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乖孩子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时间:2019-04-30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4 次

不是乖孩子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自从进学之后,吴承恩就告别了班家小店和童年的玩伴,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了——他不能再骑在那圮塌的矮墙上听净发的客人神侃,也不能再进宝荣那间阴暗的小披间,老父亲不允许,班家也不允许,宝荣他们见到他都会恭恭敬敬地作揖鞠躬,这让他实在有点不舒服,但又无可奈何。

从那时候起,吴承恩手上经常握一把折扇,扇面上有他自己作的诗,“啪”一声打开扇页,然后轻轻地摇一摇,那叫儒雅,再加上骨子里透出的内秀,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头悬梁锥刺股刻苦读书的“乖孩子”。因此,尽管他已经在一次次的落选中簪上了发髻,蓄起了胡须,慢慢走进了中年,但许多人仍然相信,这孩子还是有出息。

但其实未必。

吴家老宅正屋的西山头有一间小披间,里面有一张书案和高低不等的书架,不高的门楣上有块小小的牌匾,那是吴承恩自己手书的“射阳簃”三个字,这就是吴承恩的书屋。书案上自然有文房用品,也有《朱子集注》之类的科场必读。每天清晨,照例吴承恩会去射阳簃,那是他的天地。射阳簃在西偏院,当地风俗,在西侧的房子一般都会前移一尺,所以这间披屋虽小,却不受正房的遮挡,打开窗子,阳光便会照上书桌,窗下就是一个小小的荷池,一股清香也会飘然而至。

吴承恩一天的书斋生活就此开始。如果这一天的功课是读经,不管从架上抽出的是四书五经中的哪一书哪一经,他都会琅琅有声,因为这是读给别人听的,必须让别人能听见。这个时候,吴家的杂货铺是否还在经营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吴承恩此时已经是淮安社交圈子里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一支笔也足够维持一家还算体面的生活,不用为家计发愁,然而他的正式身份毕竟还只是一名在府学深造的生员,所以他得继续读书,至少要对老母亲和叶氏夫人有所交代——这种伎俩,古今相通。(www.nxxnyqc.cn)更多的时候他会轻轻地掩上门,向全家老小发出请勿打扰的信号,然后把《禹鼎志》或者《花草新编》或者《二郎搜山图歌》摊上桌面。这些是他的心血与最爱,原来不敢放在书案上,怕老父亲看到,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他躲在射阳簃的那些勾当,叶氏夫人清楚吗?未必。在功名事业这个问题上,女人其实是比较容易哄骗的,她们渴望夫婿的功名但却不懂,她们只要确认丈夫不进妓院,不入赌场,有几个高谈阔论的学中朋友,有点像读书的姿态就可以了,至于最后的任何结果,她们都会接受,因为男人们有各种办法使她们相信理应如此。

但如果叶氏夫人稍稍细致一些,也许会发现夫婿的眼角已经有了些许愁容。这个时候的吴承恩看似淡定,但却经历着许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刻,他已经感觉到自己面临的绝大危机。是的,他的心理和行为已经出现分裂,他实际上遇上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命运之坎,只是他自己未必能想得那么透彻明白。

在府学之中,他得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那是为了自尊,他必须要始终保持位列前茅的成绩,这样才有可能继续参加乡试;

在社交场合,他得应付各种各样难以接受的关心,那是为了面子,如果哪一天这些关心消失了,他也就应该选择退出了;

在家里,他得听各种各样的唠叨,那是为了责任,尤其是老母亲,她老人家只认一个理,你必须做官,让老父亲在地下安心;

在街坊,他得听身后飘来的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那是一种无奈,他无法责备别人的势利,只能摇摇头叹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时候他的处境,已经可以用“风刀霜剑严相逼”来形容。也许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无声无泪地哭泣,为什么科举功名对我就这么难呢?

从来都有一句古话,“当局者迷”,其实一切的根源都在他自己。

科举是什么?科举看似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但说到底却是一种政治制度。今人对科举多有误解,认为科举不就是考文才吗?文才不就是诗词歌赋吗?错!诗词歌赋那叫文学,在明清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科举与文学事实上已经形成社会性的分割,科举根本就不容许文学存在,如果此时还是执着于文学,就意味着与社会的主流走上了不同的轨道。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小儿最初的文学反应比如爱听故事等等可能会被当作聪慧征兆,但当学童成长到读圣贤书的年龄,家长和塾师将会设法把他的兴趣转移到《四书》《五经》上来,此时家长对于孩子表现出的对文学的留恋,如偷读一些闲书等等即会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而孩子“弱冠”“进学”之后,文学与科举的对立就会表现得非常充分,对文学的爱好不会得到尊重,他所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精研八股,迎接一次又一次跨越台阶的考试,直到功成名就以后,文学对于他才是自由的爱好。

科举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评判标准。通常说好诗“言志”,好词“言情”,好歌“绵长”,好文“铿锵”,但用到科举上,这又错。到吴承恩时代,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为法定标准加以完善已经一百多年,对文学的排斥不仅形诸于制度规定,而且深入了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程序、每一点方式,无可救药。比如科举的要义是“代圣人立言”,即按照试题给出的圣人语义,模拟圣人的语气加以发挥,这似乎给了考生表达政治诉求的空间,但这种发挥其实不能真正地触及政治,而且必须写成八股文,什么诗词,什么歌赋,都是“死路”一条。

科举又恰恰不需要任何形象思维。从内容上讲,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都在《四书》《五经》,阐述发挥的范围也还在儒家经典,答题的性质就是政论,需要雄辩、犀利、精确、清晰,在科举特定范畴里,要能把空话、废话都讲得头头是道。无论是内容和形式,科举考试都没有任何神游四海、心骛八极的需要,也没有任何写形鬼魅、笔走龙蛇的可能。在府县学的小考、会课、岁考中,惯例用小题,小题琐细具体,比较容易做得圆融,即使有些技巧性高的险、难、怪题,有时靠机智急变也可以应付,这大概就是吴承恩为何在府县学中负有“工制义”盛名,也就是公认特会考试的原因。但是在乡试、会试之类的国家大型考试中,则一般用立意比较正大的大题,要求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尤其是要会讲看似条理清晰但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空话、废话。

可是,书房里的吴承恩却在关心他的《禹鼎志》、《花草新编》或者《二郎搜山图歌》,他的心底充满描摹情态的文学情愫,充满拯救世风的政治梦想,无时不在幻想着自己的传奇业绩。用时代的观念去审视,这种心态完全不可思议,不可理喻,在这种精神世界里谈举业,简直就像关公战秦琼一样可笑滑稽。

自从读了吴承恩的《禹鼎志序》之后,我们从根本上就不相信吴承恩能考出什么好成绩,他的内心深处自始至终存在着对举业的抵触,当然也会受到科举的无情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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