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翁文端公日记》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时间:2019-05-02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5 次

张元济与《翁文端公日记》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树年先生示笔者一份张元济先生的手稿,题为《翁文端公日记·跋》。全文如下:

民国肇兴十有五载,岁在乙丑,余乞得翁文恭师手书日记,为之景印行世。时逾五载,倭寇为虐,虞山被扰,翁氏文物散佚殆尽。余于上海书肆收得《翁文端公日记》二十五册,起道光五年,迄同治元年,间有残缺。此四十余年中,实为清祚衰落之际。外患如英人鸦片之战,攻陷广州、舟山,焚毁圆明园,逼成城下之盟,陷我为半殖民地;内忧如洪杨之乱、淮捻、滇回之乱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几于无可措手。清廷虽仅免覆亡,而祸根实已遍于朝野。宣宗偏信满员奕山、英经、耆英、琦善等,昏庸误国,迄未省悟;端华、肃顺之同在枢府,窥见西后蓄意揽权,思患预防,力谋阻抑。机事不密,卒被歼除,遂成牝朝乱政之局,皆可于此窥见概略。原书纪载繁琐,因摘其有关史事者,以著于篇。

浙江海盐张元济

这篇跋文当撰写于1951年5月(据同年5月26日张元济致夏承诗信确定)。另有“摘录凡例”9条及25册日记起讫日期二纸。跋文系他人起草,张元济改定。其中述宣宗(即道光皇帝)“偏信满员”“昏庸误国”,端华等“机事不密,卒被歼除”等句,均为张菊老亲笔添加。“凡例”原起草者仅录三四条,张菊老亲笔删改,增补成九条,内容充实得多。这是张元济先生的一篇重要佚文。

翁心存画像(www.nxxnyqc.cn)张元济为翁同龢像题辞

翁文端公,名心存,字二铭,号邃盦,翁同龢之父。江苏常熟人,道光进士,曾任礼、户、工部尚书,咸丰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惇郡王、惠郡王、钟郡王,晚年任同治帝授读师傅,为道、咸两朝重臣。其日记当为近代史重要史料。张元济先生得此日记,无心秘而藏之,即着手整理印行,将珍贵史料公诸于众。这是他“书贵流传”思想的又一例证。不同于当年影印出版《翁文恭公日记》,这次因“原书纪载繁琐”,考虑用摘录形式排印,这无疑有利于史料普及,而且较为经济。

跋文概括日记作者所处时代为“清祚衰落之际”,一语中的,言简意赅。虽然对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认识尚未摆脱传统思想束缚,但是对道光、慈禧之辈昏庸卖国行径的鄙夷鞭挞,却入木三分。文章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日记》拟删去的是“朝觐仪注”“判阅文牍”“酬酢往来”等无关大局的文字,保留的则是为“有关史事”。诸如京中大员升调降黜、乡会殿试朝考、诗词挽联寿语及书画古物鉴赏,关涉史实,均予著录。“凡例”之六云:“清初八旗素称劲旅。至道咸之际,京东不靖,檄调入关,均先集京师,分拨各地,以资战守。沿途滋扰,□□[1]抢夺□□,到京后复由公家供给官宿,兵丁均有跟伕,多者约居兵额十之六七。兵卒携带仆从也谓奇事,录之以见营制颓废欤!”菊老的这段文字,不啻为八旗弟子的生动画像。《翁文端公日记》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清代日记作者辈出,历来为史家所瞩目。特别像翁心存这样的朝廷重臣,又精于金石诗文,其日记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动态、社会风俗,往往能补史传之失记。可惜这部日记后来并未印行。据笔者揣测,恐与时局变化、商务印书馆经济状况不佳有关。

书未印成,原日记的下落如何呢?从1951年5月21日张菊老致北京图书馆王重民先生的信中解开了此谜。函云:

敬启者,元济前在上海旧书店收得常熟前清翁文端讳心存手书日记二十五册。起道光五年,迄同治元年,关系晚清国事有□。元济受知于翁文恭师,原拟归于翁氏,曾函请翁克斋君(名之熹,其子嗣于文恭师)莅沪之便,来寓领取。十余年载迄未见临。近闻翁氏遗书均已捐送贵馆,□为国有,可以永久保藏,用意甚善。今拟援例,呈送贵馆。特托郑振铎兄带上,务乞收存,并恳记明由元济代翁氏捐入,藉留纪念。原书中间缺去若干册,另附清单,伏候查收。再原书有若干册被虫鼠伤损,购入时即已如此,合并声明。

原来张菊老早有心将《翁文端公日记》归于翁氏后人。但是“十有余载迄未见临”,只得珍藏于自己寓所。新中国成立后,常熟翁氏将遗书捐赠北京图书馆,菊老闻讯即援例呈送,并特别指出为“代翁氏捐入”,情真意切,令人感动。王重民在收到郑振铎转来的《翁文端公日记》后,6月20日复函张元济先生致谢,并告以“谨将此书与去年翁之熹先生所捐《翁文端遗集》《年谱》等手稿,同贮一室,以供众览。又,翁之熹书中有《文端公日记》残本两册,适可为延津之合。解放后两年以来,我馆接受捐赠之盛,迈绝古今,想此事最为先生所乐闻者。”笔者想来,《翁文端公日记》今天一定仍藏于北京图书馆,亟盼能实现张元济先生生前遗愿,早日将此书整理刊布,以广流传。

张元济先生《翁文端公日记·跋》手稿,未署写作年月。文中考订,颇有疑义。乙丑,为1925年,《翁文恭公日记》确于是年4月景印出版。“时逾五载”,当为1930年(庚午),但此年并无“倭寇为虐,虞山被扰”之举。日寇侵犯常熟,当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所以,笔者以为“时逾五载”或为“时逾十五载”之笔误。如此说成立,张菊老收得《翁文端公日记》及筹划整理印行,是1940年前后的事。这与1951年致王重民信中所称“十有余载”,也正相吻合。

(原载《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翁心存日记》已于2011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张剑整理。——附记2016年6月

注释

[1] 原字难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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