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简介资料_关于汤恩伯的资料

时间:2017-01-07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3776 次

汤恩伯简介资料_关于汤恩伯的资料

汤恩伯,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日本人眼里,汤恩伯是个令人恐惧的将军,作战飘忽,属于名将之列。在共产党看来,他是个脓包和饭桶。抗战爆发后,汤恩伯率军坚守南口,与日军苦战,重创数万日军。所率军事集团为蒋介石三大军事集团之一。在国共内战关键时刻,汤恩伯出卖陈仪,得到蒋介石信任,任其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汤家宠子不教,养成汤恩伯胆大妄为的个性,成了当地有名的混世魔王,大家给他一个绰号“海底捞”。连海底的东西都敢捞,你说说他的胆子有多大。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宠将,也是抗日名将,名声更响的是共产党的大敌,为毛泽东公布的43名“战争罪犯”之一。汤恩伯至今是国共褒贬、争议最大的热门人物之一。他性格残忍,作战凶猛、飘忽。有人说他是常胜将军,也有人说他是脓包饭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不以成败论英雄,而实际上成王败寇成为人们衡量、评论英雄的法则。那汤恩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八月中秋,对中华民族来说,象征着大动乱、大灾难、大分离。是年七月下旬,八国联军耀武扬威地打进了北京,中国的第一家庭,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坐了骡车亡命在外,向山西方向而去。

八月十六夜,团圆的月亮格外皎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驻跸在阳曲县衙门中。太原知府和阳曲县令为了讨皇上和太后的欢心,特意备下月饼与鲜果,请两宫到中庭赏月。光绪帝口谕:“国难当头,无心赏月。都撤了吧!”

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几千里外,同样在一轮皎洁的月光下的浙江武义县的一个村庄,一个女人正在临盆,浑身抽搐,痛苦不堪地呻吟着。

门外,一位叫汤家彩的年轻人焦急地等待着。

屋里终于传出一阵婴儿的清脆、响亮的哭声,汤家彩迫不及待地大声问:“男的?还是女的?”

“给老爷道喜了,是个扛枪打仗的!”

汤家彩拍着手:“这下好了,汤家总算有接续香火的了。”

汤家彩便给儿子取名叫“其发”,学名克勤。8岁头上,克勤进本村普岭殿读私塾。教私塾的驮妹先生是汤家彩的熟人,因此决定对其“严加管束”。克勤就不是读书的料,经常免不了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吃打不过,于是就逃学,把书包藏在草丛里,钻进村外的稻田,抓田鸡、逮蝌蚪。时间一长,被驮妹先生知晓,于是逮了个正着,一路拎着克勤的耳朵进了私塾,还当众打肿了克勤的手心。

为了报复先生,克勤偷偷把一条水蛇放进驮妹先生的被窝里,然后得意地对同窗们宣布:“明天都不用上学了,我保管先生起不了床。”

驮妹先生委实被那条蛇吓得不轻,于是令克勤脱下裤子趴在长凳上,拿戒尺要狠狠教训克勤。但克勤的手没有去解裤带,而是抓过案桌上的裁纸刀,迅速地向驮妹先生的脑袋疾刺过去。幸亏驮妹先生缩得快,只觉得头皮一凉,几根花白的头发飘落在地。

“这还了得?这小孩子现在就敢拿刀刺先生,将来还不敢拿刀杀人?”驮妹先生愤怒了。

“杀人怎的?不杀人怎么做将军?”克勤结结巴巴,但豪气十足地说。

驮妹先生撩起长袍直奔汤家,一五一十地向克勤的奶奶告状,不料老太太竟说:“我的孙儿年少无知,你当先生的也别和他一般见识。”

驮妹先生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径直去县城找汤家彩告状。历数克勤罪状,末了说:“子不教,父之过”,言下之意,这全是家彩的过错。不料,汤家彩说:“教不严,师之惰。”把球又踢给驮妹先生。驮妹只好自认晦气,从此,不管汤克勤的所作所为,权当没有这个人。

汤家宠子不教,就越发养成汤克勤的胆大妄为的个性,成了当地有名的混世魔王,大家给他一个绰号“海底捞”。

16岁那年,克勤要骑马外出读书,那匹白马在村口狂叫嘶鸣,不肯上路,惹得克勤暴性大发,骂道:“好!好!畜生!老子的命令你敢不听?你一辈子就别想走了。”说着一手把缰绳紧拉手中,另一手操起一个木棒猛砸白马的头,白马惨叫着、蹦跳着,无奈笼头被克勤拽在手里无法挣脱,竟活活被克勤砸得倒在地上,抽搐着伸直四腿死了。看见的人都摇头咂舌,讲:“克勤这样的人胆子太大!”

汤克勤在外读书期间大手大脚,带的生活费没几天就花完了。于是回乡向母亲要钱。母亲说:“我哪来的钱?”汤克勤说:“你有!陪嫁积蓄多呢。”娘不肯给,他就大发脾气,把娘屋里的镜子、脸盆、梳妆台统统砸掉。

汤克勤闹得实在太凶,其父家彩暗中托族长将汤氏祠堂后面的一块山地的树木卖掉,得钱千把元。族长对克勤说:“你真要好好念书为我们汤家耀祖光宗,这个钱就算我借给你的。你要是不争气,钱花完了就不要回来。”汤克勤说:“大丈夫如不能纵横天下、光耀门楣,就绝不再回家门!”族长摇着头就把钱给了克勤。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武义大旱。已改名为汤恩伯的汤家公子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四师师长。他接到父亲家彩的信,知道乡里遭了灾,于是从江西赶回家乡。在汤村大摆宴席、放粮赈灾,凡亲属、乡亲都请去吃酒,每人赏赐一匹布十块大洋,上下三村的人都几担几担地挑谷回家。

老族长满脸带笑恭维道:“克勤,你真是太慷慨了,我们武义有幸,出了你这个大人物。”

汤恩伯说:“当年我欠祠堂的钱,现在连本带利都还给你,另外家里的田也拨给村里的学校。”说完又拿出一个皮箱,打开里面全是白花花的大洋:“这祠堂也该修理了,把破旧的木柱换成新的石柱,刻上对联,说难听的,是我给家乡还的债;说好听的也算泽被桑梓。”

汤恩伯原名克勤,发誓做一名大将军,但从小兵到将军隔着十万八千里,于是汤克勤就去寻别的路径,好在有人给他看过相,说他命中有贵人相帮。果然,他的“贵人”出现了,正是在“贵人”的提携下,立下赫赫战功,数年之后肩上扛起了中将军长之星。

1916年,汤克勤升入省立金华中学,中途又转入浙江体育专科学校,练就一身结实的肌肉,加上他1米65的身材,像个墩子一样。1920年夏毕业,赴广州考入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21岁毕业,分在浙军中任排长。未几,这支部队被击溃,汤克勤辗转颠沛,流浪街头,恰遇同乡、武义富商童维梓准备东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镖随行,克勤毛遂自荐,和童一起到了日本。1922年3月,汤克勤考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科,但他志在从军,想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该校有规定,需要国内官方的推荐。

1925年3月,汤克勤与同在日本学习桑蚕的王竞白女士同船回到上海。其时,浙江处于浙江督理孙传芳的统治之下,汤克勤就斗胆给孙传芳写了一封信,请其保荐自己,但遭到孙的拒绝。之后,他又去拜见了浙江省长夏超,请求帮助,也遭到拒绝,屡次的碰壁并没有使他灰心,又通过关系找到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汤克勤的命运从此转向,在陈仪的推荐和资助下,顺利地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科学习。这是他登龙大道的起点。

为了感谢陈仪的知遇之恩,他奉陈仪为恩师,改名恩伯;又抛弃糟糠之妻,与陈仪的义女王竞白结为伉俪。

1927年夏,汤恩伯学成回国,在陈仪手下任浙军少校参谋。当时国内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仪宣布脱离北洋孙传芳的系统,归附蒋介石的北伐军。在陈仪的推荐下,汤恩伯来到南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任中校参谋。科长是后来很有名的新疆王盛世才。

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汤恩伯有很多好的建议,却因为人微言轻,得不到上司的注意,于是常常叹息道:“大丈夫当斩将搴旗,立功沙场,安能居蹙辕下,仰人鼻息?”www.guayunfan.com

1928年,蒋介石将远在广州的黄埔军校迁至南京马标,易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教育长为何应钦,不久张治中继任。汤恩伯调入军校,任第六期学生第一大队大队长。此时,又遇见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张治中。

为了引起蒋介石和张治中对他的重视,每天清晨,汤恩伯带着一大队的学生,高呼口号,从马标营房跑步到中山门外,来回大约几里路的光景。而其他大队则在大院内的操场上跑几圈。蒋介石就住在中央军校里,每当这时,汤恩伯的大队就会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蒋介石对张治中说:“这个大队作风不错。”

张治中趁机说:“校长,这个大队长是汤恩伯,是你的同乡,又是日本士官出身,踏实肯干,文武兼备。”

蒋介石用人喜欢浙江人,听张治中介绍这个短粗的小同乡,于是来了兴趣:“文武兼备?”

