,任何政府都应该把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尊重那些正在努力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无疑,这个自由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也是意大利的利益,并且关系到意大利的威信。

最后,希望您能重视这封信,而不是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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