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先生年谱》背后的故事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时间:2019-05-02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22 次

《马相伯先生年谱》背后的故事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马相伯先生年谱》封面

1939年12月底,“孤岛”上海。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了一部当代名人传记——《马相伯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时距这位百岁爱国老人逝世不到两个月。

柳亚子称相伯老人“一老南天身是史”。相伯老人的人生大书乃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史。“九一八”后,他大声疾呼:“愿我国民全体,认定自助者天助,效法义腊厄尔再造日路撒棱[1],一手做工,一手拿剑,共赴国难。”“一·二八”后,他撰文和发表广播演说,提倡国货,努力救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两日,他又以98岁高龄到电台作广播演说,号召国人奋起抗日……这样一位爱国老人的《年谱》在“孤岛”问世,恐怕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乃是国人爱国意志的发抒和民族人格的张扬。《年谱》如此迅速出版,又与戊戌老人、著名出版家张元济有密切关系。最近,一批尘封七十年的史料揭开了《马相伯先生年谱》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学哲先生编的《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信札》(台湾商务印书馆2007年5月版)一书,收有1939年11月12日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一封信。内云:

前日《中美日报》张君若谷来信,言辑有《马相伯先生年谱》,欲以版权让与本馆。弟复以收稿之事由兄主持,当为代达。复信及来信均属公司录呈台詧,计已先达。弟思此书当有销路,但出版必须迅速。弟当代看书稿,如果合用,尊意以为可以收印者,即便付排,从速出版。张君昨晚已将书稿送来,自言系震旦学生,曾亲炙马君甚久,前在《大美晚报》,现在《中美日报》任编辑。其所编年谱,多穿插国内外大事,文字亦尚妥顺,所采材料均注明出处。但稿字太小,弟目力不及,不能细看全书,是否可用,不敢决定,只可由公司可以胜任者任审查之事。又张君开出三条件:一、迅速出版;二、要印四开本,用中国书式;三、每千字五元,全书约十万字云。弟意二、三两项稍觉难行。尊意如何,请速示。如欲购印,如何磋商?能电示畀以全权,则可免耽搁,亦乞裁酌。无论函电均请复至敝寓,因馆员办事恐有疏忽也。(www.nxxnyqc.cn)《年谱》编著者张若谷11月初来信,要求商务出版该年谱。张元济一面嘱馆员与在香港的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联系,一面揽下“代看书稿”的任务。11月11日,张若谷送来书稿。虽则字太小,“目力不及”,但张元济还是连夜看了一部分,第二天即向王提出迅速出书的意见,处事之果断,工作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张元济“看好”《年谱》书稿,有几个原因。一是谱主的爱国精神与自己主张倡导“中华民族人格”的思想一脉相通;二是谱主作为文化名人又刚逝世,社会影响大,《年谱》出版会有销路。此外,他与马相伯先生早年的一段交往也不无关系。1902年,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曾与梁启超、蔡元培、汪康年等人一起到徐家汇天文台,跟马相伯学拉丁语。蔡元培最为积极,每天清晨五点就上门来了。因马每日早晨要做祈祷,就建议蔡元培从他任职的南洋公学中选派一些学生来学。后来蔡即派了24名学生。梁、蔡、张、汪这几位特殊学生学拉丁文的事,还成为马相伯第二年创办震旦学院的最初动因。《年谱》就记有此事。张元济1939年11月14日为《年谱》所撰的序文中,也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相伯老人的师生之谊:“余与三君皆同年挚友,意当时或同有兹约。而余与汪君皆未能实行。然竟获厕于私淑之列,亦弥自欣幸也。戊戌政变,余被谪南下,侨居海上,始识先生。一日与谈泰西科学之盛,先生徐言科学必有其大原,且世人何以能知科学?余乃知先生深于教理,与世之以祸福感人者迥不相侔,数十年来,未忘斯言。”序文还高度评价了马相伯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事业的卓越贡献,以及对老人高尚人格的赞誉。文曰:

余闻相伯先生殁于谅山之讯,哀其以大耋之年,不获宁居一室,被迫远徙,殒身于千里炎徼之外,为之悲愤者不置。……张子许以其稿留余所,阅读既竟,窃叹以先生之学之才,未能一展其用。于内则仅至山东督制机器,勘查矿产;于外则仅参赞东京使署,襄助高丽举办新政。至议辟九龙商埠,且未采行;在美贷金设银行,又成而被驳。怀奇不遇,壹郁谁语?赖有是谱,聊以识其言行。师弟之情,有足多者。张子语余:先生尚有手书《随使高句骊日记》,暨所储中西名籍,寄赠丹阳图书馆,旅沪同乡会为之运致故里,尚未发箧而城已陷,且大火,恐尽毁矣。使存者,谱中事必可裒益多许。相与感喟者久之。余悲先生之病殁蛮荒,而犹幸其能得高弟以传诸不朽也。因序而归之。读是编者,其亦有山高水长之思也夫![2]