“这是汤恩伯写的手本。”张治中拿出汤恩伯写的《步兵连教练之研究》呈给蒋介石。

蒋介石翻看着:“嗯,嗯,不错,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汤恩伯以此被蒋介石提拔到军校教育处任少将副处长。

1929年4月,蒋介石要张治中训练新部队,即教导团,从军校选拔干部,汤恩伯寻得这样一个机会,担任教导团副团长。

1930年1月,张治中成立中央军校教导团筹备处,汤恩伯任教导旅第一旅旅长。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中央军陈诚、张治中、刘峙、蒋鼎文等部由杞县、太康之间楔入,奇袭开封,不料落入冯玉祥的口袋阵中,中央军撤退不及,被冯军扭住,被截为数段,首尾不能相顾。汤恩伯率部与吉鸿昌、孙良诚等部死战,损失尤重,拼死杀出重围,撤往商丘;蒋介石驻节柳河,汤恩伯负责保卫蒋介石的安全。

一夕,冯玉祥的骑兵队奔袭商丘飞机场,当时蒋介石正在朱集车站,措手不及,差点做了俘虏,幸亏汤恩伯率部死命防守。冯军并不知道蒋介石就在咫尺,烧了飞机场以后快速离去,汤恩伯靖卫领袖有功。中原大战结束后,汤部改编为第四师,汤任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1931年,汤恩伯在“围剿”赣东北红军时表现不俗,奉调升为中央军主力第二师中将师长。不久率部去商城、潢川一带,“围剿”鄂豫皖红色根据地。汤恩伯和曾万钟、陈耀汉、戴民权四个师及唐云山一个旅的兵力,企图以商城、潢川、固始地区为阵地,构成隔离地带,以分割鄂豫边和皖西两块红色根据地,在“围剿”中,各个击破。

汤恩伯志在必得,而他的对手正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徐向前,可谓同门斗法。徐向前率红军三个师北进,同时又命皖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西进,以便在商、潢地区突破,计划第一步打击汤恩伯的第二师,控制商潢公路,切断商城与潢川两地的联系;第二步相机夺取县城。汤恩伯却没认为徐向前有多厉害。1932年1月中旬,徐向前挥师发起进攻,四个主力师合力作战,“腰斩”汤恩伯,汤丢盔弃甲,和曾万钟第十二师仓皇逃往潢川,红军控制了商潢公路。鉴于汤恩伯等部主力尚未受到重创,徐向前决定采取“围点打援”,对商城敌五十八师陈耀汉围而不攻,吸引汤恩伯等来援,在运动中歼敌。

果然,汤恩伯等四个师出动19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来救商城。徐向前将主力集中于豆腐店地区。时天降大雪,红军冒雪前进,以一个师担任正面突破,另两个师在左,一个师在右,担任两翼迂回包抄。

2月1日上午,汤恩伯率第二师等来攻红军阵地。红军正面死死抵住汤恩伯的疯狂进攻,两翼部队开始迂回,激战至下午,左翼部队迂回成功,抵刘寨包围了汤恩伯和曾万钟的两个指挥部,汤恩伯、曾万钟、张钫等三个师动弹不得;同时红军抢占了傅流店渡口,切断了右路敌人的后路。

汤恩伯没见过这等急风暴雨般的阵势,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带头向后狂逃,兵败如山倒,数万名敌军纷纷向北夺路逃命。徐向前挥军猛打猛追,一口气追到潢川附近,歼敌四千,缴枪两千多;商城守敌扔下大炮和物资,连夜弃城逃跑。红军乘胜夺取商城。

后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红军)十多个团的兵力击败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十九个团,打断了蒋介石嫡系第二师的脊梁骨,很有意义。汤恩伯因此而被撤了职,北线的敌军龟缩潢川、固始等据点,不敢再轻举妄动,我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国民党对鄂豫皖第三次“围剿”就这样完了,蒋介石大骂汤恩伯是“脓包”,撤了他的第二师师长之职。

是年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大军对鄂豫皖红色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再度启用汤恩伯为第八十九师师长。

蒋介石以黄埔系将领统领的十个整师,对阵徐向前的红军部队。8月7日,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和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在花园一带集结,决定经河口,直趋根据地中心地区黄安、七里坪。

汤恩伯知道徐向前不好惹,跟在李默庵的后面,他避开了与红军第十二师陈赓的对战,与曾中生率领的独立第一师在高桥河展开激战。岂料,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也如此凶悍,打得汤恩伯闪腰岔气。正在这时,红军援军赶到,汤恩伯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立即缩进据点里,依托坚强的工事,竭力固守。

不久,敌陈继承纵队从宣化店向七里坪开进,红军后路有被敌抄袭的危险,徐向前决定放弃黄安,转向七里坪迎敌。红军从正面突破黄杰第二师阵地,占领其指挥所,向纵深前进,陈继承准备撤退,但卫立煌赶到,要陈继承坚守,终于顶了下来。汤恩伯这才喘过气来,率师跟踪到七里坪,与红军激战。

红军未能击破敌军一路,只得放弃根据地,作战略转移。

汤恩伯在此役中,虽然遭到重大的损失,但顶住了红军的攻势,多少挽回了一些面子。所率领的第八十九师成为主力师,为后来汤集团的起家部队。

1934年3月下旬,在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中,汤恩伯为第四纵队司令官,指挥第八十九、第四、第八十八师进攻福建泰宁等地。汤恩伯仗着兵额、武器弹药和经费特别充足,人多势众,根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他将三个师分三路前进,每师相隔40里,犯了兵家大忌。三个师分别在新桥、太阳障和泰宁之线,被红军包围,红一军团击败汤部王万龄第四师于新桥,红三军团击溃汤部王仲廉第八十九师于太阳障,汤恩伯率孙元良第八十八师躲在泰宁城里不敢动弹,直着脖子向蒋介石喊救命。于是蒋介石电令第三纵队指挥官樊崧甫率第七十六师外加步兵一个旅丁友松部驰援,但樊崧甫就派了一个团前往解救。

汤恩伯认为自己三个师还打不过红军,樊崧甫派一个团来这是糊弄鬼,于是致电蒋介石以“弹尽粮绝,援兵坐视不救,请钧座严令樊指挥官火速进援”。蒋介石严电质问樊崧甫:“该指挥官按兵不进,是何用意,限立即电复。”

樊崧甫接电后大骂:“汤恩伯危言耸听,他的第四、第八十九两师虽败,并未被红军歼灭,红军虽胜,但伤亡也很大,也须后退整补。他完全可以自派部队解围,却躲在城里乱喊救援。”

在蒋介石的严电下,樊崧甫还是命令所派的一个团向红军进攻,顺利将王万龄从新桥救出,红军遂退出新桥。

事后,樊崧甫致电蒋介石说:“我纵队已派补充团解新桥之围,其实汤纵队弹既未尽,粮亦未绝,职决不会坐视不救,请钧座放心。”言外之意,挖苦汤恩伯是个草包饭桶。

同年4月,蒋军攻下福建后,汤恩伯部改隶北路,继续南进,进攻赣南。陈诚以重兵攻克广昌,敲开中央苏区的大门。此时,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改变以往机动灵活的特长,与蒋军硬碰硬,打起阵地战。消耗越来越大,根据地也越打越小。

陈诚指挥第三路军13个师的兵力,以碉堡步步跃进,蚕食战术,逐步向前推进。樊崧甫的第三纵队攻占了贯桥后,陈诚命令贯桥正面归汤恩伯纵队主攻,樊崧甫协助汤恩伯进攻,目的是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收功。

于是汤恩伯洋洋得意地对樊崧甫说:“明日拂晓总攻,请你老兄看我纵队如何打仗,看我如何夺取高虎垴立头功!”

樊崧甫说:“祝你顺利,我派一个师协同你进攻,另派一个师掩护你右翼。”

汤恩伯疑心樊崧甫要与他分功,拒人千里之外:“不需要老兄帮忙!我力量很充足。”

第二天汤部气势汹汹对高虎垴阵地发动进攻。而高虎垴阵地面不宽,最多可容一个营的兵力向上进攻。汤恩伯却令五个团编制的第八十九师一起拥挤着往上攻,导致兵力施展不开。每个山头密密麻麻都挤满了部队。

在红军勇猛的反击下,前面的部队溃败往下撤,与后面潮水般涌来的部队互相踩踏,加之红军的侧射,伤亡惨重,该部官兵死伤两千多人。

汤恩伯打电话埋怨樊崧甫袖手旁观。樊崧甫则一语道破失败原因:“重叠布置密集战斗所致。敌人一颗子弹可穿你们五层,你们后面的部队放枪,也可将前面的人打倒,这样打下去,不失败才怪!”

