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惆怅的雨季里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时间:2019-05-28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最惆怅的雨季里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卷五 直面人生:梦想与现实间拉扯

他们一生只有阿圆一个女儿,也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他们三个人,一个痴,一个闹,一个记录。嬉笑怒骂间,一个个琐碎却温情的片段,就这样在杨绛朴实的文字间升华。

其实,幸福就在这琐碎生活间。不经意间,这平平淡淡的幸福便写满稿子,守在记忆深处。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到底,海子想要的,便是如钱钟书、杨绛这般平淡却温情的幸福。

最惆怅的雨季里

钱钟书回来了,杨绛带着女儿迫不及待地去码头相迎。时别两年,思念如断了线的风筝,在心头横冲直撞,只是真的相见时,又心疼得差点哭出声来。(www.guayunfan.com)杨绛回忆说:“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在那个地处偏僻的蓝田小镇,他这个毛手毛脚的大男人,压根儿不会照顾自己,又黑又糙的模样,女儿阿圆狐疑着,只当他是陌生人。

钱钟书下船,递给阿圆一个外国橘子。这个站在母亲身边怯怯打量父亲的女儿,接过后便转交给了妈妈。两年不见,她已经忘了父亲的模样,当钟书把行李放在妻子床边,不放心的阿圆便在一旁猜疑地监视着……

晚饭后,忍耐不住的阿圆发话了,她要赶他出去:“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钟书笑了,很“窝囊”地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阿圆理所当然地说。

真可谓童言无忌,杨绛听了后,只觉惊奇,便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住了。钱钟书也被逗乐了,他煞有介事地在女儿耳边说了句悄悄话,一下子赢得了女儿的友谊,连杨绛也有些嫉妒,如是说:“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只是没人知道钟书和女儿说了什么话,连杨绛也不知道。晚年时分,她不无伤感地说:“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

他们一起淘气,一起玩笑,一起吵闹。钟书回来后,这个曾经在母亲身边的乖乖女,霎时便不乖了,与这个童心未泯的大男人闹成一团。她那时刚满四岁,正是孩子天性,来了一个淘气玩耍的伴儿,自然从乖乖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钟书回来后,他们并没有觅到好的处所,只得暂时挤住在辣斐德路钱家楼下的客堂中。那时他们不知道,这一住,竟是八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海沦陷,他们被困沦陷区,钱钟书的工作也没了着落,还是岳父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诗经课程给他去教,才勉强糊了口。

时局动荡,他们的生活凄苦萧瑟。振华女中分校停办了,杨绛失了工作,只得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在小学做代课老师,说到底,不过为了那每月的三斗米。

他们的家在法租界内,而杨绛代课的小学在公共租界,相距甚远。每日,杨绛都要乘车到法租界边缘,再乘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刚开始,当有轨电车过苏州河大桥时,车上的乘客要排队过桥,还要向驻扎的日本兵行鞠躬礼,而她不愿向侵略者鞠躬,便低着头混过去。

后来,乘客不再下车,日本兵会在桥头处上车检查。每次日本兵一上来,车内马上肃静,全体乘客立即起立等待检查。有一次,杨绛起立晚了些,一个日本兵瞪着她,挑衅地用食指猛抬她的下颌。

巾帼不让须眉,只见我们可爱的杨女士也怒目相向,不甘示弱地大声斥道:“岂有此理!”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本就静默的车厢更是寂静得可怕。不知过了多久,那个日本兵转身走了,笨重的军靴发出沉闷的声响。电车开走后,车内刹时炸开了锅,她身旁吓呆的同事抚着胸脯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后知后觉的杨绛,这时也惊出一身冷汗。她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惹下大祸,以后她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被日本人如此羞辱。

困居上海,这是最惆怅的雨季。在日军无所顾忌的欺凌下,杨绛四处奔波代课,钟书也兼做补习老师,但得到的薪水却少得可怜,只够勉强度日。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在这凄苦窘迫的困顿日子里,钱钟书看着国土沦丧,百姓遭受蹂躏,不禁忧虑抑郁。他忧愤深广,奈何无力杀敌报国,只得书写一篇篇感时伤世的诗篇。

赢得儿童尽笑欢,盈盈露洗挂云端。

一生几见当头满,四野哀嗷彻骨寒。

楼宇难归风孰借,山河普照影差完。

归时碧海青天月,触绪年来未忍看。

这是他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中秋夜月》。中秋之夜,明月高照,本是万家灯火团圆时,但多少背井离乡的人们,只能在四野哀号间顾影自怜。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这碧海青天,怎忍探看?

