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闲净名_关于米芾的故事

时间:2019-04-28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49 次

悠闲净名_关于米芾的故事

在米芾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两座城市,一是襄阳,二是润州。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两个地名,如“襄阳米芾”“襄阳漫仕”和“敝居丹徒”“惟吾丹徒”“终老南徐”等等,可见他对这两座城市投入的感情是相当大的。襄阳是他幼年生活的地方,一个人对自己自小生活的故乡印象深刻那是当然的。但他一生中生活得时间最长的地方,还是润州。润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在此不仅有具体的住址,而且还多有墨迹,他的父母和他都归葬于此,足见他已把这第二故乡视为自己的桑梓之地了。

此番他扶柩而行,将生母归葬于润州,而非襄阳,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以居住地为故乡,古已有之。“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唐代的诗人刘皂,在并州客居了十年,已把那里当成了故乡,这事并非孤例。即使是在润州,这样把客居变成桑梓的人也多的是,与米芾同时代的刁约、苏颂、沈括、曾布,都是外地人,然而他们在中晚年后都定居在润州,把润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宋时的书籍中,对米芾的籍贯多有称呼,时称丹徒,时称润州,时称京口,时称镇江,有时还称南徐,看似并不一致,然而其实都是指一处,即现在的镇江市。

镇江位于长江之南,西靠南京,东邻常州,在殷商时为荆蛮之地,周时被封为宜,战国时称朱方,秦时始称丹徒县。在东汉时,因为孙权移治所于此,筑城于高岗之上,称为京口,“京”即高敞之地的意思。晋室南渡时,在此设侨郡南徐州,因此在南北朝时都称南徐。又一度称过徐陵。隋、唐时在此设浙江西路,盛唐后又设镇海军和浙江西路节度使并置于润州。中晚唐时一度称过丹阳,也一度称过金陵。到了宋代,在此设镇江军节度使。因这里曾是徽宗的封邑,因而升润州为镇江府。三千年来,镇江的地名和建制多有变化,但丹徒的地名一直未变,镇江是府名,润州是州名,而丹徒是县名。朱方、南徐、京口、浙西和丹阳都是它曾经用过的别名,正如金陵、建邺、建康、石头、秣陵、白下、应天和南京都曾是现在南京市的地名一样。一个人的户口,要落在一个最小的行政单位,对米芾来说,这就是丹徒县。(www.nxxnyqc.cn)即使在米芾的笔下,在提及此地时,也是时而润州,时而京口,时而南徐,时而镇江,时而浙西,时而丹徒,甚至称丹阳。

为了统一名称,在本书中一概以润州称之。只有本章称丹徒。

米芾前半生萍踪浪迹,也算是到过许多好地方,他也有可能定居在其他的城市,但他为何最终选中了润州?

这要看米芾前半生的经历,以及润州这座城市所具有的条件。

米芾的老家襄阳也是一座有山有水、风景优美的城市,那里位于汉江之滨,附近有岘山、鹿门山和隆中等名胜,交通也发达,人文的积淀也丰富,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儿时记忆。所以尽管他后半生走遍天涯,都不忘署写“襄阳米芾”。但是,因为父亲到江南做官的原因,他又随母亲进京,不可能再回襄阳去了,就得选择另一处地方定居。按人们自幼形成的印象,这第二故乡必会带有第一故乡的印记,至少有若干个特色与前一故乡相符。

有人说米芾“中年乐南徐山川之美,因家焉”。说明了他选择润州定居的理由。

润州是一座山水相依的滨江城市,长江和大运河在这里形成了十字相交,有山有水,交通便利,和襄阳比较相似,这里有长江交通东西,有大运河沟通南北,无论是北上汴梁,还是南下苏杭,水路陆路都十分便捷。润州是一座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有丰富的人文积淀,特别是在南朝和北宋时,是当时数得上的名城,历来就有很多的大家士族移民来到这里,文化气氛很浓。中晚唐后的江南已经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朝廷的赋税漕运都要仰仗这里。江南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城市群,彼此的距离都十分近,人文资源丰富,信息量大,便于文人之间的交流。因此,无论是从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还是经济状况来看,润州都会比襄阳胜出,在当时来看,润州是一座宜居条件很好的城市。就在米芾丁母忧十一年后,十四岁的赵佶被他的哥哥哲宗封为端王,把苏州和润州两块好地方都封给他,这是整个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盘,足见皇帝对御弟的宠幸,也表明了润州地位的重要。