之后,樊崧甫协助汤恩伯部进攻,最后终于攻陷了高虎垴阵地。

汤恩伯自觉伤亡人数太多,脸上无光,恶人先告状,就把失利的责任嫁祸于樊崧甫,密报到北路总司令顾祝同那里。顾祝同亲自到前线查办,后听了双方的申述后,终于明白了其中原委,不了了之。之后,汤恩伯改进了进攻方法,终于夺取了驿前等据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瑞金等地,进行战略大转移,汤恩伯率部进入瑞金。命令各部在苏区大开杀戒,大烧房屋,据悉有数千红军俘虏、家属和赤卫队员惨死在汤部的屠刀下。

为纪念战死的官兵,在瑞金郊区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犁庭公园和一座纪念塔。“犁庭”为古代成语“犁庭扫闾”之意,即“平其庭以为田,扫荡其闾以为墟”。公园落成后汤恩伯在此召开庆功大会。此外,由于汤恩伯对红军的“赫赫战功”,1935年9月30日,由第八十九师师长正式升为第十三军中将军长,辖第四师和第八十九师。

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编撰的《汤恩伯将军传》中说:“将军自告奋勇,白水、贯桥、驿前诸役,均担任主攻,卒将奸匪主力,歼灭殆尽,于是乘勇追奔,直扫犁庭……五次围剿,遂竟全功。”

抗战军兴,汤恩伯一战于南口、二战于台儿庄,成为抗日名将,他的飘忽战术,往往令敌胆寒,成为日军重点对付的目标。抗战中后期,盘踞中原,成为蒋介石三大军事集团之一,获得“中原王”的头衔,而“水旱黄汤”,在老百姓口中,成为比日军还坏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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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军在集宁接受检阅。

1936年,汤恩伯所部第十三军奉命调到察哈尔省集宁县一带。此时该部清一色为德式装备。调十三军到华北地区,是蒋介石为应对日本加剧侵华而布下的一颗棋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不断扩大兵力。8月5日,日参谋本部在“形势判断”中认为:日中已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决定从国内增兵华北,发动华北会战,把战线进一步扩大到石家庄—沧州一线,迅速对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予以沉重打击。

根据参谋本部的这一决定,8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方针:把主战场放在河北省北部的平汉线沿线,等国内援军到达后,在保定、沧州一线与中国军队决战。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在保定决战,又以第五师团为基干,在关东军配合下,沿平绥路向山西、绥远等地推进,攻占张家口,以牵制和吸引中国军队,保证主力部队在保定地区与中国军队决战。

蒋介石也料到日军会走这一步棋,要保证中国军队能从山西侧击日军,就必须保证平绥路在我军手中,而平绥路的得失,与能否坚守南口阵地有直接关联。

平绥路东段的重镇南口,属于燕山山脉。崇山峻岭,关隘重重,是北平通往西北的门户,号称华北第一天线。南口处于绵延于高山之巅的内长城上,山上只有羊肠鸟道,素有“察绥之前门,平津之后户,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的说法。

7月30日,即在北平陷落的第二天,蒋介石电令驻军平地泉(今集宁)的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该部在前方配备少数部队,俟派兵接替,其主力从速集中,准备向张家口挺进。”

蒋介石给汤恩伯下达的具体任务是保卫南口,以十天为限。

汤恩伯的第十三军是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最嫡系的部队之一。该军部署在华北,是蒋介石向步步紧逼的日本人做出的一种姿态,是积极应战的表现,并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国人的疑虑。十三军开赴前线,就说明抗战真正开始了。

汤恩伯当即查看地图,布置任务,通知所部第四、第八十九师分别在集宁、丰镇待命,用火车向张家口方向输送。他忙了一上午,还没顾上吃午饭,这时蒋介石的电报又到,指示机宜:“我军无论何地、无论何部队,到达地点,必须星夜赶筑据点之强固野战工事,深沟宽壕,须使敌坦克不能侵入我阵地,我能固守无失,然后再向左右方面照顾所规定之战线工事,竭力延长,万一我全线工事未成,敌来攻时,我军亦固原阵地,沉着应战,勿稍慌张,俾后方部队,得以如期赴援。”

汤恩伯不敢怠慢,立即命令部队切实实施。

汤恩伯第十三军东进南口,必须通过察哈尔省主席、西北军将领刘汝明的防地。汤恩伯派参谋长吴绍周先行赶到张家口,向刘汝明商量借路之事。没想到被刘汝明一口回绝,说:“南口有我军把守,没有问题,虽有敌骑兵的骚扰,已被我军击退,目前无大碍。对于贵军接防南口,我还没有接到命令!”

原来,刘汝明担心的是蒋介石借抗日为名,派中央军占领他的地盘。

吴绍周回到平地泉,向汤恩伯汇报。汤骂道:“早就应该消灭这些杂牌部队了,大战在即,南口为日军必争之地,刘汝明意欲何为?”于是,他立即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派了军法执行总监鹿钟麟去做刘汝明的工作,并请参谋本部电令刘汝明让防。

7月30日,鹿钟麟乘小飞机到了晋北的大同机场,汤恩伯偕吴绍周前往迎接。汤恩伯寒暄说:“劳你老兄的大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鹿钟麟说:“抗日是大事,理当效劳,何况我是刘汝明的老上司,他那里我已经去了电报,我想这个面子他会给的。我送你们去张家口找刘汝明协商。”

一行人驱车来到张家口,刘汝明已接到上面让防让路的命令,没有再阻拦,只是说:“汤军可以通过张家口,但火车不能停下来!”刘汝明在车站上派了许多人,荷枪实弹以防汤军下车。

军情似火,借路风波已耽误了汤恩伯部四天的行动,第十三军仓促赶往南口接防。汤恩伯命令:除了作战的武器外,把一切物品都扔掉。尽可能多装人员上阵。

直到8月5日,王仲廉第八十九师运抵南口,而南口的防务根本谈不上,除了刘部原有的几间住房之外,没有任何工事。汤恩伯大骂刘汝明贻误军机,只得派人加紧勘查阵地,布防地域,把两个师的兵力摆在30里长的防御线上。

汤恩伯决定将第八十九师配置纵深阵地,缩小南北正面防御阵地,巩固两翼高山的作战计划,将南口车站、龙虎台、大红门等地改为前进阵地,将主阵地移至南口两翼山麓山腰,防御要点为南口至居庸关、得胜口、青龙桥等地,总预备队置于康庄附近,师部设在康庄之南的榆林堡。而第四师王万龄部在南口右翼布防,师部设在横岭城。两个师分别进入阵地后,立即热火朝天地赶筑工事,由于时间紧迫,部队只能挖一些简单的壕沟,再利用山上的石块垒成工事,聊作掩蔽而已。

汤恩伯的对手是日本陆军精锐的部队第五师团,师团长是陆军中将板垣征四郎,从8月8日起,南口之战正式打响了,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车的掩护下,向汤军团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阵地上一片火海。

8月10日晨,日军新一轮的攻势开始了,先是飞机临空,炸弹呼啸而下,紧接着是密集的炮火覆盖轰击,硝烟、烈火、尘土、碎石,形成一片浓云,笼罩在阵地上空。躲过轰炸炮击的战士刚从简陋的工事里爬出来,日军的坦克隆隆而来,后面跟着千余名步兵冲了上来,向居庸关阵地发起猛攻。龙虎台阵地上,大火熊熊,经过4个小时的恶战,守军大多牺牲,残部撤出了龙虎台阵地。在虎峪村阵地上,战况也很惨烈,守军的血肉之躯与简单的工事都在炮火中化为齑粉。当日军攻上阵地时,枪声大作,活着的士兵奋起还击,枪声一直持续到深夜。下午,汤恩伯冒着被日机轰炸和扫射的危险,赶往居庸关视察,他对师长王仲廉说:“日军对南口志在必夺,南口正面各阵地还要加强,要派人在阵地前埋设地雷,以防敌坦克突入;再把青龙桥至南口的八座桥梁和八达岭的涵洞都炸了!”

王仲廉问:“军座,南口机车车辆厂还有七辆重力火车头怎么办?”

汤恩伯想了想:“将火车头都集中在一个大涵洞里,将洞口封堵起来,把车辆厂烧了,决不能资敌!”

8月11日,日军更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两千多步兵,携带20门山炮,在9架飞机的配合下,猛攻南口。汤军第八十九师依托山石等简陋工事,用步枪、机枪、手榴弹沉着应战。双方在得胜口你来我往,短兵相接,守军子弹打完了,用枪托、用石头,甚至拳脚、牙咬,惊天地泣鬼神的肉搏竟达十余次,敌人的尸体遍布山野,守军也付出了伤亡三百余人的惨重代价。

8月12日晨,五六十门大炮铺天盖地,震耳欲聋,霎时间,整个山头泥石横飞,蔽天遮日;炮击刚完,30余架隆隆的轰炸机临头,威力巨大的炸弹倾泻在南口的阵地上,山摇地动,天地易色。

日军酒井旅团出动了5000余人,日军凭借强大火力,在二三十辆坦克车、装甲车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南口、虎峪、苏林口、得胜口一线发起全面进攻。汤恩伯在指挥部里不断接到阵地失守的消息。他急得一个劲地用军帽擦汗,大叫“反击”!

敌我在龙虎台和南口之间激战,有时敌军突入我军阵地,尚未站稳脚跟,又被我军一个反冲锋,夺回阵地。你进我退,你死我活,反复争夺竟达6次之多。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中午,日军被迫退回原地。酒井隆大发雷霆,命令再次组织攻击。日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复以20辆战车为先导,转动的炮塔和打红了的炮管不断喷出炽热的炮弹,终于将中国守军的阵地撕开一个长达20多米的缺口。守军一个排全部壮烈殉国。

汤恩伯大声骂娘,气急败坏地对师长王仲廉嚷道:“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阵地,你我虽然是多年袍泽,拿不回来军法无情!”

当晚,王仲廉命团长罗芳珪亲率两个排乘夜色反击,人抱炸药,呐喊前进,迎着战车而上,前仆后继,以大无畏的气概,压倒对手,毁敌战车6辆,毙伤敌300余,终于夺回丢失的阵地。

《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西线通讯》中是这样报道汤恩伯的:“他穿一件短衬衣和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事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时间了,一切的精神都被香烟维持着。他已经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汤恩伯日夜辛劳,两只眼睛深深地凹入,“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他实遭受空前的劲敌,“日夜操劳,精密指挥,已半个月未曾得一安眠机会”,整天和电话、地图打交道,汤所能指挥之部队,已全部加入前线,本身已成为光棍总指挥了。

这就是南口战役时的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

8月14日,南口战事更加凶险,天刚拂晓,日军步骑兵约7000人,在20架飞机、100门大炮和40多辆坦克的配合下,向南口正面发起更大的进攻,步兵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攻势如潮,杀声震天。南口前沿阵地工事全部被炸毁,滚烫的土地,被炸弹深翻了几尺。日军气势汹汹,沿公路猛扑居庸关。幸亏汤恩伯事先配备了纵深阵地,守军罗永珪团都不要命了,拼死抵抗,肉搏多达10余次,激战持续到月上东山,直到晚上9点多,才最终将日军击退。是日,罗团毙敌数百,守军牺牲三分之二,罗团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王仲廉苦着脸向汤恩伯汇报战况,叹着气说:“这样打下去,第十三军元气大伤!”