他这时的诗,格律工细,沉郁悲痛,风格最近诗圣杜甫。如果说,杜甫的颠沛流离成就了他的现实主义诗歌,那么,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那些不堪闻见的一幕幕,也算造就了钱钟书这个笔杆英雄。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

壮图虛说黄龙捣,恶谶真看白雁来。

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

伤时浑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

日军的入侵越来越猖狂跋扈,国民党的军队却不思抗日,节节退让,使收复沦陷区的希望化为一堆泡影。钱钟书反用岳飞“直捣黄龙”的典故,又取杜甫“旧国霜前白雁来”之意,表现家国堪忧的状况。

倍还春色渺无凭,乱里偏惊易岁勤。

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

焦芽心境参摩诘,枯树生机感仲文。

豪气聊留供自暖,吴箫燕筑断知闻。

此情此景,一切都是如此触目惊心,但他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更待如何?不过是写几首伤怀诗,讽刺一下时事。思垂空文以自见,他闭门著书,却又如履薄冰,柯灵被捕了,李健吾被捕了,是不是哪一天就会轮到自己?

一九四五年四月,家中突然闯进来两个日本宪兵,那时钱钟书在上课,只余柔弱的杨绛在家。还好杨绛很是机警,冷静地请日本兵坐下,自己则借沏茶的机会,将钱钟书的《谈艺录》手稿藏到半楼梯上的亭子间,又悄悄差人告诉钱钟书先别回家。

做妥一切后,她端着茶水回到厅堂,客客气气且不卑不亢地应付着日本人,最后他们只带走了杨绛的通讯录外加一沓剪报而已。也正因为妻子智敏的保护,他珍贵的手稿才躲过了盘查损毁。

一九四一年年底,他的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出版了,书中选录了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所做的十篇“冷屋随笔”。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是妻子帮他收拾编选,并交给陈麟瑞及李健吾审阅的。他在序上如是写道:“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他还说:“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人生是一部大书,他不慌不忙地浏览,乐在其中,每每有什么意见,还随手在空白处写上批注。

那段日子,他还一口气写了四个短篇小说《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并定名《人·兽·鬼》以待结集出版。他是学者,是诗人,也是作家,这本短篇小说集,充满浓郁书卷气息,犀利诙谐,别具风采,是他首试小说的独到成就。

他在序上诙谐幽默地写道:“我特此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兽,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绝不越轨溜出书外。”

在这最惆怅的雨季,在这受日伪控制的上海文坛,处处都是陷阱深渊,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日本宪兵的搜查拷打。为讨生活,文人不得不卖文为生,但他也不得不韬光养晦,谨慎待之,坐等河清海晏时。

当然,在这困顿的时候,杨绛也没有闲着。事实上,这时的她比钱钟书更具名气。

一九四二年,在陈麟瑞和李健吾两位著名剧作家的鼓励影响下,她初试牛刀,创作出珠联璧合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一时间叫好不止。

文如其人,她的剧作自然平实,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浓郁的幽默感,她善于同笔下人物开玩笑,但又不失温柔敦厚的本色。李健吾如是说:“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她是一位勤劳的贤淑的夫人,白皙皙的……唯其有清净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画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描得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

处在沦陷后的上海,她的喜剧给了人们宣泄苦闷郁结的空间。她说:“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坚强,那么,这两个戏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这是她的喜剧,空际传神,栩栩如生。她用幽默的笔触,将乐观洒向人间,也正是这份幽默与乐观,让她一夜之间从季康女士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杨绛先生。