从私下的条件来看,米老太爷是在这里做官,并在这里去世,米芾的祖坟在润州。米老太太的封邑丹阳县也在这里,她去世之后,必然要到这里来与米老太爷合葬。润州一带背山面江,有山有水,孙权曾在此定过王都,历史上先后出过刘裕萧道成萧衍三个皇帝,是“龙兴之地”,风水很好,从东晋时就有“生居洛阳,死葬朱方”的说法,历史上的王侯和名人墓葬不在少数,葬在这里能旺后代。

另一个人文条件是,自从东晋以来,南迁的士族文人很多,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积淀。这里在两千多年里出过数量相当多的文学家和书画家,尤其是东晋六朝时期,南方的书画十分发达,有很多大书画家都在此居住,诸如王羲之、王羲之的岳父郗鉴、妻弟郗愔,以及萧子云、王僧虔、萧思话、陶弘景和戴颙等人,到了唐代,又有韩滉、戴嵩、周文矩等人,可谓人才辈出。至于散佚于民间的晋唐法帖名画,数量更是可观。米芾遇到这一良好的社会环境,不能不动心。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在润州一带收到的名家字画不在少数,如果是在荒乡僻壤,是断难得到的。

润州的地理交通位置很好,风景优美,文人士大夫北上南下,宦游出仕都要路过这里,略作停歇,游山玩水,在古代的社会里,这是他们互相唱酬的极好机会,有很多的文化信息就借此传达,精湛的诗文墨迹也借此留存。米芾在润州丁忧,闲居无事,迎来送往的应酬都不少,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的风雅之作。

米芾这番扶柩归乡,心情很不平静。他少年丧父,是为失怙,这次中年丧母,是为失恃。家中严、慈尽失,生父母双亡,实为不幸。米氏家族的祖上虽然显赫,但到了父亲一辈毕竟已经衰微,全是靠了母亲米老太太的关系,仗着与高后的裙带关系,这才攀附上高门。他在十七岁时丧父,由母亲带着进京,在濮王府里厮混,又靠了个藩邸旧恩,才混到个出身,从此进入仕途。母亲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他是家中的独子,当然备受关怀,母亲于他的感情,真是无法回报。好不容易等到高太皇太后亲政,自己又在天堂杭州做了官,本应让母亲享享福了,没想到天柱倾,地维陷,才三十多岁,老母就仙逝了,一路回乡的水程数百里,他就在盘算着好好安葬母亲的事。

米芾扶柩回到了润州,在南郊的黄鹤山下选了一块地,把父母的棺柩双双安葬在此。

这处黄鹤山,并不是个等闲的去处。润州依山面江,南郊一带群山连绵起伏,延续不断,如同绿色的屏障一般,登山可北望浩浩长江。在这如带般迤逦的群山的前襟,有两座小山兀然独立,各自成峰,这就是磨笄山和黄鹤山。这两座小小的山峰看似平常,然而却是来历不凡。这里在南朝刘宋时是名士戴颙的故居,也是著名的佛教寺院鹤林寺的所在地。到北宋时,这里已经是一座有六百年历史的名刹。

米芾在黄鹤山的山坡上选了一块平坦干燥的地,把父母亲的棺柩并葬下去,却是不封不树,不立坟头,没有任何标志。这座坟墓坐南朝北,背倚群山,遥看长江,按阴阳堪舆学说,这是一块旺子孙、利家族的风水宝地。就是这一处墓葬之地,后来被人当成是米芾自己的墓。