汤恩伯说:“委员长已派卫立煌率三个师增援南口,过几天就可以转危为安,望激励军心,再坚持四天,不管再疲劳,也要星夜构筑后方阵地,完成纵深配备!你去组织一支部队,连夜袭击突入居庸关的日军,来他个回马枪!”

深夜,在王仲廉指挥下,一支部队袭击日营,日军未料汤军还敢夜袭,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仓促应战,双方混战到天明,日军430多人被打死,5辆坦克被炸毁,另有32挺歪把子机枪被掠走。由于日军一个联队的援兵开到,敌众我寡,加上部队已极度疲劳,伤亡惨重,汤恩伯命令改攻为守,撤回阵地。

汤军团整整坚持了18天,已经精疲力竭。其时,天降大雨,各部在仓促中接到突围命令,为尽快与当面胶着之敌脱离,立即向后转移。日军很快发现了中国军队在撤退,于是跟踪追击,飞机在天上轰炸、扫射;地面步骑穷追不舍。中国军队在泥泞中且战且走,损失惨重,撤离了战场。

1938年1月,日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从青岛登陆,沿胶济线西进,经潍县近迫临沂,与津浦线上的矶谷廉介师团呼应,齐头并进。妄图会师台儿庄。

其时,以汤恩伯的第十三军为主,又有第五十二军、第八十五军编为第二十军团。

蒋介石急调尚在河南整训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驰援台儿庄。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回忆说:“我当时的作战方案,是相机着汤军团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我判断以敌军之骄狂,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呼应,便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我主要利用敌将此种心理,设成圈套,请君入瓮。待我军在台儿庄发挥防御战至最高效能之时,则命汤军团潜行南下,拊敌之背,包围而歼灭之。”

因此,台儿庄能否守得住,取得胜利,全靠汤军团能否及时出现在敌后,对敌包围而消灭之。

李宗仁回忆:“汤集团在津浦线上与敌作间断而微弱的抵抗后,即奉命陆续让开正面,退入抱犊崮东南的山区。重炮营则调回台儿庄运河南岸,归长官部指挥。敌军果不出我所料,舍汤军团而不顾,尽其所有,循津浦路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四万,拥有大小坦克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共百余尊,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威。徐州城和铁路沿线桥梁车站,被敌机炸得一片糜烂。”

就在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拼死抵抗日军对台儿庄的狂攻时,李宗仁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敌军。汤恩伯似乎表现不佳,在李宗仁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最后,李宗仁训斥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

而此时的台儿庄守军已经伤亡殆尽,全庄三分之二已为敌有,就连孙连仲也认为不行了,恳请李宗仁转移阵地,退过运河。李宗仁因汤军团援军快到,于是下令死守,决不许后撤。孙连仲只好说:“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不久,汤恩伯军团在敌后出现,近迫台儿庄北边,日军陷入重围。李宗仁亲赴台儿庄郊外指挥进攻,内外夹击,里应外合,此时的矶谷率日军残部狼狈突围,逃窜峄县。

正是由于汤军团出现在敌后,给日军以极大的威胁,不敢全力以赴进攻台儿庄,使孙连仲部得韧性坚守台儿庄。4月3日,汤军团向台儿庄以北出击,敌军撤退不及,遂陷入重围。我军全线出击,锐不可当,取得台儿庄大捷。日军死伤当在两万人以上,坦克被毁三十余辆。这是抗战以后的一个空前的胜利。而后来大陆的文献、史书都把功劳记在坚守台儿庄内的孙连仲部的账上,很少有人提及汤军团的驰援之功劳。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亲赴徐州,慰劳参战部队,汤恩伯向蒋介石汇报时说:“凡是人家所不愿做的难事,都交给我做;凡是人家所不愿打的难仗,都交给我打;凡是人家所不肯去的险地,也让我去。”

蒋介石对汤恩伯很是满意,1938年5月11日,授予汤恩伯“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抗战时期,根据汤恩伯兵团的特点,蒋介石令第二十兵团担任机动兵团的任务,策应第一、五两战区。在豫南、鲁南、鄂北、苏北、武汉、枣宜、广西等地抗日战场上,无不有汤军团的出现,先后参加过南口之役、台儿庄大战、武汉外围之战、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战役。因此,日军认为汤恩伯作战机动飘忽,是日军的劲敌,在日军中有“中将汤”之称。

不久,汤恩伯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主持平汉路东地区作战,旋升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在抗日战争中,不但共产党以游击战为主,国民党军也重视游击战争。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参加。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班址设在南岳。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中共方面派员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和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教学工作。不久训练班成立,并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两人任正、副教育长。该训练班第一期于1939年3月1日开班,一共开办了三期至1942年停办,训练了大批的游击干部。

参加过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一个国民党军官方世昌回忆说:“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应付的教育场面,一方面是调集来自三山五岳各式各样的英雄干部,另一方面却又遭遇对垒多年的敌人合作服务,无形中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情势,也无形中寓有一种竞赛的意味。”

对此,汤恩伯提出了一个口号:“对人诚恳,对事认真。”并强调“做事不对人,争事不争利”,“他对叶剑英及其同来的共干,在形式上待以学者名流礼貌,在实际上并予一视同仁与部属相等的待遇,对叶尤其处处表示推诚相与及恳挚倚重的态度,比如在集会时,他总拉叶一起并排站立,进出时亦必并肩而行,每次讲话后更照例请叶继续讲演,真诚处好似浑然无缝,彼此了无一点痕迹”。与叶剑英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1939年5月,日军以摧毁第五战区,消灭汤恩伯集团之企图,纠集第三、第十三、第十六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战车第三联队之主力,分由荆州、钟祥和襄阳、花园两路向五战区发动进攻,五战区襄阳、枣阳间的交通被其截断,右翼友军顿失联络。日军长驱直入,向右旋回,企图包围汤集团而一举歼灭。情况万分危急,汤恩伯闻警,立即从南岳飞赴老河口,立即部署作战方案:以一部佯攻,牵制当面之敌,集中主力于桐柏、唐河之间突出重围,转至泌阳地区后,转移攻势,迎头痛击日军,使敌受重创后,狼狈溃退,遂使恢复原来态势,取得了随枣会战的胜利。

1941年1月上旬,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为进攻安徽方面的新四军而进至信阳一带的豫南平原。日军见其来到豫南平原地区,便以第十一军一部于当阳、荆门、安陆向襄阳方面实施佯攻,然后以第三师团于1月24日夜迅速突破信阳北侧中国军队阵地,直插泌阳以北地区,吸引汤集团主力,并切断其向西退路。然后第十一军主力五个师团和军直属战车队等沿平汉线北进,企图形成合围。但由于坚守信阳北侧的第六十八军顽强阻击,为汤恩伯赢得了宝贵的一天退避时间。

1月26日,日军开始追击,数日内先后攻占了上蔡、遂平一带和舞阳、保安镇一带,以及汝南和南阳地区。2月12日,日军结束作战,撤回原驻地。这次作战,日军虽未能围歼汤恩伯集团,但给予其打击甚重,伤亡万余。

在同年的枣宜会战中,汤恩伯先后指挥第十三、第二十九、第八十五、第二、第七十五、第九十二、第三十、第五十五等军,转战于豫南鄂北,机动回旋,使日军受到重大损失。尤以湖荡镇之战,敌第三十四师团筱野重夫部队受到汤恩伯部的沉重打击,几乎片甲不归,为抗战中期所仅见的胜利。

1941年冬,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中条山失守被蒋介石撤职,改调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任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他手下的部队有5个集团军、数十个挺进纵队,号称百万。蒋鼎文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只是挂着司令官的头衔,私下里忙于走私、做生意,大发战争财。汤恩伯实际控制着长官部,大权在握,飞扬跋扈。汤恩伯的几十万大军进驻河南,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

汤恩伯司令部设在叶县,为捞取政治资本,取悦于蒋介石,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他在叶县城郊大兴土木,创建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两所大学,增加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1943年,河南爆发罕见的蝗灾,老百姓颗粒无收,挣扎在死亡线上。为获取建筑材料,汤恩伯竟下令以叶县为中心,将周围一些县的大小寺庙一律拆毁,木材和砖瓦由各县负责筹集,自备干粮和运输工具,交叶县两所大学验收。各县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由保甲长带着如狼似虎的保丁,挨家挨户催要,不行就拆老百姓房屋,闹得民怨沸腾。再加上汤部军纪太坏,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甚至超过日军的残暴,因而被比作“水旱黄汤”四大灾害之一。更有甚者,河南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不怕日本军来烧杀,只怕汤恩伯来驻扎。”可见人民对其恨。“汤灾”堪比夏桀、商纣。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中原会战。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打得汤恩伯目瞪口呆。4月18日晨,当汤恩伯还在梦中时,副官慌忙地闯进来,摇着他急唤:“总座,快醒醒!”

“干什么?搅老子的好梦。”他不耐烦了。

“日军已分两路,分别从中牟和霸王城突过黄河!”

“不可能,我们的部队都干什么了?他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的?给我猛揍!”