直面现实,梦想与现实拉扯。最惆怅的雨季里,虽然漫长萧瑟,但还是要乐观相对,严肃思考。

孕育围城

这世间,谁是谁的回眸,谁是谁的邂逅。他们郎才女貌,他们天造地设,他们情投意合,他们如胶似漆,他们是文坛伉俪,如李清照、赵明诚那般,只羡鸳鸯不羡仙。

在给杨绛的诗里,钱钟书曾如是写道:“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李清照是婉约派的才女,诗作俱佳,赵明诚是学问家,但才气略输清照。不服气的男子,闭门谢客,一口气写下五十首词,要与妻子一较高下。

自古以来,文士争名,赵明诚如此,钱钟书也不例外。一次,他们去看杨绛的戏剧《弄真成假》,幕布拉下,吹拉弹唱,一个动作,一句台词,呈现的都是妻子无穷的诙谐与智慧。

曲终散场时,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他是骄傲的,因为有杨绛这样才华横溢的妻子,他也是沸腾的,如赵明诚那般,想要用笔杆书写一篇空前绝后的故事,征服妻子,征服世间。

他向妻子说了整体设想,包括小说的名字和主要情节内容。杨绛听了,很是高兴,频频催他动笔。那时钱钟书正在写短篇小说,还要修改《谈艺录》,压根没有时间写长篇小说。对此,杨绛还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专心写作。

杨绛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她辞掉了女佣,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样样自己来,虽然经常让油烟熏成花脸,弄得满眼是泪,虽然还会切破手指或者被滚油烫伤,但为了支持丈夫写作,她心甘情愿。

她是爱人,是知音,懂得他所思所想。在这四月芳菲间,她比钟书更期盼《围城》的诞生。

一九四四年,他动笔了,一写便是两年。在这忧世伤生的岁月里,他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史上一大力作──《围城》。这是钱钟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唯一一部。

在序言里,钱钟书如是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下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理这本书该献给她。”

他是“锱铢积累”写完的,而杨绛也是在“锱铢积累”下读完的。每天晚上,他都会把写完的稿子拿给妻子看,然后急切地瞧她的反应。杨绛笑,他也笑,杨绛大笑,他也大笑。对此,杨绛回忆说:“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一生一世一双人,他们是恩爱夫妻,琴瑟和谐,怎能读不懂与现实的链接?

杨绛说:“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好的作家,都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素材,但又高于生活。而好的作品,不是浪漫的纪实,而是写实的虚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读起来却又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这便是钱钟书的功力。

在钱钟书笔下,故事的主人翁方鸿渐是一个性格善良,却颇有几分浪荡的公子哥儿。他口才好,有些小聪明,却又不学无术……他不敢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抵不住鲍小姐的肉体诱惑,却又在学校备受排挤……

有些爱考据的先生,总是将方鸿渐当成钱钟书的化身,当看到方鸿渐是无锡人,留过洋,在上海住过,还在内地教过书,便想当然地认为他便是书外的钱钟书。更可笑的是,他们还“有根有据”地推断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

据杨绛记载,方鸿渐当然不是钱钟书,他们不过都是无锡人而已,人生经历是远不相同的。事实上,方鸿渐取材于他们的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但他们看过后,都不认为自己是方鸿渐,因为他们并没有那般的经历。

自然,那个同方鸿渐共同走进围城的孙柔嘉也并不是杨绛。孙小姐与方鸿渐同去湖南教书,又同回上海,这是杨绛同钱钟书不曾干过的。杨绛说:“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与孙柔嘉,是芸芸知识分子中典型的一对夫妻。他们无关爱情,却又互相需要,正如杨绛精辟的评价,孙柔嘉“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小说是夸大的艺术,具有强烈的张力。婚姻是一个大的课题,爱或不爱,甘愿牺牲多少自由走进围城。钱钟书借方鸿渐和孙柔嘉现实的点点滴滴以诠释“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他说,婚姻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也有人说,方鸿渐的父亲方遯翁便是钱钟书的父亲。这也不尽然,十个封建家长九个都是这样的,杨绛笑谈:“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还有许多的场景,他都直接取自生活所见所闻。方鸿渐在回国船上的情形,什么法国警官与犹太女人调情,什么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皆同他们在法国阿朵士2号邮轮的所见所闻相似。而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至三闾大学旅途见闻,则是钱钟书去蓝田一路的翻版,只是现实的五个人,没有一个同小说是相似的。