家中唯一的顶梁柱倒了,虽然还有另一个母亲,但毕竟不是他的生母。现在他是家里唯一的主事人了,拖着一大家子,前半生四海漂泊,只做了几任小官,碌碌无为,并未飞黄腾达,今后的前途如何,还未可预期。没有了母亲的相助,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米芾曾嗟叹:“人生以七十为期,吾年三十六矣。”他在为前半生的功名未就而遗憾,也为年华将逝而着急。他此时虽闲,但既非罪臣,亦非贬谪,只是丁忧两年,是短暂的带薪休假而已,所以除了悲伤,心理上的负担并不重。从二十一岁踏上仕途,到现在已经有了十五年,不算短了,他已经感觉到累,正好借此丁忧的时间,来休息休息,调整一下自己,为重新出山做足准备。

尽管悲伤,但父母毕竟入土为安。米芾办完了丧事,除了按时按节令上坟扫祭之外,该考虑下自己的事了。

第一件事就是安居。当年米老太爷在润州当官的时候,或许购有家宅,但他去世日久,米芾又长年在外任官,即使有宅,也必不存了。按古制,丁忧期是二十七个月,他要服丧两年多,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得找房子住,即使服满之后赴外任,由于父母的墓都在这里,也必须置宅。在此之前,他四处为官,居无定所,这时回到润州,才想起了置宅的事。

按理说,丁忧庐墓,就应该在长辈的坟前搭一间茅屋,长年住在里面守孝,可是在宋代,这一规定已经松弛,只要是居住在坟墓所在的城市即可,不必搭庐在墓旁了。何地择居?虽然说满城四处皆可,但米芾的眼光放在了北固山上。

北固山有座著名的甘露寺,这里是三国故事中传说刘备招亲的地方,准确地说是唐代的李德裕建造的,他曾在寺中藏过大量为避灭法之祸的那些字画。米芾当然不可能在寺里建宅,他和寺中的方丈仲宣是好朋友,彼此经常往来,便提出了借居的要求,仲宣答应借给他僧舍居住。自古以来,文人借寺庙而住的事并不鲜见,米芾的本心还可能就是贪恋着当年李德裕藏在寺中的那一批书画。

从此,米芾便在甘露寺中有了一处临时居所,以居士的身份入住,甚至为这一临时的居所起了一个斋号“净名斋”。

佛家把大乘宗的早期经典《维摩诘经》也译成“净名经”,“维摩罗诘”是音译,“净名”是意译,意思是洁净而无垢。这正合了米芾一生有洁癖的胃口,也意味着心静处当无俗尘杂念之意。维摩诘是梵语,是古印度一位大富翁,他家财万贯,但笃信佛教,是位一心在家修行的居士,信仰大乘佛教,著名的在家菩萨。唐代诗画双绝的王维就字摩诘。米芾以净名为斋号,表明了他已经入了佛门,不仅仅只是一位“鹿门居士”了。既然已经借寺而居,端上了僧寺的斋碗,就得皈依佛门。

据米芾的记述,这间书斋的借得,是因为与寺中的仲宣长老以道相契,答应借住。他把这暂住的消息告诉各位朋友,蒋之奇寄来一诗,说:

京尘汩没兴如何?归棹翩翩返薜萝。

尽室生涯寄京口,满床图籍锁岩阿。

六朝人物东流尽,千古江山北固多。

为借文殊方丈地,中间容取病维摩。

他把诗给仲宣看了,仲宣于是为他取末句而为斋名。因为“净名斋”就等于是“维摩诘斋”,也等于是“无垢斋”。

这个“净名斋”,是米芾见之于书的第一个斋号,以前或许有之,但却不见载录。他对此处非常满意,自称:“吾斋在万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胜也。”米芾有佛教的信仰,但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书画上。得到和尚的慷慨相助,米芾总算居有家了,他很满意这一清净的住所,每天在里面写字作画。他给朋友写信说:“吾家法书每日一阅。”每天都要取出自己珍藏的前代法帖,面窗临摹,书写尺幅。既然借住于寺里,他便可以经常出入于寺中藏画之室,得窥前人妙法于堂奥间,过起了半僧半俗的生活。他的文集中,有好几首关于“净名斋”的诗,也有多处提及这处“净名斋”,且择其两首来看看:

晨入云随步,霄还月共舆。

清传供佛饭,寒燎隔江渔。

市响昏鸦乱,林穿列曜疏。

殷勤顾景物,为尔老南徐。

山晚烟栖树,渔收鹭宿沙。

曲生初月魄,远淡满川霞。

依静家如寺,游频寺是家。

何须传大士?芰制著袈裟。

两首诗都写得波澜不惊,平心静气,相当悠然,看来是闲暇无事所作。他虽居于寺内,也算是个居士了,诗中却没有出现宋朝其他诗人的那种禅味。两句“依静家如寺,游频寺是家”,就把他目前不僧不俗、居于寺和家之间的关系表明得非常透彻,他还不想出家,只是借此悠闲罢了。他在甘露寺的“净名斋”只是暂住,还不想买房造屋,作终老计,诗中所说的“老南徐”,只是一种念头,只是为日后计,一等丁忧期满,还是要去做官,他还年轻,离致仕还早得很。

北固山与金山、焦山合称是润州的“三山”,是润州的三张风景名片。宋时的三山,金、焦二山还都孤悬于长江之中,是为孤岛。唯有北固一山是半岛,拥有前、中、后三峰,三峰之间有陡峭的长岭相连,从城里连绵直伸向长江。山的前峰上建有孙权时建的铁瓮城,后峰直逼江中,正当激流,被波浪冲刷,成为危岩悬矶。山的对岸就是一马平川的苏北平原,形势十分险要,是江防要地,因而被称为“北固”。南朝时梁武帝回乡归省,赞它为“天下第一江山”。唐时的王湾曾在这里留下《次北固山下》的诗:“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时达?归雁洛阳边。”这座山在北宋时还只是供人登临游玩的景点,建有甘露寺、多景楼和北固亭,还有李德裕建的卫公塔,一派和平景象。到了南宋,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曾登临远眺,在此写下了两首著名的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从而使得此处大出其名。其实早在他几十年前,米芾早有诗词写到北固山了。不过米芾写的是“文诗”,而辛弃疾写的是“武词”,两者的主题和立意都有异。

米芾有一首《秋暑憩多景楼》的诗:

纵目天容旷,披襟海共开。

山光随眦到,云影度江来。

世界渐双足(惟未入闽)[3],生涯付一杯。

横风多景梦,应似穆王台。

还有一首《甘露寺》:

六代萧萧木叶稀,楼高北固落残晖。

两州城郭青烟起,千里江山白鹭飞。

海近云涛惊夜梦,天低月露湿秋衣。

使君肯负时平乐,长倒金钟尽醉归。

两首都是恬淡悠然的宋诗风格,一派娱乐升平的景象,只是对景享乐,而无远大的抱负。后一首中提到的“两州”,是指润州和扬州,这两座城市隔着长江南北相望,站立在北固山顶上可以隐约地看到。润州在唐宋时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入海口,所以诗中提及“海近云涛”,并非虚夸,王湾的诗中也有“海日生残夜”之句。米芾为《秋暑憩多景楼》诗书写了一帖,书体圆熟自信,已入法度,与日后著名的《苕溪》《蜀素》二帖其形神十分接近,显然已日趋成熟,自成一家了。

闲居润州,除了每天临帖之外,还着力于练习书法,这一时间他著

名的书帖除了《秋暑憩多景楼》之外,还有《相从帖》,以及《张季明帖》。在后一帖中他写道:

余收张季明帖云:“秋气深,不审气力复何如也?”真行相间,长史世间第一帖也。其次“贺八帖”,余非合书。

与前一帖相比,此帖写得放纵自由,前半帖为略显工整的行书,后半帖便变为数字相连的草书,六字一气呵成,痛快淋漓,潇洒不群。再下又转为行书。从书帖的内容中可以得知,这时米芾收到了一幅张旭的手迹,狂喜之情,不禁溢于笔端纸上。这幅字的结体,虽还不至于如草圣张旭那般癫狂,但已经不同于他以前的所书。