副官哭丧着脸说:“敌军火力太猛,我军第一线阵地已放弃。”

汤恩伯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大叫着:“立即下令暂编第二十七师和郑州调出部分兵力,在中牟西南地区阻击日军,确保郑州安全。”

汤恩伯反应很快,做了紧急处置,但他还未及穿好衣服,前方军情又纷至沓来,“霸王城遭到敌主力猛袭”;“敌向密县、登封推进”。

与此同时,中牟和霸王城方面的国民党军正向汜水、密县方面撤退;石觉的第十三军亦昼夜兼程赶往密县布防。另一支国民党军正由洛阳、偃师赶往汜水。

日军突破第一线河防阵地后,第十三军司令官内山中将命其部队以马不停蹄的速度向密县方向前进,攻取密县附近山地,摧毁国民党军的防线和据点,为向汤恩伯军团发动攻势而做好准备。汤恩伯只觉四肢冰凉,密县如失,登封将不保,洛阳就岌岌可危了。

至21日为止,尉氏、新郑被敌攻陷,22日新郑、洧川也相继失陷,23日长葛也告失守。守军暂编第十五军,暂编第二、第三旅撤退后防守鄢陵、许昌西北地带。

汤恩伯毕竟亦是蒋介石麾下得力的战将。战役之初虽被打得头晕眼花,但他已逐渐恢复过来。面对日军长驱直入的局势,下令确保登封、禹县、许昌、襄城等地,并逐渐向这方面集结兵力。他命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指挥第十二、第二十九、暂编第十五军和汜东挺进军,组成南线兵团;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指挥第十三、第八十五军,为北线兵团,以宝丰、郏县、禹县为界,担负坚守各要点和发动机动攻势的任务。同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已令河防部队对黄河北岸地区进行扰乱,以打击、破坏敌之后方,钳制敌渡河部队。另调第八战区第四十二军杨德亮部出潼关,担任河南西北地区河防。

战况依然对国民党军不利,日军凌厉的攻势,使登封的屏障——密县也在24日失守了。第八十五军的部分兵力,退据西北山地,构筑工事,与孙蔚如第四集团军部队在马驹岭、巨虎关一线与敌激战。

汤恩伯准备在嵩山与日军展开决战,目的是防止日军西进夺取洛阳与潼关。他的主力都集结在此方面。同时在南线的许昌、襄城、禹县亦部署兵力,以便乘日军西进时,予以侧击。

内山中将下令各部兵团长前来新郑战斗司令部举行兵团长会议。在会上,内山决定主力自30日黎明起南下向许昌附近发动突袭,第六十二、第三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等兵团于28日天黑后秘密行动,29日上午5时到达进攻出发地点,白天应保持分散隐蔽与静止状态,不准暴露,30日黎明从南、北、西三方面对许昌发动猛攻。

汤恩伯判断敌军突破黄河后,将会西进洛阳,于是急调主力数军在嵩山附近,准备与敌展开一场大会战。孰料敌第十二军以隐蔽的动作,突然猛攻许昌,汤恩伯顿时连连跌足,拍着脑袋说:“该死!该死!”

汤恩伯应该想到他的老对手冈村宁次的这一着棋,是为了打通平汉线。匆忙之余,他立即下了死命令,令新编第二十九师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许昌城;同时命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所属第二十九军马励武部为主力的两个军,急速由襄城、禹县方向北上,攻击南下日军侧背。

但内山中将亦不是好对付的,他在包围许昌的同时,已令第六十师团事多中将所部在许昌西南约30公里的颖桥镇和楚须沟右岸构筑阵地,阻止北上的李仙洲军。

汤恩伯明白许昌对平汉线的重要性,下了死命令,要第二十九师师长,兼许昌守备司令吕公良:“死守许昌,牵制日寇,配合突围支军实施作战计划。”

由于许昌守军在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的指挥下坚决抵抗,日军在各门的攻击,一次又一次被打退。北门攻击队在炮火掩护下,虽然在下午冲破俎庄阵地,但还是在北门城墙下被压制得无法动弹。西门外,还有一条宽60米、深15米的护城河,日军攻到河边,死伤惨重,护城河里漂着一具具死尸。

日军急调飞机前来支援,12架九九式双引擎轰炸机,以三架一个编队飞临许昌,成串的炸弹在城头爆炸。日军的大炮也开始炮轰,四门及城内一片火海。大地不停地颤动着,好像要把守城兵士的五脏六腑都震出来。这时,西南角外的护城河边出现了27名赤身露体的日军突击队,他们身上挂着手榴弹和背着枪,在小队长小川长利中尉的率领下,冒着城上的重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利用娴熟的水性,向对岸游去。子弹“嗖嗖”地打在水面上,激起无数朵水花,有的队员被击中了,血与河水漂在一处。日军全然不顾,奋力游向对岸,一爬上岸,便连续不断地扔手榴弹,“嗷嗷”怪叫,冲向西南角,同时向城上扔手榴弹,并从城墙缺口处,冲入城上。17时30分,第一批日军赤身突击队登上许昌西门城门。守西门的部队亦急红了眼,蜂拥而来,向小川的突击队反击,小川突击队利用城头上的掩体拼死坚守阵地,并夺过一挺重机枪,猛扫狂射。

吕公良师长得知敌已突进城,下令部队全力反攻,所有的人都拿起了枪,包括他的卫队,他命报务员给暂任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发报:“敌已破城,我军伤亡惨重,请速派援军。”随后令报务员砸烂电台,带着残部向西门增援。

19时,敌大队在小川小队的掩护下,冲进了西门。20时20分,敌南门攻击队在片山中队长的指挥下爬上南门。敌坦克队亦向紧闭的南门猛撞数次,终于将城门撞破,坦克隆隆进城。凌晨2点,北门突击队亦攻到北门城下。

吕公良率残部边打边撤,凭借街口、房屋与敌血战,逐渐被压迫至东北角一带。

晨曦中,伤痕累累的许昌城失陷。吕公良中将与卫队约300人在最后绝望的抵抗中,被几颗子弹击中,倒在死人堆中,周围尽是他的卫士。

日军在南下夺取许昌的同时,为防止第一战区部队对其侧击,同时派出第三师团向西进攻,以夺取洛阳。

4月22日夜,日军坦克第三师团的坦克一辆接一辆通过黄河大桥,一路势如破竹,连克郏县、临汝,进入崎岖的山地,山路中将决定直取洛阳附近的龙门高地。由于中国军队的沿途阻击和山路难行,许多坦克被炸和机器出故障,散落在郏县至临汝之间的路上。山路中将令其余坦克昼夜疾驶,于5月5日晚到达龙门,6日白天即向龙门高地发起攻击,终于在7日黎明夺取了最高峰。

敌坦克的快速运动,使汤恩伯的部队迅速丧失斗志,退守临汝、陕县附近山地。

蒋介石急电蒋鼎文,无论如何要死守洛阳。

日军第一军在山西垣曲渡过黄河,直扑洛阳以西的陇海路,以阻断第一战区部队的西退之路。第一军主力第六十九师团,在洛阳会战中称天兵团,为渡河作战的主力兵团。

5月7日,第一军司令官吉本中将也将司令部推进到赵家岭一线,自8日起军部无线电台与天兵团之间中断了通讯联络,以防引起中国军队的注意。

太阳落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万籁寂静,只有黄河“哗哗”的流水声,几里外都听得见。日军部队开始向河边运动,一只只折叠船也运到河边,并充足了气。

对岸只是一片黑糊糊的山影,好安静,没有一点灯火,也没有一点声响。

几十只橡皮舟放进河里,每只都有几名日军,他们紧张得心“怦怦”狂跳。

三浦中将与幕僚们喝下御赐酒,预祝渡河成功,随即命令:“开始!”船像离弦的箭向对岸驶去。

日军渡河成功,对岸的夜幕上升起了三颗雪亮的信号弹。一片喊杀声,在黑暗中更令人心惊肉跳。整夜,黄河上船只往返穿梭,在滚滚急流中颠簸。东方既白,天兵团全部渡过波浪翻滚的黄河。

与此同时,另一路洋兵团在白狼村对岸,无声无息地渡河。为声东击西,派一个中队在白狼村西一公里处以机枪火力掩护,实行强攻,双方激烈地对射映红了两岸的群山。

天兵团过河后,兵分三路,截断陇海铁路,占领了渑池、英豪、硖石等地,截断了第一战区西撤之路。菊兵团接方面军命令,5月10日,由洛阳北侧向新安方向推进,并占领牛庄、孟津等地。日军的包围圈逐渐缩小到洛阳外围。

汤恩伯原打算在嵩县、宜阳、龙门一带布置阵地,反攻夺回龙门高地,他命刘戡兵团在这一线构筑工事;同时命第十三、第八十五军由临汝尾随,以夹击日军。就在他的部队向龙门反攻时,5月9日,日军第一军由山西垣曲渡过黄河,占领渑池,截断了陇海铁路,致使第一战区守偃师、洛阳及其以南的部队受到极大的威胁。汤恩伯复令第十五军与第九十四师死守洛阳,命孙蔚如第四集团军集结于韩城、藕池地区,命刘戡兵团集结宜阳以北至石陵地区,以防止日军第一军由渑池分兵向洛阳、洛宁进击。5月13日,敌第一、第十二军等部会合后,分兵三路追击国民党军,一路沿嵩(县)卢(氏)道路、一路沿洛(阳)卢(氏)道路、一路沿陇海线西进,追击国民党军残部,连克宜阳、韩城、洛宁、陕县、卢氏,另一部攻进洛阳。

汤恩伯策马狂奔,向着洛阳西南方大路快速退却,一口气逃到嵩县西南的任岭,驻扎下来,令各军选定适宜的地点,收容残兵。不久,他得到了电报,得知司令长官蒋鼎文亦逃出洛阳,主力正向宜阳方向退却。