《围城》是一部充满哲理的爱情小说,也是一部愤世嫉俗的讽刺小说。钱钟书用诙谐幽默的笔触,造就妙语连珠的喜剧哲理,总让人在哈哈大笑之余,不免愣神沉思。

他在书中如是写道:“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这就是钱钟书,刻薄中透出无穷智慧。在书中,几乎每个人都是舞台剧的跳梁小丑,让我等俗子看得热火朝天。有人说,他的许多比喻,都是神来之笔,毫不相干的两样事物被钱钟书的笔一牵连,反倒显得恰到好处,细细琢磨一下又让人有种发现新大陆的新奇和惊喜。

孙小姐长圆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大开,使她常常带着惊异的表情;打扮甚为素净,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红晕。

这是钱钟书对孙柔嘉的外貌刻画,如此巧妙,如此传神。他的语言,从来都是一流的,他善于将古今中外妙语连珠的文字,转换成自己的奇思妙想却又恰如其分的比喻。

当他描写鲍小姐的性感,穿衣清凉,便从侧面写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停。有人叫她‘熟肉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据统计,《围城》一书中共有七百多条比喻,条条经典,不落俗套,他的语言,幽默精警,发人深省。

他写一纸留学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他写韩学愈骗了爱尔兰人的文凭,又蒙过方鸿渐这个骗子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而他写日军侵略中国,“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是钱钟书所勾勒的围城意向。从婚姻到人生万事,看似一成不变的事物,其实都在矛盾冲突中不断转换,爱或不爱,喜欢或讨厌,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

这便是《围城》,这便是钱钟书的智慧。夏志清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它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时代的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

一九四六年二月,《围城》走入大众的视线,开始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在上海这座沦陷后的孤岛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围城》单行本,一时间畅销不衰,分别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和一九四九年三月进行了再版印刷。

人生难免起伏,更奈何书如其人,钱钟书先生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做过受人景仰的才子学者,也进过牛棚挨过批斗。《围城》亦然,曾在解放时期的文艺界大受冷落,但柳暗花明后,它又绽放出耀眼的光辉。

只是一切都是后话了,懂得之人,自会欣赏钱钟书睿智的诙谐。

生命中必然面对的失去

一叶落而知秋,一帘雨且怀人。多少锦瑟文字,写尽离愁别绪,多少浅吟低唱,叙尽人间衷肠,世间总有些失去,我们无能为力。

说不尽相思地,补不完离恨天,灰暗的日子,掠过窒闷的空间,走向季节的轮回。有人叹息,浮生若斯,人生要经过多少痛苦的磨难才能更加练达而灿烂呢?

困居上海时,他们生活窘迫艰辛,思想痛苦忧伤。一介女子,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让丈夫可以在艰难困苦中著述不辍。她是乐观的,拥有最深沉的爱和最博大的胸怀,对父母、姐妹、丈夫,乃至万物苍生。

只是时间太瘦,指缝太宽,她给得起情怀,却给不了永生。

孤岛沦陷时,父亲把震旦大学授课的钟点给了钱钟书,自己专心著书。他开心地对杨绛说:“我书题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

看着父亲神色飞扬的模样,杨绛的心一片柔软。没能承欢母亲膝下,是她毕生的悔。当她隔着冰冷的棺木黯然啜泣时,当她看到曾经伟岸的父亲泪眼婆娑的模样,不禁暗暗发誓,这毕生的悔,不能在父亲身上重演。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又在上海摆起“地毯式轰炸”的架势,父亲便把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小妹妹阿必托付给了杨绛,自己带着大女儿和三女儿回苏州小住。

离开前,父亲对她说:“阿必就托给你了。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

离开也好,如今的上海人心惶惶,避一避风头总是好的。只是为何,听着父亲这样看透世事的嘱托,她的心没来由地发慌?