王云五收到张元济信后,很快复电,同意出版。张11月25日致王的信中称:

《马相伯年谱》事,得尊电后已去信告作者:一、可以速出版;二、只能照本馆已出各种年谱版式(但鄙意不照小六开本);三、允给版税百分之十五。但尚未有回信。如不允版税,再与磋商售价、数目。原稿尚须略加修改。

对于商务方面的意见,《年谱》作者张若谷也全部同意。12月5日,在张元济致王云五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到该书:

《马相伯年谱》业与著作人商妥,给与版税,不出稿费,用本馆以前出版各种年谱版式。弟略加GF8A3阅,需有稍加修改之处,又由馆员加校,已交还本人修正,速即送来排印。一切已有沪处详报,兹不赘陈。

张若谷所撰《年谱》跋文,署1939年12月15日“先生六七死忌”。其实,书稿正文早几日已经交到商务印书馆。最近在孔夫子旧书网站上发现一批拍卖的老商务档案,有一封张元济1939年12月9日致当时在沪主持商务日常工作的经理李拔可的信,限期印出《年谱》。云:

马相伯与张若谷

马相伯先生追悼会,报称已定于本月廿九日。《年谱》稿据张君云,今日可以交到。请谆属出版科赶速排印,限十夕出版。我等为工人谋事,工人亦因为公司出力也。

显然,张元济要赶在马相伯先生追悼会之前印出《年谱》。限期10天,是何等速度啊!尽管“孤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早已今非昔比,然而传统依旧,风格不变。张元济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又为公司创造着商机。这就是商务印书馆成功的秘诀之一。

马相伯追悼会后来因故延至1940年1月27日才举行。而《年谱》于1939年12月末准时出版。它属于商务《中国史学丛书》之一。内封为楷书题签:“丹徒马相伯先生年谱 新建夏敬观题”。插页六幅为:胡伯翔画马公遗像、柳亚子题像赞诗手迹、马先生与编者合影(郎静山摄)、1939年4月5日和11月18日国民政府褒奖令,以及马先生手迹两幅。序文四篇:张元济序、于斌主教序、徐若瑟(徐宗泽)序和编者自序。除正文后,《年谱》还收录有四篇附录:(一)《苦斗了一百年的马相伯先生》;(二)《我所见闻的马相伯先生》;(三)《马相伯先生生日考》;(四)《马相伯与梁启超》。史料丰富,可补《年谱》的不足。张元济称赞《年谱》,“多穿插国内外大事”,“所采材料均注明出处”,或可谓一部成功年谱要遵循的原则,值得年谱编著者们奉为圭臬。

《年谱》的学术价值至今尚在。笔者就曾在该书里找到过太平军李秀成的珍贵史料。《年谱》引马相伯自述云:“予读书徐家汇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提兵略杭、嘉、湖、苏、松、常、太地,曾驻军徐家汇。一宿即去。人尚和蔼,教堂及地方人民,亦无惊扰。忠王龙袍红巾,告示用印长尺余。予等年少,争出往观。清早祈祷,惊为奇事,乡人有曰:我等信上帝,念耶稣经,王爷何故也信上帝、念耶稣经?忠王闻之,一笑。”这样的历史细节,书内为数不少,值得称道。至于张元济、王云五等老出版家不失时机、讲求效率的工作精神,更应成为当今出版人的楷模。

张若谷(1904—?),原名张天松,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作家。1930年以后作品散见于《益世周报》《中美日报》《国闻周报》和《文艺月刊》等报刊。除《马相伯先生年谱》外,还撰有《新都巡礼》《都会交响曲》,以及《三十年报纸文艺副刊的演变》《漫谈孤岛文坛》等。

《年谱》版权页“发行人”栏载“长沙南正路 王云五”。习惯上这类书称商务印书馆“长沙版”。其实,当时商务总管理处只是名义上仍在长沙(1937年12月由沪迁去),而总经理王云五则长驻香港办事处。该书编印又全在上海,是董事长张元济亲自看稿、撰序并安排出版的。上述所引张元济的几封书信,即是明证。

1940年1月27日,上海各界千余人在贵州路湖社隆重举行马相伯先生追悼大会。事前,张元济又应张若谷之邀,撰写了《马相伯先生像赞》和《挽马相伯》联。前者有这样的赞语:“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呜呼!生为人豪兮,死为鬼雄。虽死如不死兮,矍铄哉是翁。”这也可称《年谱》背后故事的续篇吧。

(原载《世纪》2008年第6期)

注释

[1] 《圣经》故事,义腊厄尔,今译尼希米。日路撒棱,今译耶路撒冷。故事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了犹太王国之后,犹太人尼希米受波斯王居鲁士派遣,回到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他组织居民重新垒筑城墙。为了随时抵御异族的入侵,尼希米用剑、梭镖、弓和盾武装建筑工。他又把居民分成两班,一班筑城,一班警戒。于是只用五十多天就修复了城墙。

[2] 张元济《马相伯年谱序》,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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