此时阴沉数日的天,终于下起了暴雨。豫西黏黏的黄土地,一遇雨水,泥泞不堪。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到了晚上,气温很低,不少士兵因冻饿而死亡。全军处在一种绝望的气氛中。

汤恩伯在一家农舍中过夜,他命人燃起火堆取暖时,特务连来报:敌第三十七师团正冒暴雨,尾随而来。汤恩伯打了个冷战,立即命令:“冒雨连夜开拔,不惜一切代价,通过伊河。”

山区的大雨,引起了山洪,嵩县附近的伊河由平时的30—40米宽,暴涨为400—500米宽。大雨造成山洪暴发,冲走不少官兵,但也挡住了日军的追击。汤恩伯勒马回望,不禁以手加额:祖上洪福,保佑我脱此劫难。

日军虽然追不上汤恩伯,但对第一战区的作战已大获全胜,唯独剩下的,只有第一战区的大本营洛阳了。

5月18日晚19时30分,日军的野战重炮以排山倒海的狂轰,拉开了洛阳大战的序幕。上青宫一带随着巨大的、连续的大爆炸,工事、碉堡、泥土等不断被炸得满天飞扬,星月无光。

内山中将得意洋洋,于24日晨,命令飞机向城内空投劝降书,同时用扩音器向城内广播,要求守军停止抵抗,洛阳城里死一般寂静,没有任何回答。

内山司令官恼羞成怒,于下午13时,发出总攻命令。担任攻城的六十三师团、坦克第三师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持下,从西北角炸开城墙冲上去,紧接着西关附近也出现日军,18时20分,坦克群撞开北城门,守军虽经奋力抵抗,仍挡不住敌人如黄河决口般的攻势,边抵抗边后撤。是夜,全城都在战斗,中国守军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敌坦克避开大街上的阻击和地雷,辟民房而前进。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全城陷落。

洛阳的陷落,标志着日军平汉线河南作战计划的基本完成。3月间,日本第二野战铁路队修复了黄河铁桥,铁桥的修复使日军在河南会战中获得了极大的后勤保障。日军夺去许昌等地后,立即动手修复平汉铁路,武汉的日军也出动铁路部队从信阳附近修复平汉铁路。

日军攻陷洛阳的当天,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从南京沿长江直飞汉口,主持下一段打通粤汉铁路的“林作战计划”。

6月2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新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到达西安,设立长官司令部,策划整顿,重建战区。战区新任副长官胡宗南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设立了前方指挥所,该战区以灵宝、济宁、卢氏、嵩县一线及潼关为地域,负有保卫潼关,拱卫西北和四川的作用。而洛阳、郑州以东的广大地区及平汉线、陇海线都落入敌手。并且参战的原国民党第一战区的43个师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遭到毁灭性打击。

汤恩伯的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闻风丧胆,向嵩山山区狂逃,使河南全省沦陷敌手。蒋鼎文忙于将搜刮来的大批物资、布匹,分装数量大卡车,逃往安全地带;汤恩伯的指挥部一直逃往陕西商南地区。汤军在撤退途中,豫西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到处截击溃兵。甚至围攻汤部、枪杀官兵;有的地方团练保甲长逃避一空,将仓库存粮抢走,让汤部官兵数日不得一餐。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总部直属部队被民团包围在一个土圩子中缴了械,王仲廉仅以身免。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地方武装包围缴械,汤恩伯本人化装成火夫逃了出来,指挥部电台也丢失于途。中原会战不及半月,就以汤恩伯50万大军的溃败而告结束。

左至右: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等在芷江。

蒋介石对河南会战的失败大为恼火,撤去蒋鼎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职,调离了汤恩伯。

日军势如破竹,打下湖南长沙、衡阳,并攻入广西境内,于是年11月上旬夺取桂林、柳州,攻下南宁。11月21日,日本第十三师团进攻独山,并于12月2日占领独山;日第三师团向贵州都匀追击,云南、四川受到威胁,重庆震动。

汤恩伯奉召前往重庆,蒋介石任命其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汤恩伯哪敢怠慢,即令石觉第十三军、陈素农第九十七军、孙元良第二十九军等部千里驰援。汤又令其副司令官张雪中率两个师驰赴马场坪一带布置新的掩护阵地,以保卫贵阳地区;以石觉第十三军为主力,负责守备贵阳市。

由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于12月4日退出独山,日军返回广西境内,日本侵华总司令部即宣布完成该时期预定的任务,打通了华北到华中、华南的纵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但汤恩伯驰援也是成功的,他打退了日军的攻势。

《中央日报》声称,汤恩伯在桂柳失陷后,顶住了日军西进。李宗仁这样说道:“汤恩伯专喜欢打飘忽无常的机动战,看到形势绝对有利时,便迅速加入,来个突击。”

不久,汤恩伯改任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5月初,汤恩伯指挥第三方面军由南丹、环江方面向南攻击。其第二十九军向河池日军第十三师团的第65联队攻击,同时以预十一师主力攻击天河。5月20日收复河池,22日收复德胜,6月6日攻占宜山以北的怀远,6月14日收复宜山。第三方面军向柳州追击时,第二方面军第四十六军自柳州南面逼近柳州,予以配合,遂发起攻击,于6月30日收复柳州。日军退向桂林。为追歼撤退的日军,第三方面军以第七十一军配属第二十九军的第九十一师在右,沿桂柳公路;以第四军居中,沿桂柳铁路;以第二十军的第一三三师在左,由融县(融安)经百寿(寿城),三路并进,向桂林追击,桂林克复。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成为打内战的急先锋,但指挥孟良崮战役失败,被蒋介石撤职,赋闲在家,不免对蒋介石产生怨恨情绪,一度有反蒋言论;由于出卖恩师陈仪,复被蒋介石重用,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汤恩伯率部进驻上海,大肆“劫收”,贪污公行,腐化堕落,名声更滥。1946年,蒋介石挑起内战,汤恩伯成为急先锋。

1947年5月,汤恩伯任第一兵团司令官,指挥整编第七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八、第五十七、第六十五、第八十三师等大军,浩浩荡荡向山东解放区腹地沂蒙山区推进,叫嚣要和华东共军主力决战。

不料,解放军以退为进,隐蔽待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解放军大胆穿插,硬是将汤部主力与张灵甫整七十四师分割开来,将该师包围在孟良崮的狭小地域内。汤恩伯认为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美械装备,战斗力强,师长张灵甫是一员骁将,又为天子门生,于是电令该师师长张灵甫:“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同时,汤恩伯严令各增援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前进,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

汤恩伯调兵遣将,前往救援,但援军都被解放军堵死在半途,两军相望,无法会合。张灵甫来电说:共军“在炽盛火力掩护下,逐波冲锋,势如湘涌”。该部因饮水断绝,重机关枪缺水过热无法还击,受惊骡马在炮火中四处奔窜,官兵争相逃命,阵地乱作一团。从5月15日到16日,仅仅两天时间,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八十三师1个团共3.2万余人,全军覆没,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这个败仗,为蒋介石始料所不及。他哀叹这是他一生中“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蒋介石大发雷霆,责怪汤恩伯指挥不当,断送了他的精锐之师和一员爱将。此时,战地视察官范汉杰报告中说,“这次战败,固然由于张灵甫骄傲轻敌,黄百韬增援迟缓,而主要的还是汤恩伯指挥失误”。这一来,更是火上加油,使蒋介石进一步认定孟良崮战役失败罪责全在汤恩伯身上。

汤恩伯从柳州飞上海在机场向送行者答礼。

很快,蒋介石电召汤恩伯去南京。汤恩伯深知此去必受重责,甚至会军法从事,故而他从徐州出发后,借口沿途视察部队,拖延时日,其间托人向蒋介石缓颊,请求宽恕。半个月后,汤恩伯才姗姗来迟。

蒋介石即召汤恩伯前去谈话。一进门,汤向蒋敬礼。蒋介石不禁怒从心上起,大喝一声:“跪下!”这时,在座的还有几位高级官员,汤恩伯无奈,只得当着众人的面跪了下来。蒋介石立即走上前去,先打了汤恩伯一记耳光,尔后拳打脚踢,打得汤恩伯狼狈万分。在场的顾祝同,是汤恩伯的老上司,实在看不下去,出来打圆场,劝蒋说:“总裁,你太累了,以后再办他吧!”蒋介石火气未消,大喝一声,“滚出去!”汤恩伯才磕头谢恩,爬出了客厅。事后,蒋介石下令撤销了汤恩伯的一切职务。

平素自视甚高、狂妄自大的汤恩伯,受此奇耻大辱,痛不欲生。到上海后,汤恩伯即来到恩师陈仪家中。

陈仪在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军政一把手。1947年2月27日,台湾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暴政,陈仪处置不当,引起了“二·二八”大起义,起义虽然遭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而失败,但陈仪因此下台,回到上海做寓公。

两人寒暄过后,汤恩伯气愤地说:“我多少年来一直为老蒋效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想不到今天竟遭老蒋以靴踢面的天大耻辱,实在无脸见人,不如一死,了此一生。”

陈仪劝解说:“恩伯,千万不要这样想,大丈夫要能伸能缩才对。”

汤恩伯继续说:“山东战场上国军的一切作战计划,都由老蒋亲自决定,失败应由他负责,但是老蒋从来不肯认错,总把责任推之于部属。做独裁者的走狗,不唯可耻,而且实在不容易!”