岁月不怜有情人,死亡总是来得太过轻易。一九四五年,她的父亲在苏州突发中风,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七岁。父亲死了,杨绛只觉自己所有的幸福都被打入冰冷的谷底,她想起了母亲,那痛到骨髓的悲伤,就这样卷土重来,逆流成河。

还是那地方,那大门,那院落,只是再找不回曾经温暖的家。她恓惶地走了进去,那全堂的红木家具早就不知去向,只余空荡荡的大厅和父亲冷冰冰的棺材触目惊心。

棺材的前面搭着白色布幔,布幔下挂着父亲的遗像。看着没有温度的家,她擦擦眼泪,如往常般去厨房泡一盏酽酽的盖碗茶,放在父亲灵前那张不知从何处淘来的破旧小桌上。

在氤氲的茶香间,她终于耐不住悲痛,放声大哭。这是她奉给父亲的最后一盏热茶,只是人走茶凉,她再也看不到父亲喝茶的惬意模样。两行泪,湿衣襟。人世苍茫,她坐在门槛上,只知不住地傻哭,她的姐弟妹妹们也凄然跑来,洒落几瓢清泪。

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敬之爱之的父亲,就这般走了,这个家,也这般彻底塌了。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他们都在哭泣,哭命运爱捉弄,哭逝者不复在。

几多回忆,几多惆怅。过往无端拉扯,一幕幕,一桩桩,杨绛突然想起父母间一段玩笑似的对话。

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

父亲争着说:“我死在你头里。”

母亲想了想,又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

相争的两个人,终究争不过命运。杨绛陷入回忆,这段如此遥远的对话,竟清晰如昨日之事。

吊唁前,有人前来帮忙搭丧棚。看着那些人在梯子上爬来爬去,拿着那团团白布在柱子上绕来绕去,她突然就想到自己结婚那日。同样的人来人往,同样的忙忙碌碌,只是那时缠结的是红绿彩绸,这时是刺痛双眼的素白布幔。

原来,一切变得都是这样快。她不无伤感地说:“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不知何时,人影都消失不见,只余庭院缟素一片。世界静止了,双腿麻木了,唯有鼻翼间朦胧的热气提醒着时间。她知道父亲走了,多少次梦中凝望,多少次泪湿枕席,父亲的身影,在追忆的似水流年间,渐行渐远。

葬礼,吊唁。花圈,哭泣。从苏州旧宅,到灵岩山墓地,她披麻戴孝,恨不得低进尘埃。这是生命必须面对的失去,也是生命中最沉重的失去──父魂没浩宇苍苍,断肠泪人间天上!

逝者已逝,昔日那个幽雅温馨的家,埋葬在一抔黄土间。她懂得“人有悲欢离合”,也知道“此事古难全”,只是为何,父亲曾答应给她的那部《诗骚体韵》也不见了踪影,难道连这最后的念想,老天也是如此吝啬?

她说:“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

她坐在乱书乱纸堆间,咽下拌足尘土的眼泪,一遍遍找得仔细,却只翻出一捆旧日记。她盘坐着,想要从最新的日记本上寻找线索,却发现父亲在一页记着“阿 X 来,馈X X”。

在上海时,每次给父亲送东西,她只是悄悄装在瓶瓶罐罐里,从来不说是什么,也以为父亲不知道是什么。她诧异了,发了好一会儿呆,原来父亲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

“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杨绛如是说。

小斋枯坐,思绪随静谧夜色纷飞。路漫漫,思绵绵,世界上最难弥补的便是感情的遗憾。

据她猜测,《诗骚体韵》这本书,大抵是父亲自己不满意毁了。他曾说过,自己还想读某某书却不可得。搞研究的学者,总是苛求完美,毁了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对此,杨绛很是愧疚。她说:“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太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弥留之际,父亲曾看着几个儿女,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那时,杨绛不懂得父亲的深意,只以为父亲想说的是“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

后来,她读了《堂吉诃德》,再想起父亲那句临终之言,不禁潸然泪下。如今,她只能喃喃替父亲说出那肺腑之言:“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她突然明了,原来,世间最真的感动,正是最朴素的言语。如今,她也只想对父亲说一声:“我也只是您的女儿。”

有时候,她也会在梦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梦中的他,儒雅依旧,睿智依旧,却故意板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

