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贤王”_李培福的故事

时间:2019-08-17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八贤王”_李培福的故事

1954年4月,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有了新的变化。新的省委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改变甘肃的落后面貌,抱负很大,热情很高,干劲很足。在最初的三四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甘肃省一哄而起,一年完成了原计划两三年完成的任务,受到中央表扬,头脑开始发热。把上届省委认定的甘肃特点,即“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一切工作应持慎重稳进态度”,批评为右倾保守思想。1955年提出了批判“甘肃落后论”的问题。这个批判从1955年秋季开始,到1960年底结束,长达六年的时间。批判的范围越来越广,调子一次比一次高,它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神。开始还只是说“甘肃落后论”是右倾保守思想在甘肃的突出表现和理论根据。后来又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提到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成为选拔干部、衡量人们政治态度的标准。凡是反映甘肃的实际问题,对工作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就被戴上“甘肃落后论”者的帽子。1958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批“地方主义”,打击一批熟悉甘肃当地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各级领导干部,使党内民主受到了损害,还伤害了很多干部。

经济工作上,主张什么事情都要大搞,以致指标越高越好,规模越大越好,速度越快越好。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提出三四年或者五六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十五年到二十年进入共产主义,断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一大”就是规模大,正式宣布敦煌为一县一社。“二公”就是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全省盲目搞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都是几百万人上前线。华家岭修建高标准的水土保持工程,搞大会战,集中了数万劳力,要求在飞机上参观的人能看见地面红旗招展,尘土飞扬。全省要求三年摆脱干旱威胁,一年成为无盲省,半年实现沼气化和农业半机械化,五天实现车辆化,信口开河,劳民伤财。堪称山上运河的引洮工程,没有勘测设计就盲目上马,十几万人搞了三年被迫停工,一亩地也没有浇上。

粮食问题上的虚报浮夸更为严重,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在甘肃迅速地蔓延起来。1959年春夏,甘肃省委对全省农村情况作了实际调查和几次讨论。7月15日,由书记处书记霍维德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安排人民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提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全省除兰州市外,共45个县市中,完全没有问题的19个县市,部分有问题的19个县市,严重缺粮的7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和张掖市,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共有154万人。这些县、市每人每天吃粮不到半斤。全省浮肿病9.6万人。据初步统计,因缺粮和浮肿病致死的有2200多人,非正常流入邻省的人口约6万多人,有些地方生产陷入停顿状态。”这个报告报送中央时,恰逢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被认为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供炮弹,霍维德因此而被定为“右倾反党分子”。1958年9月,省委宣布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00亿斤,有38个县的粮食亩产过“黄河”(600斤),敦煌过千斤,武威五一农业社的小麦亩产5756斤,西礼县红旗公社的洋芋亩产16万斤,认为粮食多得没有地方放了,吃饭问题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了。在虚报浮夸和高估产的基础上安排粮食征购,严重地购了过头粮,挤了农民的口粮。[14]1958年,征购粮食217000万斤,占总产量的31.97%。1959年征购254000万斤,占总产量的43.98%。1960年虽然只征购了127000万斤,但仍占总产量的31.77%。由于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大量外流逃荒,许多人浮肿、干瘦甚至死亡。[15](www.nxxnyqc.cn)

这一时期省委的工作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他们提出大量的批评意见。省委领导对这么多的意见听不进去,而是借各种政治运动的机会,对这些同志进行“过火斗争”。1957年反右派,1958年反地方主义,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严重地损害了党内民主,把一批反映甘肃农村实际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向党说真话的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从1957年到1960年,许多干部受到批判和斗争。