在陈仪的劝说下,汤恩伯调整心态,在沪上赋闲年余。

1948年春的一天,陈仪突然被蒋介石召到南京,蒋介石要陈仪重新出山,担任浙江省主席一职。陈仪没有同意,只是答应考虑。汤恩伯听说后,专程来向恩师表示祝贺。陈仪却向汤恩伯详细介绍了南京之行的经过,说自己并未应允,想听听汤恩伯对自己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事的看法。汤恩伯说:

“这是件好事,为何老师不应承下来?我以为其一,借此可以恢复名誉;其二,如果老师到浙江就任省主席,手里就有了地盘,浙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今时局,国共两党逐鹿,不知鹿死谁手?共军对东北、华北、中原是志在必得,东南半壁是老头子的命根子。老师若据有两浙之地,进可攻,退可守,一旦时局有变,岂不能作纵横之用?”

陈仪不以为然地说:“浙江是CC的老巢,从省党部到县党部,哪里没有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的心腹?我到浙江就好像手脚被人家捆住,哪能有所作为?”

汤恩伯说:“老师,对您的看法,学生不敢苟同。老头子要你主浙,难道你不可以向他提出条件?要他把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也交给你兼任?只要有政权、有军权,大事可为!”

果然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建议,陈仪微微点头。但是陈仪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画饼充饥,纸上谈兵,兵无一团,将无一员,光杆司令何以能成大事?”

汤恩伯却说:“浙江还有保安团嘛。”

陈仪不以为然:“这点兵力成不了什么气候。”

汤恩伯说:“先想办法可以掌握过来,徐图扩充,再说,衢州绥靖公署下辖第七十五师,该师下面还有两个旅,即第六旅和第十六旅,此外还有第六十二、第一〇二旅,部队虽不算多,但可逐步扩充。老师,你可以先答应老蒋的任命,就任浙江省主席,然后要他委你兼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就像你在福建、台湾那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只要手里有了部队,干什么事都兜得转。那就是另一番天地。”

陈仪说:“如意算盘谁都会打,听说老蒋准备把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交给蒋鼎文,他也在多方活动,想获取这个职位。我历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老蒋却和我不一样,他是用人多疑,目下时局动荡,老蒋会放心让我兼任衢州绥署主任?把军权也交给我吗?”

汤恩伯说:“蒋鼎文腐化无能,名声很臭,又和你素有积隙。一山容不得二虎。当年你在福建主政,蒋鼎文当绥署主任,就搞不到一起。这次你主政浙江,岂能让他染指衢州绥署?”

陈仪说:“那好,如果总统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任浙省主席,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你出来担任如何?”

这建议正中汤恩伯下怀。汤恩伯城府很深,却常常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模样,以欺世盗名。他表面上是劝陈仪东山再起,其实汤内心的真正想法是自己很想出任衢州绥署主任,再执兵符,不过又不能直言不讳地表示出来。现在陈仪主动提出要他出任此职,汤恩伯心中大喜过望,却言不由衷地说:“如果老师有用得着学生的地方,我当竭尽全力。不过老蒋对孟良崮一事可能尚耿耿于怀,不见得会同意让我出任此职。”

陈仪打包票说:“这事由我来办!如你同意,我即托岳军(即当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敬之(何应钦)、吴忠信等人向老蒋疏通,一定让你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汤恩伯说:“老师,这次你如能东山再起,政治上则悉听老师的主张,唯老师之马首是瞻;军事上由我负责,我们有了一省政权和军权,就可另做打算,有机会必须反蒋!”

陈仪听了汤恩伯说出的“有机会必须反蒋”的话以后,会意地点点头,“好吧,就这么办!”

一天,蒋经国来到上海,特地到陈仪寓所访晤,再一次转达了蒋介石要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的成命,并意味深长地说:“你的资望高,如果不去浙江,恐怕会引起外界的议论。”

两天后,陈仪即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命,出任浙江省主席;并向蒋介石举荐,委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说可以考虑。

国民政府行政院于6月21日的政务会议上通过决议,任命陈仪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在陈仪的推荐下,汤恩伯被任命为浙江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2月1日,汤恩伯升任京沪警备总司令。次年1月,汤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下野飞回杭州。陈仪加快了和平解放浙江的步伐,他通过部属、地下党员胡邦宪,与中共取得联系,决心做傅作义第二。他又派丁名楠去上海,带去与解放军商议好的起义条款。条款分甲、乙两款:甲款是要求汤恩伯做的,乙款是解放军要做的。

甲:一、尽快释放政治犯。

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〇地区,在区外停战,暂不前进。

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某月内改编原有军队。

三、取消〇〇〇(汤恩伯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

这一夜,汤恩伯公馆的灯一直亮到天明,他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最终,汤恩伯拿起电话,要通了溪口的电话,把陈仪投共之事报告给了蒋介石,并立即赶往溪口向蒋介石当面汇报。

胡邦宪在沪多方打听,很快探听到汤恩伯的真实态度,连夜赶回杭州,向陈仪说明,情况有变,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

陈闻讯大吃一惊,但还是侥幸地希望这不是真的。原因是汤恩伯曾多次在自己面前声称,视自己为亲生父亲,哪有儿子出卖老子的?他对胡邦宪说,“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是我的儿子……这次我来浙江,还是听了他的劝告”。

然而,陈仪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却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2月17日,蒋介石便密电改组浙江省政府,陈仪和他的亲信一律被免职。

陈仪从杭州回到上海途中,始终有特务跟踪监视。他抵沪后,特务头子毛森带人缴了他卫士的械,并将其软禁在北四川路志安坊35号家中。后来押往衢州,最后到台湾被处死。

1月31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总兵力为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45万人,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与杭州三角区。汤恩伯是怎样防止解放军渡江的呢?他的作战方案是只守上海,不守长江。

2月,国防部召集紧急会议研究江防问题,作战厅中将厅长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为:国民党军主力以南京为中心向上下游延伸,重点防守长江芜湖、荻港一带,因这一带江北支流甚多,解放军渡江的船多隐藏在这一带,而江阴以下江面宽阔,不易偷渡。他的计划得到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长何应钦的赞同。

可是,汤恩伯置长江防线于不顾,重点放在上海。汤恩伯这样的防守态势,遭到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的责难。

蔡文治是黄埔生,应该算是汤恩伯的弟子,他说:“汤总司令,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军不把防守的重点放在荻港,而把主力集中在沪宁线上,不但南京无法固守,而且浙赣门户大开,共军可长驱直入。几十万军队退集上海,我们前无出路,后有大海,难道我们要集体跳海吗?”

汤恩伯骄横地说:“你跳不跳海我管不了,我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我只负责上海的防务!”

蔡文治又说:“你是我的老师,只守上海不守长江,这叫自杀政策,我都替你脸红,这个作战厅长我不当了。我真是愧对自己、愧对总理、愧对总裁。”

汤恩伯傲慢地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蒋总裁的命令,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文治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压人,你拿总裁的命令来看啊!你违抗顾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共军过江,你能守住上海吗?”

汤恩伯举起公文包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念道:“上海存有黄金、白银三亿之巨,着令代市长陈良负责征调轮船,将全部金银运往台湾。在金银未运完之前,汤恩伯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为止。……如果这项金银不能完全运到台湾,唯汤、陈是问。中正手启。”

接着汤恩伯大怒,把桌子一拍:“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

原来,蒋介石给汤恩伯的指令,让他守住上海的目的,是把中央银行存放的黄金白银和物资运送到台湾。所谓守长江只不过是虚晃一枪。

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芜湖、荻港、仪征、扬州等地渡过长江,4月23日凌晨南京解放。

4月25日早晨,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去了宁波,登上“太康”舰前往上海。经过一夜颠簸,26日一早,“太康”舰进入吴淞口停泊在复兴岛江面上。蒋介石召见了汤恩伯等人问及汤恩伯泄露运黄金手令之事,批评他抢运速度太慢,令汤恩伯无论如何死守上海一个月,要把所有的黄金白银抢运到台湾。

在汤恩伯的部署下,抢运工作明显加快,上海被解放军攻陷前,汤恩伯由上海中央银行运到台湾的黄金计1.1万大条(每大条10两)、白银3亿多两、银元3000万元、美金7000多万元。加上上海库存的布匹、棉纱也大部分运往台湾。

5月25日,汤恩伯奉命撤离上海,他召集高级将领时,热泪盈眶一连三个“对不起”:“对不起领袖,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国家。”负疚之情,溢于言表。

汤恩伯自上海撤退后,随即以兵力及工事材料建立舟山及金门、厦门外围阵地,以图为蒋介石保住沿海阵地。在金门之战中,汤恩伯指挥胡琏、李良荣等部力战死守住金门,保住了台湾。但汤恩伯还是被蒋介石抛弃了;最终病死在日本。

蒋介石对福建防守十分重视,因为福建对面就是台湾。福建一失,对防守台湾、澎湖都有极大的影响。早在他下野之前,便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主任。汤恩伯逃到福建沿海,被蒋介石任命为福建省政府主席,令其坚守福州、厦门,以确保台湾。当时,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一职。汤恩伯大怒,认为李宗仁有意使其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署,特电蒋介石“故不能再驻厦门作战,决自今日远行”云云。蒋介石回电:“甚表同情,且汤总司令正在与当面共军拼命作战之时,亦不可走马换将,应即设法慰留,俾得继续作战”。

8月17日,解放军占领福州,汤恩伯退守金门,解放军随即完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地的三面包围;并成功夺取厦门。此时,汤恩伯面对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进攻,吓得心胆俱裂,向蒋介石请辞,要求换人指挥。

蒋介石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认为金门对军事、政治均具重大意义,必须防守。于10月23日午间急电汤恩伯:“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要求其“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10月24日,华东野战军第二十八军9000余人组织了金门战役,并于次日凌晨1时30分左右成功登岛。国民党守军在汤恩伯的指挥下,加上新由海上撤往金门的胡琏第十八军于25日上午登陆,胡琏从李良荣手上接过指挥大权,命令反击解放军,两下合击,与登岛的解放军进行殊死拼杀。加之台湾的飞机炸毁了搁浅在滩头上的船只,解放军后续部队无法增援,打了三天两夜,最后约40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另有近5000人被俘。26日,汤恩伯电告蒋介石:“金门登陆之共军已大部肃清,并俘获共方高级军官多人。”蒋介石派蒋经国自台北飞抵金门,乘吉普车赴汤恩伯司令部犒劳将士。

“金门大捷”后,作为指挥官的汤恩伯为巩固台湾和金门、马祖等地立下大功,但他回到台湾以后,却为何没有像胡琏等人受到重用,反而坐冷板凳呢?