解放后,她还和钟书研究,如果父亲尚在人世,会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还是社会主义下的开明人士?很久前,父亲对她说过:“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世界。”他猜对了开局,却没猜对末尾,杨绛开玩笑地说:“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罢了,罢了。这是生命中必然面对的失去,也是必然经历的疼痛,或许,她的父母已在世界的另一端重逢。春风微送,把心扉吹动,就让那尘封的遗憾,在梦中一一圆满,就让那温馨的往事留在心间,流淌梦中。

她想起父亲最后的嘱托——阿必。他们几个姐妹兄弟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除了这最小的妹妹。阿必是父亲在尘世之上最后的牵挂,她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她幸福圆满。

那时阿必仍在震旦读书,还上过钱钟书的课。毕业后,她留校做了助教,还兼任震旦附中的英文老师。这个小姑娘,常常在几个哥哥姐姐家里走动,成了一家人联络的主线。

后来,钱钟书又和傅雷一起教阿必翻译,并在离开上海前夕,为她介绍了上海国际劳工局的翻译工作。对杨绛来说,她永远都是自己最亲爱的妹妹。

还记得臧克家先生的那首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此处,我们姑且不去考究生命的价值,也不去纠结“鸿毛”、“泰山”。在有些人心里,那些逝去的爱人,只是消散了形体,灵魂依然同在。

他们依然同在。父亲是,母亲亦然。

平淡幸福

一个赤诚的诗人如是吟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个惨烈的诗人,选择了卧轨,决绝自杀,这个让人心疼的诗人,用生命去探寻幸福的足迹。他说:“我歌唱云朵/我知道自己终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

不知他是否在天堂寻到圣洁的幸福,只是人间清风,幸福常在,如钱钟书、杨绛这般。

她是瘦弱的,却带着柔软的韧;他恃才傲物,却拥有一颗不老的童心。他们是世间独特的伉俪,即使沦陷上海,生活困顿,精神忧伤,依然有变着法儿的欢乐。清风吹过,一树栀子花开,因为有彼此,再大的磨难也能找到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消遣。

一个夏天,钟书的学生送来了一担西瓜。稚气的阿圆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西瓜,佩服得不得了,见了钟书,便一本正经地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

她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逗得两个大人哈哈大笑。有女如此,何愁没有欢笑?杨绛还在文章中揶揄说:“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而钟书这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自然也不甘示弱,总是逗逗她、惹惹她,有时还欺欺她。像每次吃东西,钟书总是笑嘻嘻地对阿圆说:“Baby,no eat。”而聪明的阿圆,渐渐听懂了,便小心留意杨绛的脸色,还喊出了自创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 eat!”

杨绛说:“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钟书)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叔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

他们这串小孩子很是懂事,总是在言谈间避免着那些“不文明”或“臭”的词语,而钱钟书这个大孩子却很是淘气,总是变着法子诱他们说出来,并大笑着,赖他们说“坏话”。小孩子们自然不干,围着他闹个没完。而钟书却颇以为乐,如胜利者那般神奇。

他很会逗阿圆,总是在临睡前往她的小被窝里埋置各种“地雷”,什么镜子、刷子、玩具……他一层层埋,有时甚至把砚台乃至大把的毛笔也埋进去,做完一切后,他便在一旁等着女儿的惊叫,叫了便心满意足,不叫便再接再厉。

对此,杨绛如是叙述:“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簸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故意对阿圆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她相信了,却很大度地不与父亲计较。后来,他变本加厉,说自己刚写了个开头的小说《百合心》里,有一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

这一次,阿圆大不乐意。或许,在她小小的心里,丑一点没关系,讨人厌就太冤枉了,她每天都找他的稿子偷看,而他也每天换个放置的地方,乐此不疲。

父女二人,一个藏,一个找,这样趣味横生的捉迷藏游戏,自然欢乐无限。只是后来,稿子便不知所踪,连杨绛都不知藏哪去了……

生活不就是在于自己找乐子吗?他是痴气的,并且痴气得很是别致。有一次,他曾经很认真地对杨绛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但他们一生只有阿圆一个女儿,也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他们三个人,一个痴,一个闹,一个记录。嬉笑怒骂间,一个个琐碎却温情的片段,就这样在杨绛朴实的文字间升华。