张季明即唐代的张旭,他以草书而名于世,也因癫狂而名于世,与同代的怀素一起并称为“癫张狂素”。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擅草书,而且还因为他们与众不同的行止,酒醉后呼号狂走,索笔挥洒,以放荡不羁的性格而不容于世。到了宋代,因为宋神宗驾崩后的庙号为“旭”,所以为了避讳,一般都以他的字“季明”或“伯高”相称。也称他的官衔“长史”,或索性就呼“张颠”。米芾对他的字崇拜至极,每闻所在,必欲一览为快,甚至还要收为己有。他在长沙时的上级谢景温家中藏有张旭书的《全本千字文》,他经常借去临摹观看,只是无法得到。

根据米芾在《书史》中记述,他早年曾在关中的一宋姓家中见过张旭的四幅书法拓本。在桂林做官时,从来访的使者关杞那里得知,那四通碑的原石就在他的家里。张旭的四幅真迹则收藏在杭州一陆姓大户人家中,因为陆氏家的儿子跟关杞学书,就借来刻碑上石。米芾当时就极想一见,等他后来移任长沙,关杞在不远的邵州任职,给他寄来了这四通石碑的拓本,就已经爱之不舍。等米芾在杭州任职时,恰巧与关杞的哥哥关景仁是同事,因此有机会一起前往陆家,亲眼见到了这珍贵的真迹。但这时已不是四帖,而只剩三帖了。一问才得知,有一方《秋深帖》被太守沈遘借去不还,又不敢去要回。米芾大为不满,在摹下了剩下的三方帖后,亲自去责问沈遘的弟弟沈遬,终于从沈遘的侄子处见到,并买下了这方《秋深帖》。这位沈遘,就是沈括的叔叔。不久米芾丁忧,就把此真迹带到润州,并作了记事。

米芾虽以行书著称,但对历代的书家都是广览博取,唐代的怀素和张旭一直是他非常器重的书家,在他的书中和题跋中,多次提及这两位以癫狂而名世的书家,对他们那淋漓尽致的狂草赞叹不已,每有所闻,必欲见到,必欲工摹,也必欲得之。他把这幅《秋深帖》定为张旭的世间第一帖,说明了他喜欢的程度。至于帖中提及的《贺八帖》,全称为《贺八清鉴帖》,他赞它“楮纸真迹,字法劲古,不类他书”,以前也曾被他定为“伯高第一书”,这次得了《秋深帖》,他就把它的名次往后排、降为第二等了。看来这位米癫,心中的标准并不恒定,甚至前后矛盾,可以随时调整、任意排列的。

暂时有了时间,米芾除了练书、收藏,并开始著书了。中国古人的著书一般都是在公余之暇,特别是休闲之时。在任为官时,诸事繁忙,没有时间也没有心境去著书,等到致仕,或者是被贬谪之时,既有了时间,也有了愤情,这书才会写得好。北宋的司马光被贬之后写出了《资治通鉴》,苏轼被谪之后写出了大量的诗文,都是一例。米芾的这番著书,虽然不在贬谪之时,但有了空闲,要把自己以前的积累做一总结,写出书来,这就是《宝章待访集》。这本书是米芾继《画史》之后写出的第二本书。

米芾这时虽然才三十六岁,但他的阅历已经相当丰富,特别是在书画的鉴定上所见极多,他一见到珍藏,除目观手摹之外,归后必记之于笔,这是米芾的爱好,也是宋人的习惯。笔记一体,出于六朝,却盛于两宋。彼时的文人手笔之勤,文笔之美,优于他朝,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史料价值。宋人的笔记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大瑰宝,米芾也不能免。他的《宝章待访集》虽有人称为是书画的史论之作,但探其究竟,还是一种笔记体的书,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作,它没有严密的文体结构,也没有通篇的逻辑推理,更没有理论分析的递进关系。米芾所著的《画史》《书史》和《砚史》等书,也多是此种笔记式的体例,大抵以实录和评品为主。全书分为“目睹”和“的闻”两章,“目睹”者,是自己亲眼所见到的作品,“的闻”者,是自己听闻到的作品。这其实都是随意记录下的自己半生中在书画方面的所见所闻、收藏轶事,在其间夹有作者自己的评鉴和品定。书中最宝贵的,当是这些评鉴部分,这是米芾精到的眼光和准确的判定,它不仅为书画的流传留下了资料,还为确定书画的优劣等级做了论断,这是作为书画鉴定大家米芾的一大贡献。它其实类似于当今的《书画收藏概要》之类的书,它的作用,如后人所说,是“以资清玩”。