李培福在全民狂热的大潮流中,仍然保持着一个革命老干部应当具备的心理素质。在大炼钢铁中,他认为,依甘肃的实际,用土法上马砸锅炼铁的办法炼出100万吨烧结铁是不现实的,是头脑发热,出动120万人炼铁,是打乱仗,并直言不讳地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出自己的观点,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在浮夸风的鼓噪之下,甘肃饿死人的事已在几个地区发生。但在当时,他虽然几度仗义执言,对浮夸风、“共产风”、公共食堂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李培福被指责为“四平八稳”、逍遥自在的“八贤王”。李培福也很着急,自责能力不行,但他硬着头皮不讲假话。但狂澜既倒,一个副省长是无力挽回局势的。并且,身为省上领导人之一,在省上工作指导方针发生失误的时候,大势所趋,他也跟着犯了一定“左”倾错误。对此,李培福从不掩饰。

省委书记家长式领导作风严重,他既是个以严厉出名的人,又是个诙谐有趣、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的人;他旷达、乐观、豪爽、也耿直。

汪锋在回忆录中写道:

干部不敢讲省委半个“不”字,一说起省委都只能讲好的方面,讲一点缺点毛病就是了不得的事了。下面干部不敢讲真话,更不敢提反面意见。[16]

正如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座谈会上指出的:

甘肃很严重的问题是层层封锁,不讲老实话,以至于对中央也不讲老实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承认了这个错误,对中央不忠实,掩盖这里的情况。怕中央知道,实际上中央知道了好嘛!前些日子不知道这样严重,但也知道一些情况。……甘肃是封锁成风,不讲老实话成风,互相隐瞒成风,死人不在乎成风。是不是我们多数党员都不好?不是的,主要是省委,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作风多年积累下来的,这次是矛盾的总暴露。[17]

李培福在临洮、渭源下乡回来,参加了省委常委会。省委书记一开始就说:“这个常委会连续召了四天,今天才算召集起来,真不容易啊!现在由李培福同志就私自开仓放粮的事向常委会作检讨。然后大家发言对他进行帮助。我提醒你培福,必须认识你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李培福不紧不慢地说:“我先声明,我这不是检讨,是到临洮、渭源下乡的工作汇报。”说着他拿起桌子上的汇报材料,先把基本情况,受灾的严重性,开仓放粮的过程说了一遍,最后说:“这两个县因为饥饿引起人畜不正常死亡的现象天天发生,只有开仓放粮才能扭转这种悲惨局面。我作为省委常委、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不能见死不救啊!我不能为了参加一个会议而抛下这些危在旦夕的老百姓不管啊,我们要讲良心啊!”

他这一席话极有说服力,好几个常委微微点头。

省委书记听后拍案而起:“李培福,不要危言耸听,什么悲惨局面,上次你从庆阳回来(指1959年6月到庆阳、平凉、镇原等地县检查整社工作和群众生活),把下面的情况说了个害怕,我批评你,你反而给我拍桌子。看在你是我的老部下,再没追究。今天,你又这样,我警告你,‘八贤王’,别把自己凌驾于省委之上。”接着,他从党性上、原则上、组织性、纪律性上给李培福上纲上线地说了一大堆,才气呼呼地停下发言,让其他人帮助。

一个常委附和着说:“李培福放谦虚点,不要以为毛主席给你题过词,不要凭你那个金字招牌横行无忌,应该从思想深处好好认识。”另一个说:“时代变了,就得跟上大跃进时代的步伐,不要老把农村的形势说得一塌糊涂,应当明白,再这样下去,恐怕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而是立场问题了。”

李培福坚持说:“我的立场没问题,始终是站在百姓一边的。开仓放粮,我只承担责任,不承认错误。”

省委书记气得满脸通红,大声说“休会”。

李培福长舒了一口气说:“我也该回去美美睡一觉了。”

会后,有的常委给书记进言,按李培福这次犯的错误性质和认识的态度,完全能隔离审查了。

书记思考了半天,隔离审查,别人可以,李培福不行啊!毛主席赐给他的那道护身符不好揭呀!……

那时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使得领导成员之间也相互戒备,不能畅所欲言。

现存省档案馆的1963年9月5日省委常委会的会议记录着这样的话:

李培福发言:

三干会上,批评我是“八贤王”,马青年(副省长)是“西瓜派”。让我作检讨,说我是蜕化变质。从1960年以来,我的情绪不好,经常不发言。因为我的意见,书记根本听不进去。我去临洮会川公社文峰生产队看到饿死人的现象很严重,我当时主张开仓放粮救人,犯错误杀头我担着。可是,有人却去临洮文峰队搞了个假报告,说反掉坏干部,问题就解决了。照这样下去,人非死完不可。省委常委会上批评我从去年以来工作消极。请问我到洮河工地是不是工作吗?书记批评我是“八贤王”,万良才批评我“逍遥自在”,以风为准,人云亦云。我倒该怎么工作?我说,书记的干部政策是鞭子政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省委的几个书记,批判的批判,斗争的斗争,劳改的劳改,下放的下放,那个不顺眼,牙咬得紧绷绷的,脸吊得长长的。对犯错的干部,在会上大骂、审批、撤职、查办,甚至准备杀人,并叫下面要排出杀人的名单来。

李培福这一长段发言,说出了当时他工作的处境,也道出了省上工作的不正常。虽然有些话可能有个人的感情在里面,也有牢骚话,但更能说明那时他工作已不好开展了。

接着,李培福还发言:

八大时,对我们进行监视,开会回来后,说秉祥(王秉祥)和我跟孙作宾有关系,把秉祥和我各整了一下。说我为啥在八大会上发言时那么大的情绪,说外省同志反映:我跟孙作宾谈过话,几次叫我交代,我交代啥?为“三宠一臭”就把我整扎了,因为开党代会时,我参加平凉小组,薛程书记反映过“三宠一臭”的事。他就想从我的身上整出来,在常委会上,大发雷霆,拍桌子,霍维德批评我说,你李培福双手连个八字都划不出来,你吃醋了。(高健君插话,叫李培福写党代会的报告,就是因为“三宠一臭”。)我不同意对我的批评。

李培福带着情绪的这段发言,让我们觉得,他很无奈,又不心甘。

葛土英副省长曾安慰李培福:“你有主席赐给你的金字招牌,他们奈何不得你,别人可就不行。大掌柜的认为你在有些事上装聋卖傻,才批评你是‘八贤王’,逍遥自在。不过,书记给你这‘八贤王’的头衔并非贬义。‘八贤王’为民请命。你想,这‘八贤王’赵德芳,老王赐给他的‘王命金锏’,上殿打君王不正,下殿又打臣不忠,是正义的象征,书记把这头衔赐给你,是对你的褒奖。”

2010年10月16日,我们在环县曲子采访王志科老人。他说,李有一个外号“八贤王”,指一心为民。

“八贤王”是对宋朝赵德芳的美称,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非常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一忠二孝,有上殿不参、下殿不辞,上打昏君、下打搀臣的特权,他诙谐、机智、正气凛然,仗义执言。手持帝赐金锏一柄,有不正之臣,得专诛戮。

京剧《贺后骂殿》中这样唱道:

宋太祖赵匡胤死后,赵光义弟继兄之位。匡胤皇后贺后,让长子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大怒,要斩杀侄子,德昭气愤,撞死金殿。贺后带着次子德芳上殿责问。赵光义谢罪,赐贺氏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德芳为八贤王。在赵光义赐封赵德芳时有几句唱词,很好地解释了八贤王的权力范围:

孤赐你金镶白玉锁,加封你一亲王、二良王、三忠王、四晋王、五德王、六敬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再赐你瓦面锏,上打昏君,下打搀臣,压定了满朝文武大小官员哪一个不尊,你是个八贤王,代管朕躬。

李培福认为毛主席给他的题词不是招牌,也不是护身符,那是对他的要求、期盼和鼓励,时刻把它当作座右铭。这一时期,李培福心情不好,有些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会,有意回避不参加。这样,有充足的时间下农村,在乡下多跑跑,给百姓办点实事,心里踏实。为民请命,甘受不公,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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