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足”_大宋名相

时间:2019-04-02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47 次

“三不足”_大宋名相

任何一项重大的政治运动,舆论宣传都是首先要任务,王安石因此在变法前提出了“三不足”口号,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口号的提出,应该说是王安石变法的一面鲜明旗帜,它不仅扫除了保守势力的思想障碍,更为革新派提供了理论和精神指导。由于王安石注重舆论宣传,这三句口号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就连辽国和西夏也都有所耳闻,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王朝即将掀起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正直之士都闻风而动,主动为王安石变法做舆论宣传,使得天下百姓都对变法充满期待。

当然,“三不足”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还因为它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首先是“天变不足畏”。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自然界中的一些罕见现象,如地震、日食和彗星等,都与人类社会中的政治失当存在联系。事实上,儒家本初的想法是用这些现象约束君王的行为,不让他们做出为所欲为的事情。但是,经过后世学者的不断加工,一些别有用心的朝廷大臣,往往利用江湖术士的传言,捏造自己需要的事实,以此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这一做法在今天看来虽然愚昧至极,但是在科学落后的古代社会,由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却往往能够产生充分效果。对此,王安石引用荀子所做《天论》中的内容,对这一观点进行否定,从思想上断绝了自然现象可能对政治运动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实,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口号,在理论选取方面还是非常巧妙的,而且他从很早以前就在对这一理论做准备。比如《尚书·洪范篇》中有“狂恒雨若”和“僭恒旸若”的语句,按照传统解释,如果君主有了放纵的行为,上天就会降下水灾;如果君主有了僭越的行为,上天就会降下旱灾。这样的解释对于皇帝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就算他们能够循规蹈矩,水灾和旱灾还是每年都可能发生,而只要水灾和旱灾发生,就是皇帝失德的表现。王安石对专门选取这些对皇帝不利的语句重新解读,同样以“狂恒雨若”和“僭恒旸若”为例,他的解释成了“如果皇帝有放纵的行为,老百姓就会遭受水灾一样的磨难;如果皇帝有了僭越的行为,老百姓就会遭受旱灾一样的磨难”。(www.guayunfan.com)不难想象,这样的文字解释一定会得到赵顼的认可,由此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口号也就得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在此基础上,王安石还提出了实际勘测的科学建议,并且引用王充所做《论衡·治期篇》中的内容,表明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往复运转。至于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也都是按照一定规律发生的,只要人类掌握了这些规律,就能够了解自然,躲避灾害,甚至利用自然。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提出的这些见解,已经与现代科学非常接近了,在当时具有极为先进的意义。当然,古代社会从根本上讲求“君权神授”或者“君权天授”,神治也是君主的重要统治手腕之一,或者说“天变不足畏”和“君权天授”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因此,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口号虽然一时得势,却有其根本的局限性,不可能得到广泛、深入和长久的推广。

其次是“祖宗不足法”。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政见中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法先王”,具体说来就是让国家恢复周王朝的制度。这样的想法一脉相承下来,让所有的儒家学子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古代的制度都是好的,都是需要当代人进行学习和效仿的。如果现代社会状况不够好,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对古代法度的学习和效仿程度还不够,司马光的根本想法即来源于此。而众所周知的是,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读书人就基本只读儒家书籍了。隋唐科举制度之后,将儒家书籍定为“教科书”,更是将其他类别的书籍抛至云端,发展到重文轻武的宋朝,儒家思想对读书人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此,王安石提出,古代社会的制度,是古代圣人根据当时情况思索而来。当前社会,也当有圣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思索,然后制定符合当前社会的制度。至于祖宗的制度,可以拿来参考,但是绝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通过与守旧派大臣的一番争论,王安石最终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表示可以学习古代圣人制定法度的思想,但必须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这才有了“法先王之意,而非法先王之法”的口号,在变法过程中,这一思想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已经形成的社会秩序,对于守旧派势力来讲,无疑是敞开利益大门的。王安石之所以得到部分势力的支持,其中固然不乏一些正直之士,但是也夹杂着一些谋取私利者。新旧两股势力相比,守旧派自然是远远大于革新派的,王安石之所以能够一时得势,众人的支持只在其次,赵顼的相助才是关键。而在众多守旧派大臣中,真正像司马光一样单纯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都是在为一己之私利奔走忙碌。换句话说,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不过是当时社会的弄潮儿,历史大势不会根据他们的意志而发生转移。这里面最关键的影响力,一个是皇帝赵顼,另一个就是庞大的利益相关团体,王安石和司马光实际上分别代表了二者。

最后是“人言不足恤”。这一点实际上是最值得玩味的,王安石之所以提出“三不足”口号,就是要大造舆论优势,让变法得以在“名正言顺”中进行。而所谓“人言”,即便到了今天,也是最为重要的舆论工具之一。而在注重德治高于注重法治的古代社会,人言虽然不杀人,却足以令人自杀。因此,“人言”不可不恤才是真的,王安石之所以提出“人言不足恤”口号,实际上是要抵御那些流俗之言和流俗之人,同时更是在指导变法人员注意占据舆论优势。而占据舆论优势,实际上就是拥有民意基础,古人常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王安石自然懂得这一浅显的道理。

当然,王安石之所以提出“人言不足恤”口号,还有更深一层含义,那就是赢取赵顼的长期支持。不难想象,王安石要推行变法,虽然于己无利,于万民有利,却必定会侵犯众多权贵的利益。而这些权贵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有非常强大的势力,他们不会顾及国家社稷,更不会顾及老百姓死活,因而一定会拼死反扑。而在这些人当中,也不乏一些饱读诗书之士,他们也会研究王安石的策略,并且首先会在舆论上大做文章。王安石在变法之前即已让“人言不足恤”的观念深入赵顼内心,如果将来遭到守旧势力的舆论反扑,王安石也就容易应付得多了。

与此同时,王安石还有更为高明的一招,这也是他主持的变法比范仲淹走得更远的原因之一。面对流言、非议,王安石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并没有采用强力压制的策略,而是鼓励不同意见的发表,甚至还会积极采取其中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作为补充。如此一来,只要有负面舆论产生,总能被王安石及时化解和吸收,避免了反对势力和反对言论的日益积聚,同时大力拉拢了中间势力。作为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司马光采用了和王安石完全不同的策略,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结果不仅排斥了大量中间势力,很多守旧势力都倒向了王安石一边。

在“三不足”思想的指引下,王安石将北宋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首先,在对外政策方面,王安石采取了积极的策略,在给赵顼的奏疏当中,王安石每言必谈恢复汉唐旧土。为了说服赵顼,王安石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主张先吞并依附西夏的吐蕃小族,继而覆灭西夏,然后吞并辽国,最终创造出像强汉盛唐一样的国家。这个时候的赵顼也急于建立功绩,因而授命王安石进攻吐蕃小族,同时对西夏进行试探性进攻。但此时的西夏已经和辽国狼狈为奸,宋朝这边对西夏稍有动静,辽国就迅速作出策应。王安石的主要精力尚在内政改革方面,这个时候还不便全力应对外敌,因而只能将此事暂且搁下。

内政方面,王安石针对北宋长期以来的积贫积弱现象,制订了诸多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由于王安石始终注重经济作用,因而他在着手改革之后,首先想到将国家财政大权收归己有。前面已经提到过,宋朝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三司”手里,王安石因此设置了一个专门统辖“三司”的机构,称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于得到了赵顼的鼎力支持,在王安石的亲自主持下,“制置三司条例司”对“三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快让国家财政收入有了可观的提高。王安石此举,不仅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也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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