原来,汤恩伯在金门战前就有怯战行为,将指挥权交给李良荣,战事激烈时又躲在军舰上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实际上并未亲自指挥战斗,在胜利后“汤胡争功”时自然找不到他的位置,因此功劳与他无份。再加之上海撤退时,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在江湾待命,但到达江湾以后,只见被遗弃在江湾的人马有好几万,一打听,才知道汤恩伯丢下部队不管,早已乘军舰逃离上海。罗泽闿换上便衣,找朋友买了一张船票逃到香港,辗转去了台湾。第一件事就是大骂汤恩伯只顾自己逃跑,全然不顾部下的死活。双方互相攻讦,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令陈诚召开会议,检讨上海战役的责任问题。罗泽闿首先发言,对汤恩伯丢下部队,率先逃跑,使一个成建制的军被共军俘虏,要求追究汤恩伯的责任。汤恩伯则为自己开脱,指责罗泽闿作战不力,失去阵地,要负直接责任,双方破口大骂,甚至要动武,闹得不可开交。陈诚最后宣布:交由军事法庭去解决。这桩官司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事件的背后另有隐情。蒋介石对汤恩伯运送黄金数目上发生怀疑,汤恩伯解释有一条轮船在海上沉没了,但死无对证。有人还汇报蒋介石: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脚踩两只船,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据谷正纲等人透露,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1949年5月6日,汤恩伯令亲信从上海秘密将军费50万美元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将钱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处。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蒋介石集团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后来,汤恩伯考虑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1949年7月,这两人花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豪宅。

曾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的谷正纲、雷震和方治被人称作“沪上三剑客”。雷震在日记中对汤恩伯贪污军饷也有透露。一天,在上海战事最激烈时,谷正纲突然告诉雷震与方治:汤恩伯汇了50万美金到美国,让雷震怅然不已。他在5月18日日记中写道:

“我此次在沪协助恩伯守沪工作,未有公职,未接受分文公俸,完全以党员资格在此吃苦,食宿仰挽于人,心中万分难过。而恩伯果真有此事,不独他对不起国家,且亦对不起我和正纲二人。希孔(即方治)他究竟是上海市党部主任,正纲亦为政务委员,我则仅以顾问,如此在沪辛苦工作,真是一个大愚人,愈想愈觉无聊……”

雷震到台湾后,与蒋介石集团渐行渐远,走上民主之途,或多或少与国民党内的腐败有关。

汤恩伯在日本买房子后,不慎走漏了消息。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通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

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作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招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决定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蒋介石判断汤恩伯想逃往日本,于是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在台北。他在临刑前,身穿白色西装,仪容整洁,边走边说:“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

汤恩伯对于恩师也是心存愧疚的,据汤恩伯后来讲,他接到蒋介石扣留陈仪的命令时,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答应了。但蒋介石违背诺言,决定处决一批为共产党效劳的高级“叛逆”,其中包括被押送到台湾的陈仪等人。为救陈仪,汤恩伯四处求情,几次找“政学系”首领张群,以及曾和自己在上海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和原上海市长陈良,希望他们能在蒋介石面前帮忙求情,并请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怒:“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汤恩伯仍不死心,去求毛人凤,毛人凤答应去见蒋介石,没过几天,城府极深的毛人凤来见汤恩伯说:“我找到总裁,当面求情,总裁将我臭骂一顿,天威难测,我也没有办法!”很轻易就打发了汤恩伯。

陈仪被枪毙的消息传来,汤恩伯失声痛哭,不能自已。他在家中为恩师设立灵堂,跪拜祭奠,以祈求恩师的宽恕。他永远不能忘记在法庭上与他见面的场景,当他作为证人哆哆嗦嗦给陈仪敬了个礼时,陈仪却像没看见他一样,扭过头去,对他表现出极大的轻蔑,使汤恩伯的良心上受到赤裸裸的审判,汤现在想以此换取心理上的平衡,不料毛人凤又向蒋介石做了汇报。

陈仪死后第三天,蒋介石召见汤恩伯,蒋训斥道:“陈仪依法处置,死有余辜,你还哭什么?听说你在家为陈私设灵堂,回去以后赶快撤掉!”

汤恩伯卖师求荣,为人不齿。从此郁郁寡欢。

1954年5月27日,台北松山机场上,一架飞往日本东京的航班正停在停机坪上,一个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的汉子,随着旅客的队伍登上飞机。在即将踏进机舱的那一刻,脸上露出了悲伤的神情,长叹一声。喃喃地说:“终于可以离开台湾孤岛了。”

汤恩伯在飞机最后的一排座位上无力地坐下,头靠在座椅上,疲惫不堪。此时,从头等舱走过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外交官,原来是台湾驻日本“大使”董显光,他对汤恩伯说:“汤将军,你怎么能坐在这里?请你去头等舱使用我的座位。”

此时的汤恩伯只有敬谢不敏了。

一个多月前汤恩伯在拍摄X光照片时,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上有个肿瘤,建议他去日本进行手术才能痊愈。两年后,汤恩伯再次向蒋介石要求去日本开刀时,蒋介石网开一面,终于批准他离台赴日了。也许,汤恩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不会活着再回台湾。

常言说:败落的凤凰不如鸡。今非昔比,汤恩伯曾经是蒋介石三大军事集团领袖之一,与陈诚、胡宗南齐名,拥兵60万。一个为了蒋介石戎马一生、战功卓著的堂堂国民党陆军上将,竟不能与一个外交官享受头等舱的待遇。汤恩伯不肯与董显光调换座位,咬紧牙关坚持了两个小时,终于撑到了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随即,就住进了庆应大学附属医学院。主刀的医生岛田对汤恩伯拍着胸脯说:“我一年亲自动刀割治这类手术者约三百人,开刀的成功率,不成问题。”

果然,手术是成功的,术后的汤恩伯逢人便高兴地说:“我十二指肠上的瘤已经割去了,并因为我患有胃溃疡,胃也割去了三分之二,感觉良好……”

6月22日,东京来信说:汤恩伯的脉搏、体温、血压都很正常,稍加扶持,即能下床自行饮食,预定7月底出院,赴热海修养,秋凉后返台。

当国民党的政要谷正纲、胡健中前往医院看他时,汤恩伯滔滔不绝,精神很好。

一个叫徐复观的人曾去东京庆应大学医院看望汤恩伯,后来在《痛悼汤恩伯将军》一文中说:“因我年来稍稍了解到他的心情……安慰说只要国家有前途,不患个人无事业……”谁料到几天以后,即6月29日,在抵达日本一个月零两天,汤恩伯病逝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医院。

据目击者说:汤恩伯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哀嚎不止,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汤恩伯的死在日本和台湾方面引起巨大的反响。日本皇室高松宫、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内阁副总理副大臣绪方竹虎、防卫厅长官木村笃太郎以及冈村宁次大将等政要以及各界人士前往在东京的追悼会场致祭。会场隆重而规格之高,不亚于一位国家元首。

日本不同寻常的追悼活动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当时就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本医生中可能有亲属死于侵华战争,忌恨于汤,趁机报复。日本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就是要掩盖事情的本来面目。

汤恩伯的死亡,也使蒋介石态度大变,专门派出军舰到日本迎灵柩回台,7月13日下午军舰抵达基隆港,国民党举行了场面宏大的迎灵仪式。14日上午移灵至台北极乐殡仪馆,蒋介石亲自为汤恩伯题写了“功在旂常”的匾额,悬挂在灵堂上方,其下是“奠”字,再下是汤恩伯的遗像。14日下午举行家祭,15日上午举行公祭,由台湾“考试院院长”贾景德主持点主,“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总统府国策顾问”谷正纲任司仪,陆军总司令黄杰率领陆军总司令部成员、各“院”“部”、汤恩伯旧部等参加了公祭仪式。

蒋介石也来到了极乐殡仪馆的公祭,并发布命令:追赠汤恩伯为陆军上将。

汤恩伯出殡时,台湾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蒋经国亲自抬棺移灵墓地。

作为蒋介石忠实的部属和重要将领,汤恩伯可谓生荣死哀。据汤恩伯的大儿媳刘云霞说:“如果汤恩伯不死,蒋介石要委任他做参谋总长。”

但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的,在汤恩伯去世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班上发表讲话时谈到汤恩伯似乎贬多于褒,评价不高。是言不由衷,还是有感而发?

蒋介石是这样说的:“这几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病逝于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想,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的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丧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

蒋介石话中有话,即汤恩伯死得不是其所,他应该在上海保卫战就战死。这或许才是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盖棺定论。

蒋介石参加汤恩伯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