其实,幸福就在这琐碎生活间。不经意间,这平平淡淡的幸福便写满稿子,守在记忆深处。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到底,孩子想要的,便是如钱钟书、杨绛这般平淡却温情的幸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漫长艰苦的抗战岁月终于以胜利告终。一时间,爆竹声声,举国欢庆。只是百姓还没有从喜悦中走出,便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两党之争,这仗早晚是要打起来的,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没有丝毫喘息的大上海,依旧沉浸在苦难之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真可谓民不聊生。

他们微薄的工资无法应付飞涨的物价。为了生计,钱钟书于一九四六年年初接受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邀请,担任图书馆编撰。那段日子,他经常奔波往返在上海、南京之间,也经常在图书馆的《书林季刊》上发表文章。

这年夏,他应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邀请,到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开设“欧美文学名著选”、“文学批评”、“莎士比亚”、“英国分期文学”等课程。

上课伊始,院长将他请到教室,特意向全班同学介绍:“我给你们请到这样一位先生,你们真幸运。”如此知名的学者,他们确实幸运,身穿紫红色西服的钱钟书走上台去,只一口爽朗正宗的外语,便吸引了在场的学生。

这便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神情潇洒,风度翩翩。有人说,他的课如戏剧表演,是的,他用自己的语调和神色,赋予书中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力。曾经有学生,为他广博的知识和潇洒的讲课所倾倒,多次向他请教秘诀,他很谦逊地说:“我没什么,只不过能‘联想’。”

还有一位学生,很是佩服他的《围城》,尤其对三闾大学校风惟妙惟肖的描写青睐有加。对此,钱钟书幽默地说:“你可以看看所谓的训导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啰。”

后来,这个学生进一步问到小说的社会背景时,他马上收起诙谐和幽默,只搪塞道:“不好讲。”他是学者,只想倾心在自己喜欢的文学领域,那复杂的政治旋涡,他并不愿踏及。

他在暨南大学教书三年,为了方便,还特地将家搬到了蒲石路。三年间,他兢兢业业,从未迟到早退,也不应付了事。只是嗜书如命的他,每次到校都要带一摞要归还的图书,再带回一摞要借的新书。

判将装悔题全集,尽许文章老更成。正值中年,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只奈何时局动荡不安,他们过早便停止了文学创作,专攻研究和翻译方向。

《围城》出版了,反响热烈,只是他不甚满意,开始大规模地修改。《谈艺录》整理完毕后,他又张罗着写一部比《围城》更精彩的长篇小说,这便是他与女儿游戏时藏来藏去的《百合心》。

这部小说,他也是花了心思的,到他重返清华大学时,已写了三万字有余。只是藏来藏去的游戏,加上搬家时的手忙脚乱,这堆乱纸般的草稿便不知遗落何方了。

后来,环境变了,每日都忙碌不堪,便再也没有心力完成《百合心》的创作了。钱钟书回忆说:“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

时间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使我们成长,使我们睿智,也使我们不再年轻。后来的后来,钱钟书一直都没提起创作之笔,他只剩下一个顽固的信念:如果《百合心》写成,会比《围城》好一些。

对此,他很地道地说:“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

而杨绛也不再写戏剧创作,从事起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她出版了编译丛书“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同年,她也开始着手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小癞子》。

这一年,时局初定,国民党政府可谓大势已去,朝不保夕,共产党掌握天下基本已成定局。大批对共产党缺乏了解的知识分子,对这样的局势很是惊慌,如惊弓之鸟般纷纷外逃。

但还是有不愿离开祖国的文人,比如吴宓、陈寅恪,比如郑振铎、李健吾。吴宓先生说:“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决定不到外国去。”而郑振铎和李健吾,则原地欢迎新政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大学抓住时机,邀请钱钟书前往担任文学院院长,接着牛津大学再次邀他做高级讲师的信件也到了。他都拒绝了,他是这样说的:“这儿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远行万里,还是故乡土。他们不羡慕国外的生活,因为他们热爱着祖国的这片土地。

一九四九年夏,他们结束了上海的岁月,举家北上。在这个热烈的季节,他们二人受母校聘任,重返清华大学任教,浩浩荡荡间,他们步入了另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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