《宝章待访集》一书的开头,就说明了本书写作的初衷:

汉河间宪王购书必录古简。梁武元、隋唐文帝金题玉躞,锦质绣章,破纸断麻,取而华国。天宝以后,或进书得官,亦加上笃好。本朝太宗混一,伪邦国书皆聚。然士民之间尚或藏者,既非宝鉴,皆以世传。闻见浸多,惧久废忘,因作《宝章待访》,录以俟访图书使焉。元祐丙寅八月九日。

这样一种文体,不能归咎于米芾。因为不仅在宋代,即使在整个中国,都缺少如西方那般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作。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都是以这般散论笔记体的形式来写作的,夹叙夹议、兼说兼评的笔法并存。但这一类的文体较之于纯理论来,好读易懂,并不枯涩艰深,读者既能通晓历史,又能欣赏文字,所以能流传千年而不废。

“净名斋”是目前我们所知米芾一生中最早的书斋,也是他最早命名的斋号,他在这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对它的感情非常深厚,直到他晚年,还专门画了一幅《净名斋图》,然后又作了一篇《净名斋记》,并秉笔写了一幅书帖,专记其事,开头的气魄就极大:

带江万里,十郡百邑,缭山为城,临流为隍者,惟吾丹徒。重楼参差,巧若图刓。地灵极倪而云霞出没,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万有者,惟吾甘露。东北极海野,西南朝数山者,谓之多景……

此记甚长,洋洋五百七十六个字,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抒情的笔法,对他所居住的“净名斋”前所见的景物一一做了描述。还从历史、地理和人文的各个角度来进行议论,极尽美词文字,纵横数万里,不惜夸张,来称颂丹徒,夸赞净名。

米芾此篇不仅文章好,书法也相当出色,成熟老到,通篇一气呵成,句不加点,可算是文、画、书三绝的佳作。此作被他一直收藏在自己丹徒的家中。靖康之岁(1127),其子米友仁从京城仓惶南奔,逃到南方避难,先到溧阳,后抵临安,在七宝山的仁王院里,意外地在别人家里见到一卷破纸,打开一看,居然就是米芾所书的《净名斋记》。但此卷已被人践踏蹂躏,霉湿残破而有缺损了。他展开反复观看,感慨万分,在帖后加了题跋,记述了自己前一段的逃难经历,但因囊中羞涩,无钱收下,只得看着它再度流失。到了淳熙年间,米芾的曾孙、米友仁的孙子米巨容偶然间收到此帖和跋,先世之璧虽残,毕竟终归米家,十分欣喜。他把自己收罗的一大批米芾的旧帖,以及已归于宋高宗大内里的《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羲之王略帖》以及《王献之十二月帖》的复本,以及劫后余生的米芾“宝晋斋”和“海岳”题刻,一并刻成碑,以《松桂堂帖》而名之,《净名斋记》也在其内。

但此刻本《净名斋记》中的文字已经有了讹误,开头的一段最精彩的四句已经失去,却夹入了苏轼的书法诗句。况且帖中有的文字上下错位,不能对应,显然是被人割裂之后再胡乱拼凑的结果。当年米友仁见到时就已经指出,并加以圈改,米巨容把这一删改的痕迹照样刻入碑中。现在这篇完整文字的帖已不可见了,只存修改后的拓本。但那幅《净名斋图》已不知去向,可能在当时就已佚失。

[3] 注:括号中“惟未入闽”四个字,是米芾自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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